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运动，我是亲历者。对于那场运动的专横无理，对于运动中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于运动挤压下人性的扭曲，我是领教颇深的。不过，也有些情况我一直不甚了解。比如最高当局如何从诚意可掬地恳请各界“帮助整风”、“消除顾虑大胆鸣放”，骤然变脸，转为声色俱厉地“反击右派”，把上百万人的政治生命甚至自然生命置于死地，其中的过程一直不甚了了。又比如，当时各界头面人物究竟说了些什么，也只从报上看到显然经过加工处理的片言只语，从未看到完整的发言稿。对于北京高校学生们的言论，尤其是北大学生热烈讨论国家时政（他们自称为“五一九”运动）的种种见解，也未闻其详，因为当时的报刊对此全无报道。这几年看了一些材料，特别是读了朱正先生所著《反右派斗争始末》（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才有了较多的了解。不过，只要历史档案没有解密，人们对于许多内情总还是难以真正清楚的。
对于当年学生运动的头面人物、后来被划为“极右分子”的林希翎，我以前也很少了解。只知道在官方报刊报道中她是个顽固不化、反动透顶的人物。1979年开始，几十万“右派”陆续平反（官方的说法是“改正错误结论”），全国性的头面人物只有五个“不予改正”；而林希翎则是平民百姓中“硕果仅存”的不予改正的人物，可见其问题的“严重性”足以永远在历史上定格，让子孙后代都视为“反面教员”。不过近来读了一些有关她的原始材料，特别是她当时在北大的演说词，才明白情况远非如此。如果说她值得在共和国历史上定格的话，那末，原因在于通过她这样的典型事例，可以更加清楚地反证这场运动的荒唐和无理。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当年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的学生。有材料说她和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的一位秘书有较好的个人情谊，因此较早地了解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观点分歧。1957年5月23日，北京大学法律系同学就“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举行辩论会，林希翎到场并作了长篇发言。她一上台就说，“我今天很激动，到北大吸到了新鲜空气，而人大是教条主义的老窝，官僚气太重，还是北大有民主传统，继承了五四的传统。”接着她直入本题，旗帜鲜明地谈了对胡风问题的看法：
“我过去也写过文章批判胡风，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很可耻。现在看来加给他反革命罪名的根据是很荒谬的。
“胡风是对中央递意见书，怎能说这个意见书就是反革命的纲领呢？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
“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例如，他批评庸俗社会学、机械论就是教条主义，他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现在的文艺作品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机械的单调的。他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个讲话是抗日时期发表的，现在情况变了，知识分子也成了工农兵了，不适用了。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胡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不同意见，现在百家争鸣，很多人不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吗？胡风反对宗派主义，党内是有宗派主义的，胡风触犯了文艺界的首长周扬、何其芳，所以才整他。
“胡风分子中有个别人有历史问题，但并不都是反革命分子，例如谢韬就是个很好的教员，很早就搞革命运动，从三批材料来看，不能说他是反革命。胡风的纲领若在今天提出来，就不会说他反革命，若是鲁迅提出来，就更不是反革命了。
“说他们通信秘密，哪个人的信不是秘密的呢？说他们私人间的友谊是小集团，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说真话，难怪有人说共产党六亲不认了！按照法律只有企图推翻政权的人才能叫反革命分子，而胡风显然不是这样的。
“今年四月，最高检察院谭副检察长到人大作报告时，有人问他胡风问题怎样了，他说，现在侦查工作已经结束，但胡风很不虚心接受意见！同志们，这说明什么呢？两年还想不公布胡风案件的下文，我看共产党是有些为难，没法下台，错了也不肯认错，估计毛主席可能有两种心情：1、明知错了，不承认；2、毛主席自己明白了，但高级干部中很多人还想不通，现在若对胡风平反，是有困难的。”
继而她谈到对肃反运动本身的看法。联系到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秘密报告，以及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著作《斯大林时代》，她认为：
“我国也是肃反扩大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的法制是不健全的。例如南京肃反时，一个晚上把逮捕证发给各单位，一下子就逮捕了二千多人。连某礼堂都住满了犯人，后来又都放了出来。
“我曾经在区法院实习过，最近人民代表要去检查肃反工作，毛主席下了一道命令，要检查过去所有的案件，现在从法院、检察院到公安局都忙着修改案卷，起诉书错了修改，没有理由的补上理由，但是这还叫什么检查呢？”
由肃反问题扩展开去，她谈到了对现行社会政治制度的看法，她说：
“我有很多问题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铁托演说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为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最后，她提出要依靠人民群众，从根本上改革不民主的社会制度。她说：
“我经过研究，认为历史上所有统治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共产党的民主也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风暴中和人民在一起，当革命胜利了就要镇压人民，采取愚民政策，这是最笨的办法。现在他们封锁新闻，例如北大如此轰轰烈烈，为什么报纸就不报道！
