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若没有对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持续不断的
信仰，便不能活下去，而无论这种不可摧毁的东西
还是持续不断的信仰，都可能是长久潜伏着的。
——卡夫卡
1
阅读一位作家研究另一位作家的作品，通常有三个视角：一、关注作家本人；二、关注作家研究的另外一位作家；三、既关注作家，又关注作家研究的作家。这三个视角一般由读者的视野、阅历和知识积累所决定，然而作品的内在品格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句话的意思是，有的作品使你不得不用第三种视角看待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今年出版的英国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的《另一种审判：关于卡夫卡》，就属于这样的作品，我们阅读卡内蒂研究卡夫卡的文字，同时也是在阅读卡内蒂本人。
我对卡夫卡和卡夫卡作品极为看重，曾经写过数篇文章表达我的见解。换一句话说，我对任何关于卡夫卡的话题都很感兴趣，因此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同志约请我谈一谈对这本书的印象时，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下来，这是我很乐于做的工作。
2
这本书是德国卡内蒂研究专家苏珊娜·吕德曼和克里斯蒂安·瓦辛格编辑成册，于2019年出版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迅速引进，于今年一月推出第一版。这本书325页，将近28万字，装潢设计以至于印制装订都很考究，拿在手里有一种厚重的“大书”的感觉。这本书实际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卡内蒂笔记、日记、书信和演讲中与卡夫卡有关内容的摘录，这部分内容约占全书三分之二左右，另一部分才是本书书名所显示的研究卡夫卡的专著《另一种审判：卡夫卡致菲利斯的信》。
一本优秀作品，通常都有较难进入的问题，这本书也是一样。阅读前半部分的时候，我觉得卡内蒂谈论的都不是我期待看到的东西，它完全是个人化的，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卡内蒂与其说是在谈论卡夫卡，倒不如说他是在通过卡夫卡谈论自己，“我”也就是卡内蒂始终占据中心位置，卡内蒂谈论他的小说《迷惘》，谈论他的人类学著作《群众与权力》，而卡内蒂的这种谈论，相较于他的谈论对象卡夫卡，有一种不应当在谈论卡夫卡时出现的自负气质，这让人感觉很不舒服。卡内蒂比较张扬舒展，犹如他反复说到的壮硕的身体，旺盛的食欲，强健的性能力（他六十岁还在经历爱情），也没有遭受过重大挫折，事业真可谓是一帆风顺，从哪个角度说，他都属于处在人类生物链顶端的人上人。正是由于这些方面的特点，在与卡夫卡的对比中，卡内蒂似乎很享受生物学意义上的优越感。
而所有这些东西，在卡夫卡那里则完全相反——他身体羸弱，性情内敛，精神压抑孤独，我们从卡夫卡的信件和笔记中甚至可以寻摸到卡夫卡对身体状况的焦虑，这里面也暗含着对性能力的焦虑；在人类丛林中，无论在社会学意义还是生物学意义上，卡夫卡从来都不是强者，他只是一个永远试图逃离这个世界的弱小生命。卡内蒂与卡夫卡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作家与作家在精神气质上完全不同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形，这是由他们所处时代和不同生活经历所决定的，更有精神乃至于生理差异的原因。性格不同，生活境遇不同，精神生活不同，当然也会带到作品里，所以，我前面说的对卡内蒂的感觉不是很舒服，也不能说都是卡内蒂的责任，实际上这并不影响我对这个人学术质量的判断。果然，进入到本书后面三分之一部分，即卡内蒂1968年写的《另一种审判：卡夫卡致菲丽斯的信》时，我们就具体地感受到了一个伟大作家对另一个伟大作家的由衷赞赏，这迫使我把书翻到前页，重新阅读那些没有对我构成深刻吸引的文字，结果发现，我可能错怪卡内蒂了。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正是因为卡内蒂的独特个性，我们手里才拥有了这本风格独特的书。
至于卡内蒂为什么为本书取“另一种审判”作为书名，我看到有人解释说，这是卡内蒂关于卡夫卡和自己的另一种审判。这场旷日持久的“审判”显然是双向的，既是比较、审视，也是内省和独白；是卡内蒂与卡夫卡这位“残酷伙伴的对话”，也是20世纪两大德语作家之间的传承，完整呈现了一位在卡夫卡影响下成就自我的精神旅程。我认为这个解释是准确的，可以接受的，然而我觉得这里边也许还含有更深层的涵义：在卡夫卡描述过的现实情境的审判之外，还有一种现实情境之下的审判，而这种审判所审判的，正是在现实情境之下不可能被审判的。我们从卡内蒂的字里行间都能够感觉到这种东西的存在，它就在那里，只不过很少有人将其说破而已。卡内蒂也没有把它说破。
