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1.新时期文学的整体价值，由后续历史判定，当代人不具备判定的能力和条件
最近，关于某言、某言作品有一些争吵，这些争吵涉及如何评价新时期文学问题。
新时期文学价值几何？答曰：未知。怎么就会未知呢？这是因为，文学从来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也就意味着，它的整体价值取决于历史在某一历史阶段的最终形态，即我们常说的“盖棺论定”。目前我们还不能说历史已经显现出“历史阶段的最终形态”，还没有到“盖棺论定”的最后状态，我们仍处于“新时期文学”的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之中。这个历史过程又是“新时期”即实行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画卷的某个局部，因此，关于新时期文学的任何价值判定，也都只能是暂时的，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它的任何价值判定都是可变的，是不能作为结论概括的。
尽管这样，也并不影响人们对新时期文学产生评判的冲动，于是，关于某人、关于某作品、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学的各种判断，总是纷至沓来，大为热闹。这是很正常的情景。庄子在《逍遥游》中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其实完全没有谴责的意味，他只是在指认一个事实。倘若我们根据这个事实观察朝菌和蟪蛄在它们短暂的生命过程中的作为，我们绝没有理由认为它们只是在瞎忙，你必须承认它们是认真的，并且绝不是无意义的，即便是朝菌，即便是蟪蛄，也得做点事情呀。所以，某些时候某些人就某些人的作品议论议论，夸耀夸耀，也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意义不在于最终意义上的价值认定，而在于生命过程中的生命活动本身。很多时候，过程就是所谓的“终极”，过程就是意义。
“陈行之先生，那么，你说的‘总体历史进程’的最终形态，大概会是什么形态呢？”
我们用相对意义上的“历史结局”的概念说这件事吧。这里有两种历史结局：一、中国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前赴后继，突破重重艰难险阻，终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重新成为睥睨全球并且被全球所接受的超大型文明体，新时期文学，尤其是某言的作品，也就只能是被丢弃到历史角落里散发着难闻气味的一小堆肮脏垃圾；二、中国的改革开放失败——不管国内原因还是国际原因——出现大规模的历史倒退，甚至退回到皇权专制主义时代，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化”为一个失败国家，那么，新时期文学，包括某言的作品，经由民意折射，就一定会成为香饽饽，甚至会被封神，成为具有某种独特历史况味的存在，被后人反复阅读和品咂。
我们就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吧！
需要补充的是，虽然我们使用“新时期文学”的概念，但是还应当注意到，这里还是有作家和作品个体之间的差别，并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某些个别作家和某言的作品在价值取向上就完全不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将它们纳入相同的历史情境中去做历史的审视。我们或许会有兴味地看到，肯定某些个别作家的东西，恰恰是否定某言的东西，反之亦然。但这种细节上的区分，在对新时期文学的整体价值判断上，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人们甚至会忽略此一时期文学由文化大革命导致的文化蛮荒所造成的精神境界肤浅、文学技巧拙劣、语言粗劣不堪的时代病患。
如果把“历史”拉长一些，比如一百年、三百年、五百年以后，我们的后人也许会发现，所谓“新时期文学”不过是个传说，不过是当时人们为了鼓噪而起的鼓噪，仔细一看，其实那里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叔本华通过自己的遭遇曾经痛心疾首地指出，至少在文学艺术领域，可怜的人类有一种令人憎恶的时代病患，那就是在一个时期总是热闹着不该被热闹的平庸作家的平庸作品，而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却无人问津。我认为叔本华的观察是准确的，他道出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的真实的文学处境。
在无限而巨大的空阔与寂寥之中，会不会有目前尚无法与人见面的、类似于我们所谓的“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作品潜藏在民间呢？也许会的吧？毕竟，这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这样的民族是什么奇人都有可能出现，什么人间奇迹都有可能创造出来的。
252.如果无耻可以换取利益，人就会像追逐金钱一样为其疯狂
