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从厕身伪职，腆颜事敌，周作人便由“镇日关门听草长，有时临水羡鱼游”的都市大隐，堕落为千夫所指、万众唾骂的民族蟊贼。此事至为沉重，沉痛。郑振铎日后撰《惜周作人》，开篇就说：“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的最大损失，就是周作人附逆！”及至抗战胜利，“膏药旗”纷纷倒下，从北平，从中国，从它霸占的所有国度。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彼时彼刻，周作人是怎么急中生智的呢？他得知沈兼士，这位国民党北平地下市委委员，昔日北大国史编纂处同事，即将出任国民政府接管平津的文教大员，立刻想到走他的门路，谋一个去日本接收被劫文物的美差。作人后来有没有找沈，沈又是如何表态，手头没有资料，不好妄猜。有一个间接的例子，可以帮我们了解后者的立场。沈曾告诉林语堂：“周作人在北平做日本御用的教育长官。……我们的青年给日本人关在北大沙滩大楼，夜半挨打号哭之声，惨不忍闻，而作人竟装痴作聋，视若无睹……”得，兼士心里早把他这位老友归入另类。作人此路不通，又把目光投向解放区，并委托一位叫赵荫棠的知交，前往张家口探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蓝格茵茵的空中，当然更不容许阴影侵入。作人的试探，在晋察冀边区参议会议长成仿吾那里，理所当然地遭到严辞拒绝。
周作人北望延安，并非纯粹是一厢情愿。人们后来得知，他在出任伪职期间，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仍有联系，比如，曾掩护、帮助李大钊烈士的子女；这无疑是他作重新选择的资本。从沉舟泅出，人们总是要估量与最近的岛屿、陆地之间的距离。倘若远不可及，他或她就会另外选择逃生的方案。还有一道至关重要的桥梁。四０年，大钊之女星华即将奔赴延安，作人郑重地嘱告她：“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给他带好。”此时此地，这一声“好”，就是一种缩地术，在两颗敏感的心灵之间。星华毕竟太嫩，竟没能将口信捎到。现在说什么也不管用了，作人的下场更加放大了她的疏忽。而前面说到的成仿吾，大概也没有把周的意图报告中央局。因此，在作人和毛主席之间，在星光交织的历史穹窿，由是少了一次谜一般的行星碰撞。
周作人认识毛润之（毛泽东），历史老人安排在一九二０年。当时，周是导师，是大家，毛是后学，是呼啸前行的热血青年。周于年前鼓吹一种“新村主义”，是从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那里贩来的。毛是新村实验的支持者，他趁为湖南“驱张”运动北上京师之机，于四月七日，登门拜访仰慕已久的周作人。历史老人也忒促狭，作人是和鲁迅住在一起，就是那个有名的八道湾，毛润之竟偏偏错过了鲁迅，他日后最为敬佩的伟大作家。虽然有好心人据此演绎，硬说毛、鲁二公当初见过面，唉，演绎终归是演绎，当不得信史。
一个是大教授，一个是年轻学子，遥想当日，毛润之踏访八道湾，必定是执弟子礼，恭敬有加的吧。难怪，周作人魂里梦里，常常以此自炫。日后逢着机会，总爱把它抖出。比如，他一九五六年访问西安，就向陪同者中国文联的佟先生提出：“我向往延安很久了，现在很想去看一看。”跟着便得体而又十分到位地补上一句：“我认识毛主席、毛润之先生。在今日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就数毛润之了。”
