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易代前夕，中共高层刘少奇、周恩来以及胡乔木、夏衍等文化界领导人先后指示，北京、上海保留几家内容日常、形式通俗的民间报纸，继续为其在旧社会的特定读者群服务，甚至可以囊括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以及中小工商业者、店员、里弄居民和家庭妇女等较为落后的分子。其预期目的是引导这批人在新社会的进步。由于北京、上海自身的文化传统以及在新中国的区域定位不同，这一传媒布局仅在上海实现。小报《大报》《亦报》，加上香港《大公报》、上海《新民报·晚刊》，构成了1950年代特有的《亦报》场域。《亦报》场域存续八年，为初创期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和新中国文学话语的转变过程，提供了另一类别的生产方式和文学文本。将其纳入当代文学史，或可有助于重现“十七年”文学的复调走向，呈现尚未被学界充分认识的“十七年”文学前半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关 键 词：梅娘 周作人 张爱玲 《亦报》场域 沦陷区文学 新中国文学 Mei Niang Zhou Zuoren Eileen Chang Yi Bao field
一、上海《亦报》场域的形成
民国时期，庞杂的小报随行就市，以愉悦大众读者为导向，是旧中国市民阅读的主要媒介，也是半殖民地中国的都市地域文化符号之一。1949年5月27日，中共解放军攻占大上海。一个与过去彻底决裂的全新社会、全新文化即将开启。五光十色的上海滩小报在一夜间成为明日黄花。
不过，仅仅一个多月以后，经新政权授权，新的私营小报《大报》(7月7日)和《亦报》(7月25日)相继创刊。《大报》的社长为冯亦代，总编辑陈蝶衣。龚之方担任《亦报》社长，唐云旌任总编辑。他们多为民国时期上海知名小报报人、通俗文艺作家。这两家新面世的小报具有相当的自由度，其主要任务不是直露的时政宣导，而是把一批因政权更迭被边缘化的南北旧文人聚合在一起，为他们提供发表作品、开设专栏的版面。内容以文史掌故、街头巷尾、社会见闻为主，无需紧跟新中国初创期的主流文学意识形态。知名执笔人有郑逸梅、柳絮、张慧剑、潘勤孟、徐淦、韩菁菁、陶亢德等，而作品数量最大的还是文学名宿、沦陷区争议文人周作人、张爱玲和梅娘三人。
在新中国初创期的文化生活中，此举的意义非同寻常。
在流通(文化传承)的层面上，两家小报为旧上海小报文化留下了一个渗入新中国的缝隙，顾及到涵养有年的市民阅读习惯，或多或少体现出新中国初期的一种多元、包容的姿态。
在创作主体的层面上，这些“有历史问题”的特约撰稿人在新社会仍然能够有所作为，或可促使他们缩短认识和认同新政权的时间。稿酬的收入也实实在在地缓解了作家因文化生产方式、个人际遇的骤变而产生的生存压力，①有利于新旧政权过渡期旧文人群体的稳定。
作为新社会的“留用”人员、共产党的“统战”对象，他们大多或主动或被动地采取匿名写作策略。半个世纪之后，随着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史料发掘逐步触及到“《亦报》场域”的作者、编者。初步梳理表明，他们在主流之外隐身参与了易代之际的新中国当代文学的重构。
本文界定的“《亦报》场域”以《大报》《亦报》两家民办小报为中心。它们的命运与跌宕起伏的中国特色道路探索同步。随着意识形态管控的收紧，以及文化体制一元化步伐的加速，《大报》于1952年3月并入《亦报》。到11月20日，仅存的小报《亦报》亦终刊，资深编辑人员转入私营《新民报·晚刊》，使这一主要面向市民的文化、文学副刊得到加强。新民报社也很快于1953年1月改制为“公私合营”，纳入官方体制，严格意义上的民资实体小报至此寿终正寝。不过，由于《亦报》原核心编创人员依旧在场，小报的传统或多或少仍在副刊延续。此外，作为新中国的一个窗口，沪港双城间的密切关联在冷战时期一直没有中断，香港《大公报》在编者、作者、稿件诸方面与《亦报》《新民报·晚刊》多有交集。因此，本文也将《大公报》纳入《亦报》场域。
“沦陷区三家”周作人、张爱玲和梅娘是《亦报》场域中最活跃的现代文学作家，留下了大量作品，其中的梅娘坚守的时间最长。②在“反右”的高潮期和收网阶段，上海《新民报·晚刊》于1958年4月1日更名为《新民晚报》。几乎同时，梅娘在北京成为“右派分子”加“反革命分子”双料罪犯被收监劳改。统战意义上的《亦报》场域彻底退出中国当代文学舞台。
《亦报》场域存续八年，为初创期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和新中国文学话语的转变过程，提供了另一个类别的生产方式和文学文本。将其纳入当代文学史，或可有助于复现“十七年”文学的复调走向，呈现其还未被学界充分认识的“十七年”文学前半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二、“沦陷区三家”的出场及创作情况
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全新的社会制度和政权系统，需要统一的思想。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部门，党和政府把文艺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之上。
不过，与制度机构、物质生产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相比，文学艺术领域的改造要繁难复杂得多。毛泽东为几乎与共和国同时诞生的《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问世”。“好作品”除了有严格的政治标准外，还有形式方面的要求：为劳动大众所喜闻乐见。除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外，也受到受众文化教养状况的制约：1949年，识字教育的普及率很低，就连北京这样的文化古城，文盲人口也高达百分之八十。因此，通俗易懂也就成了大众解放/解放大众迫在眉睫的要求。