倾尽毕生精力对卡夫卡进行研究探讨的评论家、作家遍地都是，然而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里，还没有一个人像卡内蒂那样从独特的视角、以自己的真知灼见进入到卡夫卡的世界之中的；卡夫卡在我们面前还从来没有像卡内蒂观察和描述的那样，呈现出清晰的质感、多角度的精神层面、丰饶的灵魂世界。通过卡内蒂的提示和指引，我们几乎可以直接感受到卡夫卡在他以逃离为其主要特征的精神生活中的恐惧与颤栗，直接感受到卡夫卡那纤细而敏感的心弦发出的每一下细微的振动，感受到一个羸弱灵魂或者在苍茫的人海中孑然而立，或者在一条孤僻的小路上踽踽独行的情景。
这是一本非常值得重视的书，无论专业的文学研究者，还是喜欢卡夫卡或者卡内蒂作品的阅读者，都有必要将其纳入视野，它会丰富我们对卡夫卡的认识，丰富我们的对文学世界的见解，丰富我们对这位罕见的天才作家精神境界深邃空间的洞悉。
3
卡夫卡被认为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之父，这个桂冠他是顶戴得起的。
顶戴桂冠的人，人们一般都想象为是很有身份感的人，然而你若是对卡夫卡的生平稍微有所了解，你就会发现，他只是一个丧失了大部分生存功能、在生活上几乎不能照料自己的人，这样的人，不仅不会有什么“身份感”，甚至就连最起码的生存感也丧失掉了，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他失去了自己生活的根基。事实上，卡夫卡的确是这样度过自己一生的。他不是活在现实中，他只活在他的精神生活里；在现实生活中他是羸弱的，在精神生活里他又是强大的，尽管这种“强大”常常是以意念化的极度渺小和虚弱表现出来的。
卡夫卡几乎一辈子都只是他出生（1883年）和成长的布拉格——布拉格距离维也纳250公里，当时是奥匈帝国领地波西米亚的首都——一家半官方性质的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父母亲经营着一家妇女用品批发商店。就经济境况而言，虽然不能说囊中羞涩，却也绝不是——用现在的话说，也绝不是“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人。这对于卡夫卡这样一个精神生活几乎覆盖了全部生存的人来说，倒不是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在于，他眼前的这个世界对他构成了极为沉重的压力，这就使得他的全部生活都变成了艰难而孤独的精神跋涉。可以说，卡夫卡的全部人生都处在这种连续不断的精神跋涉之中。
在当时的布拉格，卡夫卡所从属的犹太人只是斯拉夫人中间的少数人族裔，一定程度上他们是一些生活在社会主流之外、活在生活边缘的人；他们使用的德语，也是只有少部分人才使用的小众语言；在家庭里，就连他自己的亲生父亲，也由于性格专横成为了某种具有压迫感的异在力量，成为了世界对卡夫卡构成沉重压力的一部分。简而言之，卡夫卡一生中遇到的最大麻烦、他感受到的最大困窘，是来自外部世界并转化成为其内在的精神心理现象的压力，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全人类共同遭遇到的麻烦。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放到人类命运的全部进程中考察，那么我们还可以说，压力，是人类遭遇的永恒的问题。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宣称感受到压力，但我们的压力与卡夫卡的压力在程度上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压力实际上是被分摊到多个场域的，譬如经济拮据、社会上升通道堵塞、人际关系不和谐、家庭不和睦之类，它在一定程度上被分解和稀释了，因此它很少会是致命的。由于卡夫卡极为特殊的精神构造，他所承受的压力则综合性地集注或者说被封闭在他的精神领域，就像一个尖锐的锥刺抵在皮肤上，是一种随时都可以穿透皮肤、直达肌肉、神经乃至于骨骼的残忍力量。卡夫卡一生都在徒然地与这种压力抗争，并且不出所料，他输了，输得很惨很惨，以至于在他逝世之前，这个不再对世界、不再对抗争抱持任何幻想的人，在遗嘱中嘱咐他唯一的朋友布罗德销毁他未出版的全部作品，已经出版的也不要再版——这意味着他打算亲手扯断他与眼前这个世界的唯一且极为脆弱的联系了。
可庆幸的是，或者说，让世界幸运的是，布罗德出于对这位挚友的热爱，没有执行他的遗嘱，相反，他把卡夫卡的作品收拢起来，进行了认真的甄别和整理，并且把它们一件一件展示给了世人。世界因此而改变了，从此以后，人类文学艺术史就分为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一个是没有卡夫卡作品的阶段，一个是拥有卡夫卡作品的阶段。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人类拥有了完全不同的精神记录，完全不同的精神空间，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再也剔除不掉卡夫卡的名字了。
