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周作人和真实的周作人是有很大距离的，虽然周作人的散文选本随处可见，但这些选本大部分都只选周作人回忆故乡风物，谈茶论酒，恬淡闲适，平和超脱的小品文，与那个充满苦难、浩劫和杀戮的年代仿佛没有任何关系，那个周作人似乎一辈子都是呆在书斋里品味着醇厚的苦茶，最后是做日本人的华北教育督办，坐国民党的老虎桥监狱，靠回忆鲁迅吃饭。张菊香女士编的《周作人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 6月出版)则选取了一些与我们平常惯见不同的文章，让我们看到了周作人的另一面，读一读作者写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那些长期以来被忽略的文章，我发现这几乎是另一个周作人。最近我又专门找了张菊香、张铁荣编著的《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4月出版)和周作人的《泽泻集》(岳麓书社1987年出版)来读。
一
《泽泻集》收入了周作人在1926年“三·一八”之后写的大多数文章。
“三·一八”的第二天(3月19日)，时为女师大教授的周作人就以无比悲愤的心情写下了《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发表在3月21日的《京报》副刊)，他控诉“这是北京城中破天荒的大残杀，比五卅上海事件更为野蛮，其责任除政府当局段祺瑞、章士钊、贾德耀诸人直接负担，我们要求依法惩办外，对于国民军的首领也不能屈为谅解。”第三天(3月20日)，他在《京报副刊》发表《对于大残杀的感想》，痛感“就是在满清，自我有知以来，不曾听见北京有过这种残杀”。3月22日，他在《京报副刊》发表《可哀与可怕》，“我固然哀刘杨二君之横死，但我也怕天下有不知哀矜之情的男女”。这一天他又写下《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发表在3月29日的《语丝》72期)，再次谴责“这回执政府的大残杀”，他说：“惭愧我总是‘文字之国’的国民，只会以文字来纪念死者。”他引《心中》一文说：“中国人似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舍其生命，而又随时随地被夺其生命而无所爱惜。”他的文字是平稳而不是激烈的，但对死者的追念，对政府的谴责、抗议则和他的兄弟鲁迅先生并没有什么两样。
4月2日他在《京报副刊》发表《恕府卫》，指出恕府卫的理由：一，他们无知识；二，他们是奉命的。尤其要谴责的是那些 “使用明枪暗箭，替段政府出力”的智识阶级、名人学者和新闻记者，“这种丑态是五四时代所没有的”。
4月5日周作人在《语丝》73期发表《新中国的女子》，对牺牲的学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表示“最可佩服的是女学生们的勇敢”，称她们是“新中国的女子”。
不足一个月，制造“三·一八”惨案的段祺瑞政府就垮了，另一个军阀张作霖进了北京，《京报》被封，邵飘萍先生于4月26日遇害，北京弥漫着一片肃杀之气，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受到严峻的挑战。周作人在5月24日发表的《闲话四则》(《语丝》80期)中说：“三月十八日以来北京有了不少的奇迹，结果是沉默，沉默，再是沉默。这是对的，因为这是惟一适当的对付法。”这些话虽然没有鲁迅“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来得精粹、沉痛，但周作人那一时刻也没有沉默，直到1926年5月31日，他在《语丝》81期还发表《死法》一文，为生命的失去感到痛苦，他说：“枪毙，这在现代文明里总可以算是最理想的死法了”，“三月十八日为中法大学学生胡锡爵君在执政府被害，学校里开追悼会的时候，我送去一副对联，文曰：‘什么世界，还讲爱国?如此死法，抵沙成仙!’这末一联实在是我衷心的颂辞”。
6月28日，离“三·一八”一百天，周作人写下百日祭文《六月二十八日》，发表在7月1日的《世界日报·副刊》，那时已没有《京报》。他说：“正如五四是解放运动的开头一样，这‘三·一八’乃是压迫反动的开始。”
除了公开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还参加了当时大多数重要的悼念活动。
3月20日，他出席女师大“三月十八日外交请愿残杀案后援会”，并参加了女师大为刘、杨烈士举行的棺殓。3月21日、22日，他连续参加女师大的有关会议。
3月23日，他赴北大参加北京各界数万人举行的“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会”，送去挽联：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3月25日，他参加女师大刘杨追悼会，送去挽联：
“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
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惊耳，弹雨淋头。”
3月26日，他送刘、杨出殡。
在4月1日的女师大复课典礼上，他说：“这一次本校死了两位同学、我看见她们的遗体。看见她们入殓，我很受一点感动，使我对于死有一点了解。”
面对“三·一八”的枪声，在暴力和血腥面前，周作人和当时无数的知识分子一样没有被吓倒，而是挺身而出， 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守住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底线，人道的底线。这个周作人和我们习惯中所了解的那个隐士、汉奸完全不一样。
二
其实起码在1928年以前，周作人的血并没有冷却、凝固，没有躲进他的书斋，品苦茶、写小品文，而是尽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周作人正在日本探亲。 5月12日，他得知这一消息就匆匆回国。5月28日回到北京。6月3日，他即和刘半农等人以北大代表的名义去北大第三院法科慰问因声援大学生被北洋政府拘捕的中小学生，被军警拒绝，未能见到。 6月4日下午，参加北大教职员会议，讨论营救被捕学生事。那时，北大文科院红楼外已经驻兵五棚，而周作人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好像一点也不在乎。6月5日，他路遇大队军警包围演讲学生。当夜，他就在灯下写下《前门遇马队记》，愤怒谴责军警的所作所为。6月14日，他在得知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后，就和李辛白、王星拱等人以北大代表的名义到警察厅看望。这是五四期间周作人回国半个月内的言行。