1951年岁末，为了使作家、艺术家尽快适应新社会的政治要求和审美标准，各地文艺界陆续开展整风学习。以北京为例，有近一千三百人参加了整风学习，1952年7月14日结束，据称成效显著，初步划清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的界限，并对文艺机构、团体和刊物进行了整顿。
不过，要求民国期作家在文学文本创作的层面上立即转向、转型，并非易事。即使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也需要一个适应和调整的过程。而后的政治运动显示，一些解放区作家同样成为文艺批判和整肃的对象。来自国统区的成名作家，大多未能写出可以与他们在民国时期的文学成就相媲美的作品。比如沈从文，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和理智的利弊权衡之后，选择停止文学创作，转向民俗文化、历史博物学研究。包括沦陷区作家在内的部分旧文人，他们在新中国的境遇与国统区、特别是解放区作家截然不同，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
在这种境况下，“沦陷区三家”周作人、张爱玲、梅娘却出现在《亦报》场域，发表了数量可观的作品。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三家的真名实姓为新中国新文坛所不容，只能匿名，以至于直到1980年代以后，他们才陆续被“发现”。其中最晚的是梅娘，最近一两年才开始有较为系统的整理。
时年64岁的周作人(1885-1967)，出场最早。从1949年11月到1950年3月，使用9个笔名，在《亦报》场域合计发表一千多篇诗文④。
张爱玲(1920-1995)为《亦报》连载了长篇小说《十八春》⑤、中篇小说《小艾》。另有《年画风格的〈太平春〉》和《〈亦报〉的好文章》两篇短文。这样，在接近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里，张爱玲的4个作品，共刊出400次。
原名孙嘉瑞的梅娘(1916-2013)，从1952年4月到1957年8月，在《亦报》《新民报·晚刊》上连载两部中篇小说《母女俩》(署名梅琳)、《春天》(署名孙翔)，三个短篇小说《为了明天》(署名高翎)、《我和我的爱人》《什么才是爱情》(署名瑞芝)。另有中篇报告文学和散文随笔八十多篇。合计刊出430次⑥。
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在沦陷区三家中，只有张爱玲在《亦报》场域中使用本名发表过一篇短评《〈亦报〉的好文章》。二是与张爱玲、梅娘不同，这个阶段内，周作人在《亦报》场域以外，还发表有少量与翻译有关的文稿。⑦当然，署名均非“周作人”。
三、“沦陷区三家”的幕后推手唐云旌、徐淦
编辑、作家唐云旌、徐淦是周作人、张爱玲、梅娘进入《亦报》场域的中介人。
唐云旌(1908-1980)，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区)人。广为人知的名号是唐大郎、刘郎。民国时期海派市民文化、小报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1930年代，由银行职员转任上海《东方日报》编辑。先后任《光化日报》《光复日报》《小声报》，以及《清明》《大家》《七日谈》等刊物的总编辑。他开设多个专栏，几乎每日都有诗词小品见诸报端，被称为“小报状元”“江南第一支笔”。在1946年的“海派文坛一百零八将”排行榜中，唐云旌被冠以“西风博士江南才子唐大郎”，排在丁慕琴之后、周瘦鹃之前，列为第11将。⑧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亦报》总编辑、《新民报·晚刊》编委、香港《大公报》特约撰稿人等。开设过“小休散记”“高唐散记”“唐诗三百首”“西风人语”“定依阁随笔”“唱江南”等专栏，延续其民国期的风格与做派。
徐淦⑨近两年才纳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但在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及易代期的文化网络中，他均占有一席之地。
抗战时期，徐淦游走于三重地域/政治文化圈。
第一重，跻身抗战文艺范畴。上海沦陷后，以流亡学生身份(上海私立持志大学肄业)进入四川大学⑩。毕业后，于1938年下半年借道香港返沪。在香港《文艺阵地》(11)2卷6期(1939年1月)上发表的小说《人兽之间》，引起争议(12)，《第七次挑选》(2卷8期，1939年2月1日)分别被上海沦陷区的《杂志》(4卷第2期，1939年4月1日)和国统区的《改进》(1卷2期，1939年4月16日)转载。这两篇小说为当代文坛认可，分别入选《上海“孤岛”文学作品选》(上海社会科学院，1986年)、《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钱理群主编，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2000年)。
第二重，活跃于上海“孤岛”。与胡山源、林微音、傅彦长、邵洵美以及穆时英、刘呐鸥、谢闻玄、卢文希等文化人形成了一个不同于抗战阵营的文人群落。