天地之间是有鸿沟的——即如茫茫天宇，也有一道银河——尤其事关民族大义，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在此表现得最为分明。而周作人，这位自我坦白，内心时刻有“绅士鬼”和“流氓鬼”打架的小品文大师，似乎把鸿沟看得很淡很淡，直到临死，也没有觉悟到降寇一节的严重。一位当年在清华听过他课的老学者讲，周作人有句口头禅：“怪好玩的”，是以学生们背后常叫他“怪好玩先生”。噫，他该不是把这种“怪好玩”的情调，也搀合进严肃的政治？
二
周作人看得轻于鸿毛的事，在国人眼里，却是重于泰山。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七日，愤于日寇侵华，国难当头，时局危艰，平、津文化界一百零四人，联名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书”。在鲁迅看来，这不啻是救国宣言。他留心查看了一下名单，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该有的，差不多都有了，唯独没有他的二弟作人。鲁迅怕眼花遗漏，倒转头又一个一个地数。没有，愣是没有。他轻轻叹了一口气，想：连钱玄同、顾颉刚都具了名，启明（周作人）怎能这么退后？
周氏兄弟早已分道扬镳，不通来往，鲁迅对于作人的动向，还是时刻挂心。前年，《人间世》发表了钱天起的《隐士》，称赞周作人“隐于文采风流”，是如何地怡然自得。鲁迅不屑，也写了一篇《隐士》，文中讥讽说：“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鲁迅不愧是勾魂摄魄的高手，寥寥数语，就漫画出某些“大隐”的嘴脸。
鲁迅逝世后八个多月，“七七事变”爆发，北平的形势更加严峻。文人学者纷纷南下，周作人却安然不动。他不相信龙的传人能与大和民族抗衡，不愿杂在平民百姓中颠沛流离于途。这可急坏了南方的朋友，许多人给他写信，敦促他迅速离开险境。在这一片呼声中，刚从日本脱身回国，投入抗战洪流的郭沫若，写的那篇《国难声中怀知堂》，我以为是情采并茂的佳作。沫若说，国难日蹙，人们系念的多是某某司令，某某抗敌将军，某某民族英雄，而他回国以后时时怀念的，却是北平苦雨斋中“我们的知堂”。他认为，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知堂，又是这仅有的几人中的佼佼者。沫若由衷感叹：“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如果能换得作人南来，像他自己这样的，就是死上千百个，也值得！
社会的关注，周作人不能置之不理。他不断向各方解释，自己的使命——犹如他的名字所示，或如他的文学主张——就是“作人”。他有一大家子，包括老母寡嫂。他不能带着老的老、小的小一起登程，只有咬紧牙根，在北平“苦住”。作人致陶亢德的信，可以看作他的告天下书：“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
好一个“作苏武看为宜”！似乎铁心要在北海当羊倌了。可惜“作人”作得实在不漂亮，不久，他竟然出席了敌寇召开的“文化座谈会”。消息传出，举国大哗，曾经敬重他爱戴他的人士，莫不为之痛惜。当此之际，茅盾、郁达夫、老舍等十八位文艺界同人，联名发函，忠告周作人必须悬崖勒马，急速离开北平，转道南来，参加抗敌救国。如果能做到这一步，还有希望获得国人的宽宥。否则，唯有一致声讨，公认为民族罪人。
诗人艾青以《忏悔吧，周作人》为题，表达了年青一代的激愤：
周作人/在祖国艰苦战斗着的时候叛变了/（我用灼痛的心接受这消息）……/周作人/你不能想一想你所走过来的路么？
你曾护卫过德漠克拉西/你曾抨击过北洋军阀的政府/你曾无畏地走在思想斗争的最前面/——中国的青年/不曾忘记你的名字。
忏悔吧，周作人！/不然……/中国的青年/要向你射击！……
此时此刻，鲁迅地下有知，也会心急如焚的吧。
形势是越来越明朗的了。连远在伦敦，即将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的胡适，也感到这样下去，周作人势必在泥沼中越陷越深。胡适以智者的清醒和老友的深情，同时又不失学者的风度，给作人寄出一首促行诗：