“人民群众不是阿斗，真正要解决问题，只有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行动起来。
“我们今天的斗争不限于发发牢骚，对一切缺点不能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我们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让每个人过真正的人一样的生活。”
几天之后，5月27日林希翎第二次来到北大，在学生集会上发言，进一步阐述上次演说中的基本观点。比如个人崇拜问题，她说：“我同意铁托同志的意见，个人崇拜与社会制度有关”，“要克服错误，就要从根本上改革这一切制度，上次谈到不要改良主义，也就是这个意思。”“我对南斯拉夫问题很感兴趣，我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比较民主的。”她毫不避讳地认为“个人崇拜在中国也有”，并且举例说人家吹捧毛主席是伟大的诗人、字又写得如何好，这些话太肉麻。关于胡风问题，她又从法律专业的角度指出：“这个案子这样搞也是不合法的。哪有一个案子搞了这么久还不宣判，即使特务案件，也不能二三年不结案。如果将《诉讼法》公布了就不能这样做了。”
她的演说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和喝彩，也受到一些人的反驳和指责。有些人给她扣帽子，她毫不示弱地指出：这些发言者心目中到处是反革命，这是神经衰弱者的条件反射。她说：“（在）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上），我看到有一个公式，就是反领导→反组织→反党→反人民，从这个逻辑得出一个反革命的结论。我的讲话付出了不少的代价，说我是反革命（的人）极为卑鄙，我提出抗议！”
以上便是笔者（更不用说许多年轻人）以前没有看到过的、当年的“极右分子”的两次演说的基本内容。从两次演说来看，林希翎当年确有点年少气盛、锋芒毕露，但是她那种关心国事、敢想敢说的精神是可贵的。她的那些话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大胆的挑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被视为离经叛道、犯上作乱这是必然的。但是，时光流过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我们重新来审视一下，这一切真是“极端反动”的“反革命言论”吗？就因为这些言词，她就该永远作为“反面教员”定格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吗？其实，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所谓“右”和“左”、反动和进步，决不应该以是否符合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主张为标准的，它是要以历史的发展作为坐标来衡量的。凡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趋势和方向的，便是“左”的、进步的，凡是不符合历史潮流、趋势，甚至逆历史发展的方向而动的，便是“右”的、保守的甚至反动的。那末，林希翎的言论是违背、还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和方向的呢？我们不妨作点具体分析。
首先，关于胡风问题，这是她演说时集中谈论的问题。1955年，以批判胡风给党中央的意见书为由头，文艺界开展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随后，《人民日报》分三次发表了胡风和他的友人之间的信件，毛泽东亲自评点，总称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不久汇集成书，毛泽东又亲自作序，对事件作了十分严厉的结论。这件事牵涉面不小，在知识界影响极为广泛、反响极为强烈。事隔二十多年后，中共中央才对这个案件，进行了重新审理，1980年对胡风本人进行了平反，以后又对相关人员一一甄别，对整个“反革命集团案”作了彻底否定，强加于人的种种罪名被一一推倒。历史发展已经证明，林希翎等人当年对此案的质疑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正是一种政治敏锐性的表现。可惜的是这种质疑马上被一棍子打死，可惜的是胡风这桩冤案迁延数十年才得以昭雪，几十年间因涉足这个雷区而派生的新冤案也就难以计数。
其次，她所批评的肃反扩大化问题，是当时“鸣放”中的热点之一。根据当时官方公布的材料，在1955-1956年开展的肃反运动中，各界各业中作为嫌疑对象立案审查的人员有140多万（全国知识分子总数才500万），最后定案为反革命的81000名（不到立案数的6%），其中绝大部分是“历史反革命”，够得上称为“现行反革命”的为3800名（不到立案数的0.03%）。在运动中，对于立案对象不仅化费大量人力内查外调，而且大会小会批斗，逼迫交代，不少人被隔离软禁，甚至逮捕关押，实在查不出罪证时才予以释放。肃反运动在高等学校也搞得十分激烈，群众意见很大，这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笔者当时刚参加工作，也目睹运动的种种景象，一位比我年长的室友因不堪逼迫，悬梁自尽，后来什么也没查出来，就此不了了之。所以林希翎以及她的同伴们对肃反扩大化的批评显然是有的放矢的。林希翎演讲中提到的整人逻辑，即“反领导→反组织→反党→反人民”公式，这也不是新鲜事，因为这不仅存在于肃反运动，实际上是历次运动中的铁定规则，就在她发言之后不久开展的“反右”运动，更把这一铁定规则推上了新的高峰。许多人就是因为批评了领导、甚至只是批评了基层组织的个别领导，就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当时有个十分流行的、强词夺理的说法：党的领导是具体的、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组织具体的人来实现的，所以谁要是反对（批评往往就等于反对）这些具体的组织、具体的人，实质上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谁要是一面表示拥护党的领导，一面又反对（批评往往就等于反对）这些具体的领导者，那就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而这又是“反动派的惯用伎俩”。这种逻辑甚至进一步延伸扩展，在有些地方，谁要是反对某个党员甚至某个“党外积极分子”，就被视为“反党”，而“反党”就等于“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反革命”，不少人就是这样被扣上“右派”、“反动派”的帽子的。这就是今天的年轻人不太懂得的“上纲上线”，这种“上纲上线”的逻辑，今天看来当然是十分荒谬的。