第三重，在伪政权体制内就业、从文。为汪精卫伪政权官媒《国民新闻》(穆时英任社长)、《中华日报》副刊的撰稿人。徐淦当年就曾公开为自己洗白：“我始终是一个商人的雇员，却以一个公民的立场，对国际政治经济各方面发表了许多意见，时常反拨上海英美系报纸的顽执的言论，批评上海的自鸣得意的文人的浅薄作品和浮滑态度，别人以为我已参加了和平运动的阵线，不信我只是为了帮朋友的忙。”(13)1941年10月以后，移居南京、苏州。与作家章克标、沈潜交好。曾在中共地下人员袁殊(14)主持的伪江苏省教育厅供职，化名王予主编《锻炼》月刊。1942年10月，接替汪馥泉编辑《新学生》月刊。1943年3月20日至8月20日，担任伪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馆长。出版有杂文集《见山楼杂文》(署名王予，苏州：新国民书店，1943年12月)和小说集《尘梦》(署名王玉，上海，1943年9月)。1945年初，脱离苏州伪政权教育机构，回到上海。
战后，徐淦曾供职于英文《自由论坛报》的中文晚刊要闻版和《世界晨报》《和平日报》《自由论坛报》等。写有电影剧本《吾国吾民》。出版有小说集《清风镇》(上海：大家出版社，1948)。新中国时期，在上海组建绿叶社，编绘出版新连环画。后来到北京，入职大众图画出版社(1950)、人民美术出版社(1951)。1957年被打成“右派”收监劳改(15)。1979年重返人民美术出版社，曾任中国连环画研究会理事，是一位有成就的连环画改编作者。
先来看周作人与徐淦。
周作人、徐淦两人相识于1943年。
1943年2月9日，在北京地方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内部的权力倾轧中，周作人败北，伪教育总署督办一职被免。作为补偿，南京伪中央政府追加周作人一个虚职国民政府委员(3月12日)。4月5日，周作人应邀赴南京等地近两周，参加就职仪式并讲学。10日、11日赴苏州，与江苏文化教育界人士进行交流。其间结识徐淦。据载，11日上午，周作人的参访活动由苏州图书馆馆长徐徵陪同。(16)此处的徐徵，疑为徐淦之误。(17)
徐淦再次接触周作人，是1945年4月来到北平找工作。适逢盟军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杀，哈德门门外的德国饭店降下纳粹旗帜。徐淦预感日本统治即将垮台，四天后即南归。
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内战中节节溃败，无力继续关押、改造叛国罪等罪犯。周作人得以在1949年1月26日交保提前获释。第二天转上海，客居尤炳圻家。徐淦与陶亢德多次前往看望。三四月间，徐淦任《自由论坛晚报》要闻版编辑时，编发了周作人8篇文章。在《亦报》创刊号上，徐淦辟有个人专栏《亦文章》。周作人8月14日回到北京。11月中旬，徐淦也来北京定居，一开始住在周作人处。经陶亢德、徐淦斡旋，周作人从11月22日开始在《亦报》上发表文章(18)。周作人与徐淦两人在文章中亦有相互示好之举。比如周作人的《东郭先生》(1951年5月30日)，先是介绍小说家徐淦转而服务儿童，他有幸白得不少徐淦编写的连环画。书畅销不够分配的时候，他也自掏腰包去买，《东郭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周作人写到，徐淦“编这书和《孟姜女》的时候，我听他谈起，关于长城怎样倒法似乎很费苦心，《东郭先生》则别无问题，可知是一气呵成的会心之作。我以前猜想东郭先生大概是墨子之徒，这里穿插他的非战，也正是这个意思，又把赵简子的打猎说作征伐敌国，很是巧妙”。可见两人互动的密切，以及周作人刻意褒扬、推介徐淦的好意。二人互帮互助，成为忘年交。(19)
再看张爱玲与唐云旌。
唐云旌张爱玲的文字之交，始于沦陷期。
1943年8月，张爱玲在散文《到底是上海人》引用了小报上的一首打油诗，说是记不得作者了。实际上，作者是唐云旌。一年多以后，唐云旌撰文感慨约见张爱玲之难。(20)到沦陷末期，唐云旌曾在其主办的《光化日报》(21)上发表张爱玲的小品，建立起编者与作者的关系。
迟至1946年7月唐云旌方首次与张爱玲见面。11月，唐云旌、龚之方的山河图书公司，不顾别有用心的人对于张爱玲的“汉奸”指责，出版了她的《传奇》增订本。张爱玲在给唐云旌的赠书中写有大段留言，对他的诗文多有溢美之辞：“读到的唐先生的诗文，如同元宵节，将花灯影里一瞥即逝的许多乱世人评头论足。于世故中能够有那样的天真；过眼繁华，却有那样深厚的意境……我虽然懂得很少，看见了也知道尊敬与珍贵。您自己也许倒不呢!——有些稿子没留下真是可惜，因为在我看来已经是传统的一部分。”(22)唐云旌投桃报李，撰文称《传奇》增订本“是传世之作，我本人对她则是倾倒万分”。1947年10月，张爱玲对于唐云旌出版个人诗集的计划，也提出积极的建议。(23)有这样的个人关系，《亦报》能够约到张爱玲的文稿，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最后看梅娘与徐淦、唐云旌。
唐云旌是通过徐淦的介绍把梅娘引入《亦报》场域的。梅娘与周作人、张爱玲的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她在北京成功进入体制，包括谋生职业和文学活动。但梅娘的文学作品却同样要在北京(体制)之外匿名发表，进入共时文场的隐性文学系列。(24)
梅娘的丈夫柳龙光(1911-1949)是东北、华北沦陷区报业、文坛的实权人物。抗战胜利后，两人曾一起前往地处北京西南郊的大觉寺，与中共北京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见面。1948年，梅娘一家移居台湾。1949年1月27日，柳龙光搭乘太平轮从上海回台湾，遇沉船溺亡，留下了不解的身份之谜。怀有身孕的梅娘立刻携一双女儿赴上海处理善后事宜。1949年7月中旬，梅娘从上海回到北京。在找工作一筹莫展的时候，得知刘仁在北京市担任领导职务，便给他写了一封求助信，并附上自己出版于1944年的小说集《蟹》。刘仁没有回复。但不到半个月，梅娘等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四九年八月间突然有一个解放军到骆驼胡同五号找孙敏子。他说他叫李克，知道我过去写过一些东西，特意找我谈谈。我问他怎么知道我的住址的。他说你们过去都是北京的名人，一打听就知道了。那次我和他谈了当时的生活情况和自己写过的一些东西。过了几天，李克同志又去找我谈了一次，他说北京市文艺工作者组织了一个学习会，你愿意的话，去参加学习吧!我说好吧。又过了几天，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吸收我为会员，让我参加大会，把出席证寄到我的家里了。当时我以为因为我给刘仁同志写过信，是刘仁同志告诉大众创研会去找我谈的(25)。