1921年北京发生教育风潮，周作人在《晨报》副刊(1921年6月10日)发表《碰伤》一文，指出教职员学生“这次碰伤的缘故由于请愿。……请愿的事，只有在现今的立宪国里，还暂时勉强应用，其余的地方都不通用的了。例如俄国，在一千九百零几年，曾因此而有军警在冬宫前开炮之举，碰的更厉害了。我希望中国请愿也从此停止，各自去努力吧。”
1922年3月，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汪精卫、邓中夏等一大批非常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北京成立“非宗教大同盟”，陆续在《晨报》发表宣言、公电，发起一场旨在反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运动。这些人中有不少是周作人的好友、同事、《新青年》时代的同志。 3月31日，周作人和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等知识分子在《晨报》发表《主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提出：“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 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从而引起了一场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论争，从当时站在双方立场的名单来看，周作人他们明显居于弱势。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公开说出自己的观点，进行公开的辩论。4月5日，为了回答“非宗教同盟”对他们的批驳，周作人在《晨报》发表《拥护宗教的嫌疑》一文，重申自己的立场“是为维护约法上的信教自由”，约法是指辛亥革命以后制定的中国第一部成文宪法《临时约法》。4月6日他回复陈独秀，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我们宣言的动因”“是在宗教问题以外，我们承认这回对宗教的声讨，即为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所以要反对”。“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是压迫”。鉴于陈独秀的信4月7日在《民国日报》上发表， 4月20日，周作人也公开发表了他的这封回信。
八十年后回过头来看这段公案，如果不因人废言，是非是很清楚的，周作人他们“少数”人无疑站在正确的一面，从以后发生的历史来看，有些话不幸都言中了。他们所持论断堂堂正正，真正符合人类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的文明准则。
思想自由是周作人五四以来不遗余力地倡导的。1924年11月，他和鲁迅、孙伏园、钱玄同、林语堂、李小峰等创办《语丝》周刊，这是二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一个重要的舆论阵地，直到1927年10月24日，《语丝》周刊被张作霖禁止，这块思想自由的园地在北京生存的近三年中，有着许多令后人肃然起敬的表现。
作为《语丝》的主要发起人、撰稿人之一，周作人对当时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几乎也都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由他执笔的发刊词明确表示：“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和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1924年，周作人的著作《自己的园地》和《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书一起被北洋军阀政府下令查封。
从启蒙的意义看，《语丝》周刊就有五四以前《新青年》杂志的流风余韵。
三
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时，作为教授，周作人没有站在校长杨荫榆、教育总长章士钊的一边，而是站在了学生的这一边，向专横的学校和教育当局说不。5月22日，他在《京报》副刊发表《女师大的学风》，直接批评女师大校长“只想开除几个学生，或用别的高压手段消除风潮，整顿学风，是所谓南辕北辙，适得其反”。明确要求她“能够因教育前途之棘而引咎辞职”。
5月27日，为抗议校方开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刘和珍、许广平等六个学生，他和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七教授联名在《京报》发表著名的《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公开表明他们的态度。5月31日的《女师大周刊》(109期)予以转载，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那个时候周家两兄弟完全是站在一个立场上。
8月19日，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率武装巡警强行接收女师大，学生代表质问、抗争，与警察发生冲突，导致7名学生受伤，各校、各团体声援代表14人被捕。当天周作人同川岛夫妇即去女师大支持学生的斗争。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指出：“北京教育部的总长司长动不动就以保安队及打手从事，……我的沉默之期或者也不很远了罢。”(发表在 8月21日的《京报副刊》)其实，那些日子他又何尝在沉默呢!
