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什么是“彼岸想象”？
标题之所以给“彼岸想象”加上引号，是因为这四个字不仅是对事实的描述，同时它也是对心理现象的观念性概括，这种心理现象几乎不被种族、地域、文化所限制和区隔，普遍存在于人类群体之中。
怎么就叫“彼岸想象”呢？就是把从未亲身经历过的世界想象得比实际上美好，或者说，仅仅依靠某些表面的信息对陌生世界进行并不准确的心理幻构。这种幻构，往往像没有对准焦距的镜头画面一样，背景模糊，线条扭曲，距离那里的真实情形有十万八千里之遥。中国俗语所称“这山看着那山高”，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形；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强调的也是人们对于一定距离之外的事物往往了解得不那么确切和真实；而人对“世外桃源”四个字的臆想，大致上也可以被划入这种心理现象的范畴。
那么，这种心理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人对抽象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往往需要具象的经验和常识来做弥补。这就好比人站在此岸遥望彼岸，常常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此岸得到的常识和经验，对彼岸的抽象世界做细节上的补充，这种“补充”通过心理代偿的方式——在对比中，将此岸世界没有的东西，代偿或者说充盈到对彼岸世界的想象之中，藉以表现为对彼岸世界的具象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想象和认知往往会产生截然不同的两种维度，一是把彼岸世界想象的比实际上好，一是把彼岸世界想象得比实际上糟。这两种维度都需要相应的条件来做支持，第一种维度需要的条件是：此岸弱于彼岸；第二种维度需要的条件是：此岸强于彼岸。在这两种维度下，人会将此岸世界的匮乏或丰盈，通过精神的通道转换为彼岸世界的想象上的丰盈或匮乏，于是，作为心理现象的想象，自然也就上升成为某种样态的精神现象了，而精神现象比心理现象更接近于人的本性。
人类世界从来就是这样的，犹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在可理解的历史范围以内，人性可以说是一成不变的。正是这永恒的人性，打通了我们所置身的现实世界与久远的过往世界的连接通道，使历史可以被理解，这也是某些历史现象为什么经常会在我们心理上引起共鸣的最主要原因。然而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理解了东西方世界的人为什么经常缺乏相互的理解，为什么西方人总是觉得“高人一等”，东方人也总是觉得——我们不说“矮三分”吧——他们过得比我们好，活得比我们自在。
彼岸想象并不单纯是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比如人们常说的“有病”、“心里碍事”、“神经不正常”之类，反之，作为普遍人性的一部分，它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的心灵之中，影响着人类的精神生命状态，也正因为如此，人类历史中才出现了原始社会时期的图腾崇拜、文明时期的宗教信仰之类的东西。我们说，“彼岸想象”与人的存在如影随形，须臾不可相离，是有道理的。换一句话说，世界上的所有宗教或于此相类似的精神崇拜的东西，都是在这种逻辑条件下建立起对普遍人性的招引的。
所以有时候我就想，所谓信仰，其实并不是某种精神类型的静态表现，它只是人的一种精神过程，一旦进入到这个过程，人也就脱离了此我的境界，进入到了彼我的情境之中。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信仰在一些人那里会有极为强大的精神力量，以至于即使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不可能改变他的信仰——他很清楚，一旦改变，他历经无数精神动荡所构建的“我”就将分崩离析，这同时也就意味着那个对他构成深刻吸引的遥远的彼岸最终离开了他，他将永远无法到达他试图到达的地方，他不能忍受这个结果。
然而世间有一种无情的法则，那就是有时候你必须改变信仰，或者说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对你所信仰的东西进行某些局部的调整（我们的先人早就意识到了这里的辩证道理，他们通过“刻舟求剑”的故事告诉人们，墨守成规、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情况的人是幼稚可笑的），只有这样，你才可以固守住“合理性”——本质表现为理性——的根基，不使“自我”发生散乱和崩解……这个过程很有可能伴随着某种程度的精神痛苦，然而这是你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必定也包含着连续不断地否定之否定，我们都得适应它。没有人可以完整地保持初生时的形态，我们总是在社会和人性的范畴不断地重新塑造我们的精神生命，这个过程伴随着我们的一生。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十分赞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生命是连续不断的死亡与复活”的感慨，他这里指的当然是人的精神生命。
我知道，读者并不想看我上面这些带有玄想意味的抽象议论，然而在进入话题之前，我又觉得这些议论不可或缺。希望读者阅读本文的时候，能够回看一下我的这些议论，以佐证我将要说到的具体情形，也就是中国人关于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彼岸想象”的具象图景，相信朋友们一定会有新的发现。
2.现实与观念：源于具象的抽象
以开放的视角看待上述观点，我们就可以顺滑地把话题拉到眼前了。
长时间以来，中国人对美国及西方世界的想象，是带有“理想国”色彩的——在我们看来，那是一个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彼岸世界，人可以享受到人所应当享受的一切物质便利和各种精神权利；我们几乎承认了他们从一切方面都比我们优越，他们甚至可以从我们的心灵中支取种族的优越感，让我们有一种自惭形秽的卑微感觉；美国和西方成为了我们观念世界中的国家范本和社会范本。彼岸就像某种招魂幡一样，在我们的心灵世界中飘拂，对我们进行着带有诅咒和迷惑意味的招引。这种招引，在历经文化大革命浩劫以后的中国愈发强烈，它所覆盖的社会阶层，也在一天天扩大，终于在八十年代形成了最广泛的民意主流，这种主流恰恰在官方话语“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呼应。我们换一种方式表述：一种要向西方、尤其是向美国学习的意识形态诉求——作为共识的包含着国家意志的国民意识诉求——在广大的社会人群中空前地建立了起来，这也是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运动和以“敢为天下先”的思想解放运动产生的最根本的社会原因，它一度成为了衡量国家、社会（政党、政府、社会组织）的政治合法性的尺度。