梅娘的揣测不无根据。因为此前她与李克并无交集。
李克(1923-2000)，：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结业后进入冀中军区火线剧社。新中国时期，在北京市文委、文化局、文联等机构工作。1972年成为北京文联专业驻会作家(1972-1992)。他与李微含合著的《地道战》(1953)，是“十七年”文学中的红色经典之一。李克主动联系素未平生的梅娘，很有可能是在遵照刘仁的指示开展统战工作。对孤儿寡母的梅娘，也有帮助她解决生活上的燃眉之急之意。
1949年11月15日，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赵树理任主席。十五位执行委员中，有景孤血、李薰风和刘雁声三位沦陷期文人。研究会设小说等七个部。梅娘被分配到小说部第一组参加学习。根据梅娘的说法，“都是旧社会北京所谓的文化人”(26)。来自解放区的知名作家康濯、马烽担任辅导工作。学习会每周一举行例会。一般是在务虚学习之后，传阅成员的短篇作品，互相提意见。创研会也鼓励成员改编连环图画，梅娘编写的《表》，就是经创研会斡旋在大众书店出版的。一个多月后，鉴于梅娘参加了研究会，被认为政治上得到了认可，民办万字中学遂聘她担任语文课教员。而此前，曾因她个人经历复杂而婉拒。梅娘的生计问题也很快得到了解决。
1950年5月，北京市成立“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27)，进一步把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上统一到“普及第一”上来，强调文艺要配合北京市的经济建设，为“生产第一”的方针服务。在北京文坛自身建设方面，强调巩固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加强对传统文艺样式的改造工作。初创期的北京文联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文学普及活动。在通俗报刊方面，除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说说唱唱》月刊和《大众文艺通讯》双月刊外，又创办了《北京文艺》月刊，并在北京《新民报》和天律《进步日报》上开辟了《新曲艺》《新戏剧》《新美术》《新北京》《工厂文艺》《大众文艺》等周刊。
不过，梅娘那一批“旧社会北京所谓的文化人”，在被纳入在运作方式上与同人团体迥异的各级文艺组织机构后，主要任务是学习新国家的指导思想和交代个人的历史，接受改造，在个人化的文学创作方面，很难有所收获。比如，沦陷期与梅娘齐名的多产女作家雷妍(28)，在赵树理的帮助下，几易其稿，仅发表了短篇小说《人勤地不懒》(1950)，写一个执着于耕耘的青年农民。中篇小说《小力笨》(1950)，写北京一名徒工如何从“小力笨”成长为青年团员。对于雷妍的改稿过程，梅娘看在眼里。梅娘晚年回忆道：“写这样的题材，不是雷妍的强项。为了适合当时的为工农兵的时尚，雷妍显得力不从心。”(29)梅娘本人何尝不是如此？这可能使梅娘在创作上望而却步，她没有在北京发表过作品。
是上海的《亦报》改变了梅娘在新中国的文学创作轨迹。
1951年年底，经徐淦介绍，唐云旌写信向梅娘约一部4万字的小说。梅娘自陈：“五二年一月放寒假时，我写母女俩，到三月间转电影社工作时，把《母女俩》写完”寄出。在政治运动中，梅娘曾作过这样的交代：唐云旌“对我的稿子很欢迎，我也越写越狂妄，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同时生活上也需要稿费补助，就更加粗制滥造”。(30)此后，一发不可收。
1953年10月，唐云旌把梅娘介绍给香港《大公报》编辑潘际坰。从次年3月末起，梅娘的散文开始在《大公报》上发表。
四、唐云旌与梅娘的私人关系问题
唐云旌与沦陷区文学三家周作人、张爱玲、梅娘的个人关系密切，也是后世评论与研究的关注点之一。
在新中国，周作人被排斥在体制之外，靠匿名写作、翻译所得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的多数文稿延续民国时期的路数，说文谈史，无力迎合新中国文艺的新要求。周作人又是文坛前辈，在稿件的邀约以及修订上，编者、作者之间没有多少协商的空间。随着政治运动的接二连三，周作人很快退出《亦报》场域。
张爱玲与唐云旌之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新政权有意收编职业个体作家张爱玲。她在沦陷期政治介入日伪的程度最低，是三家中唯一一位有幸在《亦报》场域中使用过本名的作家，也是唯一有机会在《亦报》场域中结集出版单行本的作家。修订本表明，张爱玲无法认同和适应新的文艺体制，并且很快在1952年夏天离开中国，再没有回来过。
唐云旌、梅娘由于有贵人(夏衍、刘仁)相助，得以跻身体制。他们也都有追赶上新的文艺的主观要求。梅娘一直是。1949年以后各类政治运动的重点对象。这不光是因为她的历史复杂，还由于她在新中国不甘停笔，且活动丰富、言论不拘。但她在《亦报》场域上的文章却一直坚持到被逮捕劳改之后才被停发，是沦陷区文学三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位。这与她的作品符合时代要求有关，也与她与唐云旌的私人关系密切有关，因而外界对于两人的关系，有各种各样的揣测。