司马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话，不仅是对社会状况的概括，更是对普遍人性的深刻洞悉。“利”不仅是物质的，很多时候更是精神的。所谓“道德”，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用来控制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对于人的诱惑的精神武器，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某种器具或者工具。
既然是具有器具或者工具性质的精神武器，就有合用不合用、管不管用的问题。遗憾的是，在“利”面前，道德器具对人的追逐“利”的欲望与冲动的抑制往往是无力或者无能的，所以才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种可悲的情态不断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所以我们才在市井上看到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掺杂使假；在社会人群中看到各种令人切齿的坑蒙拐骗；在人际关系中看到各种匪夷所思的虚假伪善；在权力场中看到各种出神入化的谋权手段，各种卖官鬻爵，各种贪污腐败，各种巧取豪夺；在学术领域看到各种人模狗样的人托着浅盘争相做着灵魂叫卖，做着各种与学术本身风马牛不相及的下三路勾当……“利”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的物欲——既有物质的，亦有精神的——都是极强劲、极难约束的，由腐败权力引发的物欲追求尤其肮脏、野蛮和顽强，缺失自权利而生的法律压制的、单纯的道德约禁，是无法奏效的。
正因为这样，富于洞察力的思想家总是不约而同地强调“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强调必须用比道德更为有效的办法来制约人性中腐烂的东西，具体说，就是我前面说到的“法律压制”，即通过源自人民意志的国家宪法和法律，强制性地实行政治分权，权力——所有层级、所有类型的权力——必须得到监督，必须得到限制……五百多年以来，人类文明与进步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层面上展开的。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凡是没有在这个层面上发展进步的文明，我们都有理由将其视之为非现代文明。“非现代文明”说白了就是被历史抛弃在人类进步后面的文明。
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是有某些规律在的，这有点儿“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意味。现代文明有现代文明的社会生态，非现代文明有非现代文明的社会生态。虽然不能说两者有着泾渭分明的特色，却也一定会在人的生存状态上显示出某种程度的差别和差异。一个社会人群由着性儿缺德的社会，也许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你绝对无法排除社会失范、政治生态恶化这个因素；反之，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也一定是社会和谐、政治清明——所谓“公平公正”、“自由平等”——的社会，它们相辅相成，互为倚重，缺一不可。譬如，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历代思想家不约而同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纳入到社会政治文明话题的范畴来讨论，就说明所谓民风，绝不仅仅是普通民众的道德问题，它更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政治问题，长久以来，它都是中国人对“小康”社会或“小康”生活的最深切寄望，虽然这种寄望只有在极为稀少的时候才真正实现过。
有了上面的论证，我们就可以说出小标题所宣示的见解了：如果在一个社会中，无耻可以换取利益，人必定会像追逐金钱一样为其疯狂。我们也可以将这种现象归纳为人们通常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一旦进入这个过程，“无耻”两个字也就会像“劣币”那样褪尽其原本的暗黑色，散发出令人赏心悦目的璀璨光泽。而这种转换，通常是不那么容易被人察觉的，对于倚仗“无耻”而谋取物质和精神利益的人，人们反而会心生尊崇，把他们托举到时代讲坛的最前沿，甚至成为当时社会最具价值的人群。这就意味着那个社会的社会伦理——政治伦理和精神伦理——出现了根本性的大面积的溃疡和病变，病入膏肓了，即便医治，要想完全治愈也会极为艰难，甚至可以说，它已经无药可医了。若果“死马当作活马医”，非要医治，那也得刮骨疗毒，让其到生死关上去走一回。这样一来，那个社会付出的整体代价将极为高昂，这个代价归根结底要由普通老百姓承担；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导致作为社会精英的社会中坚阶层——如果我们将其比喻为“精神承重墙”的话——由内在的精神虚弱而导致的无力承受重压而轰然倾覆倒塌。这种情形，我们从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已经无数次看到过了。