一九八九年事件，就是在这个平面上从最初的思想涟漪最终鼓荡成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潮的。笔者无意判断这一历史事件的功过是非，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它和六十年前的五四运动一样，在此岸与彼岸尚没有建立起相互了解的通道之前，那时候我们对美国以及西方世界的许多认知都是感性的，这些认知实际上大都来源于理想主义的想象，不可避免带着自身的盲目与局限——套用萨特的情人波伏娃“萨特不知道他是萨特”的句式，那时候的中国人并不真的知道“中国是中国”，并不真的知道中国在近现代遭受的无可忍耐的屈辱与衰败中，同时也深深地蛰伏着贯穿五千年历史的作为一种文明的深沉、凛然和强劲，在这一点上，我们甚至不如将近二百年前的拿破仑来得深刻和清醒。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在责备八十年代那些热情的爱国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我只是说，受某些条件的限制，当时那些对我们构成深刻吸引的东西，并没有或者说很少有直接的经验支撑——犹如我上面所言，它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们对它的幻构，这种幻构，不仅有对“彼岸”的带有抽象意味、并不具备经验支撑的美好想象，更有对“此岸”的具象感知，比如对“官倒”之类腐败现象的深恶痛绝、对个体解放乃至于政治自由的合理诉求。对“此岸”与“彼岸”的不同认知，就像两种向不同方向拉扯的力，巧妙地、相辅相成地构成了中国人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矛盾的精神意象。为什么要说“在今天看来”呢？这是因为，仅仅过去三十多年，这种在当时具有“信仰”意味的精神意象，就松解和幻化了，现在谁还会认为完全倒向西方、全面采纳和实行西方政治制度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呢？这不仅是人心的流变，更是历史的流变啊！
尽管这样，我们仍然有必要强调指出，至少在当时，中国人在对“此岸”的见解和对“彼岸”的想象上，都有其合理的成分，是这两种因素迎头撞击，才激发出了中国人在那个特定时期所特有的精神意象。换一句话说，至少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以内，对“此岸”的具象感知和对“彼岸”的抽象想象，都是有稳固的客观根基的。为了节省篇幅，我们暂时回避一下中国人对“此岸”的观感，只把话题集注在本文标题所约束的范围以内，也就是主要谈论中国人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彼岸想象”上。
我强调“稳固的客观根基”，实际上是在强调中国人那时候的精神意象，不仅仅来自于直接的现实的观察，更来自于带有间接经验性质的历史之果，也就是不可动摇的历史事实——
一、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乃至于当下，关乎人类物质生活基础的现当代所有科学技术发现与发明，几乎全部来源于西方（包括俄罗斯），这里不仅有对宇宙世界微观和宏观的物理解释——哥白尼引领的天文学革命、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理论的构建、对牛顿经典力学理论做出重大修正的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提出、构成现代物理学基础的量子力学的诞生和发展……都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在自然科学技术、社会科学技术以及各交叉学科等新学科组建成为一个庞大完整的体系，决定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爆炸性的增长。换一句话说，发轫于西方的科学技术革命——十六世纪以后相继出现的大规模的产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构成了现今人类物质生产的基础，是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空前飞跃，它对人类社会未来的伟大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
一个无情的事实是，在这场贯穿几百年的科学技术发展的宏大潮流中，很少看到我们中国人的身影。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扩展一下，我们还会看到一个更加无情的事实：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是被摒弃在这个潮流之外的。我们由于被西方人称之为“东方专制主义”所特有的独裁和腐败，缺席了——更准确说是逃避了——工业革命的课，它所导致的差距，是以几何倍数增加的，或者说，美国以及西方世界就是这样因有利于人类进步的科学技术发展而熠熠闪亮的，我们就是这样由于在科学技术上落后于人而黯然失色的，这一点，我们知道，西方人当然也知道。这就是西方人的优越意识和西方之外的世界的忧患意识最原初的来源。
二、另一个更严重的事实是，关乎人类精神生活本质和样态的政治哲学阐释，也就是人文科学体系的建构，也几乎全部来源于西方。我们甚至可以说，直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任何一种话语体系能够像西方价值观那样合理而严密地解释和构建人类社会范式，尤其是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当时我们正处在明、清两代，也就是皇权专制主义的顶峰时期，这也是人被压抑、被剥夺、被劫掠的最黑暗时期——发展而来的自由主义理论。也正因如此，以三权分立、议会普选制、多党制为其标志的自由、民主的理论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思维范式、社会范式，甚至于具体的宗教信仰自由、罢工结社自由、新闻出版自由、思想言论自由，乃至于性解放、性自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在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了“性选择自由”，即选择做男还是做女的自由——才被赋予了“普世价值”的称号。据说丘吉尔曾经有“民主虽然不是最好的制度，但是，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的说法，尽管这句话似乎无法考据出处、真伪和背景，但人们仍然广泛引用它，只能说，人们认为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是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我们目前还找不到完全彻底地推翻它、替代它的理由。
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崇仰和对观念领域的“普世价值”的笃信，几乎是无条件的，当他们站在这个基点上度量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之时，也就合乎情理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数百年以来贫困落后，饱受列强的欺辱与掠夺（所谓因落后而挨打），全都是因为皇权专制主义封闭了人的发展空间，剥夺了人的精神权利，导致中华民族积贫积弱，饱受欺凌；中国要繁荣富强，除了走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之路以外，别无他途。