4
卡夫卡是1924年6月3日因肺结核在维也纳附近的基尔林肺病疗养院去世的，当时他年仅40岁。
这一年，居住在维也纳，在离卡夫卡逝世地仅12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叫卡内蒂的年轻人即将迈入19岁门槛。这两个人没有任何交集，虽然那时候的卡内蒂已经萌动了进行文学远征的雄心，但是他不知道卡夫卡，原因是：卡夫卡默默无名，在当时的布拉格和维也纳，无论文学界还是社交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更没有人在意他的逝世。卡夫卡是在可怕的精神孤寂的状况下，悄然完成他那卑微的生命之旅的。
在布罗德的努力下，卡夫卡逝世的第二年，卡夫卡的作品就开始陆续进入人们的视野，然而卡内蒂第一次读到卡夫卡作品，已经是六年以后，也就是1930年了。卡内蒂在日记中如此记述了这件不同寻常的经历：“1930年冬天，我正在撰写小说《迷惘》——它那时当然还没有名字——我初次接触了卡夫卡。我在（维也纳的）兰伊书店购买了《变形记》和《饥饿艺术家》。我为《变形记》着迷，它在我眼里是完美的……那个冬天没有任何别的文学著作如此地接近我……毫无疑问它影响了我这部小说（指《迷惘》——引者注）第一部分之后的进展。”
从此以后，卡夫卡就进入到了卡内蒂的文学世界，不仅仅是文学本身的世界，更是凡是涉及文学和写作的卡内蒂的观念世界。在他数十年间写作的日记和笔记当中，经常就会冒出他对卡夫卡的理解，对卡夫卡的评判，对卡夫卡的赞赏，甚至对卡夫卡的崇拜。虽然这中间他也无意间流露出某种程度的自负——这在卡内蒂那里是非常明显的，至少这本书中的某些篇章里是如此——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做这样的断言：卡夫卡之于卡内蒂，是教父级的人物，卡内蒂的文学活动，他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随时随地都在受到卡夫卡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是那么集中和深刻，以至于我们有理由确信，没有卡夫卡，就没有卡内蒂。
是的，卡内蒂的确有一种自命不凡的气质，对此他自己并不回避，1968年9月21日，他在笔记中直言不讳写道：“我这个拥有成为拉伯雷资质的人，狂妄、自大和粗野，却变成了反面，被卡夫卡禁锢了六个月。”意思是卡夫卡的内敛和退守，在一定程度上使他收敛了自己的性格。这时候的卡内蒂是可爱的——我的意思是，如果单纯把卡内蒂作为一个伟大作家和评论家看待，那么，他究竟是如何看待卡夫卡的，他对卡夫卡有哪些方面的独到发现，当然也就变得十分重要了起来。
我们还可以换一种说法来述说这件事情：虽然不能说卡内蒂的文学地位与卡夫卡同样重要——我对卡内蒂的作品很隔膜，除了《群众与权力》之外的作品，甚至长篇小说《迷惘》都没有读过，所以我的这个断语未必准确和公道——但是这位著作等身、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1981年）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小说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社会学家对卡夫卡的任何评价，毫无疑问都是值得重视的，这对于喜欢卡内蒂作品和卡夫卡的文学世界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我就是从这个角度看待卡内蒂，看待他对卡夫卡的评论的。
5
如果让我引用卡内蒂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来概括他对卡夫卡作品以至于他全部生活的印象，我认为如下话语是合适的：“要成为一个人，必须像卡夫卡那样变成一只虫，只能爬行，生活中一切都注定失败……他（指卡夫卡）的境界是无能为力。”（摘引自卡内蒂1964年12月14日、12月26日的日记）
卡内蒂没有说错，“无能为力”、“变成一只虫”确实是卡夫卡逃避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卡内蒂往往将对卡夫卡构成压力的东西表述为广义上的“权力”）的唯一方式，这不仅反映在卡夫卡的全部作品中，更反映在卡夫卡所有形式的文字中，包括他的日记，他随手写下来的只言片语，格言警句，他的情书，以及大量没有完成的著作的断简残篇。一个活了短短四十年的生命，却给世界留下了三百多万字的文学遗产，我们只能理解为，他是以写作的形式存活于这个世界之上的；写作之于他，既是生命的过程，更是他“变成一只虫”以躲避压力、反抗压力的过程。