某种意义上，历史——所有形式的改朝换代，所有形式的巨大社会变革——都可以概括为作为社会精英的社会中坚力量由于自身的羸弱或病患而无力承重，从而导致多米诺骨牌性质的社会坍塌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重建。所谓“历史是螺旋式上升和发展的”这句话，说的是不是这种现象呢？也许吧！
253.自由新闻与统驭新闻的不同国际政治效果。
目前，如果我说西方世界的所谓“新闻自由”是经由国家意识形态包装的伪自由，大概是没有多少人反对了，尤其是有在西方世界生活经历的人，都历历在目地看到了西方新闻媒体依仗其对世界话语权的垄断，是如何肆无忌惮地伪善和实行价值观双标的。新闻，从本质上说，属于国家意识形态范畴。不能不说，西方新闻媒体在维护其国家意识形态方面是非常成功的，这里固然有历史的原因，但是你也不能否认，西方国家在运用国家软实力方面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几乎已经成精。政治强人普京总统最近在一次访谈中，在回答“既然俄罗斯知道……为什么不向世界说明真相？”的问题时，也摊开手臂无奈地说：“你知道西方媒体的强大，这方面我们无能为力。”意思是，在话语权方面，俄罗斯太弱小了，说也没用。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事实已经不重要，关键是谁来述说那个事实。某种程度上，非西方国家，包括我们，在面对西方世界的时候，面临的都是此种窘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媒体的“成功”，除了话语霸权的原因之外，按照他们的说法，更源于所谓的“新闻自由”，即：媒体“客观、中立”，各有各的观点和角度，“众说纷纭”……云云。但是你一定不要忘记，“条条大路通罗马”，在维护国际地缘政治利益方面，西方世界“自由媒体”的立场往往出奇的一致，随时能够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哪怕这种力量是极度虚假、极度伪善甚至于极度邪恶的。这里显露出一个往往被遮掩的事实：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工具的西方新闻媒体，归根结底是被国家力量所操控和驱使的，是服从于它所维护的那个国家的根本利益的，不管这种利益与其他国家或世界多么背道而驰。
我昨天看到一位网友关于中东局势、尤其是关于以色列通过犹太人把控的国际新闻媒体的评论。这位网友在列举了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媒体最近这段时间对中东局势不约而同的颠倒黑白的舆论攻势以后，意味深长地说：“今天以色列对世界舆论的掌控已经到了生杀予夺的程度，这让我想起一段话：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言论自由是一种表象，但谁要真敢言论自由，以色列就要弄死谁。”我认为他说出了所谓的以色列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新闻自由”的本质和真相。你不能不承认，西方媒体的“新闻自由”在维护国家或者种族利益方面确实有独到的统合战斗力，我上面提到的普京的感叹是有道理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西方国家，或者说强调意识形态实行统驭的国家，媒体虽然自始至终是一个声音，但是它所达到的效果，却往往不那么理想，完全不足以与西方媒体抗衡，即便是我们，虽然一再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但这个故事却始终没有“讲好”；我们的故事不管多么精彩绝伦，总是被淹没在西方话语叙事的波涛汹涌之中。长时期以来，这种被我称之为“统驭新闻”——即“用一个声音说话”——的媒体样式，在与西方媒体的认知作战中，总是身不由己，力不从心。换一句话说，“自由新闻”与“统驭新闻”所达到的国际地缘政治效果，似乎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这里除了新闻媒体人工作不敬业、做事漫不经心的原因（随便举一个例子：我在美国YouTube频道看中央电视台的国际新闻节目，声音永远都小到不得不将音量调到最大才可以听得到的程度，而这种琐碎的技术性问题，在我看来解决起来并不难，工作人员自己去听一听、去调试一下就可以了，没想到十几年以来竟然没有任何改进，我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有我这个门外汉无法理解的高精尖的技术上的原因，导致问题无法解决？）之外，恐怕还有一些非常值得重视的深层政治原因和社会原因。有一些深层政治原因和社会原因，是与所谓的“自由新闻”相仿佛的，然而这里必定还有一些独属于我们自己的原因。为什么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看到的所有来自中国官方新闻媒体消息的下面都关闭了评论栏呢？有没有解决既不想听到不同的声音、又不断绝与观众和听众的互动的更好的办法呢？怎么都会有的吧？堂堂的国家媒体，异常强大的国家媒体，在这么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问题上竟然都会陷入焦灼与迷茫，手足无措，无以应对，你又指望他们能做什么更有价值的事情呢？他们怎么可能讲得好“中国故事”呢？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又到哪里去了呢？