他们是对的吗？他们的判断是准确的吗？
3.历史的况味
为了看清楚这一点，我们需要做一个历史的回顾。
上世纪前半叶发生的五四运动，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以空前的力度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现在看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前后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论说，尤其是站在新文化运动最前线的大学问家们，你会发现他们往往会有一种极端和偏激的感觉——深度不及，浅显有余；理性不及，感性有余；思想不及，激情有余。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痛心疾首地悲悯中华民族苦难命运时，对“彼岸”也就是“诸夷”的世界，虽然已经有了某些具象的认知，却也充满了抽象的想象，它所导致的精神后果，就是极度自卑，极度自卑又导致极端地否定中国文化，极端地否定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用历史虚无主义看待中国历史，用文化虚无主义看待中国文化，有时候简直到了荒腔走板的境地。就像是一个饥饿了很久的人，把任何可以塞到嘴里的东西都吞到肚里，结果出现了严重的消化不良，这种消化不良是否反向地消耗了本来就羸弱不堪的身体，现在还不好评说，但有一点可以确认，由于历史局限的原因，五四运动确实存在着它的局限性。
我们仅举一例。现在的人大概很难理解，五四运动时期，准确地说是清末民初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受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跌入形式主义的大坑，竟然瞄向了如今被我们所珍爱、视为中华民族瑰宝的汉字，提出了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代替的极端主张，在当时掀起了很大的声浪，各路精英都跃马横枪，抢上阵来，一个比一个叫嚷得响亮——
钱玄同1918年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那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此等书籍，若使知识正确、头脑清晰的人看了，自然不至堕其玄中；若令初学之童子读之，必致终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药。”“中国文字，字义极为含混，文法极不精密，本来只可代表古代幼稚之思想，决不能代表Lamark、Darwin以来之新世界文明。”“我要爽爽快快说几句话；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钱玄同在通一封信中引用吴稚晖稍早的话说：“中国文字，迟早必废。欲为暂时之改良，莫若限制字数：凡较僻之字，皆弃而不用，有如日本之限制汉文。此法行，则凡中国极野蛮时代之名物，及不适当之动作词等，皆可屏诸古物陈列院，以备异日作‘世界进化史’者为材料之猎取。所有限制以内之字，则供暂时内地中小学校及普通商业上之应用。其余发挥较深之学理，及繁赜之事物，本为近世界之新学理、新事物。若为限制行用之字所发挥不足者，即可搀入万国新语（即 esperanto）。以便渐搀渐多，将汉文渐废，即为异日经用万国新语之张本（《新世纪》第四十号）。”
傅斯年对汉字进行了无情诅咒，他已经近乎于谩骂和宣泄了：“中国文字的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是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
即便鲁迅先生也不无偏激地指斥说：“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甚至断言“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这样的言论倘若是放到今天，你会不会有“他们算错了帐”的感觉？会不会有对于这些大学问家在历史文化问题上竟然如此幼稚的感觉？是不是有他们妄自菲薄、过于作践自己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感觉？这还仅只是文字方面，在时代提出的一系列尖锐命题上，尤其是政治哲学问题上，更是有这样的痕迹。
我们现在看当时最深刻认识和理解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胡适之先生的言论，同样可以触摸到他对后者的偏爱是无条件的，尽管蒋介石先生赞誉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然而从思想趋向上来说，他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自由主义道路上走得最远的人。他对自由、民主的赞颂或者期许虽然未必十分激烈——他在1948年撰写的《自由主义》一文中说：“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在那个时代，得自由、民主真谛者，非胡适之先生莫属。鲁迅先生和胡适之先生一样，同样是流淌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血液的西方自由主义的信奉者，鲁迅先生在他匕首与投枪式的思想论战中，对中国国民精神的深刻批判，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事实上是以对西方世界的尊敬和崇尚作为底色的，这是与他处在同一个历史空间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情怀。他们从“此岸”看到绝望，看到闻一多先生所描述的“死水”，而把无限的精神向往投向了“彼岸”，而这种精神向往又充满了想象！
那是一个由于长久的郁愤而热血沸腾的时代，是一个由于精神饥饿太久而饥不择食的时代，是一个用狂想而不是用深思回答时代命题的时代，更是一个在历史的空隙间出现的极为短暂的自由思想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被陈独秀先生抽象成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自由民主以及科学精神很难不独领风骚，很难不获取到人们的顶礼膜拜，而陈独秀先生的论据和解说，似乎也大义凛然，气势轩昂：“反对《新青年》的人，无非是因为我们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我们直认不讳。但是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我们都不推辞。”（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1915年）