在压力面前，人们一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勇敢地迎难而上，反抗压力，这是绝大多数人所采用的方式，你既可以用“谋求上进”、“寻求发展”来形容，亦可以用“奋斗”、“征服”来形容；另一种是怯懦地退避三舍，想方设法为自己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这就是卡内蒂所说的那种“变成一条虫”的主动退避了。至少在精神领域，卡夫卡一生都在逃避。逃向哪里呢？他逃向了犹如茫茫戈壁一般空旷而孤寂的精神世界，他在那里似乎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似乎找到了支撑自己的力量，于是他像中了毒瘾一样，只要有机会，就会逃离开现实生活，退回到被他称之为“地洞”或“巢穴”的地方。
即便是在那里，他也很难获得完全意义上的安全感，他总是处心积虑地想象着某种危险正在向他迫近，在小说《地洞》（1923年）里，他令人心碎地描述了躲藏在这里的小动物如何恐惧，如何惶惶不可终日，如何处心积虑地防范迫在眉睫的危险，而它的躲藏和防范，在我们看来又那么没有意义——我们阅读这篇小说，可以感受到极度压抑的危险感觉，感受到那个聪明的弱小生命随时都面临着灭顶之灾。我认为这部小说毫无保留地直接描述了他穷尽一生的精神状态，在卡夫卡所有作品中占有独特位置。
对卡夫卡不甚熟悉的读者，如果想在最短时间内了解卡夫卡，或者至少形成某种程度的初步印象，我建议你首先阅读《地洞》，仅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就可以让你了解“卡夫卡”三个字的全部意涵。如果你试图将视野再扩展一些，了解更深入一些，那么，你从长篇小说《城堡》（1922年）和《审判》（1914年，也有人把这个书名翻译为《诉讼》。我认为《诉讼》更准确些。这里遵从本书译者的意愿，也称之为《审判》）、中篇小说《变形记》（1912年），甚至长达103页的《给父亲的信》（1919年）中，还会看到更多“卡夫卡”的不同变体，或者说，你会看到卡夫卡更加多重的意象。正是这些变体和意象，构成了卡夫卡独一无二的精神世界，被我称之为被压力碾压成为齑粉的、由虚弱和匮乏的碎屑堆积而成的精神世界。
这真是让人伤心和悲痛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这个世界却由于卡夫卡的虚弱、匮乏而在精神上变得强大和富有了。
6
卡内蒂作为阅读者进入卡夫卡的世界之时，也就是我前面说过的1930年他初次读到《变形记》和《饥饿艺术家》的时候，还不是一个声名卓著的作家，但是——我前面已经介绍过——这位后来变得声名卓著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心灵上却留下了卡夫卡的深深烙印，以至于他一再反复强调，在他全部的创作生涯中，卡夫卡对他的影响广泛而深刻，无人能及。他这的这些话所言非虚，我们可以从他大量涉及到卡夫卡的评论中，感受到卡夫卡在他文学活动和精神世界中所发生的重要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说，在对卡夫卡精神世界和文学世界的发掘和理解上，卡内蒂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只有卡内蒂这种具有内在精神质量的人，才能够做出这种贡献。
我下面引述一些卡内蒂对卡夫卡的评价，提供给读者品咂和欣赏，你会不会觉得每一条都显示出特有的开创性和独特性？你会不会觉得这些评价使你对卡夫卡的认识增加了很多纵深？你会不会有一种涉入哲学殿堂的宏阔感觉？我相信会的。我更相信，你必定会由不得喟叹人类智慧有时候真的犹如宇宙深空一般令人目不暇接、引人入胜。
——“卡夫卡的伟大和严谨令人叹为观止。”
——“他对我影响如此之深，令我如同重新来到这个世界一样。”
——“当我读到那个故事（指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引者注）的内容时，我的心跳都停止了。”
——“《地洞》构成了卡夫卡所有元素的惊人统一。”
——“他由恐惧构成，他就是恐惧。”
——“通过明确而使事情变得不明确：卡夫卡的天分。”
——“无论他把脚踏在哪里，都会对那片地面有不确定感。”
——“他身上令人震惊、也让我不安的，是他稳定的成熟状态。”
——“他对于官僚权力的感觉，没有任何一个现代作家曾经以这种精确性和纯粹性表现过。”
——“在卡夫卡面前，每个作家都是微不足道的。”
——“成就卡夫卡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没有意图，他成为作家不是出于生物性意志，而是出于假定的虚弱。”
——“他的残酷是一种非斗士的残酷，事先就感觉到伤口，一切都切入他的肉体，而敌人却毫发无损。”
——“卡夫卡身上令人兴奋的、真实的东西，永远是失败。”
——“目标似乎是有的，但是永远无法企及。”
——“信的内容根本和她（指菲利斯——引者注）无关，他不想要她而又想得到她，一想到她的存在就无比恐惧。”
——“别人踏着步伐前进，他行进在怀疑中，怀疑始终是他最虔诚的本性。”
——“卡夫卡可能是这个时代唯一让我尊敬的作家。”
——“去年读完卡夫卡的所有作品时，我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自己被摧毁了。”
——“卡夫卡的文字……对我如此影响之深，令我如同重新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样。”
