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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谓的“刀郎现象”里，网民的反馈毫无疑问是其中重要的内容。
在我看到的万千条网民评论中，有一句话印象颇深：“刀郎心中本无恨，无奈网友记旧仇。”这句话准确地概括了刀郎事件之所以成为“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网民无法忘记更不能容忍一些人当初对刀郎的攻击，从最简单的角度说，这些攻击违拗了他们对刀郎喜爱的精神意愿；从复杂的角度说，这些在当时几乎可以说是一边倒的“倒刀郎”的舆论，客观上是在以一种胁迫力压制网民对刀郎歌曲的喜爱，这同时也构成了对网民自身价值判断力的否定与压制。
任何压制都必然会引起反弹。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在刀郎的问题上，人们内心的被压制感一直没有找到宣泄的机会，如今突然有了宣泄的窗口，于是猛烈地迸发了出来。是的，这种被压制导致的内心感觉，用“旧仇”来形容或许有些严重，但是这两个字却也准确地反映了网民们在刀郎问题上所遭受的精神挫折，这种精神挫折就像照相底片一样被印到了人们的心灵幕布上，总有一天它会在时代精神的广阔画面上投射出倒影，打印出社会图景最真实、最清晰的图片。
如果从心理学角度看这个问题，一定不要小觑人的这种被压抑感，它往往积蓄着难以想象的巨大精神能量，对于这种巨大精神能量，我们从刀郎的新专辑《山歌寥哉》发行以来网民们山呼海啸一般的反馈中，从他们对那几个人所表达的愤怒中，已经领教一二了。那么，在这件事情当中，还有没有三、四乃至于五、六需要或值得我们领教一下呢？
我认为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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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存在是一种精神存在，而精神存在的唯一标识，是享有对世间万物万事做独立判断的权利，这种权利是神圣的，是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让渡的。你可以忍受饥饿，可以忍受严寒，但是你决不会忍受要你承认“煤球是白的”的违背常识和经验的判断，因为它从根本上否定了你作为精神存在的证明，这也就等于否定了你存活于世的精神价值，等于你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还有比这更大的屈辱么？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之所以比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文化大革命更加深恶痛绝，除了他们从物质上切身感受过极度贫困和经济拮据之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面前曾经横亘着一个绝对真理的尺度，时间万物都需要经由它的裁决和测量才可以获得存在的资格；人们曾经被强力所压制、所驱使，曾经不得不违心地做精神妥协，承认“煤球是白的”，并且随着时代的疯潮失智过、荒唐过、狂欢过。这意味着他们在自己的精神生命中曾经亲自否定自己思想意志的自由，将自己置于被颠倒了的荒诞之境。
这当然是巨大的精神屈辱，这种屈辱是任何一个自由生命都无法忍受的。犹如一个被强奸者，永远都不会忘记强奸者对其所施加的暴行，这种暴行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永远都不会愈合，因此她也就永远不会原谅施暴者。在需要指认和控诉的时候，她自然会站出来指认和控诉，自然会希望法律对施暴者施以惩罚。在我们这片国土上，至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对人民的精神强奸曾经如此广泛，如此骤烈，如此令人发指，如此骇人听闻，未亲身经历者是很难想象的。
遗忘固然是麻痹感觉的良药，但这剂“良药”对亲历者无效，人们永远都会牢牢地记着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漫延的社会罪恶，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的祖国母亲由于有人试图成为这个世界的唯一价值尺度而谋求“万岁”所遭遇过的艰难；这是用愚蠢和自大酿造成的带着甜味的毒酒，它对于民族肌体的伤害缓慢而致命。所有中国人都刻骨铭心地记得，到文化大革命末期，我们的祖国母亲已经羸弱得几乎没有气力站立了——官方文件表述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当然是高度抽象化了的概括，如果将这种概括具象化地平摊到每一个中国人身上，一定意味着物质上的极度贫困，精神上的极度匮乏，在精神匮乏里面，也一定包含着对于曾经的被羞辱的深刻记忆，这种记忆是用什么办法都抹除不掉的。
这是即便有人想重新搞文化大革命也永远不可能得逞的主要社会心理原因。
