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22日，不断有人从网上传来林希翎在巴黎去世的消息，说明天南地北的朋友都关心此事，使这一天成为一个悲悽的日子。她的音容笑貌驱之不去。萧蔚彬先生在信中说：“……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记得她。她享年74岁，终于没有等到关押她15年，断送了她的青春的人，对她说一句：‘对不起’。终于没能回到她日思梦想的祖国。终于还是让法国政府给她养老送终。唉！我只能发出一声哀叹。”

他转来了一张照片，据说这是9月1日在巴黎的病房中拍的，可能是她一生中的最后一张照片了。

杜光先生立即写出了悼念的文字，其中提到“当年我到人民大学去听她的报告”。

我和林是人民大学的同学。她在法律系，我在新闻系，都住在海运仓那个大院里。她当时只有23岁，个子不高，我们这些高龄的调干生，把她当小孩。她的特点是总穿着那退了色的军装，显示她有光荣的军籍，和革命的传统。1956年那时，一些女同志已穿有彩色的衣服了，有的是连衣裙。

那天，我们提着马扎去礼堂听她的演讲。地上都坐满了，我就从后边上后台，挤在里边，虽在林的背后，距离近，听得清楚。更大的优点是鸟瞰全场，看到窗台上坐满了，窗外也有许多人。中央党校、中宣部来了许多人。

在她讲的过程中，全场氛围的激动、亢奋是空前的。宁静、肃穆也是空前的。曾有人高呼抗议的口号，也有人高呼表示支持。但立即又鸦雀无声了。听她侃侃而谈。

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对一些运动的评价，一个上午没讲完。我在1999年即30年后的《流年回眸》一书中，对她的这次演讲，还有记述，可见当时对我思想引起的震动。

当然，各人的感受不同，最叫我激动的是两点。

一、她朗读了赫鲁晓夫那“秘密报告”的一部分。这是她从耀邦同志的秘书那儿搞来的。这位秘书受到处分，后果严重。罪名是泄密。其实，美国的《纽约时报》早全文发表了。而赫鲁晓夫所揭示的不过是斯大林暴政的冰山一角。

二、对毛主席写许多按语所发表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她说：“我是学法律的，我看那些材料，不够反革命罪。”她说：“我们今后不讲法律就算了。如还讲法律，毛主席就尴尬了。可能他现在已经感到尴尬了。”当时，中国社会正在从党的专政，向个人独裁发展。她这话真是胆大包天，石破天惊。一些人认为对毛主席怎么可以这么讲呢？后来知道，中央有些同志，并不同意毛的主张，专案组一些人也认为材料不够。罗瑞卿（公安部长、专案组副组长）说：“只能按毛主席的意见办。”

在定为“右派”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她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以致“罪行”越来越重，从“极右”又被定为“反革命”，判刑15年。形势好转之后，争取平反，又是曲折坎坷的过程。千回百折，留下太多的故事。

现在，她走了，她留给我们什么呢？她聪明，智商高，先天的东西是不好学的。当时觉得她勇敢、无私，她勤奋、好学。有同学说她走上层路线。她是文艺界、民主人士、党政领导干部家里的座上客，会串门。郭沫若也说她是才女。实际上，她是走和“上层路线”相反的路线。她是真心关心国家的命运，热情地追求真理，“法”是她灵魂。

她这样小的年纪，居然成了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她以血肉之躯，验证出中国上层政治生态的真实情况，给了我们生动具体的教益。

我们的校长吴玉章是中共的“四老”之一，德高望重啊！他认真了解了林这个学生。报上点了林的名。吴老有自己的看法，他不同意公开批判。林戴上右派帽子，吴老派外孙去看望她，又叫人喊她到自己养病的地方，抱病和她长谈，劝慰她。还叫她永远做一个敢说真话的老实人！后来，在会上宣布右派名单时，他有意略去林。其实略去也没有用。他是不忍心通过自己的嘴，宣布林是右派。他的外孙是人大的学生，可能是认同了林的某些观点，也打成了右派。对此，吴老是什么心情？林在演讲中为胡风不平，而吴老刚保护一位不是“胡风分子”的胡风分子。不果。（这位同志是前重庆《新华日报》的记者，只不过是奉命采访过胡风。公安部说：“没办法，主席的意见。”这位同志站出来说：“不能叫吴老为难，我去坐牢！”一坐七年，他就是我们的副校长谢韬。）