“梅娘”是孙嘉瑞在沦陷时期文坛使用的笔名，这个名字首次在新中国被公之于众，是在她被戴上“右派”和“反革命分子”两顶帽子之后。1957年，在反右运动的高潮期，《中国农报》23期适时抛出了一篇大批判檄文《钻进农业部门的文化汉奸、右派分子孙加瑞》。文章说，梅娘打着“作家”招牌，“编写了‘鱼’‘蟹’等淫荡小说，以腐蚀我们当时的抗日力量”；化名在上海“写了不少东西，但那些东西，多是恶毒地污蔑我们工人、农民和国家机关干部，并公开贩卖资产阶级毒素的”。文章分析说，“这个右派分子”之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和新民晚报副主编唐云旌搞上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1958年2月，梅娘的“文化汉奸”罪名被换成“反革命分子”。据此，在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全体职工大会的会场上，公安机关直接将她逮捕法办。
半个多世纪以后，当代有研究也认为，大批判文章对梅娘的作品断章取义、上纲上线，给梅娘扣了许多不实的帽子，不足为据，但有关梅娘与唐云旌间的关系的指斥，却“也并非空穴来风”。依据是梅娘作品中对于性欲以及爱情的文学描绘。最有说服力的，还是梅娘本人在交代材料中的自陈：“从五二年到五五年中，和我联系最密切的就是唐云旌。”其实，紧接其后，梅娘还有更直露的交代：“五四年我到上海出差时还与唐搞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31)
梅娘本人的这一自供状，就一定是事实吗？
查反右运动中另一方当事人唐云旌在上海对自己的社会关系所作的交代。作为统战对象，唐云旌1951年3月曾被派遣到北京，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2年初返沪：
我刚到北京，徐淦对我说，在敌伪时期北京有个叫梅娘的女作家，同上海的张爱玲齐称，此人现在京作机关干部，徐淦想请她给亦报写些小说。在那时，梅娘一点功夫也没有，我想找她谈谈，她也没时间，一直到52年我亦回到上海，她才写给我一篇小说《母女俩》，同时我才晓得她的正式姓名叫孙嘉瑞，她后来就不断给亦报写小说、小品文。我是十分喜爱他(引注：原文如此)的作品的。我认为她写的比张爱玲好。因为在孙嘉瑞的文字中有热情横溢。(32)
这在梅娘的交代材料里，亦有互文：直到1951年底，我才给唐云旌写了一封信。他的回信对小说提了一些具体的要求。“我给他写了一个提纲，他认为可以，我就给亦报写起小说来。”(33)唐云旌“很赏识我的文章，我对他是非常感激的，非常相信他的话”。(34)
唐云旌在北京滞留长达十个月。作为正在养育三个孩子的单身职业女性，梅娘没有时间与素昧平生的唐云旌见面，合情合理。按照唐云旌同一时期的记述，他们的见面，应该迟至1953年初夏，梅娘因公到上海出差之时。也就是说，在两人第一次见面之前，梅娘在《亦报》上的全部小说已经刊完，散文也刊出三十篇左右(35)。也就是说，梅娘并不是因为与唐云旌“搞上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才得以在《亦报》场域上大量发表作品的。
1954年、1955年，梅娘两度到浙江诸暨农村出差，往返路过上海时，唐云旌亦予以周到的接待。1955年6月以后，两人一度中断了信件往来。这很可能是受到了胡风案升级以及潘汉年案的影响。唐云旌也详细交代了1954年他与梅娘见面时所发生的情感波澜：我与孙嘉瑞虽然“彼此都曾挑逗过感情”，但“不及于乱”。她“对我的生活作风，以及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情况，时常向我直接提出批评和劝告。所以我一向认为孙嘉瑞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比我进步的多”。(36)
中国政治运动的规范流程应该是，每次政治运动之后，对于被整肃的对象的罪行与错误，大都会整理出一份材料，并请当事人阅读认可。1958年2月28日，梅娘“反右”运动的个人鉴定材料与本人见面。她立即书面申辩，指出有四个方面与事实不符。其中的之四，是生活作风，“在肃反中我曾写材料承认与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而实际上，“并没有肉体关系”。梅娘的疑问大约是，当年让她过目的肃反总结材料，没有把她与唐云旌问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写进去，所以她也就没有把自己的不实交代当回事。让梅娘不解的是，为什么在“反右”运动最后阶段的鉴定材料中特意把这一条陈年旧账写了进去。3月1日，她再次书面申辩：“下流作风中，一贯荒淫无耻乱搞男女关系与事实有出入……五三年与唐云旌初次见面，并没有不轨行为。五四年与唐过从密切，并无犯法之事。”
细究这些材料，可以见出，在梅娘、唐云旌关系问题上大做虚假文章之责，也不能完全归咎农业电影社通讯小组。因为他们的大批判文章是在1957年发表的。那时，梅娘的反右运动的结论材料还没有出炉。他们依据的是梅娘此前在肃反运动期间的自供状。看来，责任在梅娘：梅娘的无中生有不仅把自己也把唐云旌污名化。(37)
当然，唐云旌也有责任。
1951年北京的学习对唐云旌的影响颇大。从1952年1月17日开始，他在《亦报》开辟“西苑杂记”专栏，记述他在首都学习期间的见闻，并坦陈他“体会出改造是必须的，也是幸福的”。他说，在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的思想总结阶段，同学们帮他找到了检讨主题：“一贯的、不择手段的追求糜烂生活的延续；是罪恶的享乐主义者。”(38)对于历史问题，即他在1949年前“江南一支笔”时代所犯的种种“罪恶”，他也不回避：挥霍别人钞票；与流氓、汉奸、国民党官吏、特务结交；男女关系不严肃。(39)