这更是今天的中华民族迈着坚定步伐向未来挺进的最基础的精神力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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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段我的亲身经历吧！
文化大革命后期乃至于改革开放相当一段时间以后，中国大陆也都还将港台歌曲政治定义为“资产阶级靡靡之音”，不惜工本地动用国家力量严厉禁止收听，更禁止传播。我记得我已经大学毕业好几个年头了，或许已经是1980年前后了，我时常用一个功率强大的收音机到延安大学附近一面静谧的山坡上收听“澳广”播放的邓丽君等港台歌手的歌曲，只有这里才可以收到这种来自境外的非法的电波信号。虽然不能说聆听那些歌曲如同醍醐灌顶，然而相较于狼嚎一般的文化大革命颂圣歌曲，却也让人感受到人的体贴，感受到人的温情，这种温情和体贴在一个冷冰冰的世界里，必将与人的心灵产生某种程度的契合和脉动，给人带来很大的慰藉和满足，而这在文化贫瘠、精神极度饥渴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是弥足珍贵的，它也必定会带来人对于其现实处境的反思，反感，乃至于——反对。
那时候我就在想，国家也真是吃饱了撑的，难道真有必要禁止这样的歌曲么？如果不禁止这样的歌曲，难道真就会亡党亡国么？人民真就会萎靡不振，都变成鸦片战争前的大烟鬼了么？伴随着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大潮，我同时也在想，歌曲好听还是不好听，应当由听者判断和决定，你怎么就非得跟我说那些歌曲不好呢？在这件事情当中，“我”到哪里去了呢？莫不是被驱赶进了猪圈，变成了一只猪猡？于是心里就有些不平，觉得挺憋屈的——如果一个人坐卧行走都得聆听指令，如果你连善恶美丑的判断力也不能有，只能听命于超级力量的裁决和指定，那你这个“人”的存在意义又在哪里呢？这种处境无形中淤积成了某种程度的抵御的情绪，恰恰是这种情绪或者类似的情绪，就像反作用力一样，反向地构成了八十年代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社会氛围，人人都渴望像人那样活一回，谁也不愿意成为被强力驱赶的没有意志、没有尊严的猪猡。一幅幅对未来构成深刻影响的历史性画面，就是在这种心灵背景上显现出来的。
我们不得不说，中国能有今天，实在应当感谢邓小平顺应民意所谋划的改革开放，感谢他“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政治智慧，感谢他对国际国内问题的准确拿捏和把握，感谢他对中国这首巨轮历史航向的正确判断和指引……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将没有资格、更没有本钱谈论今天，谈论未来。换一句话说，正是因为改革开放撤除掉了那把将公众价值消失为无价值的绝对价值尺度，才打破了人们精神上的枷锁，使人得到了解放，哪怕仅只是初始意义上的解放，就释放了中国社会内在的强大动能，否则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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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回到“刀郎现象”的话题中来。
如果读者认可我前面说的这种机理，那么你也一定能够理解，当那几个人得意忘形以极端语言伤害刀郎的艺术尊严和人格尊严的时候，当他们有意无意将自己视为唯一的价值尺度，客观上构成否定和打击其他人的判断能力、价值标准的时候，喜欢刀郎歌曲的网民会在心底里淤积起怎样的愤懑！更催悲和无奈的是，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这伙子沆瀣在一起的人有违于一个庞大社会群体对价值所做的判断，竟然不仅站稳了脚跟，甚至成为了对一位具有罕见才华的歌手的唯一价值判断，被排挤、被打压的刀郎无路可走，几乎退出歌坛，长时期默然于这个变形乃至于颠倒了的世界！
我在此前写的关于“刀郎现象”的文章里，已经尽可能论说了在缺失来自民意的法律的制约下，在所有社会空间里游荡的强力，是在何种机理下蹂躏社会的。然而无论权力、资本暗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就事件本身来说，你必须正视我前面已经在强调的现实：那几个人公然的价值扭曲行为，不仅仅是在冒犯刀郎的尊严，他们更是在冒犯一个巨大社会群体的尊严。就像我开头所引用的那句话——“刀郎心中本无恨，无奈网友记旧仇”——网民们睿智而准确地描述了一种特定的状态。
这“旧仇”是因为他们视自己为唯一的价值尺度而起；是因为他们骄横无知，如入无人之境而起；是因为他们欺辱公众的智商，有胆量公然宣称“煤球是白的”而起；是因为他们挫折公众的价值认知能力，在相当长时间里，导致人们自认为无能为力（即我平时在文章中经常提及的“无力感”、“虚弱感”）而起……如果说“仇”这种东西是被激发出来的，还有比这伙子人的上述言行更强烈的激发作用吗？
