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编者的话：在火红的年代，林希翎以自己的青春热血传播着慷慨激昂的文字和言论——不是反党，而是想帮助党改正缺点。比起那些护短的人，那些“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人，那些见风使舵的人，她更忠诚——有人称之为“第二种忠诚”。
忠诚一直是被提倡的。国家要求人民忠诚，领袖要求僚属忠诚，政党要求党员忠诚，事实上，往往只要“忠”，不要“诚”。凡是执着于“第二种忠诚”的，都没有好下场。林希翎也是如此，她为一时的“鲁莽”付出了毕生的代价，而且累人无数。
“拨乱反正”之后，林希翎要求平反，却发现面对的是那些“积极参加运动”，也就是以前整人的人。面对种种刁难，林希翎的反应一如既往，她认为如果她有错误，那些整她的人就是有罪。
林希翎是“相信组织”的，从参加鸣放到要求平反，始于响应，终于辩白。年轻时她想不到组织会搞“阳谋”，中年后又想不到组织只承认“扩大化”。“好心没好报”，所以她委屈、不服：这句我没说，那句被曲解。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使她最终也没发出独立的呐喊：我说了，又怎样？即便如此，“组织”还是不相信她，“主义”已经成为教义和戒律，思想和言论是特权，越权的都是异端，所以要批她，关她，限制她，且“不予改正”。
她当时大概并不知道，除她以外，还有几个人没有摘帽。道理明摆着：如果一个右派都没有，那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岂不是荒唐之极？西方中世纪有“教皇无谬说”。在当代中国，在台上的人“一贯正确”，所有错误都是前人、别人犯下的。那些整她的人不能给她平反。因为给她平反，就等于承认自己错了，而认错是垮台的开始。
但时代毕竟不同了。“组织上”不但给她落实了“政策”，还给她安排了“工作”。如此“宽大处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作者在文末引的那副对联，用在林希翎身上恰如其分：整人者“非法法也”，被整者只好“不了了之”。无奈之中透出达观和嘲讽，充分展示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智慧。但到此为止就“功德圆满”了吗？】
“右派”活化石林希翎·卢弘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过来人，特别是反右运动的亲历者，无人不知“大右派”林希翎。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1935年出生，浙江温岭人。1949年夏在杭州上中学时，参加了解放军第二十五军，曾任师文工队员。五十年代前期转业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可是她却“不守本分”，从当时文坛几个“热点人物”林默涵、李希凡和蓝翎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合成“林希翎”三字，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文学论文，引起争论并受到批评，她不服，进行反驳，这就出了名。
1957年开始“鸣放”时，她在本校和北大，连续发表了几次“惊世骇俗”的演说，从而“一鸣惊人”，一度被誉为“勇敢的化身”、“带刺的玫瑰”。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中，她遭到全面批判，成了“学生大右派”、“反党急先锋”和“带着天使面具的魔鬼”等等。
由于她“顽固抗拒”，被定成“极右分子”，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后又被作为“反革命”逮捕判刑。其本人从此在社会生活和新闻媒介中完全消失。
一、罪名
据1959年8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59）中刑反字第451号》，“反革命分子”林希翎罪名如下：
“1956年因中国青年报发表《灵魂深处长着脓疮》一文，对被告进行了批评之后，被告即借此展开活动，书写所谓《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书》，印了200份在全国各地广为散发，文中以捏造事实，歪曲真相等手段对学校的党组织进行恶毒的污蔑与攻击，因而使党和国家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损失，在社会上已造成了很大的反动影响。”