不过，梅娘、唐云旌两人之间并没有互相揭发、攻击。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运动对象大多身陷人人自危的境地。明哲保身甚至朋友翻脸、夫妻反目并不罕见。在这种很难追究个人责任的捕风捉影、落井下石的特定世风下，与冠有浪漫诗圣、文坛祭酒、史学权威等各种光环的名流、贤达们不同，倒是唐云旌、梅娘这类“不谙世事”的旧文人，反倒在自身难保的悲惨境况中，仍保有着一份弥足稀缺的真情与善意。
梅娘与唐云旌等人的男女关系问题，放在1950年代的“肃反”“反右”运动中，罪过深重。放在当下，可能只是无关宏旨的花边新闻。但在还原“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之交的汉语文学”的文学史层面上，厘清梅娘与唐云旌之间的这一段私人关系史，是客观评价新中国初期沦陷区文学三家、特别是“南玲北梅”的文学特色的前提。进而，或许也有助于把关注的重心转移到文学本体上来：易代之际中共的文学“统战”，以及文学“统战”在新中国当代文学重构中的作用。
五、简短的结语
与依旧我行我素的名宿周作人不同，张爱玲、梅娘的创作在新中国都开启了勉力添加、迎合新中国(人民·革命)主流话语的写作模式。《亦报》场域中的“南玲北梅”两人也有所不同。张爱玲的改变是不情愿的屈就，只要有机会，她就会故态复萌，做回自己。梅娘则是诚意模仿、追随，又在政治运动的压力下不断检讨自己的作品在服务主流方面的缺点和不足。
比如张爱玲。她在《十八春》的《亦报》连载版(1950-1951)中，添加了许多有关“政党认同和阶级观念的描写”。可是，在同年年底由亦报社出版的单行本中，她就迫不及待地对这些政治化的内容做了大量删改。(40)做这样的删改，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这种不谙世事的删改，是她的本真心性使然，也与她是自由职业者、没有置身于以供职机构为单位展开的政治运动有关。1952年7月，张爱玲去了香港，从此脱离大陆的思想改造语境。到1969年，张爱玲对《十八春》进行第二次修改，删去了原作中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部分，也就是彻底去除了有关上海解放初期的描写，以及相约到东北去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理想主义，回到了张记的情恋纠葛模式，回到了她的本色状态。(41)作品的名称也恰如其分地改作《半生缘》。
梅娘则与张爱玲形成鲜明的对照。作为中学教师和国家机关农业部电影社的工作人员，梅娘是时事学习、政治运动的参与者和当事人。因而她熟悉主流意识形态，能够直接把无产阶级领袖的教导言说、社会主义苏联的文化榜样以及共时的政治事件、本职工作、日常生活写进作品。在她的小说作品中，妻子、女儿在“三反”“五反”中大义灭亲，举报资本家丈夫、父亲(《母女俩》，1952)；中学师生在国庆游行时见到了毛主席，成为他们奋发向上的动力(《为了明天》，1952-1953)；主人公因参加天安门开国大典而激动不已(《什么才是爱情》，1953)；评价新中国新颁布的《婚姻法》以及有关《婚姻法》的讨论(《我和我的爱人》，1953)；系列随笔“开封散记”“吕鸿宾生产合作社十日记”“自河南车云山寄”“写于京汉车上”等，以及1952年的《东北农村旅行记》《太行山区看丰收》《李顺达在西沟村》等长篇报告文学连载，赞美新社会、歌颂工农及劳动模范。显然，梅娘很快掌握了主流文艺的创作模式。(42)不过，因为与主流文艺标准贴得太近，梅娘的一些作品游离了《亦报》场域的文化(文化人)“统战”的初衷，反而遭到退稿。比如，1953年年底，梅娘为香港《大公报》写了一篇四万多字的小说《幸福的道路》。“他们先说用，后来考虑之后，认为不适合他们的版面，没有用。”(43)后来，唐云旌将其推荐给上海的出版单位，也没有结果。最后稿件佚失。
梅娘作为旧文人特例的另一个指标是，在政治运动的漩涡中，她除了不断交代政治、历史问题外，还要逐篇检讨在《亦报》场域中的众多作品。梅娘1955年的自我批判，与那个特定时代合拍，大都是无限上纲上线，以求蒙混过关。比如，梅娘写道：“在为了明天的小说中，我把学校写成一团糟。在描写徐凌云与王以祥的恋爱中，低级而又荒唐，这是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歪曲，这是对新中国的诽谤。”(44)而小品文《一株茉莉》，“从我的世界观到创作方法，都是反现实主义的，也可以说是反党反人民的”。(45)可是一俟政治运动，比如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告一段落之后，梅娘马上又源源不断地发表作品，直到在“反右”运动中遭遇灭顶之灾。在脱离社会生活21年之后，梅娘在1979年获得匿名发表权。1986年，终于得以重新启用尘封了四十年的笔名“梅娘”。此时的她依然能迅速适应新时期话语，关注转型期的社会问题，并进行自我历史的重构。
由“南玲北梅”在新中国初期的境况个案可以见出，政权更迭对作家、文学的重大影响。不管梅娘、张爱玲战后的文学成就有多大，他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定位仍然是沦陷区代表作家。而任何沦陷区作家都无法规避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在沦陷期的创作的政治立场。张爱玲是沦陷区知名作家中参与殖民文化活动最少的，(46)梅娘则要复杂得多。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独特的作家之一，梅娘的写作生涯绵延78载、曾于多重共时/历时政权之下勉力从文。如果将曾经加以分割的现代(民国)与当代(新中国)统合起来，形成整体观，也许有助于对梅娘这样的跨代作家的现代部分(沦陷期)的政治判定(国族立场)，做出更为客观、合理的判断。
我曾经把梅娘漫长的写作生涯细分为5个阶段。在这里，简化为三个时期：中国半殖民地时期的日据区十年(1936-1945)、旧中国国民政府控制区一年(1946)和新中国大陆五十五年(1949-2013)。这里从后向前反推，看看梅娘对待政体的态度和立场：