好在十数年以后，事情终于像回旋镖一样飞了回来，落到了它被抛起的地方，那几个人抛出回旋镖的人终于如其所愿，得到了他们本应当得到的报偿，成为一个巨大社会群体的泄愤目标——尽管从心底里说，我对他们遭遇到的网络揶揄、声讨乃至于谩骂、攻击不无同情。
有读者可能会问：“陈行之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知道你为什么着意指出公众的尊严不可被亵渎，不可被欺辱。可是，从这件事情当中，你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谁也无法成为唯一的价值尺度’这句话呢？难道这里面有什么更深刻的内涵吗？难道这里还另外有什么东西更需要引起我们注意和警惕的吗？”
当然有更深刻的内涵！当然另外有更需要我们格外注意和警惕的东西，我甚至可以说，“刀郎现象”留给我们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从这一事件中引申出来的具有政治哲学意味的意义——这里的“意义”二字，应当用粗体字藉以强调——这种“意义”的普遍性、普世性，甚至是它的真理性，可能远超人们的想象。
好！我们现在就心平气和地讨论一下，这“意义”究竟是什么意义。
为了把事情说清楚，我可能要沿着政治哲学的路径稍微往远了绕一下，然后再回来做结论性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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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标题“谁也无法成为唯一的价值尺度”并不深奥，说的仅仅是常识。常识是什么东西呢？常识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共同接受并形成共识的价值概念，例如佳肴美馔是香的，粪便和呕吐物是臭的；山河湖海、鸟语花香是美的，阴沟烂渠、污浊腐朽是丑的；悲天悯人是善的，仇恨残暴是恶的……等等。
常识构成了人类价值系统的绝大部分，是人类价值系统的基础，由此产生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仅只是对常识的归纳和阐释而已，也可以说是常识的形而上之果。甚至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品貌，是由一定时期的常识的存在样态所决定的——常识作为常识存在，那个社会就是或者说基本上是健康的，是发展的；反之，如果常识无法作为常识容身，那个社会就一定是混乱的甚至是停滞的、倒退的。也可以说，人性的内在机理与社会的内在机理是相通的，看到不同的人性侧面，也就同时看到了社会的不同侧面，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仅只是从这两种形式的存在中抽取出来的用概念作表达的另一个世界，即来自于现实世界的观念世界而已。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很有必要考察一下，常识在人性或者说社会的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都有哪些具体的体现？这将扩大我们在试图探讨的问题上的视野，有利于我们把事情看得更加清晰和透彻。
我们先说纵向方面：“常识”贯穿在温良恭俭让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虽然数千年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一直是皇权专制主义，但是作为历朝历代治国之本的儒家文化，却也在不断提倡和强调统治者对人民要温良恭谨，要有敬畏之心；儒家文化甚至容纳了道家所提倡的“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竭力主张给社会以足够的宽容，为社会预留充分的发展空间，不要用一把尺子去丈量和规范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国士大夫们总是津津乐道“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如果你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你就会发现，他们实际上是在强调老子所宣扬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道德经·第五十七章》）的治国主张，士大夫们甚至将贞观之治的“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看成是出现盛世的必要历史条件，是国家政治或国家统治的基石。
我们这样述说这件事显得太学术气了，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把话说明白：你甭成天想着按照你的想法折腾老百姓，只要你少管事或不管事，老百姓自然知道怎样活着最好，怎样活得更好。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一个叫管仲的政治哲学家就把这里面的机理用清晰透彻的语言描述了出来：“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管子·禁藏》）