——“他对于官僚权力的感觉，没有任何一个现代作家曾经以这种精确性和纯粹性表现过。”
——卡夫卡“在每一个故事里都有权力的因素。”
——“他所有的变形都是为了逃脱的变形。在他的私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是转变为病人，从而逃脱婚姻。”
——“‘直立的恐惧’——卡夫卡的这句话让我无法忘怀。”
……
诸如此类的格言警句式的评语在本书中不胜枚举。在我看来，任何一句评语都是理解卡夫卡的入口，这些评语会让你有一种得到打开“卡夫卡之门”的许多把钥匙的感觉，让你脱离不得其门而入的窘境，你随便用其中的任何一把钥匙，都可以打开其中的一个房间，都可以从那个房间里看到琳琅满目、熠熠生辉的精美艺术品。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对卡夫卡理解得最为深刻、透彻和全面的人，我相信，卡内蒂一定是其中之一。这也是这本《另一种审判：关于卡夫卡》前半部分，也就是卡内蒂各个时期记录下来的与卡夫卡有关的各种日记、笔记、演说和随笔的精髓。这部分内容相较于后面的内容，我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本书的核心价值，是从后半部分内容中体现出来的。
7
《另一种审判——卡夫卡致菲利斯的信》是卡内蒂1968年写作完成的。
在这篇82页、6万多字的研究专著中，卡内蒂深入到卡夫卡的私人生活之中，钩沉和考证了这位伟大作家在一场恋爱事件中，感情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状态。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就是在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中，卡夫卡从来没有停止构建他的伟大作品，而他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审判》、中篇小说《变形记》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写作出来的。
我们可以从“创作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待卡内蒂所考证和研究的内容。一个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常常与他写作这本书时的生活情态和精神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此看来，作为写作《审判》、《变形记》、《城堡》的雏形《村子里的诱惑》等重要作品产生的背景，卡夫卡与菲利斯的爱情通信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我们固然不能说《审判》、《变形记》、《城堡》一定对应了卡夫卡的某些具体的生活内容，比如他与菲利斯相处时的情感状态——举例来说，《村子里的诱惑》就是在他与菲利斯订婚（1914年6 月10日）以后的第二天，在日记里以小说片段的形式写作出来的。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卡夫卡彼时彼地与爱情紧密相连的精神生活，必定决定性地影响了他对这些小说的思考和写作。卡内蒂的伟大贡献在于，抽丝剥茧一般揭示了这里边的内在联系，让我们对卡夫卡的这几部不朽著作，不仅仅是这几部，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篇什的产生有了更精当、更深入的了解。
通过卡内蒂的考据，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卡夫卡这次至关重要的恋爱事件，在更深的层面上，实际上与通常意义上的爱情无关，即便是他写给菲利斯的“情书”，也与爱情无关，他所进行的实际上是一场被误以为爱情的精神孤旅。我这里强调的“误以为”三个字，主语既是卡夫卡，又是卡内蒂，这就是说，卡夫卡“误读”了他自己，卡内蒂同样在一定程度上“误读”了卡夫卡。
我这样说，源于我对卡夫卡的精神世界和精神活动方式的了解，这种了解是总括式的；更来自我对人类、尤其是对优秀人类的精神类型的长期关注，这些关注使我注意到，在人类的精神宇宙中，有一些恒星并不是以惯常的方式运行的，他们有自己的独特轨道，有自己的独特位置，有自己独特的光谱，它们孤悬在看上去空无一物的宇宙深空，不与他者发生任何联系，用它们独特的方式“在”在深邃无比的时空之中。
好，我们首先借助于卡内蒂的笔触，看一看事情是怎样开始的。
1912年7月初的一天，29岁的卡夫卡和布罗德一起去德国魏玛参观歌德的故居（笔者上世纪九十年代也曾经到过这个地方，当时只是对写作了《浮士德》的作者肃然起敬，绝没有想到这里居然会与我所崇拜的另一位文学巨匠发生联系），在这里遇到了故居管家的女儿，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儿。这个女孩儿就是菲利斯·鲍尔。
