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希翎在巴黎辞世已经三年多了。在她逝前不久，即2009年9月中旬，我自北京给她打电话，说国内的朋友都想念她，希望她再回来，与大家欢聚相见，她却打断我说，我回不来了，走不了啦！几天后就走了。
她逝后世界各地都举行了对她的追思会，在她“成名之地”北京，直到她故去个把月后，才由百多位生前友好，其中有的还是从外地特地赶到的，对她作了声泪俱下的悼念追思。她逝前曾关照，如国内也对她进行悼念，要通知我参加，因此我也作了简短发言。我说在今天的追思会上，我可能是仅有的一个不是“右派”、但从不以曾是“左派”为荣的人，相反正是在当年“反右”时，开始知道了她的大名，同时对她深深地敬佩、敬重和敬仰，从此默默地关注着她，悬念着她，不断探寻她的动向与去向，为她的遭遇叹惜，为她一直活着惊叹，更为她的终于出狱、出境和出国而庆幸。到她1994年以“法籍华人”身份首次回国，才有幸认识了她，曾与她多次深谈，不断交往交流，成了她在国内的友人之一，她曾几次并且长住我家，我曾陪同她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还帮她呈递过致上层的信函等等。只是我为她写的关于她的往事，在国内却无处发表，逼得我自编自印自行以“内部参考”方式发表并发行了。
第一次见到她，我就建议并鼓励她，抓紧写下她的经历，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很重要的一页，对于我国及其后人，都是一笔精神财富，为此我曾鼓动一位正在法国又在国内学过历史的年轻人，又把她推荐给英籍华人女作家张戎，请他们帮助她去完成自己的回忆录或传记，可惜我的这些努力，都未获得成功，其中主要原因，却都在她自己。
2001年，我赴法旅游，找到她，她送我一部法国人写她的法文传记，我带回国一再找人翻译出版，却都因为她从人到书都是“烫手山芋”，无人敢接受而未办成。如今竟有了一本中国同胞自己写的记述她一生的书：《大右派林希翎——她的政治命运和情感世界》，作者黄子琴不仅是她当年在“人大”的同班同学，更一直与她交往，同她及其母亲、孩子都有深交，又互相住过对方的家，尤其是在林晚年时，作者特地去她在巴黎的家，长住了3个月，听她亲口诉述自己的经历，看了她的文稿、信函和笔记、日记等各种史料、资料，从而对她有了系统全面与确切的了解认知，正是受了她本人及其母亲、儿子的嘱托，才有了这部传记大书。我一拿到就如见知交似的十分欣喜，连忙打开并从头拜读，边读边感到心头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这一位“历史名人”，终于留下了自己的“印迹”！
从书前作者简介中得知，黄子琴女士与我同龄，都是1931年出生的，不过她笔下的林希翎，从她早年到其晚年，都贯穿并充满了她特有的战斗精神与青春活力，只觉得一个活生生且从不安静的女斗士，又站到了我们面前。作者和林希翎一样，原是学法律的，却凭着自己几十年来对她的熟知深交，按照亲历亲见亲闻和所感所思，尤其是林本人为其提供的第一手资料，经过多年的求索梳理与考查考证，以朴实无华的文字，如实记述了一个真切的林希翎，不仅以此为她“树碑立传”了，更使她从此获得了“再生”甚至“永生”。
就在林希翎逝后，她在北京的一批友人，想为她与林昭、张志新三位当代“圣女”，共建一座纪念碑，已由雕塑家为她们创作了塑像，原拟设在北大或人大校园内，却得不到批准，又打算在郊区公墓买一块地，将她们三人合葬与此并立碑为记，也被官方制止，退而改在“798”艺术区展示一下，以告慰逝者并告知人们，同样不被允许。最后只得在雕塑家住处房前几平方米的小院内，将其塑像陈列公示。
一个人成了历史人物，后人就可以也应该对他或她进行从头分析甚至剖析，我看对林希翎也应如此。黄女士在书中曾写到，林最初到巴黎时，曾与法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中心约定，几年之内写出她的自传性回忆录，法国人看中的也是她独特经历的历史价值。但是多少年过去了，她一个字也没写出，后来只有一位法国人玛丽为她写的法文传记，她自己不仅不满意，还与作者闹翻了。法国的中国研究中心因她失约，解除了她的职务，停发了她的工资，使她从生活到生命，都遇到了困难并受到了威胁。她到底因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就不得不来考察她的一生，我发现她几十年来所经受的坎坷、磨难和不幸，既是政治的、社会的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造成的，又是她自己的性格使然，即性格决定命运。其中不仅有她本人的心理因素，也有她特有的应属生理的因素，而这实际是一种病态，我们应该将她作为一个“病人”，来观察研究和分析，这才能对她作出较为正确和准确的评定与结论。
据了解在医学的精神病科中，有一种病叫“躁狂症”，其初期症状与常人基本无异，只比正常人表现得急躁和易冲动，常常控制不住自己，不能制怒说发火就发火，却又并不自知。林希翎也是这样，她的思想、语言和行动，都过于“信马由缰”不受节制了，结果却是该干的没干，反而耽误了应干的正事。