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对此也有类似表述：“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道之所符、自然之验。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即便现在来看，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先人们确实挺睿智的？是不是觉得他们目光如炬，具有洞穿历史、洞穿人性的强大力量？尤其是那个姓管的家伙，你是不是觉得他比我们当下那些远离现实十万八千里，深埋在故纸堆里，陶然于超现实的所谓“学术”之中，闭住眼睛喃喃自语，在纸面上重复一些就连鬼也看不懂的古言古语，完全不知道丫在说什么的所谓“专家”、“教授”更接近人们的日常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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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以来，我们固然不能说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很好地践行了先人们的理论，但是为数不多的所谓“盛世”的出现，的确规律性地表现出“无为”，也就是对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不进行干预或者尽可能少进行干预的特性。在我们的话题范畴，就是：不要给社会横插进绝对性的价值尺度，不要总是提醒社会和人们什么事情可为，什么事情不可为，这样做往往适得其反。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陕北插队的时候就发现，贫穷并非源于民众的懒惰，并非来源于自然条件恶劣、土地瘠薄，甚至也不是来源于老天爷失责，成天不干正经事，而是来源于国家行政权力（大队-公社-县委—地委—省委—中央）对农业生产过程的系统性干预（学术名称是“一大二公”、“计划经济”）。结果，广大农民千百年以来积累起来的农业生产经验被轻忽、被搁置，对农业生产完全无知的干部们则人模狗样地站到田间，指示说“只许种这个，不许种那个”、“只许这样种，不许那样种”，甚至像抽风一样“与天奋斗，其乐无穷”，大规模搞劳民伤财的所谓“农田基建”运动，削平山头，把坡地改造成为塬地。当时的场景确实好看，红旗飘飘，凯歌嘹亮，口号震天，而在它的细部，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民兵小分队提着棍棒在梭巡，动辄就追逐着人进行殴打，被强制到工地夜战的妇女不得不把孩子生在工地上，老弱病残也难逃这奴隶般的劳作之苦，致人死命者不计其数……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成千上万的人齐心协力，终于将含有腐殖质的熟土深埋到了地下，把类人猿时期就沉积下来的生土硬生生给翻了出来，铺成看上去很好看的平厌厌的塬地。哪里想得到，这些塬地都齐刷刷地赌气一般寸草不生，连老鼠都养不活，更不要说生产粮食了；好端端的养活过千万代庶民的皇天后土——陕北地区在历史上并非不毛之地——硬生生被改造成了飞沙走石、鸟兽绝迹的戈壁滩，老百姓只好挨饿，只好吃返销粮，只好带着大队介绍信外出去乞讨。
后来一些有家庭背景的北京知青实在看不过眼，就到北京“汇报”去了，结果惊动了党中央，惊动了周恩来总理，陕北地区种种匪夷所思的荒唐行径才得到纠正和制止。这件事成了到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的一段佳话，深得当地老百姓赞赏。问题是，全国这么大，哪里就会有那么多“通天”的红二代？周恩来总理哪里管得了那么多事无巨细的事情？所以就全国来说，我们说人们随着政治起舞，“全国一盘棋”，全民陷入了疯狂，撒起了癔症，谁也不打算好好过日子了，一点儿也不为过。
改革开放释放出强大的生产力，几乎一瞬间就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的吃饭问题，如前所述，可能有这样那样的许多原因，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终于撤除了那把绝对的价值尺度，不再对社会生产过程进行裁决和干预，即我们老祖宗所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富”，只要你丫不管，只要你不用一把尺子去丈量纷繁复杂的社会运动，时刻想着指明方向，自负而无知地制定什么统一的规矩和标准，老百姓就不至于忍饥受冻，就不至于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连老鼠也饿得站到街头骂娘，一切的一切就会都很好。