那年5月底上海发生“五卅惨案”，6月6日夜他愤然写下《对于上海事件之感言》(发表在6月20日的《京报》副刊)，鲜明地提出五卅运动是要“争回国民的人格”，“希望国人更进一步，切不可再不把自己当人”。7月23日，他又写了《吃烈士》(发表在8月3日的《语丝》)，讽刺在“五卅”中因镇压有功“加官进爵”的官僚和借“五卅”“博得蝇头之名利”的商贾，谓之曰“吃烈士”。
四
周作人和李大钊是北大的同事，《新青年》的同仁，他们的政治信仰虽然完全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情义。在李大钊被军阀杀害的白色恐怖中，他不仅冒险保存了李大钊的文稿(曾多次与上海群众图书公司的曹聚仁联系《守常全集》出版事宜)，而且对李大钊的遗属进行了长期的照护。
1927年4月7日李大钊被捕，28日遇害。这段时期他的儿子李葆华在周作人家住了一个多月，然后在周作人和沈尹默的帮助下化名杨震到日本学习。1933年4月15日，周作人还积极参与了北大师生和李大钊生前友好发起的公葬募捐活动(发起人名单和捐款人名单中都有他的名字)。李夫人逝世后，他和蒋梦麟、张申府等人曾专门商讨李大钊子女的教养问题，可谓至仁至义。甚至在日本人占领北京时期，他也没有停止对李家遗孤的关怀与照顾。
面对1927年“四·一二”屠杀的血泊，周作人虽然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信仰，也不支持共产党，但他不能容忍以不同信仰的名义杀人，他反对一切残虐的杀戮。7月23日，他在《语丝》141期发表“随感录三”《吴公如何?——致荣甫先生》中就明确表示：“要不要清党，我们局外人无从说起，但是那种割鸡似地杀人的残虐手段我总不敢赞成，白色恐怖绝不会比赤色的更好。”他之所以要站出来，完全是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立场，是来自人性本身的抗议。
因此在1927年5月到10月间，他连珠炮一般写下了一系列匕首、投枪一样的短文，比“三·一八”后写的那些文章更锋利、更激烈了，他的好友李大钊教授的死恐怕也大大刺伤了一个知识者的心。人类的良知迫使这个一向温和、恬淡的周作人也像怒目金刚一样。在《日本人的好意》(1927.5.14，《语丝》131期)、《偶感》(1927.5.14～9、17，《语丝》131、135、140、149期)，《人力车与斩决》(1927.7.16，《语丝》140期)、《“斩决”共党》、《怎么说才好》(1927.10.1，《语丝》151期)等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他对李大钊被杀、张挹兰绞决，对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学生以及许多他不知道的人的被杀进行了沉痛的哀悼和愤怒的抗议。这些文章随后都收入他的《谈虎集》中。我们还是听一听70多年前周作人自己的声音吧。
1927年7月，他写道：“以我贫弱的记忆所及，《青天白日报》记者二名与逃兵一同斩决，清党委员到甬斩决共党二名，上海枪决五名姓名不宣布，又枪决十名内有共党六名，广州捕共党一百十二人其中十三名即枪决……清法着实不少，枪毙之外还有斩首，不知胡先生以为文明否?……尤其者去年一月中吴稚晖先生为孙传芳以赤化罪斩决江阴教员周刚直，大动其公舆，写了《恐不赤，染血成之欤?》一文，登在北京报上。这回，吴先生却沉默了。”(《周作人散文选集》，张菊香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p.168)
文中的“胡先生”是指当时刚从国外游学归来不久的胡适。
“燕大出身的顾陈二君，是我所知道的文字思想上都很好的学生，在闽浙一带为国民党出了许多力之后，据《燕大周刊》报告，已以左派的名义被杀了。北大的刘君在北京被捕一次，幸得放免，逃到南方去，近见报载上海捕‘共党’，看从英文译出的名字恐怕是她，不知吉凶如何。”（同上，p.175）
紧接着，他在《偶感·四》中说：“又从上海得知，北大女生刘尊一被杀，亦极从容，此外我们所不知道的还很多。”(同上，p.176)
同年9月20日，周作人愤怒地写下：“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却就把杀人当做目的，借了这个时候尽量地满足他的残酷贪淫的本性。……最奇怪的是智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也是智识阶级的蔡胡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此种现象，除中国人特嗜杀人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同上，p.170)
文中“蔡胡诸君”指的是蔡元培、胡适先生。
周作人在谴责杀人者的同时，也谴责知识分子中的帮凶吴稚晖，还对五四时期的同伴蔡元培、胡适的沉默表示强烈不满。当时，作为国民党元老的蔡元培对于分共、清党是持支持态度的，对屠杀，他当时的立场我们不清楚，但没有站出来抗议、谴责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胡适当时也没有站出来(要等到一年多后他才站出来，在《新月》上公开批判“四·一二”血泊中浮起来的政权)。