第三，关于当时社会政治制度存在的缺陷和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已为党内外许多人所认识，有些还写进了党的决议、见诸于胡耀邦、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的言论中。其中包括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问题、健全法制和建设法治国家的问题、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问题、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等等。当年林希翎等人从实际生活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中，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这方面的问题，并且勇敢地加以指出、要求重视和解决，可谓切中时弊，见人所未曾见、言人所未敢言。尽管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这方面的观点表述得还不够完善，但基本精神无疑是正确的，如果这些见解当时能得到认真的考虑，哪怕只是进入主政者考虑的视野、只是允许进入民间讨论的平台，那也会对国家发展大有益处。整个国家也许会在较为宽松的讨论中（也就是名副其实的百家争鸣的气氛中），逐步调整航向、完善机制，不至于走那么大的弯路，也不至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这样不可收拾的地步。
第四，她主张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制度的缺陷，这是一种比较激进的态度，也是毛泽东和党的高层最为敏感的态度。因为这很容易被理解为试图推翻共产党的政权，尽管林希翎完全否认这点、并且坚决抗议给她扣反革命的帽子。那末，她究竟是不是从事了颠覆现存政权的活动、触犯了刑律呢？这是要以事实为依据来作判断的，而不是摘取几句话加以上纲上线就能认定的。此其一。其二，事实上，当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所作的讲话（这一讲话在6月19日发表时作了许多重要的改动），就是在动员群众打消顾虑、进行“鸣放”、以便改进党和国家的领导方式的。这篇讲话就曾说过要对肃反运动进行一次大检查，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还提出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主持这件事。在谈到群众闹事时，他还十分明确地表示：“这些闹事者不能说主要是反革命，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我们不会领导。”“闹起来就让他闹个够，不要草率收兵。闹够了就不闹了。应该把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看作是我们改善工作，教育工人学生的过程。”（这些话在后来发表的文本中全都改了）。领导人既然在号召和动员群众发表意见，甚至提倡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为什么人家就不能响应号召、真正行动起来呢？其三，从现代民主的理念来看，通过合法的途径（包括正常的会议、合法的媒介、甚至公众集会游行等方式，而不是非法的密谋活动和煽动暴力），批评甚至抨击现存政权，要求改革现行的体制、方针、政策，这是完全正常的行为。既然执政党正在号召大家发表意见，她运用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建议发动和依靠群众来改革体制、克服缺陷，哪能作为治罪的依据呢？
这些便是笔者对五十年前林希翎演说词的一点思考。众所周知，林希翎为这些言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的一生受尽磨难，度过了十五年铁窗生涯，失去了全部青春年华，一个敢想敢说才华出众的年轻人，一个本可以为国家和社会作出很大贡献的女子，她的大半生就这样损毁了。八十年代以后，她突破种种阻挠，来到了近代民主思潮的发源地法国，并在那里定居；据说在年逾古稀之后，还曾向最高当局提出“改正右派结论”的要求，可是未能如愿。时耶？命耶？人们只有扼腕长叹而已。
不过，作为一个有良知、有头脑的中国人，总该对民族的历史和历史事件作些理性思考的。如果说五十年代看不清楚的是非，到八十年代就该看得清楚些了；如果说八十年代看不清楚的是非，到了21世纪总该看得清楚些了。如果说，在人类现代化、民主化的潮流，已经磅礴于全世界的今天，还去固守专制主义年代的价值观，把一切民主自由的意识、把一切依法行使公民权利，都视为犯上作乱，这种思想上的僵化，恐怕已非毛泽东批评别人时爱说的“花岗岩脑袋”所能比拟的了。
这几年间笔者总是在想，如果把1957年各路“右派”的种种言论的原件找出来，汇集成册，细细研究，一定会有许多新的发现，而且会对正确地认识共和国的历史、真正地以史为鉴大有裨益。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当年在青年学生和知识界出现的决不是什么“右派进攻”，而是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场社会主义的民主运动，可是这一运动刚兴起就被官方的“反右”斗争扼杀了。这就更需要对这段历史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把一切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并且从中吸取思想营养，以推动当前的思想解放。为此就必须排除干扰，解除言禁，解密历史资料，允许自由讨论，允许发表和出版有关论著和史料。对历史研究设置禁区，这决不是对国家民族负责的态度，也决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2006年5月初发，2008年3月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