我不得不重申一遍我的观感：一百年以后，当我们试图评说那场轰轰烈烈的历史戏剧时，无奈地发现它在某些细节之处是失真的，是带着斧凿痕迹的，或者说，是存在着深刻的局限性的。来自西方世界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当然很好，值得我们尊重，然而西方世界同时也支取了不应当属于他们的荣耀，这幕戏剧的主角被中国人的“彼岸想象”过于理想化了，人们并不真正了解人们视觉之外的他们的全部作为，譬如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开疆破土过程中犯下的大规模种族灭绝罪行，资本主义在它的全部历史中对弱小民族野蛮残暴的欺凌，直至目前都没有停止的以美元霸权为标志的对南方国家敲骨吸髓式的掠夺，等等。
这一切都源于我前面说到的发轫于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人文科学体系仍旧极为牢固地作为事实屹立在那里，没有人可以超越它去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世界，这势必会带来对“此岸”和“彼岸”的虚假认知。这种情形，直至今天也还仍旧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更不要说更广大的社会人群了——我们对“彼岸”的认知，被幽闭在了观念层面，我们甚至不愿意去直视美国和西方世界对全世界的地缘政治经营，不愿意从实践层面去考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谓的“自由、民主”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金融资本家和军工利益集团成为国家政治的实际操控者之后，美国的“自由、民主”若何？西方的“自由、民主”若何？美国和西方的“自由、民主”对于世界又若何？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至少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观感并没有真实地显示现实的全部，它是偏光的，失焦的，他们并不真的知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光鲜靓丽。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除了我上面罗列的原因之外，还可以用很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不是因为他们很伟大，而是因为我们习惯性地自以为很渺小，两者间的巨大视觉差，使我们看不清他们，他们也看不清我们。
我这样说，是不是说我们有理由责备那些前仆后继的思想者和革命者不成熟呢？不是。我们没有任何责备他们的理由。相反，我认为他们是走在时代前面，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人，是对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做出及时而必要反应的人，他们永远值得我们这些后来者敬重。
怎么叫“及时而必要的反应”呢？意思是，当时代命题尖锐地摆到面前时，他们没有选择回避，他们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尽管这答案来得比较粗糙。我们要特别感谢推翻帝制以后出现的极为短暂的三四十年时间的思想自由时代，正是在那样一个时代，我们才看到一个空前光耀的思想家群体空前地奔忙在这片黑沉沉的大地上，我们才听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最真实的声音。
再退后一步，我们必须明白，那时候的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想象，在一定意义上是有现实作为根基的：当时的西方世界从总体上来说是充满活力，蒸蒸日上的，它的科学技术和自由民主价值体系，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在一定的范围以内，的确代表着人类发展的前进方向，的确印合着人类对未来前景的无限憧憬，的确是人类未来命运的坐标……中国人的想象折射了这种历史镜像，它并不完全是失真的。我们的焦虑和西方世界的得意忘形——以美国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1992年）所宣称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民主价值观都已经完美到再也没有任何制度体系和思想体系能够与之抗衡为标志——都达到了顶点，或者说，达到了历史最好时期。
然而也正因为“爱之弥深”，无可避免，我们当时并不确切地知道西方社会内部的真实情形，不知道在它的精神世界深处所潜藏着的巨大危机，这种危机早在资本主义的青壮年时期，具体说是18-19世纪就显露出来了，我们甚至都没有在意到西方世界中极为敏感的一群人，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合力推动了对西方社会现实进行深刻反思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为什么会在战后出现以描述人的异化为主能的存在主义哲学？美国和西方世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对资本主义文化——也就是单向度沉沦的“人”——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悲观失望情绪？那是因为我们深陷在苦难之中，我们只是巴望着远处那团光亮迅速向我们趋近，我们并不在意光亮中有没有足以对人的精神肌体造成灼伤的有害光线，我们暂时还顾不到那么多。子弹还需要飞一会儿。
这便是我们所置身的此岸——我们的此岸就像人生旅途中的童年时代，既漫长又充满绮丽的想象和憧憬，我们走了很久很久，才来到了今天。
4.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确实，站在此岸遥望彼岸，数百年以来中国人的目光都是热切的、羡慕的，某种程度甚至是崇拜的，我们不仅深陷于物质匮乏之中，更深陷于精神匮乏之中；我们心灵上带着尚未愈合的伤痕，由于改革开放没有在深水区真正有所作为，横行无忌的权力还在时不时给我们的心灵划出新的伤痕……种种对彼岸的羡慕与崇拜，不可避免就会渗透和弥漫到广大社会人群的民族心理之中，有时候简直可以到醉人——我们不说盲目无知，也不说自我欺骗吧——的程度，很多不明所以、与真实情形大相径庭的谎言或者接近于神话传说的流言不胫而走，譬如德国殖民青岛期间的自来水工程埋下的写着维修指南的油纸包，譬如美国狗脖子上挂着的写着让人动容的话语的标牌，譬如西方国家的人际关系和谐和睦，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先进，没有一个人遭受饥寒之苦，其医疗系统可以保证每一个病人都得到救治，人活得更有尊严……等等。总之，隔着太平洋，我们看到的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天空璀璨明亮，就连月亮也比中国的圆，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成为了形塑民族心理的重要因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即便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处在改革最前沿的地方政府、民营企业家还将也许目不识丁的“老白男”请到招商引资大会、产品推介大会上，让他们人模狗样地坐在主席台嘉宾的位置进行招摇，而人们也真的相信和接受这种招摇。