在第三个时期，即在1950年代的新中国时期，如上所述，梅娘相当自觉地贴近主流，服务于共产党缔造的新中国及其政治理想。
在第二个时期，即在战后中国国民政府的控制区吉林长春，梅娘没有纯文艺作品，只有少量通讯，认同收复、接管沦陷区的中国国民政府。
而在第一个时期，即在“满洲国”、宗主国日本、北京沦陷区这十年，是梅娘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唯独在这个阶段，梅娘在她的文学文本中没有歌颂统治者，没有服务伪政权，没有把日伪殖民政权视为合法统治者，而是暴露现实黑暗与解析殖民恶果，体现出鲜明的女权自觉与底层关怀。(47)
也正因为如此，梅娘与一大批沦陷区作家一起，在“文革”结束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最终得以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汇入中华文化遗产。
注释：
①梅娘1955年草拟的一份稿酬清单显示，她发表在上海小报上的19篇(部)作品，共获稿酬856元。该清单附在梅娘对这些作品进行自我批判的交代材料(1955年9月20日)之后。材料为柳青女士提供。
②已知梅娘最后一篇随笔《爷爷和孙子》(署名云凤)刊发于1957年8月28日。
③后来，也有《亦报》场域“三绝”为周作人、张爱玲、丰子恺之说。见王吴军《周作人写专栏》，香港《大公报》2012年7月18日。丰子恺以为周作人儿童诗配画著称，尽管周作人本人不以为然。我这里的“三家”，主要是基于文学作品。
④部分作品收入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署名周遐寿，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3年)、《儿童杂事诗》(香港：崇文书局，1973)。陈子善编有《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
⑤《十八春》很快经张爱玲修订出版单行本(署名梁京，上海：亦报社。1951年)，初版2500册。
⑥梅娘实际发表作品的数量，还要多一些。目前还没有找到的作品有散文连载《上海弄堂舞女》《车云山游记》、小说《钗头凤》等。
⑦周作人的文稿主要发表在《翻译通报》上，包括《翻译与字典》《翻译计划的一项目》(2卷第4期，1951年4月15日)，《翻译四题》《英语本位的译音》(2卷第6期，1951年6月15日)，《重译书与重出书》《翻译工作专业化》(3卷第1期，1951年7月15日)，以及《〈乌克兰民间故事〉序言》(香港《星岛日报》文艺双周刊1952年第180期)、《〈希腊女诗人萨波〉序言、例言》(收入《希腊女诗人萨波》，上海：上海出版公司出版，1951年)等。
⑧史难安撰文《海派文坛一百零八将(十一)·西风博士江南才子唐大郎》，董天野制图，上海《吉普》1946年第28期。海派文坛第一人为周錬霞。
⑨徐淦(1916-2006)，浙江绍兴人。笔名有何其外、石盘、王予、王玉、徐光珏、适越、何其外、马绥甫等加多个，战后常使用齐甘、克安。
⑩有文章揣测，1938年四川大学毕业后，徐淦很可能“参加了国民党的抗日地下工作”。参见郭刚：《现代文学史上的徐淦》，《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4期。
(11)1938年4月16日，《文艺阵地》在广州创刊。茅盾主编。第4期起，秘密在上海印刷，再运往香港发行。2卷7期(1939年1月16日)起，由楼适夷代为编辑。3卷5期(1939年6月16日)起，楼适夷来到上海编辑。1940年出至5卷第2期，遭上海租界当局查封。1941年1月19日在重庆复刊。
(12)编者楼适夷曾为《人兽之间》(署名适越)做辩解。参见《编后记》，《文艺阵地》3卷第6期(1939年7月)。
(13)王予：《五年来的文艺生活》，南京《作家》1卷第6期(1942年2月1日)。《作家》的编者丁丁，系国民党系统的地下人员。但不容否认，从接受效果来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抨击英美系报纸，在客观上起到了配合日伪殖民新战略的作用。
(14)袁殊(1911-1987)，曾在汪精卫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民政府宪政实施委员会、清乡地区党务办事处、江苏省教育厅等许多部门兼任要职，也是日伪上海《新中国报》和《杂志》报系的领导人。在沦陷期就被人猜测是多重间谍，但实际上是“红色情报员”。参见颇梅生：《袁殊：绝无仅有的“五面间谍”》，《档案记忆》2016年第5期。
(15)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在交代与徐淦的个人交往时，梅娘曾这样描写徐淦：“他说别的地方写文章，还可以写笔名，人民日报上就是要写本名，给我们社里看看，徐淦就是要写!就是能写!”梅娘：《肃反后我与徐淦的往来》(1957年10月24日孙嘉瑞)。
(16)参见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1885-196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57页。
(17)有文章称，徐淦是袁殊《新中国报》报社的旧属，1944年在苏州接待过袁殊邀请的上海作家(张爱玲因感冒未去)，也在一年前接待过路过苏州的周作人。祝淳翔：《1950年代周作人的“朋友圈”：他都跟哪些人打交道》，澎湃新闻2015年9月23日。
(18)在致徐淦的文章中，唐云旌为得到周作人的稿件而兴高采烈，所写打油诗自注中有云：“终大郎之世，算他不曾自做编辑也。”参见唐大郎：《寄齐甘北京》，《亦报》1950年1月9日。
(19)徐淦：《忘年交琐记》，陈子善编《闲话周作人》，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