布罗德和卡夫卡很显然给故居管家一家人留下了愉快印象，卡夫卡也得到了与女孩儿单独相处的机会，两个人彼此印象颇佳。这两个不期而至的旅游者竟然得到主人的特许：他们以后可以随时来这里观光旅行，这就使得卡夫卡籍此找到了给菲利斯写明信片的理由。明信片寄出以后，让卡夫卡十分意外和惊喜的是，他竟收到了菲利斯的明信片回复！这让他激动不已，马上给布罗德写信，宣布了这件事情，并且几乎原封不动地引述了菲利斯写在明信片上的话。
一个多月以后，也就是8月13日晚上，卡夫卡在布罗德家里再次见到菲利斯，两个人有了第一次较为深入的交流，用时髦的话说，卡夫卡被菲利斯深深地吸引住了。从此以后，两个人开始了长达5年3个月的交往，直到1917年10 月16日，卡夫卡最后一次写信给菲利斯，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中间卡夫卡和菲利斯虽然也经历了相互的倾慕与热爱，经历过订婚，解除婚约；再订婚，再解除婚约……却最终并没有导致结婚，就像许许多多以分手为结局的恋爱事件一样，他们不过是携着手走过了一段生命旅程，随后就各奔东西，分别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了。
8
事情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这次不期然的爱情事件，在卡夫卡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回响，这种精神回响很可能让人误以为是卡夫卡深深地陷入了属于情感范畴的爱情狂热，误以为这种狂热仅仅是卡夫卡被青春期催动的激情所致……我必须再强调一遍：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我们随后就会发现，卡夫卡的“爱情狂热”，是他在他所热爱的菲利斯之间所发生的与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爱情大相径庭的异样的精神回响；他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焦虑、妒忌、苦恼的情绪，他们之间发生的龃龉与争吵，与传统意义上的爱情内容基本上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甚至也与他的恋爱对象菲利斯没有直接的关系，虽然这一切都是因她而起的。
我们换一种方式表述。
单纯的爱情狂热，当然可以点燃当事者的激情，就像发热病一样写下很多文字，比如情书、献词、诗歌之类，这在现实生活中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与菲利斯的交往过程中，卡夫卡写给她的信达到五百封之多，后来收入到作品集竟将近八百页，或许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卡夫卡在这超大量的信件中，很少有被荷尔蒙催动的恋爱激情的表达，这就是说，他不是在谈情说爱，他只是通过谈情说爱在过自己的精神生活，而这同样可以造成强大的精神驱力，迫使他一封又一封地写出他的“情书”。
卡夫卡致菲利斯的信是1967年出版的，遗憾的是直至目前我们国内还没有这本书的译本出版，我们只能通过卡内蒂的转述和叙述了解信件的内容。还有一个更大的遗憾：菲利斯奇迹一般保留了卡夫卡的所有信件，却没有给人透露一封她写给卡夫卡的信件——也可以理解为卡夫卡没有保存一封菲利斯写给他的信。两个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造成如此巨大的遗憾，已经成为了未解之谜。卡内蒂是通过卡夫卡信件中的引述以及他的推测了解菲利斯是如何回复卡夫卡的，他的这种推测，既可能是准确的，也有可能是不准确的，我们无法全信，亦无法不信。
即便是这样，我们也可以从事情的蛛丝马迹当中，感受到卡夫卡与菲利斯之间所发生的，绝不仅是爱情那样简单。这就是说，我们叙述的不是一次普通的恋爱事件，它是一次精神事件，卡内蒂之所以对卡夫卡的爱情信件特别感兴趣，甚至专门为此撰写一本专著，也是因为这里面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精神内容，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卡夫卡生命过程中所发生的一次重大文学事件，是卡夫卡精神发展轨迹中引人注目的灵魂事件。
对这样的文学和灵魂的事件，我们当然要给以仔细的审视，因为它关乎卡夫卡作为一个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伟大作家精神活动方式的细枝末节。千万不要小看这些细枝末节，恰恰是这些细枝末节，同时构成了人类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生活在诸如此类的细枝末节之中，只是由于我们自己或者由于没有足够的精神容量，或者由于生物性生存始终大于精神性生存，以至于将后者完全覆盖，因此才浑然不知罢了。