我们当然可以说，找到更深层次的原因，也就找到了新闻媒体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强弱的隐匿密码，但能不能用这个密码打开被禁锢的意识形态之锁，进入纵横捭阖地讲述中国故事的自由之门，则属于另一个话题，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吧！
254.摧毁用暴力维系的东西的东西，一定会是暴力。
用文明维系的东西，未必就会永恒，社会自然规律的吐故纳新、此消彼长，同样也会使那个东西发生流变或者消亡。但是，促使这种流变和消亡的发生，大概率会是以文明的方式，不至于就会造成血流成河的惨痛局面。而用暴力维系的东西一旦出现松动和垮塌，则一定会是暴力作用的结果。所谓“以暴制暴”，不仅是人类行为的或然选择，更是历史规律使然。这种被暴力摧毁的东西，甚至在用暴力维系其强盛之初，就已经开始在母体中孕育了，它诞下的不过是具有反噬作用的暴力之子而已。
255.剥夺他人自由的人同时也剥夺了自己的自由。
剥夺他人自由的人通常是为自己获取更大的自由，甚至是没有边界的自由。对于其个人来说，这当然是最好的一种局面——即便是暴君，也会认为自由是一个好东西；所谓专制主义，就是“君”拥有绝对的自由，“臣”和“民”的自由被“君”的自由所吞噬，“君”在这样的时候往往心情大好，说：“这就对了，世界本该就是这么个样子。”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一个人一旦成为暴君，并且用暴力剥夺人的自由，事实上也就等于剥夺了自己的自由。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自由”是一种状态，一种相互妥协和平衡的状态。妥协终止，平衡被打乱，那就意味着自由受到了伤害，而受到伤害的自由，既包括他人的自由，也包括剥夺他人自由的人的自由。所有的——宫廷的、民间的——政治不安宁，所有的政治动荡，乃至于政治倾覆，皆来源于此。
遗憾的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人们在追求自由时，总是缺乏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理性约束，把对自由的追求变质为实现无限制个人欲望的手段或途径。更加遗憾的是，在这条路上没有路标，没有人能够指示前面是一条死路，所以我们才从历史中不断地看到有人踏入这种再无归返之可能的死境。
256.热力学第二法则：如果没有新能量注入，所有秩序都会崩塌。
中国古人很早就发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不单纯是自然现象或物理现象，更是社会机理。一切历史的发展，都是在运动中发生和进行的，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形。“流水”的推动，“户枢”的旋转，难道不就是运动么？而运动的实质，则可以用热力学第二法则来归纳，那就是：如果没有新能量注入，所有秩序都会崩塌。这里的所谓“新能量”，你可以理解为新观念、新思潮，也可以理解为新制度、新体制。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说穿了就是新观念、新思潮、新制度、新体制作为“新能量”不断注入社会肌体的过程。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绝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上帝的恩赐，它是伴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大潮以及这种大潮带来的人的精神解放而必然结出的历史之果，或者说，我们收获的是三十年前种下的破除“两个凡是”、最广泛凝聚社会共识的宝贵的精神种子结出的历史之果。也正因如此，我们才不断强调说，中国惟有进一步改革开放一条路可走，这意味着思想必须进一步得到解放，人必须获得进一步解放，“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伴随着这样的解放过程，我们才有可能激荡起全民族图谋发展的奋斗热情，才能指望有甜蜜的历史之果在前方等待着我们。
假如这个过程出现懈怠和阻遏，不管来自人为的还是不可抗力的，则必将导致停滞，导致衰退，导致前功尽弃，导致秩序崩塌。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这三十年中国走得太顺当了，我们对危机免不了会丧失必要的警觉，然而如果一味大意，很有可能犯不容犯的历史错误，到时候想挽回也来不及了。
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方式表达：历史给我们提供过无数佐证，几乎所有社会进步都是在记取了前代衰退或者崩塌的经验教训，重新注入新能量才得以实现的。没有秦二世而亡，就不会有“汉景之治”；没有隋二世而亡，就不会有“盛唐”出现；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邓小平，就不会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应当特别强调，任何追求进一步发展的企图，都应当首先把眼光落在改革开放事业中的新能量注入上，落在最大程度地解放思想上，落在最大程度的“人”的解放上。非如此，一定是舍本求末，历史发展必定会被延宕。