中国知识分子精英——这本应对世界有更深刻直觉的社会阶层——也未能脱离窠臼，也总是习惯性地拿西方的尺度来丈量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动辄什么“斯基”，什么“尔”，什么“特”，什么“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所谓“自由主义”构成了中国关于政治文明的话语体系基础中的基础，核心中的核心，而这种话语体系是直接脱胎于西方价值话语体系的。我们没有或者说缺乏自己的声音，这不仅由于权力对思想和精神的双重禁锢，更是由于我们本身尚不具备穿透时代风云、直抵世界本质情形的精神能力。我们那时候从来没有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问题，不管嘴上怎么说，在我们的心灵深处，都有一个完美的坐标，我们几乎就是为它而生，为它而活的，它就是我们的未来。因此，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仍旧是以构成社会整体的无数个体的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文化解放为标志的自由主义的精神愿景。这个精神愿景是如此令人心醉神迷，如此令人向往，就像陷入宗教情结的人一样，“彼岸”几乎是带着一种魔力，招引着很不幸活在“此岸”的人，为此，中国人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我们今天已经看到，这代价对个体来说当然无比沉重，然而对于历史来说，却犹如遥远天际上的一抹浮云一般轻飘。
我不敢说已经有很多人这样认识曾经的历史事件，但我可以确认，在短短几年之内，随着美国和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敌意和打压一步步升级，在看似一片静默之中，自我反思以及对西方世界重新审视的声音，已经从絮絮低语逐步扩大成为社会层面的余音袅袅，这尤其体现在来自基层的最广大人群的网络舆论上。爱国主义即便是在意识形态强制与煽动最肆无忌惮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也从未获得社会人群如此大面积的真诚接纳和响应。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在矜持——对于他们来说，要重新审视一直作为信念坚守的东西，确实有些难度，然而就连他们也没有办法否认，中国在变，虽然这种“变”并非严格按照自由主义的理论设想发生的；美国和西方世界更是在变，随着中国国力增强，他们瞬间就改变了模样，说他们“突然翻脸”也不冤枉他们，他们变得陌生了，变得狰狞了，他们几乎是怀着一种惶惑，看着眼前这个突然变化了的世界的。我们从他们的目光中，看到了陡增的恶意，一种试图将你一把掐死的恨意……这与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体系的笃信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无限信任完全对立的情景，使他们顿时陷入到了极为窘迫尴尬的境地，突然不知道话该怎么说，该说些什么了。
如果让我用最简单话语概括中国目前与美国和西方世界有关的社会舆情，那么我愿意重申我在今年年初曾经表述过的观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政治家和媒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新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他们的对华恐惧症，他们无底线的反华歇斯底里以及从娘胎里带来的伪善（价值观双标）和暴戾（战争威胁），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重新认识所谓的“西方文明”。换一句话说，“西方文明”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摧毁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想象。
这种现象，这种反思，不仅表现在国内。最近几年，每逢有机会到海外生活一段时间，我都特别留意中国人扎堆的中文网站所表现出来的舆论状况。结果我发现，舆情变化与国内完全同步，这几乎使我感到很惊异了。我反复听到如此直白、如此令人振聋发聩的诘问：如果那年（1989年）让目前沉沦为反华走狗、以敌视自己的祖国换一口狗粮而蜷缩在美国社会一隅苟延残喘的海外民运分子得逞，中国的现在会是怎样的情形？要知道，发出这种诘问的并不是有多么高深理论造诣、被信念和立场驱使着的专家、学者，仅只是在海外留学生网站留下文字的默默无名的人。我无法确定他们是不是留学生，但是我可以确认，提出这个问题的，一定是有在海外生活经历，亲眼目睹过“彼岸”真实景况的普通中国人。
我并不认真看待“出国就爱国”这类简单的归纳之语，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来到“彼岸”的人，尤其是留学生群体，相较于十几年前——更不要说三十多年前的八十年代了——在对“此岸”和“彼岸”的认知上，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想不仅我，很多人都会有一种猝不及防的感觉：在没有任何言语禁忌的地方，你看到的有关国际政治、国际局势尤其是与中国有关的国际地缘政治事件的文章和留言，竟然有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谴责和诅咒美国及西方政客操弄反华议题的；竟然有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揭露所谓的“新闻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如何被垄断资本所操弄，玩儿弄赤裸裸“双标”的；竟然有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痛斥美国及西方媒体美国之音、CNN、BBC、德国之声、法广之流极端伪善，无底线造谣、抹黑和攻击中国的；竟然有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为自己的祖国取得的每一项科学进步而欢欣鼓舞的……真有“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感觉！