“1957年当我党整风运动开始后，被告以为时机已到，即积极进行活动，于同年5月23日在北京大学公开作反动演讲二次，继而又在人民大学的多次辩论会上散布大量的反动言论，主要的是：污蔑‘苏联和我国均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有‘阴暗的一面’，‘三害与现存制度有关’，辱骂我党‘镇压人民，对人民采取愚民政策’，污蔑我党说‘党内有一大批混蛋’，并污蔑说‘人民内部矛盾，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是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矛盾’，‘人民代表大会贯彻民主是瞪眼说瞎话，民主党派是点缀’，我国‘没有法律，法律是形式主义’，公然为反革命分子胡风辩护说：‘证明胡风集团是反革命的材料是苍白无力和荒谬的’，此外，还对我国的各项政策法令及历次的政治运动进行攻击与诽谤，还大肆谩骂党和国家的领袖。公开号召反动分子大胆向党进攻，公然煽动说：‘各地大学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取到小小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叫嚣‘要行动起来’，进行所谓‘彻底革命’，号召和煽动反动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
据此，林希翎被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1979年7月，《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对林希翎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如是说：
“1957年5月23日至6月13日，林借帮助党整风之机，先后去北大和在人大作了6次演讲、答辩，公开煽动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社会制度，她污蔑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的社会主义’，‘仅仅是政治上的名词……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她攻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就镇压人民，采取愚民政策’，‘党团员成为特权阶级’。她造谣说，在去玉门的‘路上亲眼看见工人罢工……，一个反革命分子也没有，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她攻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百分之九十高级干部不同意’，叫嚷要‘清洗党内一大批混蛋’。她认为我们‘现存制度是产生三害的直接原因’，这样的制度就形成‘特权阶级’。”
“公布、抄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制造混乱。″
“反对中央当时的整风方针和部署，煽动闹事”。
由此，人民大学党委的“结论”认为：“根据以上复查结果，用1957年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衡量，林希翎定为右派分子不属错划，不予改正。希望本人从中真正接受教训，今后为社会主义服务。”
1980年5月13日，就林希翎呈交的申诉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知》说：“经本院复查认为，原判认定的主要事实、定性及适用法律正确，决定驳回申诉，仍维持原判。希望你认罪悔改，彻底转变反革命立场，投身祖国的‘四化’建设。”
这样，林希翎作为“不予改正”的“终生右派”之一，在活化石般证明着当年“反右运动的必要性与正确性”。
二、株连
林希翎一再公然拒绝认罪。
这种顽固态度既出于一种自信，也由于她感到自己不是孤立的，赞同和支持她的不仅有同辈，还有革命老前辈和党内领导人——结果他们纷纷受到株连。
首先是人大的老校长吴玉章。他在林希翎反右前受批评时，就出面保护；反右运动开始后，林已被报纸点了名，他还表示不同意公开批判；林被戴上了“帽子”，吴老就让外孙蓝其邦代他去看望林希翎，后来又派人把她叫到自己养病的地方，抱病与她长谈了几个小时，反复开导和劝慰她，说应该永远做一个敢讲真话的老实人。在新学年开学典礼上，他提到本校“大右派”的名字时，有意漏掉了林希翎，使一批反右骨干们对吴老很不满。碍于吴老的地位和声望，左派们奈何他不得，就以支持帮助过林希翎为由，将在人大学习的蓝其邦打成右派。
原任内务部长，1959年又成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反右以前就了解到林希翎对我国法制问题有一些看法，让秘书吉世霖写信，请她当面交谈，以后又让吉秘书继续与她联系，表示了关心与赞赏。林希翎被打成右派后，吉秘书的信就成了与右派来往的“罪证”，结果也当了右派，被开除党籍，发配回乡当农民，弄得老婆离婚，老母上了吊！谢老怎么保护也不行，气得很长时期内不再要秘书。谢老身为最高法院院长，但根本“救”不了林希翎，只能利用视察监狱的机会，从小窗口悄悄看她一眼，又嘱咐监狱负责人对包括林希翎在内的全体人犯，都应给予人道主义待遇。