小岗村冒死闯出的那条路（为了防止权力的追究和加害，他们是写了生死契约的）其实没什么神秘的，就是挣脱享有绝对控制力的权力对人性发展的束缚之路，这也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把这一点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有的人甚至还想把改革开放解释成其他什么纯精神、也就是纯粹是由权力意志制造出来的东西，可谓是无知无畏、可笑至极。一个社会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大变革的到来，绝非歌词“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那样简单，任何对潜沉在社会任何角落的图谋发展的人性意愿和巨大动力的忽视，都是不得要领，都是昏三章，都是别有用心，另有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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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常识”在横向上又如何呢？
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是孪生子，它们在精神上、生理上有很多相同的基因，你很难说是政治文化塑造了社会文化，还是社会文化塑造了政治文化。你比如我前面就说过，在皇权专制主义时代，以维护皇权专制主义统治为己任的儒家文化却也在不断提倡和强调统治者对人民要温良恭谨，要有敬畏之心。这种政治文化横向弥漫到民间，就演化成了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温良恭俭让”，人和人之间，讲究以礼相待，恭谨谦让，长幼尊卑有序，甚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而不是我们今天有人调侃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在历朝历代成千上万种蒙学书籍（儿童开蒙读物）和论说人情世故的读物中，随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劝诫：“径路窄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的，减三分让人尝”、“平生只会说人短，何不回头把己量”、“完美名节，不宜独任，分些与人，可以远害全身；辱行污名，不宜全推，引些归己，可以韬光养德”、“杀人一万，自损三千；伤人一语，利如刀割”、“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藏巧于拙，用晦而明，寓清于浊，以屈为伸”、“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寸心不昧，万法皆明；明中施舍，暗里填还；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肚里蹊跷，神道先知”、“风来疏影，风过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也算是道尽了做人的境界。
要知道，上述种种并非读书人的坐而论道，而是对民间境况和民间经验的归纳总结。这就是说，他们出自中国传统社会的传统文明，这种文明在目前虽然仍有痕迹，但是它的主流已经随着历史的演变逐渐消失为无形了。我在《这是一个道德脱落的时代》（2023-5-9）一文中，用较长的篇幅描述和论说了这种你很难说好还是说坏的社会历史进程。怎么说呢？我们从社会发展中得到了很多很多，却也失去了很多很多——这令人瞠目的算式，经常使我们在心底里喟叹：“唉！何苦来哉呢？”我们目前正身处在一种“六神无主”的独特历史情境之中，谁也无法估算何时走出这个既让人无奈、又让人无所措手足的轮回。
这可怕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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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经历过的，才知道我们失去的那个世界的真实情形。这与庄子所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有关，即：你的感知只能与你出生时候那个世界的景况发生联系，其他就只能靠间接材料来做弥补了。
笔者出生的时候，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社会——也有学者准确地称之为“乡绅治理社会”——刚刚远去不久，还可以依稀看到它的背影。小时候经常听父母亲讲述村里的事情。我们村有两个地主，村民们尊称他们“大先生”、“二先生”，至少在我父母亲的讲述中，“大先生”和“二先生”都不是周扒皮那样的缺德玩意儿，反之，他们与乡亲们情同手足，做了很多经常被人念及的善事、好事；我印象里似乎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半夜鸡叫”那样丧尽天良、缺八辈儿祖宗德的事情；我也没听父母控诉说，这俩地主像黄世仁那样霸占了哪户人家的黄花闺女，哪个黄花闺女逃进了深山，最后变成了“白毛女”，即所谓的“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村子里更没有发现刘文彩设立的那种用来专门关押折磨穷人的“水牢”……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反之，与我们当时正在经历的带有强制性质的吃公共食堂、大炼钢铁、大跃进运动相比——那纯粹是劳民伤财的瞎折腾——那逝去了的岁月似乎有一种值得回味的熨帖、静谧与安宁，我从父母亲的脸上和目光中看到的是怅惘，是怀念，是留恋。这或许与他们的阶级立场不很坚定有关吧？