要知道，他们完全可以写下相反的文字，就像有些人（这些人在海外中文媒体里越来越占少数）真的在做的那样，尽一切可能诅咒自己的祖国，发泄心中的不满，在任何与中国有关的地缘政治事件中无条件站队美国和西方，对任何中国的发展成就嗤之以鼻，沮丧失落至如丧考妣，随着西方舆论而起舞，想方设法进行诋毁和谩骂，就好像他错生了地方，那个地方对他犯下了滔天罪恶，以至于不坠入地狱就不公正一样。那么，为什么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没有写下这样的文字呢？在舆情的意义上，他们写下的这些文字意味着什么呢？再进一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如此大比例的中国人发生了如此巨大的精神观念的转变呢？彼岸世界究竟发生了哪些影响人之存在样态的改变呢？他们在“彼岸”究竟看到了什么呢？当他们站立在纽约贝德罗岛上作为美国自由、民主精神象征的“自由女神”像（也叫“自由照耀世界”塑像）下面的时候，究竟是怎样越过辽阔的太平洋，回望其生于斯、长于斯的曾经的“此岸”的呢？这突然而起的滔滔的舆情，是简单一句“小粉红现象”就可以概括和归纳的吗？这确实很需要仔细追究一下。
再把目光放宽广一些，我们更应当仔细追究，不仅那些有海外生活经历的人，更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当代中国人，为什么近几年来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观感都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通过上面的解说，我们已经看到人们都在竞相给出自己的答案，但我认为这些罗列还远远不够，我们似乎还没有接近问题的核心，因此十分有必要辟出一节，对这个问题给以专门的探讨。
5.“存在”的异在和“想象”的异象
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犹如毛泽东所言：“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在一定意义上，不仅“人的正确思想”，更有“人的错误思想”和无关乎正确还是错误的思想，都是从社会存在中来的。一个刚降生的婴儿不可能一睁开眼睛就挥舞着拳头对因为生产他而疲惫不堪的母亲说：“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如果真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估计他妈得吓死，以为生了个小妖精。一个八十多岁濒临死亡的老者也不可能突然啼哭着跟他妈央求“我要吃奶……”这就是说，在婴儿与老者之间的漫长区间，“社会存在”这个东西始终都在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这个东西决定着人的思想意识乃至于人性的状态，所以我们才看到在社会空间里奔行的各色人等。这“各色人等”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人”。人是通过遗传和社会才成之为人的，换一句话说，人只能是生物种质与社会存在双重作用的结果，不可能是其他的什么东西。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惊愕地面对人的巨大变化时，一般都会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怎么成了这样？”这里的“什么事情”当然不是指遗传，而是指社会，指世界，是社会和世界的变化导致了这个人的变化。具体到我们的话题，我们有理由也有必要追问：彼岸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让我们改变了根深蒂固的看法？过去的我们怎么就成了现在的我们？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当为两种概念给出定义，一个是“价值系统”，一个是“政治行为”——当然，你也可以表述为“政治观念”和“政治运作”、“理论”与“实践”、“国家意识形态”与“政府运作”，等等。我认为它们的意思都是相同或者相近的。
一、价值系统。在我们的话题当中，“价值系统”就是我前面说到的，作为人类文明最伟大成果的科学技术体系和人文思想体系。从实质上说来，这两个东西深刻参与对人——不仅是美国人，也不仅是西方人——的精神意象的塑造（也可以说“形塑”），或者说，在人的精神意象中，它们始终起着极为重要的支撑作用，没有它们，人的整个精神意象都会发生连锁式的垮塌。这种“形塑”至今也没有出现被动摇、被替代的迹象，以至于即便在今天，我们也不能确认它最终会不会被动摇？会不会被替代？会被什么东西动摇和替代？譬如，你能重新提出另一套解释宇宙间物质运动的最基础方法吗？你能重新来一次堪比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创世纪的科学技术大发现吗？你能提出另一套能够被全世界（即所为的“普世”）接受的伦理价值体系（“普世价值”）吗？你能让全世界把你所张扬的思想体系——相对于自由、民主的任何东西——写进宪法吗？你不能，你做不到。这方面，我们，甚至于整个人类，可以选择的路径可谓是少之又少，即便在当下，人类也似乎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无条件把这两者接受下来，并站在它们的基点上，使我们成之为我们。这不是或然选择，这是人性使然，这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把“自由、民主”写进国家宪法的主要原因。
我们把同样的意思再用另一种方式述说一遍：不幸的是——正如我前面说过的——恰恰是这两种科学技术体系和人文科学思想体系，全部来源于西方，这就是说，我们在观察西方世界的时候，不得不把它们作为唯一的支点。我们还可以继续发问：你有什么办法来推翻牛顿力学呢？你能重新发现一种比放电更重要的增进人类福祉的物理现象吗？你能重新开拓出一条进入信息技术革命的通道吗？你总不能对人说皇权专制比自由、民主好吧？你能用什么办法向人们证明人的不自由比自由更符合人性呢？你能重新把皇权专制主义的幽灵呼唤到现实之中吗？你能让全世界人民重新对“朕”顶礼膜拜、山呼万岁吗？你不能，除非是在封闭的状态下，否则你什么也做不了，你什么也做不到。这种情形，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是没办法改变也是不可以改变的，你仍然得承认，源自于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人文思想体系，是人类社会无以替代的支点，这个支点从来没有发生过动摇。这就使得西方世界先天地获得了某些方面的优越，使得我们站在“此岸”遥望“彼岸”之时，总是处于劣势，这种劣势必然要反映在心理上，决定着我们拥有什么样的精神意象。历史的江河奔流不息，谁也没想到，我们竟然在“存在”的另一面，蓦然发现一直被我们所尊崇的东西原来并非那样值得我们尊崇……这样，我们就来到我上面提到的两种概念中的另一种，即所谓的“政治行为”的概念面前了。
二、政治行为。所谓“政治行为”，在我们的话题当中，粗略地说，指的是由价值系统衍生出来的，以三权分立、普选制、多党制为其主要标志和特征的国家运作的状态。当然，我们还可以稍作细分：国家层面的运作状态或政府层面的运作状态。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美国及其整个西方世界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价值系统”被“政治行为”所僭越，所背离，成为了高悬于现实之上、不对现实有任何约束力的标牌；“政治行为”野蛮化为不受任何国际法和基本政治伦理约束的怪物，它寄生在“价值系统”的躯壳里，做的全部是与“价值系统”相悖的事情。“自由”在金融资本家的无限制自由中被消融；“民主”在军工寡头的无约束妄为中演变为玩闹；从来被视为神圣的选举制度，极度异化了国家政治运作过程，把流氓和蠢货成批成批地推到了政坛……一切都被颠倒了，“美国”和西方世界正在蜕变成为形象诡异、丑陋不堪的怪兽。