林希翎1956年写批评苏联《共产党人》杂志论文和反驳别人对她的批评前后，曾去中南海“上访”，试图向毛等最高领导人反映情况。接待她的中办干部王文每次都听得很认真，表示一定负责地把问题反映上去。也许王文在汇报时表露了自己的态度，竟也因此当了右派，丢了党籍，下放农村教书度日。妻子被株连，一气之下自杀，子女被迫上山下乡，其中一个想不开，走了母亲之路！
林的同学魏式昭，志愿军转业，支部派她“帮助”林希翎，她在生活上帮助了林，被认为“失去立场”，当了“保姆”，也被划为右派。由她引起，丈夫、弟弟和一些部队战友，接二连三地都被打成了右派，虽然这些人根本不认识林希翎。
林的浙江同乡洪禹平，在幻灯制片厂从事文学编辑，同林有过交往。1957年，他已经调回家乡浙江，从未参与也完全不知林希翎在鸣放中的事，但因与林有老关系，不仅把他本人，还连带哥哥、姐姐都追加为右派。
此外，从本校同学到外校师生，以及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报和人民文学等的编辑记者和作家们，还有与她素不相识的读者，凡曾经支持或赞同，甚至仅仅同情或接触过林希翎的人，很多都被划为右派。
她在服刑期间，女护士张凤云对她十分同情，林希翎便请她代发一封托郭沫若转交毛泽东的信（因郭曾赞扬林为“才女”）。哪知这位郭老把信批转到北京市公安局。市局立刻将张凤云关押审问，并开除其团籍、公职，还关了一年监狱。右派摘帽改正时，她和全家到处上访，请求落实政策，得到的答复是：“林希翎没有改正和平反，张凤云也绝对不能平反。”成了“终生右派”的“陪葬”。
最使林希翎感到遗憾和痛心的，是她与胡耀邦及其秘书曹治雄的交往和由此引起的后果。1956年，担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看到了林希翎的有关材料，派秘书曹治雄通过人民大学约她面谈。林希翎后来说，本以为胡耀邦是个只会发号施令，并无真才识学的“大官”。但交谈后，她不敢放肆了，这位团中央书记不仅思想非常敏锐活跃，其丰富的经验学识，更使她自叹不如。当耀邦问她韩非的法学观点时，她狼狈地承认没读过，耀邦就毫不客气地说，韩非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法学家，你这个学法律的，怎么能不读他的书，不知道他的观点呢！
从这一天起，曹治雄成了胡耀邦与林希翎之间的一条热线，后来曹林二人更进一步成为恋人。热恋中的曹治雄竟违反纪律，让林希翎看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后者悄悄抄下，并在“鸣放”时公开引用外传。曹罪责难逃，在婚礼前夕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和下放劳动。胡耀邦不仅爱莫能助，反而要作自我批评。事后，林痛心地说：“是我害了曹治雄，又连累了胡耀邦同志。”
至于林希翎一家人，更是在劫难逃，无一幸免。母亲丢了工作，又作为反革命家属和全家“充军”到宁夏农场，几乎饿死在那儿；一个妹妹在当地生根落户，一直留在宁夏；另几个弟弟妹妹也都背着她的“黑锅”，有的在农村当木工，有的上不了学，很小就当了农村的“贱民”。
林希翎说：“单单在北京，因我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一百七十多人，在全国各地更是不计其数。”
三、入狱
林希翎的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通了“天”。
开始“鸣放”不久，林希翎的几次演讲和辩论记录，就被“摘编”成“内参”，直送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看后，马上封林为“学生右派领袖”。刘少奇随之批道：“极右分子，请公安部注意”。
林希翎迅即被“无庸置疑”地定为右派。当年11月，为进一步执行“中央指示”，北京公安部门准备好了逮捕林希翎的材料，但是因为运动开始时中央招呼过，右派问题不予法办，顾及社会影响，暂时按兵不动，林才没有马上享受“专政”待遇。当有关报告呈送到伟大领袖那儿时，毛又宽宏大量地批示：“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亲自传达和宣布了毛的批示和处理决定。周恩来还让人通知林希翎，参加北京各院校57届毕业生的大会，他在讲话中提到林时，只说她在鸣放中“犯了错误”。林本人又感到了“党的温暖”。人们以为，对林的处理也就到此为止了。
哪知，1958年有关方面又接到人民大学的报告，说林“从不低头认罪，坚持反动立场”，甚至“公开抗拒劳动”、“殴打对她进行监督的学生……反动气焰极为嚣张”。当年，刘少奇在中山公园的“七一”晚会上跳舞时，见到人民大学的学生，说起林希翎的上述表现，刘顺便关照道：“那你们应当对她加强监督嘛！”