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周作人回诗，仍然是大叹生活的苦经：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况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臧晖居士的问讯。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别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老僧，希望将来得见居士的面。
周作人以后一直没能与胡适见面。胡适赴美，作人降日，胡适返国，作人在押。四九年初，在上海，胡适即将再度赴美，作人已从监狱出来，住在朋友家，胡适约他吃饭，他没去，转托王古鲁代为致意，并婉劝胡适留在国内。胡适没有采纳，走了；在作人，也算回报了对方昔日的赠诗之情。
三
当代人很难想象的了，在五四新文化大潮中，周作人是一位出色的弄涛儿，功绩几可与鲁迅比肩。作人一开始就以散文知名，偶尔也写些新诗。三十年代，斯诺夫人采访鲁迅，问到中国新文学最富代表的散文家，鲁迅举出周作人、林语堂、梁启超，以及他自己。鲁迅这里不避嫌疑，把作人列在了首位。
林语堂既然能被鲁迅列于第二，他的话就值得我们掂量。林氏认为：“周氏弟兄，趋两极端。鲁迅极热，作人极冷。两人都有天才，而冷不如热。”郁达夫以朋友的身份，写下《妄评一二》，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而作人呢，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
周作人的成名作，为写于一九一八年冬的《人的文学》。在那之前，自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各派争论的焦点，一直囿于白话和文言，至于内容，却鲜有高论。直到作人出，才有了直刺文学革命本质的认识。作人放言：“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
那是何等地灵光照顶！那又是何等地引领风骚！周作人出山便站在了时代的前列。“我真佩服到极点了。”傅斯年对他顶礼膜拜，“我所谓白话文学内心，就以他说的人道主义为本。”作人的文章，“是当时改革文学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十几年后，胡适仍忘不了当初的激赏，评价说，“实在比文学革命之初陈独秀和自己所写的理论文章，要深刻得多，也新颖得多。”
周作人的《小河》，也被公认为“新诗的第一首杰作”。
周作人性格的总体特征，如林语堂把脉，是冷。冷虽冷，在“五四”大潮的裹挟下，毕竟还带有若干血性。“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我毫不踌躇地将这册小集同样地荐于中国现代的叛徒与隐士们之前。”这是他在《泽泻集》序言中写下的自白。试举其中的一篇《碰伤》为例。文章叙述一九二一年六月上旬，北京大学的教职员聚集在新华门，向北洋政府索取欠薪。政府出动军警，殴伤了好多参加者，末了不但不认错，反说教职员是自己“碰伤”，言下之意，活该！作人彼时正在西山养病，身子、精神都趋向颓唐，尽管如此，还是按捺不住满腔义愤，写下了这般辛辣的句子：“碰伤在中国实是常有的事。至于完全责任，当然由被碰的去负担。譬如我穿着有刺钢甲，或是见毒的蛇，或是剑仙，有人来触，或看，或得罪了我，那时他们负了伤，岂能说是我的不好呢？又譬如火可以照暗，可以煮饮食，但有时如不吹熄，又能烧屋伤人，小孩们不知道这些方便，伸手到火边去，烫了一下，这当然是小孩之过了。”通篇反话正说，亦庄亦谐，犹如包了橡皮的钢鞭，自有其鞭骨入髓的杀伤力。