不仅吴老欣赏林希翎的正直，最高法院的院长谢觉哉（也是党的四老之一）更是如此。因为职务所在，有更多的“法”的意识吧。他早已了解林希翎的一些法律观点，叫秘书吉世霖和她联系、交谈，表示关心和赞赏。吉给她的信后来又成为“罪证”。也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发配回乡当农民。老婆离婚，母亲上吊而死。试想谢老何堪？谢老只能利用视察监狱的机会，看望林希翎了。问题的严重在于，这几十万的右派，定性和放逐，无期的劳役是否应通过法律程序呢？以言定罪不是违宪了吗？作为最高法院的院长，他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吗？他的心会平静吗？

若干年后，林以“反革命”之身前往八宝山给吴老扫墓，吴老死而有知，会说些什么呢？他一定会以老党员的身份对她说：“我们实在是对不起了！”

当然，林希翎的全家都遭了殃，无一幸免。母亲丢了工作，成为反革命家属。全家下放到宁夏，弟弟妹妹个个背上了“黑锅”，成为农村的贱民。

她最痛心的是殃及了初恋的对象，他在结婚的前夕也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农村。这位曹治雄是耀邦同志的秘书，耀邦不仅不能保护，而且要作自我批评。

林希翎经过入狱、出狱、流放，反复的折腾，许多年过去了（狱中15年），到1978年中共中央下达文件，宣布摘去全部右派的帽子，既然是“全部”，当然是包括林希翎了。

不然，在全国学生右派中只留了林一人！

为什么？

用她一个人来证明“反右”还是对的，不过是扩大化了。这是面子问题，“面子是中国的纲领”（鲁迅语），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即令对一个人是对的，怎么能证明“运动”是对的呢？从今天的观点看，林希翎这一个人又错在哪里呢？

耀邦同志当了总书记之后，他先后三次根据下边——“中办”同志、新华社同志的报告和邓颖超转来的申请报告，一再批示，“改正为宜”，还致信给林，说“愉快地和过去告别，勇敢地创造新的生活”，很有人情味呀！但改正的建议终于是不起作用。说明他虽是总书记，还是在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是封建等级观念的表述，林希翎的遭遇说明了社会的体制，具体反映出当朝的政治风光。这比历史学家学究式的论证“社会发展阶段现在是什么社会？”答案清楚得多。

林希翎至死没有平反，也未能回到争取回到的祖国。她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但她天真无邪、英勇无畏地和邪恶的专制主义斗争，她走在前边，不屈不挠，坚持民主、法治的理念，她的一生又是光彩、亮丽的。文天祥写了《正气歌》，其中讲述了许多中华民族浩然正气的故事。林的故事放到里边是当之无愧的。她早在“反右”的运动中被突出起来了。这大大提高了她的历史价值，她成为中国当代史上的一面镜子。虽然她去世了，这种价值是不朽的，一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值。

很快收到南京范祓先生来信,他提供了林希翎临终前留下的文字，她写给中共中央的信。现在看来，这实际上是她的遗言了：

“……当历史需要把我作为祭坛上的羔羊和十字架上的耶稣来钉死的话，我只好如此了。耶稣在死后三天就复活了，我的青春，我的爱情，我的生命，都可以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但是我确信我的灵魂是钉不死的，也总有一天会复活的。出卖过我的刽子手们，以及那些伪善的法利赛人们，请记住我的话吧！”

我看到萧转来的那张照片，她坐在病床上，有了一撮白发。面部红润，没有皱纹，微笑着面对镜头，是乐观的神采。只是上牙落了一颗，这容易补起来的，只是现在也不需要补了。

2010年8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