(20)“她不愿意见人，人何必一定来见她？我就不想再见一见这位著作等身的女作家了!”刘郎：《见一见张爱玲》，上海《海报》1944年12月2日。
(21)陈子善的《最有办法的文人》(《温州晚报》2012年10月28日)称，《光化日报》的后台为打入国民政府“军统”的中共情报人员李时雨。
(22)收入高唐的《序与跋》，1947年发表。该文剪报见沈鹏年《行云流水记往(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452页。
(23)祝淳翔：《张爱玲与唐大郎：因小报结缘、订交、分离》，澎湃新闻2016年7月8日。
(24)庄培蓉的《迎合、背离与反思：梅娘1950年代作品研究——以〈亦报〉、上海〈新民报〉晚刊和香港〈大公报〉上的作品为中心》(硕士论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6年)、《新中国文学场域初建期的隐身人——以与张爱玲、周作人同台出场的梅娘为中心》(《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等论著，填补了梅娘研究中的这一重大空白。
(25)《孙嘉瑞日本投降后的历史材料(孙本人交代)》(1955年10月3日)。梅娘，原名孙德芳、又名孙嘉瑞，曾用名孙加瑞等。
(26)小组成员有陶君起、杨祖燕、刘植莲(梅娘误写成“刘莲植”)、么其琮、刘雁声、金寄水、陈逸飞等，沦陷期大多曾滞留北京。见《孙嘉瑞日本投降后的历史材料(孙本人交代)》(1955年10月3日)。
(27)北京市文联隶属中国文联，是与国家政体相对应的一体化机构中的一级地方组织。它的成立，标志着文艺组织归于集中统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北京文联比较特殊。成立大会的三百多位代表中，国家领导人和中央机构知名作家占据了相当的份额，梅娘们无缘出席成立大会。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划归北京市文联，以旧文人为主的小说组的学习活动继续在市文联进行。
(28)雷妍(1911-1952)，原名刘植莲，笔名刘萼、莎芙、崔蓝波等，河北人。北京大学毕业，长期任中学教员。结集出版的作品有中篇小说《良田》(1943)、短篇小说集《白马的骑者》(1944)、《鹿鸣》(1945)。
(29)梅娘《往事依依》，刊谭宗远编《怀念集》(芳草地文丛之二，2005年4月)。
(30)《孙嘉瑞日本投降后的历史材料(孙本人交代)》(1955年10月3日)。
(31)参见庄培蓉：《迎合、背离与反思：梅娘1950年代作品研究——以〈亦报〉、上海〈新民报〉晚刊和香港〈大公报〉上的作品为中心》，硕士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6年，第18页。引自《孙嘉瑞日本投降后的历史材料(孙本人交代)》(1955年10月3日)。
(32)这段文字，录自《抄于新民报·唐云旌交代的社会关系(1956年1月7日)》。唐云旌的交代材料的原本，应该也是1955年写的。
(33)无标题。落款：1956年1月21日孙加瑞。
(34)《孙嘉瑞日本投降后的历史材料(孙本人交代)》(1955年10月3日)。
(35)1952年3月29日，《亦报》上有一则署名“编者”的短文《母女俩》，提及唐云旌在北京革大学习期间不忘《亦报》业务，约了两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就是梅娘的《母女俩》，4月1日开始连载。并对作者作了这样的介绍：“梅林同志，是一位很有名的小说家，她只是换了一个笔名吧了”。小说连载时署名为梅琳。“吧了”应为“罢了”。此文作者应是唐云旌本人。
(36)《抄于新民报·唐云旌交代的社会关系(1956年1月7日)》。
(37)这又何尝能归咎于梅娘？不知道这是不是最极端的个案：在新中国初期十七年的政治运动中，一个没有杀过人的人，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外调和取证之后，到“文革”前夕，最后自己供认有83条血债!政治“运动”逻辑之诡异、悚然，可见一斑。参见冯筱才：《政治运动的基层逻辑及日常化——一个“汉奸”的发现与审查》，《二十一世纪》2012年12月号。
(38)高唐：《西苑杂记》，《亦报》，1952年1月17日。
(39)高唐：《我的思想总结》，《亦报》1952年2月6日。
(40)杜英：《离沪前的张爱玲和她的新上海文化界：从〈十八春〉修订看解放初期的张爱玲》，收入陈子善主编《重读张爱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354页。
(41)陈建忠：《“流亡”在上海——重读梁京〈张爱玲〉的〈十八春〉与〈小艾〉》，《当代外语研究》2011年第6期。
(42)有研究认为，梅娘没有成为“政治留声机”，在高调迎合的同时，流露出个人化的元素，“显得不合‘时代主流’，也成为她日后遭政治批判的‘罪状’”。参见庄培蓉：《迎合、背离与反思：梅娘1950年代作品研究——以〈亦报〉、上海〈新民报〉晚刊和香港〈大公报〉上的作品为中心》，第26页。
(43)《孙嘉瑞日本投降后的历史材料(孙本人交代)》(1955年10月3日)。
(44)《孙嘉瑞八月十九日》(1955)。
(45)《孙嘉瑞五五年八月九日》。
(46)张泉：《关于沦陷区作家的评价问题——张爱玲个案分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47)参见张泉：《殖民拓疆与文学离散——“满洲国”“满系”作家/文学的跨域流动》，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267-282、361-365页。至于梅娘在北京沦陷期配合殖民宣传口号的言说和文章，有其特定的背景，并非梅娘认知和认同的主体。详见该书第360-365页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