我父亲作为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一个曾经长时间当面与日本鬼子周旋的八路军地下武装人员，竟然时不时流露出“收获了完全没有想到的东西的”失望感，这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一直特别鲜明深刻。然而我当时并不理解父亲。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时候我们全家已经搬到了北京——每天凌晨三四点钟，父亲脖子上都要挂着写有“叛徒”两个大字的黑帮牌子去扫大街。我躺在床上，听着胡同里传来的唰唰的扫帚声，感觉就像扫帚从我的心头划过去一样，那里渗着血，我终于理解，父亲为什么会感到失望了。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终于与农耕文明时期形成的传统道德相脱离，社会伦理关系、人际关系、生存意义上的群体状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儿时浸润其中的那种温暖的道德状态，紊乱和消失在了冷冰冰的社会时空之中，逢年过节，再也看不到互相打躬作揖的乡亲们了，再也看不到孙子、孙女跪在炕上给爷爷、奶奶磕头的场景了；在漫长漫长的时日里，再也不会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淳朴乡风了，再也不会有邻里相望相守的乡情了。而在城市里，在水泥森林之中，人无以复加地碎片化为在夜色中摸索人生的孤魂野鬼，住对门数十年竟不知对方的姓名，胡同里消失了“大爷”、“大妈”的亲切问候，待之而起的是“我弄死你”的生命威胁，是为了一尺宽的地方大打出手的争竞，是你算计我、我算计你的尔虞我诈，是缺斤少两、掺杂使假、坑蒙拐骗的下三路伎俩 ……人的生存演化成为了无休无止、疲惫不堪的奔行，谁也不知道哪里才是终点，人人都觉得疲惫不堪，谁都想摆脱一切责任，躺下来享受哪怕是一分钟的小憩。
就在这时，你听到“马户”、“又鸟”对另一位才华横溢的歌手的诋毁和攻讦，你会感觉奇怪吗？你会感觉惊诧吗？你不会了，因为这一切对于你来说都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个姓刀的人经历过的，你早就经历过了，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长久以来，你就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定义“自我”的，你早已经成为了“非我”的“他我”，你被僭越了，你早就成为了自己的对立物……哲学家萨特那句“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哲学名言，令人惊心动魄地看到了人的这种被异化的过程，我们所有人都处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卑微的个体生命，我们的“我”，正是在这个无情的过程之中被溶解、被消失的，就好像我们从来没有来过。或者说，我们从来没有从自身发现过什么“意义”，犹如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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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在这个没有规则的世界，竞争越来越具有丛林色彩。
丛林的最显著特点，是都想当王，为此可以使尽各种招数，或者阴鸷狠毒，或者粗野残忍，总之没有消停的时候。然而经过数十万年进化，人类早已经脱离动物界，变成了智慧生物，这种脱离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智慧被人性的善与恶向完全相反的方向拉拽，没有止境地向极致发展。在恶的一端，人们往往会用一些花花绿绿的东西装扮起他们的真实的罪恶动机，在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里面，最不容易被人怀疑的，是伪善之“善”，虚假之“善”，甚至是正义之“善”。