我们不愿意说资本主义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这么个样子，我们无法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确曾在人类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然而我们同样也无法否认，如今的美国以及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至少在它的行为层面，早已走向自己的反面，它早已成为它一直反对的东西。这些骨子里流着海盗（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式血脉的人，或者是原形毕露；这些在美洲大陆第一次把洛克的自由主义创造成为国家实体的人，或者是背道而驰，总之，几乎是在世界范围以内，美国和西方国家政府、领袖的产生以及产生之后的政治作为，尤其是在平等对待其他民族问题上，与他们所标识、所宣扬的传统意义上的价值观，都出现了极为严重的背叛和背离。无论国际政治还是他们自己的国内政治，我们都看到了太多令人瞠目的东西，太多令人不齿的东西，太多令人憎恶的东西，一句话，虚假伪善、卑劣无耻到极点的美国和西方政客，正在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玩儿死以自由、民主为标志的价值体系，他们事实上正在成为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最凶恶的敌人。
（按照文章逻辑，我在这里应当具体描述美国及西方世界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上的虚伪和反动了，然而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文章很长，故此从略。我随后将在《原形毕露还是背道而驰？——美国和西方世界对自由民主价值体系的全面践踏与背离》一文中做系统性论说，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
中国人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彼岸想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缓慢或豁然崩塌的——美国和西方世界与我们共同形成的“存在”形态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以后，我们不得不改变了。以笔者为例，我作为一个作家，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完全外行，然而我却在写作十数部无法出版的长篇小说以后，毅然离开文学，自2006年以来转而撰写了到目前为止将近五百万字的政治思想随笔。这些随笔中有很多篇什都是以所谓的“普世价值”作为论说依据的。我当然不能说，我的论说依据全部是错误的，然而必须正视，与今天的世界现实——起始自奥巴马总统2011年-2012年为抑制中国的发展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尤其是2018年美国流氓政客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对中国进行无底线的打压之后——相比，那些论说至少在某些方面是片面的，是不准确的；当然，这里更有我有机会在美国断断续续生活了十几年时间，对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形态有了更具体、更直接的观察与了解的原因，我不得不在观念上做很大调整，这种调整几乎可以说是很痛苦的。然而有什么办法呢？所谓人的存在，都是现实的存在，人不可能离开现实去主观地堆积起对“现实”的任何有价值的观感。
这就是说，是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存在”的异在，改变了我们对西方的“想象”，所以我们的精神世界里才形成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想象”的异象。更直白地说，不是我们闲得没事干，随随便便改变了自己的信仰，而是美国和西方世界政客们无底线的政治行为，改变了我们由来已久的对眼前这个世界的想象。这何尝不是一种成熟呢？这种成熟是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管制和说教都难以办到的。
6.历史正未有穷期
历史有时候需要纵看，有时候需要横看，有时候更需要俯瞰。纵看，我们离历史很远；横看，我们就在历史里；俯瞰，你会惊异地发现，我们竟然如此渺小，就像微生物一样寄身在无限大的宇宙之中。
庄子先生就是这样意象化地看待历史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这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我们完全不具备对其进行剖析的精神能力，我们的任何解说，都不免会坠入“蜩”和“学鸠”的浅薄窠臼：“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都会陷于“小年”式的尴尬：“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众人匹之，不亦悲乎？！”（庄子：《逍遥游》）
宿命的是，在现实当中，在人的短暂一生中，似乎谁也无法规避“匹之”的诱惑，只要有可能，谁都想让自己成为无限大、甚至大过历史的某种存在，如此一来，难免就会当一回“朝菌”，当一回“蟪蛄”。站在“此岸”的中国人是这样，站在“彼岸”的美国和西方世界的人也是这样。莫说我们普通老百姓，即便世上的盈盈大者，譬如在世界台面上以战争方式玩弄国际地缘政治和以阴鸷手段玩弄宫廷权力游戏的政治家——总统、领袖、首相、总理以及随便其他什么人；譬如信誓旦旦为历史奠定某种主观臆想出来的“正道”或者结局的人——被我称之为“丧家的帝国主义的乏走狗”的背叛自己祖国的人，在权力场中用浅盘端举着自己的灵魂进行叫卖的知识分子，打着红艳艳的旗幡寄生在国家肌体上由着性儿吸血的人……难道不都是“朝菌”，不都是“蟪蛄”吗？不知晦朔春秋，何以知历史？！不知历史，何以知道自己的分量？！
历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老人，他既告诉我们很多，又常常保持着神秘的静默。我们听到他说，在雅思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期时期，我们并不缺少世界级的思想家，我们有自己的苏格拉底，我们有自己的柏拉图，我们有自己的亚里士多德，我们有自己的伊壁鸠鲁，我们有自己的西塞罗，我们有自己的斯多葛派，我们有自己的修昔底德……我们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管子、韩非子等先秦思想家所表现出来的高贵的人类智慧，他们所奠定的人类精神疆域，绝不逊色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任何一个哲学家和智者，这一点，将会越来越被历史所证明。换一句话说，由于十六世纪以来中国开始与世隔绝，逐步积贫积弱，更加之受西方文化中心论影响，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尤其是无限深邃和辽阔的哲学思想，还没有被世界充分认识，总有一天，世界会发现中国才是人类智慧的摇篮，中国文明的强大生命力，总有一天会成为融合世界各种社会文明的大熔炉，并最终成为人类精神的价值尺度……汤因比早就指出，“我们正在目睹一个共同的世界文化的诞生”，而他坚定地认为“人类的未来在东方，儒教文明会成为世界的引领”，这位洞悉东西方文明史的伟大历史学家的预言必定会成为现实。也只有在那时，我们才可以骄傲地宣称，中国崛起了。在此之前的任何“领先”，都不过是相对意义上的，我们还远未接近我们应当有的辉煌。
