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降，周作人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出现了很多重要成果。但部分学术成果有待进一步全面分析与深入研究，周氏“书抄体”研究，即是个案之一。
继承古代近世书抄文遗产
书抄体是周作人1930年后写作数量最多的一种文体。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周氏自《夜读抄》肇始的书抄体多持批评贬抑态度。司马长风认为，它们“距离散文的要求，尤其是距美文的要求越看越远”，因而不予置评（《中国新文学史》中卷）。进入新时期，唐弢指出，周作人是“Familiar Essay——随笔性散文”的“代表”，他“早期散文很漂亮，思想开明，要肯定，后期不行了，专门抄古书，不行就说他不行”（《唐弢文集》卷九）。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书抄体是周氏晚年所创造的“一种新文体”。其实，书抄体不但古已有之，且近世亦有之，它们都曾对周作人书抄体写作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书抄体原是六朝齐、梁时出现的一种文体。钟嵘《诗品》称：“至于吟咏性情，亦何贵乎用事？……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此时的书抄之风盖由诗贵用事衍及各体文章而成。其文类特征是抄掇群书，辑录众说，如《南齐书·文学传论》所云，“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在书抄基础上，尚可编撰类书、类苑。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指出，“《南史》称王俭尝使宾客隶事，梁武集文士策经史事；而类书一体，亦以梁代为盛，藩王宗室，以是相高，虽为博览之资，实亦作文之助”。
周作人虽未谈到他的书抄体与南朝书抄文章的关系，但他的书抄文却呈现出类似南朝书抄的特征，也不难从中窥见“缉事比类，区分题目”，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两种模式的印痕。此种类同，可谓其来有自。周作人在《欧洲文学史》（1918）一书中评论古罗马G. P. Secundus《自然史》说，“性质实同类苑，据自序所记凡二万事，而辑录众说，不加决别，并收志怪之言”。而周氏散文已有书抄或译抄文，前者如《日记与尺牍》《巡礼行记》，后者如《猥亵论》《文艺与道德》等。1932年周氏撰写“以猫为主题”的小文，曾“先调查猫的典故，并寻觅得黄汉的《猫苑》二卷，仔细检读，次又读外国小品文”诸名家“谈动物诸文”，后几经辍笔最终写成《赋得猫》，即是典型的书抄体随笔。事实证明，南朝类书、类苑等书抄文体概念，不但早已进入周作人的艺文学术视野，而且导引周作人后期书抄文的写作实践。
而相比之下，以清代学者俞正燮为代表的近世书抄文，对周作人的濡染更为彰明较著。周作人十分推崇俞理初，赞誉汉代王充、明代李贽、清代俞正燮为“中国思想界不灭之三灯”（《记蔡孑民先生的事》）。在他看来，俞氏“见识乃极明达，甚可佩服”（《俞理初的诙谐》）。他自小就“颇喜欢”俞氏，时常翻读其《癸巳类稿》，后又购读《癸巳存稿》。俞氏二稿“以类相从”，尤多书抄文。李慈铭曾赞其“博综九流”“浩博殊不易得”，但“其书引证太繁，笔舌冗漫”，因“文繁无择，故不能卓然成一家言”（《关于俞理初》）。周氏出于珍爱，搜罗俞著不同刊本，包括通行本、巾箱本、影印本及藏家批注本，计《癸巳类稿》四部、《癸巳存稿》三部及《四养斋诗集》一部。