若以此回顾林希翎一生，她的一切遭遇，不都是她过于率性所为才造成的吗？她说自己如同童话《皇帝的新衣》中的三岁小男孩，大声说出皇上大人正光着屁股，一下揭破了这个世纪谎言，但也将自己卷入是非之中，她的口无遮拦，触犯了损害了许多人的利益，使他们群起而上对其反击反攻，1957年她为了帮助党整风，坦言定胡风为“反革命集团”，没有法律根据也不合法律程序；中共在国内正实行的并非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而是专制性的封建社会主义；特别是她要把第一个揭破斯大林神话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公之于众，这都犯了“天条”，从此遭受厄运。后来在改正“右派”和平反“反革命罪”时，竟要负责落实政策者首先向她赔礼道歉，当然也都事与愿违，得到了相反的结果。此后她去台湾、赴美国也都是见谁说谁，稍有不满立即批评，这就到处树敌得罪了人。有人劝她不妨对国民党骂骂共产党，到国外就说说“民运人士”好话，她就会到处受欢迎了，她却迅即回话，那我不成个“政治娼妓”了吗？坚持自己的直话直说我行我素，也就到处不受欢迎，她却不以为错。当年“人大”老校长吴玉章，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她，人不可说假话，得看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和对什么人，该说的才说，不然效果必然适得其反。看来林希翎并未以此为戒，这才造成了自己的一生悲剧命运。
对她的率性所言我有亲身感受，2003年她在京时，我陪她去看牙医，偶然说出她是从法国回来的，医院错将她当成洋人大款，最后竟要她付几万元诊疗费，她不给也罢却怒斥我道，你是不是拿了回扣，才同人家合伙来敲诈我？此言不仅将我“好心当成驴肝肺”，更使我一时哭笑不得，幸而我深知她的性格，只得忍辱向院方解释了，求其对她开恩减价，对方了解实情后，才看在我的面上说，她能出多少就多少吧，只收了几千元，其实是赔了本，等于为她作了义务服务，事后她对谁也没说一个“谢”字，看来她对别人也如此，从黄子琴书中看到，她不断与人先友好后反目，从政见不同到观点有别，以致仅仅是看法有异，也是说翻脸就翻脸，甚至包括自己挚爱至亲的父母双亲和丈夫、儿子等等，竟作出与其生父断绝关系的过激行动；她有一位友人和我一样，也指出她的行为属于病态，招致她的痛恨，幸而我当她面从未说过她有此病，又因能作忍让和谅解她，才与她保持了终生之谊。黄子琴女士显然也是因此，才取得了她完全信任，受其重托写了这部大作。
从黄子琴笔下知道，林希翎的情感世界也不安定，年轻时曾是一法国影星的“粉丝”，后来到法国遇到个也叫此名的洋人，竟与那人过从过密，以致把那人的家当作自家，反而闹得并不愉快。她在“人大”时已与胡耀邦的秘书相恋，未能成婚却双双都成“右派”，15年牢狱后出来当年，又被同厂技术员爱上，她为了反击监狱长要她“断子绝孙”，毅然与其结婚并且连生二子，这下后继有人了，却因夫妇二人思想及生活差距太大，她又根本不会也不惯于居家过日子，婆家又因有了这么个儿媳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丈夫儿子更深受其害，最后只得在去香港后协议离婚了事。她在到香港去台湾时，又与一个“无名氏”作家过从过密，一度也谈婚论嫁了，只是后来也不欢而散。她有位校友、难友也钟情于她，托我为之牵线搭桥，她曾让儿子住过他家，自己回国后也相互接触过，但后来也不了了之。她明明是与胡耀邦的秘书相恋过，但她晚年非说自己与胡本人有什么“忘年恋”，党内正有人攻击胡与她有“暧昧关系”，她竟主动为人提供口实。
世人常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林希翎当然不是完人，但她怎么说也是个好人，是个正直、善良、豪爽、热情、顽强、坚定之人，可惜她生不逢时，正如她的忘年好友胡耀邦所言：“像林希翎那样，过早地卷入政治斗争是不利的。当有人拦路时，她只顾与指路的人吵架斗争，忘却了继续前进的目标。”（引自《大右派林希翎》前言）看来他也为她深深惋惜，她卷入政治太早太深也太久了，几乎将自己的一生都消耗在“吵架斗争”中了，结果恰恰忘了以致丢失应有的目标。
不论她是否完人或只是个好人，都留待后人和历史去研究评定吧，我只想说她和林昭、张志新等一样，都已在中国现代历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上，留下了她们浓墨重彩又闪光的几页，正是她们这几位学友、战友和难友，为了追求和维护真理，奋不顾身并坚持到底，以致遭受了极大地苦痛摧残，林昭、张志新等都被惨杀了，林希翎却侥幸又不幸地活了下来，实际上承受了更长久的精神折磨，却又始终矢志不移，她们都不愧为现代的圣女，同时又是中国政治祭坛上的牺牲者，都如鲁迅所说，“我以我血荐轩辕”了。林希翎虽未流血，却比林昭、张志新等流了更多的泪，并且直到她生命终结，虽然竭尽全力搏斗一生，却没过上一天自己追求向往的好日子，只充当了一场又一场人间悲剧的女主角，并且从上世纪50年代到新世纪当代，是几十年下不了台的“主演”，因此也成了“名角”，这就为历史留下了永远的叹惜，更有不尽的思索和探究，如何才能不再上演这种惨痛的时代悲剧！
（责任编辑萧徐）
来源: 《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