周作人作为一代“五四”骁将的风采，在为“三一八”惨案写下的挽联中，仍有所闪现——尽管与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无论是广度，深度，还是力度，都远远不能相比——挽联说：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
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震耳，弹雨淋头。
什么世界，还讲爱国？
如此死法，抵得成仙！
这已是最后的锋芒，在周作人；他是越到后来，越全面显露出清冷的底色。读他尔后的文章，好像一个从前线撤退的战士，遁入一处世外桃源，雾岚使他沉醉于朦胧，溪水使他留恋于清丽，山风牵衣，野藤缠足，使他恍悟生命的清闲，雀鸟喧闹，杂花生树，使他回忆起童年的流光；他找了一块临溪的开阔地，一屁股坐了下来，随手拨弄脚旁的草丛，看嫩草如何自得，蚂蚁如何性灵，荠菜花如何对了他的眼睛怯笑；然后抬起头来，追逐风中的蝴蝶，天上的云，遐想在这儿结几所茅庐，垦半亩茶园，日常邀三俩好友，夏日听雨吟诗，冬夜围炉闲话……
如果天下果真有世外桃源，那也好。可惜不过是文人眼底的海市蜃楼。周作人拿他的笔，创作了一幅幅典雅、空灵的小品文，按摩自家疲惫倦怠的神经。无奈血腥、残酷的现实，还要时不时地把他拉回他所不情愿的人间世。大隐小隐皆是虚妄，入世而又心有不甘。反映在文章上，最典型的莫如《五十自寿诗》：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周作人不断地在书房名上玩花样，先是命名为“苦雨斋”，继而改做“苦茶庵”，后来又改做“苦住庵”，表白他要在“膏药旗”下长期持节，苦住到底。结果呢，苦雨照听，苦茶照饮，说苦住，却就未必——如本文开篇所述，他是腆颜事敌，吞了苦果！
世人万分痛心，而又无可奈何地看到：一块历经修炼才得以吸纳天地之灵气的顽石，终于在一个阴风怒号的夜晚，从它置身的峰巅，带着隆隆的绝响，堕向了黑暗的深渊！
四
“二战”落幕，周作人被国民政府判处十年徒刑。而后国民党仓皇溃退，南京朝夕不保，作人按保释出狱。人民政权建立，政府网开一面，容许他照常著译。但有一条：只能署人们不熟悉的“周遐寿”、“周启明”、“知堂”等笔名。
一代文化大家周作人，彻底从公众屏幕消失了。
我知道天下有个周作人，缘起“文革”间的大字报。北京大学，外文楼，不是一张，也不是一次。矛头，最初是指向徐祖正。徐祖正？对，就是咱东语系，不，咱日语教研室，那个文静静、干巴巴，走路总哈着腰，见人就往旁边躲的小老头儿，真看不出，此公竟是五四文坛上的活跃人物，和鲁迅、郭沫若、周作人等，广有交往。而就是这个徐祖正，后来又和周作人、张凤举，创办了北大的东方文学系，算起来，该是我现在的这个东方语言文学系的前身；虽然当初只有一个日语专业，八年三班总共才培养出七名毕业生。抗战时期，徐祖正最先下水，为此，周作人还骂过他哩。骂而不久，周也步其后尘，同时下水的文人，名头较响的，还有一个钱稻荪。钱稻荪是谁？五四新文化战将钱玄同的侄子！周作人是谁？说来更是吓我一跳，是鲁迅的亲弟！鲁迅的弟弟是汉奸？简直类似血口喷人，反动恶攻。因为当时流行的思维模式，是：毛主席的夫人等于毛主席，袁世凯的孙子等于袁世凯，胡适的儿子等于胡适。
牵涉到周作人的，还有日语教研室主任卞立强。他和前者共同翻译、出版过《石川啄木诗歌集》，自然难逃作箭靶的厄运。“任务是出版社定的，合译者叫周启明，我哪里晓得他就是周作人？”六九年底，在延庆新华营“备战”，我和卞立强正好同睡一炕，晚间聊起此事，他显得满腔委屈，“你想，要晓得，我怎么也不会和他合作。”
今年八月，已在日本京都大学执教多年的卞立强先生回国，我俩又见了面。讲起周作人，他说：“你去找文洁若，萧乾的爱人，她当时在出版社，和周作人经常联系。”我问：“您那时当真不知道周启明就是周作人吗？”“晓得的，”他答，“政府既然同意他译书，我就能和他合作。大作家嘛，心里还是蛮快活的。但那年头不能认账，认了账你永远说不清。”