毛泽东有言：“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们面临着无限美好的未来，我们也面临着难以预测的风险。只有选择“正道”，我们才可以度过这充满危机的岁月，将中华民族这艘大船，驶向无限光明的远方。
257.西方世界强大的秘密是宽恕？！
我最近读到西方人撰写的一本书，说西方世界在全球范围内崛起和强大的密匙，是与宗教精神相联系的文化上的宽恕。在作者笔下，西方世界就像是一个圣徒，到处播撒平等、博爱与自由，世界应当对西方价值伦理充满敬重和感激才对。
我记得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年），也是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考察资本主义的，也是持类似观点的。有人归纳说，在这本书中，韦伯阐明了他的重要思想：新教信仰塑造了人们的伦理规范，沉淀为欧洲社会特有的文化特质和生活方式，成为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作为学术著作，作为一种理念，这样说当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如果你把它放到人类历史和国际政治的现实中去，你就会感觉到，作者在对资本主义的观察中，很显然注入了过度的理想主义热情，与之相比较，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一来到世间，带来的都是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论述，则显得更冷静和精准，更符合历史发展的政治境况，也更符合资本主义内在本性和它血腥的发展历程。
西方世界何曾宽恕过？来到美洲大陆的英国殖民者“宽恕”过土著印第安人吗？贩卖和蓄养黑奴的美国农场主“宽恕”过黑人奴隶吗？凭借科学技术领先而用炮火四处征伐，吞并他国领土并在世界各地不断建立殖民地统治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俄罗斯人……“宽恕”过被他们征讨过的国家和民族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殖民者“宽恕”过敢于反抗殖民统治的被统治者吗？即便是进入当代，美国大兵“宽恕”过越南人吗？“宽恕”过南美人吗？“宽恕”过朝鲜、古巴、伊拉克、伊朗、塞尔维亚、巴勒斯坦成千上万在帝国主义铁蹄下受苦受难的人民吗？他们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屠刀，为非作歹这个世界已经长达数百年，如果这也算“资本主义精神”，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奴役的精神，是掠夺的精神，是杀戮的精神；他们喝的是被压迫、被奴役国家人民的鲜血；他们正是沿着这样一条由死亡铺就的征伐路线，在千千万万无辜民众的累累白骨上，才吃得脑满肥肠、大腹便便，才变得如此强大和野蛮的。
资本主义确曾创造过辉煌璀璨的人类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我们绝没有理由认为它是通过“利他主义”——即他们所宣传的“自由、平等、博爱”——实现这一切的。反之，资本主义是在其残暴的掠夺本性驱使下，才在主观上的“自利”之余衍生出客观上的“利他”之果的。因此，我们决不能认为资本主义在实践上对其他国家和民族怀有天使一般的情怀。以前这一点看得不大清楚，因为美国和西方世界具有足够的自信把自己伪装得很好，当他们显露疲态之时，就再也没有闲心涂脂抹粉乔装打扮了，他们也就直接暴露出其贪婪虚伪、狰狞残暴的本来面目了。我们目前所面对的，不就是这样一个半人半兽的怪物吗？
258. 政治秩序确定之后，皇帝就是决定的因素 1
小标题是从毛泽东“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移植而来的。这不是玩噱头，我的意思是，在皇权专制主义政治秩序确定，即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一个朝代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皇帝。虽然毛泽东也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但那只是一种归纳，事实上在我们的视力所及范围之内，也就是在皇权专制主义制度具体运作之下，对历史——显性历史——创造起决定性作用的，归根结底还是皇帝。
不信？你看一看二十四史，哪一部不是以皇帝为轴心展开叙述的？哪一部不是把皇帝视为一个朝代兴衰的决定性因素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正统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基本上是一部王朝史，展现的是王朝的中国，与之相对应的文化的中国，则隐藏在民间，在那些很难作为个体进入正史的“民”中间。一个突出的例子，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无一例外都出自当时那个朝代失意文人之手。所谓“失意文人”，就是没有、也没办法进入社会主流的知识分子，既不是作协会员，又不是某出版社社长、杂志主编，更不是领取国家薪俸的专家、教授，相反，由于丫古怪的个性，无法见容于眼前这个不称心的世界，一个个都活得灰头土脸，毫无尊严，有时候还要饿饭，还要身陷囹圄，甚至还要掉脑袋。