“陈行之先生，我们不是取得了巨大进步么？我们的经济体量不是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了么？我们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不是指日可待了么？你怎么说我们还远未接近我们应当有的辉煌呢？”
这是因为历史曾经给我们提供一种佐证：科学技术体系和人文思想体系是历史的双生子，它们相伴相生，相辅相成，没有科学技术体系就不会产生人文思想体系，反之亦然。迄今为止的前五百年，如果浓缩成一个完整的历史片段，或者说一个完整的轮回的话，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情景：以自由、民主为其核心价值的人的解放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反之，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促进和拓展了人的精神权利诉求，促进和拓展了人的全面解放，当这两种价值体系最终建立起来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一种普世的价值建立起来了。
我们离这一步还有很远——很远很远——的距离。
怎么说呢？我们这么说吧：无论历史拥有怎样的况味，无论现实之中社会舆情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你都必须承认，所有的历史书写都是沿着人性的轨道进行着的，人们把这种情形称之为“进步”；如果历史不是这样，虽然它也沿着人性的轨道进行，却顺从于人性恶，与人性善背道而驰，那么这种情形就一定是“倒退”。这也是我主张俯瞰历史的主要缘由，只有俯瞰，你才可以看清楚历史的基本走向。
一百年以后，我们现在是这样看五四运动的；三十年以后，我们现在是这样看八十年代末那场风波的；十年以后，我们现在是这样看美国和西方世界之“彼岸”的，那么，再经过一百年，我们会如何看待我们的“现在”，即本文所议论的中国人对“此岸”和“彼岸”世界的想象呢？再过二百年、三百年、五百年，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回看清朝和明朝的时候，我们又会做何感想呢？
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估计老天爷也不知道。
我们唯其需要知道的是，在无限远的地方，同样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我们更需要知道，截止到目前为止，源自西方的人类知识的两大体系：科学技术体系和人文思想体系，除了实践层面，还没有任何被动摇的迹象，我们仍然不得不用这种“普世”的科学技术体系谋求物质生存，仍然不得不用这种“普世”的人文思想体系解释绝大多数作为人的活动的社会运动和历史运动，仍然不得不用这个体系谋求符合人性发展的精神存在的广大和丰饶。这就是说，自由、民主，繁荣、富强仍将是中国人的主要精神诉求，是国家奋斗的主要政治方向。这是我们写在宪法上的权利，我们没有理由漠视它。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也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我们都得承认，源自于西方世界的科学技术体系和人文思想体系，至少在当下，仍然是两座很难翻过去的高山。至于以后能不能翻过去，我们不做假设，我们只能等待历史做出回答。
四年前，我曾经在《中国还面临两场考试》（2019-12-29）一文中，详细论说过我在上述问题上的观点。我承认，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是因为我作为出生并成长在这块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土上的一员，我为哺育了我精神成长的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文化感到自豪，我为使用美轮美奂的方块字写作、能够用它表达我任何层面——从宏观到微观——的精神活动和心灵脉动感到自豪，我为拥有十四亿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勤奋、最聪明、最富于创造力的同胞感到自豪……我一点儿也不怀疑，终有一天，我们会完成那两场至关重要的考试，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进入到了下一个五百年轮回的新世纪的门槛，开始了另一个伟大征程。那才是中国世纪、中国人的世纪、中国文明的世纪的真正到来。
历史正未有穷期，我们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我们会行稳致远，一步步迈向辉煌，然而同样值得我们警醒的是，历史并不单纯是由人的美好愿望书写的，它有自己的法则，自己的逻辑，一些无法回避的东西，终归无法回避。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我们或许会遇到坎坷，遇到波折，甚至遇到旋流，遇到阻遏；即便在我们内部，我们也未必一定就会心想事成，马到成功——一个时期的前进未必意味着永远前进；一个时期的倒退未必意味着永远倒退。这不仅是我们的命运常态，同样也是世界的命运常态，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我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结尾处写道：“国家属性、国家行为无论对内对外，都不是孤立的，它必将与它所处的世界产生关联，即使看似无关紧要的国内政策也会造成国际关系的脉动……在全球化时代，不存在不与国际关系发生联系的国家属性与国家行为，即使是所谓的‘内政’，也一定会经由国际社会价值体系的评估，并进一步导致国际社会做出反应。具体地说，美国特朗普上台就给中国造成了难以摆脱的麻烦，可以说这件事既偶然又必然，既有幸又不幸，谁知道结果如何呢？！这一切都说明，无论国际关系还是国家内部，永远都处在强与弱的相互作用之中，两者时常发生预想不到的转换。强有时候很弱，所谓‘色厉内荏’、‘外强中干’者也；弱有时候又很强，所谓‘上善若水’、‘柔能克刚’者也。孔子那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慨确实是好极了，在历史江河无间断的浪奔潮涌之中，万物都在流变，或者说彼此都在发生着‘位移’，我们今天看到的，也许明天就消失了，而我们未曾察觉的东西，却在我们视力所不及的地方萌动着生长着。”
我现在仍然这样看。
2023-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