周作人后期以褒扬俞氏其人其文为题的散文多达四篇，其后期散文亦常引述《癸巳》二稿，其中通篇或大部分抄录的若干篇什竟全属书抄文。如《俞理初的诙谐》开篇全文抄录《癸巳存稿》卷四《女》。俞氏此文抄引中外十种古籍涉及女性的训诂、谣谚，经史子集的论述，诗文小说的描绘，表现了作者明达的见识与两性平等的伦理观念。全篇详引略引，错落有致，或录全文，或摘章句，繁简得当。抄引中又以精要的评语予以申释，缀连上下引文，绾合全篇。周作人赞叹此文“在意思及文章上都很完善，实在是一篇上乘的文字。我虽然想学写文章，至今还不能写出能像这样的一篇来，自己觉得惭愧，却也受到一种激励”。而《关于俞理初》则全录《癸巳存稿》卷十四《白席》，俞氏此文虽篇幅简短，却能彰显作者“议论公平而文章乃多滑稽趣味”的另一“特色”。文中抄引《通鉴纲目》等四种古籍，嵌入两处评语，借以回旋斡运，点染渲润，使全文融为一体。
辩证认识书抄体成就
周作人书抄体虽蒙受六朝和近世书抄文的浸润，但毕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书抄文，它是周作人经由文体“通变”力图创生的一种散文体裁，然毋庸讳言，也是周氏散文创作走入狭邪小路的表征。笔者以为，对周作人散文来说，书抄体既是一种文体，也是一种语体。后者称之引述语体似更妥帖，它是周氏散文尤其前期散文的一种重要语体，在语篇的记叙、抒情或议论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审美功能。
而书抄体在周作人后期散文创作中衍变为最重要的体裁之一。它虽不同于南朝以降“类聚事物，不大有什么议论”的类书，但其写法却类同俞正燮的书抄文。今之论者褒扬周氏书抄文的引文详略与虚实处理，评语的申释、连缀与绾合等功能，结构的纵向移转与横向并列等，几乎均可移用来评价俞氏书抄文。
笔者以为，周氏书抄体是融入较多古文成分的白话文，或称语体文，而不是俞正燮式的古文，但其新变主要表现在思想方面。周作人身处19世纪末20世纪，广泛接纳域外近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具有多种文明交融互鉴的宏放视野，因而其思想观念和知识结构远比俞正燮广博、完备和深彻。他的书抄“根本物理人情，订正俗传曲说”。文章“以文情并茂为贵”，思想“系根据生物学文化人类学道德史性的心理等的知识”，“以情理并合为上”（《自己所能做的》）。同时，他的书抄范围由中土扩延到欧西东洋等，对象由人事推广到物性，涉及生物、气候、风俗、物产等，拥有俞正燮等人书抄文所不可比拟的跨文化新知与学识，其对现当代知识小品、文化散文的生成也不无裨益。
但不可否认，周作人书抄体也有较为严重的弊病，它从书本到书本，大凡跳不出“缉事比类，区分题目”，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的窠臼。克罗齐认为，“一部诗作或一组诗作问世后，无法通过对这些作品的研究、摹仿或改编来继承和发展它们。……诗歌不能产生诗歌。孤雌生殖是不存在的。需要有阳性元素，即需要有现实的、激情的、实际的和精神的东西的参与”（葛兰西《论文学》）。尽管周作人若干书抄文也有“阳性元素”的参与，如有关人事的《性的心理》《谈卓文君》，关于物性的《兰学事始》《常谈丛录》等，在文中融入了现实的、激情的与精神的东西，但“阳性元素”的参与毕竟显得淡薄，尚不足以破解书抄体的瓶颈，使它跻身为新变的文体。而他的绝大多数书抄文却只是“在别人的书中寻找自己，借别人的书说自己的话”，它虽也是“表现自己”，却绝非“最好途径”，所表现的只是抄录、蹈袭别人的自我。其此类文章大都板滞、沉闷，形同一律，不复有前期散文的生香活色，已然失落了以自主、独创为标志的文体创造的精义。
周作人的书抄体，并非周氏自诩的“疾虚妄精神之现代化”或“新《论衡》”（《俞理初论莠书》）。周氏作为中国现代散文大家，其在1930年后的创作不能别开生面，却仅以摭拾丛残的书抄自足。当年金克木嘲讽道，周氏引领的“言志”，“广抄旧书，但真言志文抄书是自己话借别人嘴说，伪言志文便是说了半天有人无己”（《文化卮言》）。钱穆也认为周氏“写文像要学苏东坡的《志林》一类，但东拉西扯，只是掉书袋”（《中国文学中的散文小品》）。笔者以为，书抄体堪称其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两岸现代中国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18ZDA26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