这就是说，在这样一个中国，王朝史与文化史是两条线，两者很难交叠。这同时也意味着，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叙述，不得不依据通常意义上的价值标准去度量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遇到一个好皇帝，则朝代兴盛，老百姓活得下去，甚至活得惬意滋润；遇到一个坏皇帝，则朝代衰亡，百业凋零，民不聊生，老百姓成天死的心事都有，就更不要说什么惬意不惬意、滋润不滋润了。这种现象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反反复复上演，反反复复轮回，呈现出鲜明的规律性。所谓“历史周期律”，说穿了就是这个东西。
中国历史或长或短，出现过一些所谓的“盛世”，在盛世的背景上，一定有一个成色很好的皇帝。你能想象“贞观之治”是昏晕无能的囊膪皇帝陈朝后主陈叔宝——假如五胡十六国以后统一中国的不是有大作为的隋文帝杨坚，而是偏安于一隅的这位以愚蠢著称的浅薄之辈的话——经营得出来的吗？你能想象“贞观之治”是隋炀帝杨广经营得出来的吗？或者反过来说，假如唐太宗也像陈后主那样蠢笨颟顸，醉生梦死，由着性儿糟践自己，把所有时间精力都消耗在后宫嫔妃身上，还会出现所谓的贞观盛世吗？假如唐太宗也像隋炀帝那样不顾民力，视百姓为刍狗，即不把老百姓当人看，轰轰烈烈干他的所谓“大事业”，痴迷于持续不断的战争征伐、热心于建设超大型国家工程、用数次大规模“巡视”以显示无上的皇权，满足畸形的精神需求，甚至可以说由着性儿败家，拼命往死了作，还会出现所谓的贞观盛世吗？可见历史是不能倒置的，它是一个浑然天成的有机体，是历史运动中所有因素的综合作用，才使它成为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样子。而在所有这些因素中，就像我前面所说，皇帝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因素。在相对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皇权专制主义时代，皇帝是决定国家状态乃至于历史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中国两千多年历经数百个朝代，每一个朝代到最后都有一个“亡国之君”，虽然都有历史累积下来的国家沉疴的作用，但是那位亡国之君个人在“亡国”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仍然不能小觑。
我们说在皇权专制主义状态下历史运动的所有因素中皇帝是决定性的因素——用学术语言描述，是由皇权专制主义政治秩序的本质所决定并呈现出来的社会机理。皇权专制主义政治秩序的社会机理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让臣死，臣不能不死”的皇权的绝对性和无限性。用通俗的话说，皇帝掌握着所有人的生杀予夺大权，他可以为所欲为而无人能够阻止，“法”不过是维护皇权统治的工具，而非民众利益的维护力量。在这样一种绝对而无限的权力状态下，即便是一个本性很好的人，也难免会变得残暴和骄奢，何况在封建血亲嫡传的机制下，你根本无法保证坐到皇帝宝座上的那个人是一个“本性很好”、“质地很好”的人。在琳琅满目的历史画廊中，我们看到过多少血缘正统的昏庸无能之辈、寡廉鲜耻之流、顽劣残暴之徒堂而皇之地成为了作为天下万物唯一尺度的皇帝！看到过多少仅凭着皇帝的一己之力就将江山社稷置于万劫不复之境的历史悲剧！
无数事实都说明了皇权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制造黑暗，亦可以创造辉煌；它对人性的巨大腐蚀力量，往往会使即便是一代明主也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昏君乃至于暴君。用通俗的话说，坐到皇帝宝座上的那个人，最初和最终往往会迥然不同，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丫怎么变成了这样？！”史家普遍认为，即便是杰出的隋文帝和更杰出的唐太宗，到了晚年也都不约而同地改变了性情，背弃曾经的信念和原则，无可抑止地滑向自己的反面——有人说，唐太宗再活五年，就会成为另一个隋炀帝——难道不是有咀嚼不尽的况味吗？
事实上，中国所有朝代的兴衰更替，都是循着这条路径走过来的。所谓历史周期律，说的与其说是一种历史运动规律，毋宁说是皇权对皇帝以及他的领导班子的腐蚀过程，不同点仅仅在于，有的腐蚀得快一些，二世而亡；有的腐蚀得慢一些，耗上百年、几百年，最终仍旧摆脱不了覆灭的命运。这就是说，哪怕是雄才大略的皇帝，只要皇权的绝对性和无限性不变，其治下的江山就不可能像他们期望的那样“永延帝祚”，终有一天也会“忽喇喇似大厦倾，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我们说绝对的无限权力可以改变人的本性，也是在强调说，在皇权的绝对性面前，人性因其脆弱性往往是不堪一击的，这里有万千种精神或生物性的诱惑可以是人性变得残缺，能够抵御住这种种诱惑的人少之又少，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从历史上才不断看到皇权的残暴，看到皇权的色厉内荏，看到皇权的愚蠢与颟顸，看到皇权对于皇权根基的一步步侵蚀……所有皇权大厦的最后颓倾乃至于崩解，事实上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政治逻辑使然，历史规律使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259. 人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个体的问题