有时候，人们需要通过他人认识自己，认识卡夫卡与菲利斯的通信，难道不也是我们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一个机会么？我们必须感谢卡内蒂，是他把这一切都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以至于读者可以从他的叙述和描写中，真实地触摸到卡夫卡，触摸到他的情感渴望，触摸到他的心灵脉动，触摸到他难以平复的精神动荡。我们会从极近的距离看到一个从未看到过的卡夫卡。
9
菲利斯当然是卡夫卡的热恋对象，但是卡夫卡对菲利斯的寄望却并不囿于在爱情范畴，他实际上是把她作为精神对象来进行灵魂交流的。他主观上赋予菲利斯的身份和职能，已经远超爱情范畴之外。他把对文学的热爱移植到这个对文学并不一定有兴趣的女孩儿身上，总是不厌其烦地跟她谈论写作。
1913年，卡夫卡在一封信中，情真意切地说：“就算你在场我也一定不能从写作中脱离出来，如果我这么做就太糟糕了，因为正是由于写作我才能活着，才能抓住你所在的那艘小船，菲利斯。我不能经常到甲板上去，这就足够令人悲伤了。理解我吧，最亲爱的菲利斯，如果我有朝一日失去了写作的能力，也必定会失去你和其他所有东西的。”
依据霍布斯“获得认可的欲望是人类最不可能战胜的欲望之一”的观点，卡夫卡当然也在渴望被认可，活在孤寂中的卡夫卡同样也把这种渴望寄放到了菲利斯的身上。对菲利斯来说，卡夫卡赋予她的东西显然是太沉重了，他不知道她无力将这种沉重托起来——经常发生的是，如果菲利斯表现出对任何一位已经成名的作家的赞赏，他就会嫉妒，就激烈程度来说，这种嫉妒丝毫不亚于对他所爱的人对其他男人分心的嫉妒。卡内蒂写道：“她（菲利斯）会阅读其他作家的作品，并在信中提及他们。在他（卡夫卡）的脑海中，他认为自己是广阔世界里的沧海一粟，但是作为作家却想要她完全属于自己。”
每次有新作品写作出来，他第一个想让知道的就是菲利斯，他是想跟她分享收获精神成果的喜悦和满足，尽管“他对她的文学判断力不是很有把握”，他简直是独自在爱情的盘子里做着精神饕餮，想把所有精美的东西都吃进嘴里。他太饥饿了。
我们或许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表述：他太在意菲利斯对他作品的印象了，这种在意简直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他写信给菲利斯说：“最亲爱的，这又是一封令人安静快乐的热血沸腾的信，信里没有出现那许多的俗人和作家了……”他解释说：“为什么昨天的信让我那么嫉妒，我现在知道得更清楚了：你不喜欢我的书，就像你当初不喜欢我的照片一样。那还不算很糟糕，毕竟大部分都是过去的东西……我在其他所有地方都能很强烈的感受到您的亲近，以至于我很愿意……先用脚把这本小书踢开……但是你没有告诉我，你没有用两个字告诉我，你不喜欢它……如果你对这本书根本无从下手，这也可以理解……没有人知道该拿这本书怎么办，这一点我过去和现在都清楚——挥霍浪费的出版商为我付出的精力和金钱，全都白费了，这一点让我难受……但是你什么也没说，你曾经宣称要说点什么，结果却什么也没说……”
注意到了吗？卡夫卡最大的失望并不在于菲利斯怎样看这本书，而是她“什么也没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情节视为精神的情境，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当卡夫卡用尽生命呼喊着的时候，在他渴望听到回音的时候，世界像死一般的沉寂，没有任何回响，他只看到自己在这荒凉的世界上孑然而立……这种伤心，这种落寞，对卡夫卡来说，将会是多么巨大的伤害，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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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使菲利斯对于卡夫卡极为看重的自己的作品保持沉默呢？
这里涉及到了卡夫卡精神渴求的另一重对象，那就是他幻想前面有一个回音壁，能够折射他的声音，结果他没有看到回音壁，那里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即便他用全部生命呐喊，也不会有一个人回应他的声音；一个渴望着有人结伴而行的人，仍旧不得不独自跋涉这个可怕的精神孤旅。这也就解释了，他们之间发生龃龉和争吵，很多时候为什么会与爱情没有直接关系，在人们认为“不值得”的事情上，卡夫卡为什么往往会有一种不通情达理的固执，就好像他在某个方向上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不顾一切也要奔向那里一样。
事情也不尽是如此。事实上，每次给菲利斯写信，也就是在他们之间发生有意义的沟通之后，卡夫卡都会陷入莫名的兴奋，这种兴奋往往会迅疾地转化成为亢奋的写作激情——