正是因为周作人发出这些“不合时宜”的声音，《语丝》141期以后在南方就遭到了被禁的命运。9月3日，他在《语丝》147期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这种剥夺言论自由的行径，并以《光荣》为题，这是《语丝》的光荣，也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周作人先生的光荣。这一天离《语丝》被禁(10月24日)还有50天，一个更黑暗的、连抗议都不得的时代即将降临了。
五
综观周作人从“五四”到“四·一二”的表现，特别是他对女师大风潮、“三·一八”、“四·一二”的态度，完全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他不是政治中人， 曾多次表明自己不喜欢谈政治。1924年10月5日，他曾在《语丝》47期发表过题为《我最》的文章——“我最不喜欢谈政治”，“《新青年》的同人最初相约不谈政治”，“政治我是不喜欢谈的，但也有要谈的东西。我所顶看不入眼而想批评的，是那些假道学、伪君子。”那时“三·一八”，“四·一二”都还没有发生，他的朋友李大钊、他的学生刘和珍都还生活在他的周围，当政权暴露出它最无人性的一面，无所顾忌地大开杀戒时，这个“最不喜欢谈政治”的人却毫无犹豫就站了出来，他不能再保持优雅和沉默了。
从本质的意义上，周作人只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在五四运动中大声疾呼思想革命，提倡人道主义思想。加入《新青年》行列后，连续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有震撼力的评论，并写了大量有影响的小品文，其散文成就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可抹杀的。说起五四启蒙诸先驱，周作人功不可没。尽管他走的不是鲁迅的道路，更不是陈独秀、李大钊的道路，但当政权显示出赤裸裸的残忍面目，杀害他的同胞时，无论是他的学生，他的同事，还是与他政治信仰完全相左的共产党人，他都站出来说话了。这些话不管有多温和，显然都是当局不愿意听的。
这就是周作人，他只是从人性出发，他知道每一个生命都值得珍重，任何政府、政党都无权以任何借口、任何名义剥夺无辜的生命。重读那些文字，我们看到的是周作人苦茶隐士的另一面，是他人性、人道的一面，至少我们应该肯定1928年以前的周作人是个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识分子，在他的身上我们同样能够找到一个知识分子的许多优秀品质。他对思想自由的执着追求，他的人道主义情怀始终都没有泯灭。
他后期的变化(大致上在1927年冬天以后)在思想、性格上的根源也许由来已久，但李大钊的惨死，北新书局被迫停业，《语丝》被禁止(周作人和刘半农曾到一个日本朋友家避了一周)，这些变故对他的转变恐怕都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1928年1月3日，他在写给李小峰的信中说：“‘三·一八’ 至今已是三年了。北方不必说，南方亦遍地讨赤……‘三·一八’的死者恐怕终于白死了。”1月14日，这封信以《“三·一八”的死者》为题发表于1927年12月在上海复刊的《语丝》第4卷第5期。这一年他在《语丝》发表的文字，无论说历史，还是现实，都极为沉痛——
9月17日，他发表《历史》一文，指出“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与希望”。
10月1日发表《青年脆》一文，指出“近两年来中国到处是人头脆，而青年似乎尤其脆得可以”。所谓“脆”就是死亡率高。 读这些文字，我分明感受到了他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重。在那个已“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年代，面对舆论阵地和言说自由的丧失，面对无数青年滚烫的血，1928年11月，周作人发表了《闭户读书论》，我把这看作是他生命的一条分界线，从此以后那个曾和民族共同体共命运，与大时代同呼吸的周作人就彻底告别了过去，回到书斋。那一年周作人仅仅44岁，离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也不到十年。以后，虽然他也说过“中国现在到底不知道还是什么时候，至少不像民国，连人权都没有”这样不无愤怒的话，但他已不再站出来公开抗议什么了。如1933年9月25日，他只愿意致函许寿裳，请蔡元培营救以“共产党”名义被捕的女师大学生郑德音。当然，这已是另外一个题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