在皇权专制主义时代，这种“善”是以血亲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也是人类就最具争执的问题相互间所达成的一种妥协，这种妥协造成了被各方接受的所谓的“正统”。进入15世纪以后，至少在西方，随着市民阶级的兴起，这种“正统”受到严重冲击，于是造成了“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的局面，人类历史从此折而向人的全面解放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所产生的一个消极副产品，便是更进一步造就了人类的狡黠，伪善的、虚假的“善”愈发胆大妄为，那面被扯来装点门面的“正义”的旗幡，愈发显得触目和鲜艳，它遮挡了更多的人性之恶、社会之恶。
这是很有欺骗性的遮挡，多少人性恶和社会恶都躲藏在“正义”的阴影之下恣意妄为。这里边的最大恣意妄为，就是总有人为世界划定价值尺度，不及不成，过之尤不成，总之一句话，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中心，是普渡众生的救世主。这种有违于绝大多数人意志的意志，当然会随着人的地位不同而不同，然而就其内在机理来说，是一样的。“机理”是可以传导的，社会组织、社会人群乃至于人类个体，高端与低端在本质上都没有什么不同——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想用自己的意志裁决世界，割世界的韭菜；希特勒想用自己的意志扩大生存空间，不惜把世界打个稀巴烂；日本军国主义想用自己的意志占领全中国，犯下至今没有被彻底清算的反人类罪行；被中国共产党人严厉声讨的蒋介石集团，则想用自己的意志排除异己，实行“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而在最广大的社会空间，各路诸侯、各色人等，由着性儿巧取豪夺，也都打着“正义”的幌子，或者制定带有黑帮帮规性质的游戏规则，或者拿一把尺子度量出现在他眼前的所有人，一旦有不合规格者，必定会想方设法将其淘汰出局。所谓“劣币驱逐良币”，所谓“逆向淘汰”，所谓“阶层固化”，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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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当然看得出，我并不是为了饶舌才举例这些事情的，换一句话说，这些事情都严丝合缝地契合在了我们的话题之中：在“刀郎现象”中，当“那伙子人”肆无忌惮诋毁和攻击刀郎的时候，他们就是在把自己视为唯一的也是绝对的价值尺度，他们认为排挤刀郎合理合法，没什么可说的。
于是，在我们绕了很大一个圈子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话题的原点，接续到了本文开头的地方：“那伙子人”不仅欺辱了刀郎，更欺辱了绝大多数人的智商；被欺辱的人当时无力反抗，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忘记了曾经遭受的欺辱，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说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尊严的权利——这就是网民所说的“记旧仇”——他们只是需要一个机缘而已。现在，随着刀郎歌曲《罗刹海市》打开的一道缝隙，一股一直被压抑的洪流终于喷涌而出，形成了民意的滔天巨浪，无情地荡涤着淤积在历史河道里的污泥浊水，它那巨大的冲力，真是让人叹为观止，这一定是“那伙子人”包括刀郎本人也绝对没有想到的。
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历史具有一种向善的本能，它总是呵护弱的一方，总是能够给被欺压和被侮辱的人提供宣泄的机会。古往今来，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就是这样书写的，所以无论多么艰难，多么坎坷，我们也总是骄傲而自信地嘱咐自己说：“等着，谁也逃不脱历史法则的裁决，谁也逃不脱。”
想起来也真是可笑：跟历史这把可以丈量天空和大地的巨尺相比，那些人手里挥舞着的那把三五寸长的小尺子，算得了什么？！
谁也无法成为唯一的价值尺度。你——无论你是谁——永远不会成为唯一的价值尺度，永远不会。“那伙子人”太不聪明了，太不自量力了，太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太忽视社会“善”的强大动能了，尽管它似乎已经很微弱，尽管它有时候不得不退守，可是它仍然在，它就潜沉在社会的深处，潜沉在人心的深处。想想也是，这历经两千多年浇铸而成的巍峨、深邃、广阔的巨大文明体，哪里容得几个挑梁小丑在它面前“偷偷拨弄镜月的指针”（语出刀郎专辑《山歌寥哉》中的歌曲《翩翩》）？！他们以及一切与他们类似的人，难道不是都太高看自己了吗？！
2023-9-19
作者谨启
本文《谁也无法成为唯一的价值尺度》（2023-9-19）是议论“刀郎现象”系列文章中的第四篇，第三篇是《潜沉在社会历史深处的遗传密码——三说刀郎现象》（2023-9-11），第二篇是《用蒲松龄的酒浇自己的忧愁——再说刀郎现象》（2023-8-8），第一篇是《赢者通吃和社会丛林法则——兼说刀郎现象》（2023-7-31），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