建国后，作人的名字停止在市面流通，他为此深感痛苦。常言说，鸟过留声，人过留名。如今，人未去，名字先就报废，痛何如哉！痛何如哉！六五年，作人在致鲍耀明的信中喟叹：“知海外报刊时常提及鄙人，无论是称赞或骂，都很可感，因为这比默杀好得多。”哦，他是把这种留姓隐名，甚或埋名埋姓的日月，比之为“默杀”。
据文洁若讲，六三年，她听说周作人曾向上面打报告，要求将著译恢复本名。上面嘱他写一篇检讨，公开发表，以求取得社会的谅解。作人写出来的，却尽是辩解之辞。这怎么行呢？当然不能发表。于是他的本名，仍旧只有在他的记忆里或睡梦中供人呼叫。
往事堪伤。七０年，在湖南西洞庭湖农场，我曾于废品收购站拣得几册书，其中之一，就是周作人的《谈虎集》。趁白天放鹅的空隙，于荒僻无人的湖堤，拿出来偷偷阅读。读完，说不出滋味。大汉奸的东西，岂能说好？说不好，又别有一种情致。我连着读了两遍，用一颗锐敏而又荒芜了的心。然后——现在的青年绝对无法理解了——为着安全起见，我用力把它甩向湖心，看着它在十数米外，晃晃悠悠，晃晃悠悠，一点一点地下沉。
前不久，我访问了周作人的儿媳张菼芳。作人故于一九六七年，儿子丰一亦于去年辞世。炎芳曾是数学教员，现已退休。膝下三女二男，一个个都很出息、硬气。他们所从事的职业，都和文学保持一定距离。作人并没有留下鲁迅那样的遗嘱，告诫后人不可轻易涉足文艺，子孙这么做，完全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吧。
同时惊讶地得知，由于鲁迅和周作人之间的芥蒂，带累两家后代也形同陌路。悲乎哉！冤仇宜解，不宜结。况且，哪有深仇，哪有巨恨，哪有敌对的营垒，哪有地狱的忿火。纵有沟壑，架桥可渡。纵有隔阂，拆了墙仍是一家。于是，存一颗平和冲淡之心，我分别做了两家的工作，希望他们捐弃前嫌，亲亲密密坐到一起。对此，海婴先生和菼芳女士都欣然接受，只是需要等待适当的时机。我相信那样的时机很快就会到来。谁能说，这不也是两家老辈在九泉的心愿。
那期间，我也曾去八道湾寻梦。记得，是年前吧，为了八道湾的拆与留，报上猛炒了一阵。结果，认为八道湾是鲁迅出资购买，他本人也在这里住过一段，应该视作鲁迅旧居而加以保护的观点，占了上风。谢天谢地，它多半还在。我去了，那是一个没有晚霞的傍晚。泰森离开了拳坛，什么也不是；八道湾离开了鲁迅，早衰败成乱七八糟的大杂院。我从一道侧门进去，拐了几个弯，打正门出来，至少有十来人，从七八间补丁式的“地震棚”里伸出头来，盯着我的背影望，盯得我浑身不自在。估了估，里面大约住了三十多户人家。欲问前朝事，无语对暮霭。啊，哪里还有三进的大院？哪里还有可供儿童嬉戏的开阔地？哪里还有鲁迅或周作人的痕迹？
五
鲁迅一天天老去，老人的天地，有一半是属于童年的，幼时同伴的身影，不时在他眼前晃动。他常常想起作人，开始搜集他的文章，留心他的踪迹。他想再对这位自幼一起玩耍，读书，而后由他带到南京、东京、北京，又带上文坛的老弟，做一次全方位的把握。他了解作人很有天才，读的书多，学识丰富，外文也好，只是有一点儿放心不下，那就是关键时刻，每每有些儿“昏”。
日渐老去的周作人也开始缅怀鲁迅，写了许多回忆录。尤其当“文革”狂飙猝临，他直觉劫波度尽，大限在即，又拿出胞兄的文集，悉心研读。
掐去整整三十年的时空，把两者的镜头并放在一起，互为映照，该给予世人多少感喟，启示！
周作人的晚年情怀，我猜想，一是写鲁迅，发表顺当，挣稿费易，这是为了糊口；二，也含有报恩的意思。他写《知堂回想录》，谈到从前弟兄失和，说：“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我很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的了。”