卡夫卡在给菲利斯第一次写信之后，他一个晚上伏案10个小时，写出了小说《判决》。这是他自己完全满意的第一篇小说，他把它的产生视为菲利斯的功劳，他郑重其事地把这篇小说献给了她。再过一周，卡夫卡写作了后来取名为《失踪的人》（亦名为《美国》）的长篇小说的第一章《司炉》。在随后的两个月时间里，他又接连写作了这本书的后五章。在写作这部长篇小说的14天间隔时间里，他写作了不朽名篇《变形记》……卡内蒂认为，在卡夫卡的一生中，“这是一个伟大的时期”。
这个伟大时期不仅意味着卡夫卡的高产，更意味着他在文学道路上的跋涉，得到了某种精神力量的支撑——我们不妨认为，他与菲利斯的所有通信，都是企图为自己寻找一个一直没有寻找到的位置。菲利斯在他心目中是一个类似于精神定位器的人，他企图通过她来确定自己是谁。而菲利斯凭借着她的直觉意识到了她的这种尴尬存在，于是在一次剧烈的争吵中，她直言不讳地指责卡夫卡“自私”。所谓自私，就是卡夫卡始终是卡夫卡的焦点，无论关于文学的，关于友谊的，关于情感的，关于精神的，都是如此。这就是说，在这场漫长的爱情之旅中，卡夫卡事实上只是在进行一场与爱情无关的精神跋涉，在这场跋涉中，不仅菲利斯是多余的，就连他自己也是多余的。
这也再次印证了，对卡夫卡来说，菲利斯不是她的爱情对象，而是救命稻草……他把手稿拿到菲利斯面前，就像一个小学生把作业交给老师一样，迫切想要老师打一个高分。这不是虚荣心，这是在他无法确定自己的价值时，在向菲利斯乞求真实的价值评价。他嫉妒，但他不是嫉妒菲利斯感情的转移或者分散，而是嫉妒她居然不认为他是最重要的价值，她把它分解了。在他自己无力拯救自己之时，他企图抓住她，至少获得一次喘息。不幸的是，从最终意义上来说，卡夫卡并没有获得这种喘息。
如果让我用简练的语言形容或概括卡夫卡与菲利斯的爱情，我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卡夫卡不断向前趋近而又不断逃离的过程；某种意义上，卡夫卡不知道菲利斯是菲利斯，菲利斯更不知道卡夫卡是卡夫卡。他们就像两颗擦肩而过的星球，既熟悉又陌生，谁也不知道是谁。我还可以说，爱情不过是人在精神领域所发生的一种绮丽想象，这种想象也需要动力的加持，一旦动力消失，它也就会像关掉投影仪镜头一样，所有绮丽的画面都将从精神的幕布上消失，在那里造成一片空白。这样的事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或者在我们的经历中，或者在社会的熔炉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我们在人性范畴看到的万千种匪夷所思的化学的或者物理的变化，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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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一份资料介绍说，卡夫卡爱过的最后一个女人叫多拉·迪亚曼特（1898-1952），她出生在波兰，后来搬到了德国。1923年，卡夫卡在波罗的海附近疗养时认识了这位犹太小商人的女儿。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充满热情——也许正是和多拉在一起的时候，卡夫卡才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完整的爱情。为了她，卡夫卡离开布拉格，搬到柏林和她一起居住，即使生活清贫，也非常幸福。他们计划移民到巴勒斯坦，梦想在那里开一家餐馆，多拉做菜，卡夫卡做招待。遗憾的是，这个梦想没有能够实现——1924年6月3日，在多拉的怀抱里，由于喉头结核而长时间不能进食的卡夫卡，与世长辞。
我不了解更多的多拉的情况，卡内蒂的考察笔触也没有提到这个人，但是，我宁可相信这是真的。我隐隐的有一种感觉，或者说，我从心理上隐隐的感受到一丝熨帖：卡夫卡在多拉那里才真正、或者说部分地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我完全没有凭据，我只是听到多拉说：“与弗兰茨共度一日，胜过他所写过的一切。”这句话让我无比感动。菲利斯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
卡夫卡1913年6月21日——这正是他与菲利斯热恋的日子——在日记中写道：“我头脑里装着庞大的世界，可是如何既解放我并解放它，而又不使它撕碎呢？我宁可让它撕碎，也不愿将它抑止或埋葬在心底，我是为此而存在的，这一点我十分清楚。”
结局是：卡夫卡既没有解放眼前这个庞大的世界，也没有解放他自己，反之，他自己却被撕碎了，被撕碎在了漫长的精神孤旅之中。即便是在他被撕碎的地方，也看不到终点，前路茫茫，不知所归。唯一让人慰藉的是，卡夫卡终于还是解脱了，就像这个世界上所有幸福和不幸的人那样。
卡夫卡一生中最重要人生事件的主角，他曾经热恋过的菲利斯，在她去世的前五年——那时候，卡夫卡已经去世多年了——把卡夫卡的信件以不菲的价格卖给了卡夫卡作品的出版商，这项举动从道德上讲并非无可指摘，它不应当成为所谓的“爱情”的内容，哪怕是极小部分的内容。然而我们也应当感谢菲利斯，她在让这些宝贵的信件得以与世人见面这件事上，功德无量。
2023-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