人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个体的问题，人都是在个体意义上思考自己所面临问题的，除非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巨大的时代转换），很少有人将“自我”植入到群体中进行所谓“类”的思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个体与他者并不必然构成所谓的“关系”，这就好比茫茫宇宙中的星辰，看似熙熙攘攘于星河之中，然而作为个体实则冷清而孤寂，你甚至找不到同类。屈原慨叹“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的时候不代表任何人，那只是一个孤独的思考者在内心里与自己的灵魂对话，《天问》中的“天”也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还是他自己。这实际上也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命运状态。
指出这个前提，我们就好往下议论了。我们就说“活着”吧！
“活着”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拥有吃喝拉撒睡等基本生理功能，再奢侈一些，还有卿卿我我的男欢女爱、热热闹闹的人生欢宴、名利场上的灯红酒绿等等。假若你是一个有理想——“理想”作为抽象词汇既可能崇高亦可能低下——的人，那么，既然你选择了“活着”，你一定想活得非同一般，活出情调，活出精彩，只有这样才不枉来世上走这一遭，于是你追求锦衣玉食，追求奢侈豪华，追求鱼水之欢；你出门有豪车，入门有豪宅，港湾里泊着私家的游艇，深山里有躲避喧嚣的隠庐，闹市里有纸醉金迷的会所……从世俗角度说，你当然是活出了境界，即使在睡梦里你也会感叹说：“行了，我这辈子值了。”周围人对你更是艳羡不已，嘴巴张得老大，说：“你看人家活的！”这样的“人家”现在是越来越多了，甚至到了壅塞大部分生活空间的程度。
这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成为了如此这般的所谓“成功人士”，我是说，在“生物性活着”的状态下，如果对“利”的追逐和占有——我们统称为“物欲”——成为一个人活着的全部目的，或者说，人只要眼盯着这个东西，它就会深刻影响并最终决定他的伦理情境和人格质地。换一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的物欲得不到束缚和约制，必定会向更肮脏更腐烂的生物性本能（比如畸形而无视道德伦理禁忌的情欲）蔓延，人必定会成纯粹意义上的畜生。很难想象一个执迷于物欲的人同时还会是一个寻求“理性”和“意义”的人，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人。现代生活在给人们提供越来越多的选择空间时，也为形形色色的社会罪恶和个体丑行准备了得其便利、大行其道的条件，我们比以往时代更有可能遭遇人性的大面积堕落，各种虚假、伪饰，各种糜烂、堕落，各种欺瞒、诈骗充塞社会空间，权力与资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你会陷入到无处躲藏的境地，我们比以往任何时代更有可能陷入到个体的精神困惑乃至于危机之中。
260.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
小标题有人说是“钱氏家训”，即钱学森家族的祖训，也是那个家族的人所一贯信奉的为人之道。我没有考证过这种说法是不是准确。
我对中国文化从来都充满了自信和自豪，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我甚至断言中国文化总有一天会成为全世界共同拥有的价值尺度，但那一定是通过一次大规模的、力度不小于过去五百年来所发生伟大变革的社会思想运动才能够实现的；换一句话说，被扬弃以后的中国文化，一定具有全新的质地，而不是建构在中国传统文化框架之内的、以阐释和维护权力运行合理性为职能的中国文化（我们通常把这种文化理解为贯穿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
遗憾的是，目前还看不到发生这样的社会思想运动的任何迹象，于是我们只能采取“拿来主义”，实用性地借用一下自十五世纪以来逐渐发展成熟的以人文主义为其精神支撑的自由主义理论。谁都知道，这种理论在很多方面与儒家文化所主张的东西是相悖的，听起来未必会让人很舒服，然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绝不是妄自菲薄，更不是崇洋媚外，希望有关人员也有些雅量，遵循荀子先生“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的教导，也容一容人，实在是没有坏处呀！
2024-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