周作人提供的关于鲁迅的资料，我最感兴趣的，是《鲁迅的笑》。虽然短，却有深意。我们习见的鲁迅画像，不是剑拔弩张，就是轩眉怒目，难道鲁迅整日都是板着面孔的吗？不，鲁迅自有他和蔼亲切的一面。“有如佛教上所显现的降魔的佛像，形象是严厉可畏的。但是他对于友人另有一副和善的面貌，正如盾的向里的一面，这与向外的蒙着犀兕皮的大不相同”，“变相降魔的佛回过头来对众生的时候，原是一副十分和气的金面”。然而，流传于世的为什么只有“蒙着犀兕皮”的一面呢？作人写道：“可能是鲁迅的照相大多数由于摄影时的矜持，显得紧张一点，第二点则是画家不曾和他亲近过，凭了他的文字印象，得到的是战斗的气氛为多……”这就难免要以偏盖全了。作人努力给世人提供一位完整的鲁迅，我们也可把它看作作者的人格自况，甚至不难发现他对神化的牢骚。
“世纪”这概念，本是人圈定的。但一旦圈定，也就带了人气。拿二十世纪来说，恰如人的一生，二、三十年代是她的青年，四、五十年代是她的中年，八、九十年代是她的晚年。世纪到了晚年，亦如人，火气消褪，世事洞明，开始有余暇反思，有心情留恋。
周作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水落石出，又裸露在众人的视野。
一个散却硝烟、抖落褊狭的社会，休闲才有资格升为正经。人们也才会有雅兴，幽情，咀嚼周作人笔下的清韵：“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也才能体会到在多雨的冬季，落座江村小屋，“靠着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的那种欢愉，那种逍遥；也才会像他一般忙中觅趣，“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这是社会成熟的标志。
此中花语茶道，虹影梵音，并非鲁迅们天生隔膜。但在鲁迅时代，“飞砂走石，狼虎成群”，人们更多需要的是投枪，是匕首，是机关枪，是大炮；作人的小品文在昔日遭贬，是时，也是命。
即使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仍然认为，鲁迅的文章更为上乘：鲁迅展示的是大树的根，作人披露的是树叶上的纹路；鲁迅奉献的是河床的走势，潮流的涌动，作人津津乐道的是渔舟唱晚，落霞浮浦；鲁迅崇尚的是风暴的力，风暴的愤怒与悲哀，作人痴迷的是小草的拔节，秋虫的低吟。
退一步，纯粹就抒情的角度而言，我现时读周作人的文章，总仿佛美人之病一目，壮士之折一肱，调动不起百分之百的美感。这自然是成见在障碍。作人讲事功，重实际，所以他赞美主和的秦桧，三六年，他在《再谈油炸鬼》中直述，要为秦桧翻案，以“奠定思想自由的基础”，“盖如我的朋友（未得同意暂不举名）所说，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古时自己要牺牲性命，现在还有地方可逃，）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作人替秦桧翻案的文章，还可以举出稍前写的《岳飞与秦桧》、《关于英雄崇拜》。看来，他尔后的降敌，预先已留下了思想的蛛丝马迹。纵观作人的一生，此公极像一篇反讽的小品文而非任何其他。数月前，我在某市讲文学和人生，顺便提到了作人的“落水”。当场，几位听众递条子说，你这是老观点，周作人那么做，自有其实际的道理，将来算不算汉奸，还不一定。我是着实大吃一惊，想不到一段铁案如山的史实，在某些人眼里又变得如此复杂！恰好不久我去了武汉、荆州，上了在洪水时刻威胁下的长江大堤。我在抗洪前线再次体会了什么叫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同时也看清了什么叫蛀虫，逃兵。回来后，我决定仍按我的“老观点”落笔。事情尽管千头万绪，人间自有斩乱麻的快刀。秦桧的字写得再好，有几人愿意把它挂在中堂？女真族虽然早已和中华民族融为一体，我相信千秋万代之后，岳飞依然是我们民族大写的英雄！
这该是另一种境界上的成熟。
戊寅年冬北京
本文原发《十月》199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