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附逆”，一直是学界喧闹争议的话题，在舆论漩涡中，周作人最终被塑造成两个极端对立的刻板形象，一端贬之为“文界汉奸”，另一端却奉之为“文化的种子”，后来还有人添了个注脚，大意说，周作人是中国传统培养出来的“利己主义者”。第一个是扣帽子，第二个是摘帽子，第三个是重新换上一顶小号帽子再扣将上去，这些帽子无论尺寸还是重量都非同一般，它的名字可以叫“反国家”，也可以叫“反民族”，或者干脆骂成文人“自私自利”的样板，帽子箍得紧，摘帽的难度自然就大。周作人总努力想把这些帽子摘掉，陈述的理由也不无道理，自己在日据时期明明扮演的是坚贞的苏武却被错当成叛徒李陵，何其冤枉哉，这位书呆子心想，尽管本人“牧羊”的时间远没苏武他老人家那么长，八年可也不算短呀。这自我辩护的结果当然只能是自取其辱，因为要不要给他戴帽子可是代表国家的民国政府才说了算的。
“国家”意识这个紧箍咒一旦套在头上往往自己摘不下来，外人也无能为力，不是如来佛的魔法使然，而是它纯属中国近代历史锻造出来的神器，它被打造得尺寸统一，谁戴上都会变得思虑集中，行动起来与政府步调一致。周作人是晚清变革和“五四”的产儿，民国初建，乱象频现，即有人开始对“国家”到底是不是个好东西表示怀疑，陈独秀干脆说要想进步就必须打碎“国家”这个偶像，那时“爱国”“不爱国”大致还是个人自选题，不是必答题。任公厌倦了党派互掐，也一度犯了“革命”恐惧症，说大家别再吵吵闹闹了，咱们还是一点点从基层做起干点正经事吧。
经“五四”洗礼过的文人还有那么点自我期许的狂傲，经常摆出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几个人商量一下就跑到山上弄一个“公社”，周作人想“山寨”日本人武者小路实笃搞“新村”，在当时绝非异想天开，也不是什么“汉奸”行为，“国家”在他们的眼里实在是个模糊不清的东西，甚至是有害的，那时候最时髦的词是“无政府”，是改造“社会”。
“五四”虽然以反对巴黎和会开启出新阶段，但绝不要以为简单贴上“爱国”这种政治标签就能把它的意思概括完了，好像“五四”青年都明明白白属于“国家主义者”这一类人群，“五四”的思想成分多元而复杂，“士绅”阶层虽然近于消失，当个“隐士”弄点私人事务的空间倒还残留着，那时候尚允许周作人在“苦雨斋”里悠然遐想，做个读线装书的活古人。当然，“五四”孕育出一代革命激进青年是个不争的事实，却同样给想当“文化流氓”的周作人足够的机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左”“右”两个阵营开始撕破脸皮，变得水火不容。非左即右的站队心理导致知识人之间互撕成风。周氏兄弟反目成仇，酿成“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的失和痛局。艺术公民周作人毫不掩饰对“晚明小品”闲适风格的欣赏，公然成为左翼作家联盟和鲁迅的敌人。
“革命”与“书斋”生活势不两立，“五四”以后的知识人必须在国家、民族、集体、政府、单位这些大词中慎选一个依傍上去，作为安身立命的归宿，这是道人人必须回复的必答题而不是自选题。如果你把“国家”错选成了“个人”，那就与那些“自私”“自利”者，“个人主义者”变成了同党，结局轻则被边缘化，重则被孤立批判得没有朋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电影《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一心只想当好胡适的弟子，靠在书斋里读书成就自我，对世事的恐惧变成了骨子里的孤独和排外，活脱脱一个翻版的周作人，与“革命”女神林道静相比是国家意识塑造出的标准负面形象，黑白善恶对比如此分明，辨识度实在太高，尽管余永泽被大艺术家于是之生生演绎成了一个猥琐不堪的渣男，格局气象难以和周作人的儒雅从容相提并论。
周作人在汉奸审判后保持沉默不做任何自辩，引起了种种猜测和解读。有人以为他的态度是执拗的抵抗，有人则以为是继续堕落而拒不认错。其实周作人的“失语”，是无奈之下难觅解人，不如干脆不言。试想，全世界的人都拿他当叛徒李陵，只有他一人独自幻想着化身苏武，身陷敌营还保持贞洁。在众人语言暴力的群殴之下，这微弱到忽略不计的辩诘，即使声音能够发出来也是近于零。这一点倒显示出其“士绅”之外“流氓”性格的坚硬一面。
这个自称流落出国家视界的化外“绅士鬼”加“流氓鬼”主张的是“大美无界”，向往的是“文化大同”。在他的眼里，生活中的日本俳句、浮世绘与中国古籍俚语里的“冷语”“舛辞”，欣赏起来哪里可以用国界来划分呢？那是一个纯由诗人支配的美丽新世界，没有一家一乡一国一民族对个人的约束，只有“审美”一种维度可以独占身心，在周作人的字典里，既没有文学家关心的“个体的人”，也没有社会学家观察的“群体与社会”，即使他短时间迷恋过“新村主义”，最后还是要回归到大同和“天界”意义上的人类纯粹审美境地，这种完全无视现实情境的“文化世界主义”，在“国家主义者”看来根本是活在一片荒唐的梦境中，“虚幻”成瘾纯粹有病。对这种大逆不道的文明叛徒，只差有人冲上去扇他几个巴掌，让这位梦游者清醒清醒，或者径直把他送进精神病院拉倒完事。
“五四”之后知识阶层严重分化，与国共两党探索革命道路的选择出现重大分歧有关，一部分人从书斋走向大众，融入左翼思想改造的湍急漩流，一部分人继续簇拥在国民政府领袖的旗帜下，甘做“国家主义”的信徒，另一部分人奉行“社会”改造路线，留守在几个残存的零星地点艰难实践着他们的“无政府”之梦。最少数的人则枯坐书斋当了学术宅男。但在家国恩仇的情绪挟带着各种创伤疾患蜂拥而来的时代，当宅男不问世事同样是一种罪过，即使你再有学问，也没有选择闲暇逃避现实的自由。更别提周作人在战火烧遍了中国大地之时还不识时务地坚持浪漫的审美教育，结果不但冒犯了左翼知识分子和被他们教化的群众，也冒犯了官方不遗余力支持的那些民族主义者。加上周作人还长着一张东洋味道的脸孔，“细加察看，那表情是江户的，是歌麿的，是明末大城的，是左祖右社的旧北平的”。这就更增加了他身上的“原罪”气质，他的闲适清淡与平民趣味混搭的软学问，与激荡煽情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政治化学问相比，岂止是格格不入，简直落伍到像一个活死人的地步，周作人作为一代文豪，其命运真可谓是活不逢时而非生不逢时。
（《未完成的悲剧：周作人与霭理士》，戴潍娜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