这一新指示马上被贯彻执行了。早在“注意”着林希翎的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来到人民大学，在人大党委会上说：“林希翎这样的大右派，在人大是改造不好的，还是交给我吧，我有办法对她强制改造。”于是，林希翎就从留校劳动，改为由专政机关“加强监督”。
为了做得合理合法，使社会上“没话说”，公安机关先利用林希翎“殴打学生”事件，于1958年7月21日深夜，将她秘密逮捕，开始是“拘留5天”，后又因她“态度不好”，再关15天。在这20天中，公安机关在人大党委的配合下，迅速搜集编好林希翎的罪行材料，以“反革命罪”将她正式逮捕，接着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她进行审判，她就由“拘留5天”变为15年徒刑，并由学生右派“突击提升”为反革命分子。
林希翎开始关在北京草岚子监狱，“一号命令”发布后，被解送到她的原籍浙江省的蒋堂劳改农场。
四、出狱
当15年刑期只剩下最后几个月时，她的命运竟又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1973年春天，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后，忽然问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革委会主任吴德，说那个林希翎，现在在哪里工作？她好不好？
这一“最新最高指示”传达后，有人理解为林希翎被判刑是别人“背着毛主席”干的，又有人理解为即使毛主席知道此事，他问到林在哪里“工作”和“好不好”，说明林可以出来“工作”和“好”一点了。紧接着，浙江省委得到公安部的通知，着即释放反革命犯林希翎。
在一个风和日丽春意盎然之日，正在“号子”里的林希翎，忽见几个公安人员对她笑眯眯地走过来，用她早已陌生的和蔼口吻和更为陌生的称呼说：
“程海果同志，奉上级命令，对你提前释放，恢复一切政治权利。你马上准备东西，到金华去报到，等待分配工作。”
说着还将早已没收的“军人转业证”和珍藏的新军服等等，一一发还给她，表明她一下又成为“同志”了！
直到出了牢门，她还以为自己是在梦境，竟没有问清自己是否已被正式平反了，甚至没有要一纸法定的“释放证明”，就稀里糊涂地被“解放”了。
林希翎被分配到位于偏僻山区的金华武义县农机厂，当了一个每月工资35元的工人。来前她被告知，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身份，全县只有县委书记王登林一人知道。这位王书记悄悄告诉她，她所以能提前出狱并安排工作，是“执行毛主席指示的结果”，让她永远感谢老人家给予她的关怀与温暖。她知道伟大领袖竟没有忘记她，不由为之感动不已。
没有不透风的墙。人们不久便知，新工人程海果即大右派林希翎，连关于她的“最高指示”也透露出来了（后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王登林以“向大右派泄露党的机密”的罪名，受到批斗）。这使她一下在当地出了名，她的生活也进入了又一个凶吉莫测的非常时期。
五、折腾
1975年，从不安生的林希翎听说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并且开始全面整顿，感到自己和国家都有了希望，为改善处境，她告别家人（1973年底她与本厂技术员楼某结婚，并育有一子），赴京上访去找“邓大人”。哪知却自投罗网。
没有过得硬的身份和证件，别说根本见不着她想见的人，连许多机关的大门都进不去。所有的上访接待站，屋里屋外直到门外街道马路上，到处都站着、蹲着、坐着和躺着等待接见的人，几乎人人都有似海冤情要向中央倾诉，林希翎哪儿都挤不进、排不上更无人听。她去找当年的老熟人以至好朋友，有人一见她吓得几乎问她是人还是鬼，有人装着不认识，最友好的也是劝她不要停留，别再惹事。她在北京像个幽灵似的游荡到冬季。
1976年1月9日深夜，一群警察闯进她临时借住的地方，把她“请”进了海淀区看守所，关了两昼夜，再押解出京，交原住地革命组织严加看管，认真审查。
她立刻成了当地的头号新闻人物，她的“反动真面目”和“反革命祸心”“彻底暴露”了。做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活靶子”和“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活教材”，她经受了一场场批斗、审讯和毒打，被迫交代怎样参与几个月后才发生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又怎样和北京的“反革命及其黑后台”合谋，南北呼应“破坏文化大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10月，“四人帮”被粉碎，她刚想和全民一样为之欢庆，却突然被揪了出来。1977年初的一个深夜，怀孕的她正生病，丈夫上夜班不在家，不久前揪斗她的造反战士们，在一位党支部副书记的指挥下，砸开门冲了进来，先对她来了一顿狠揍，又在幼子的号哭和老母的哀求声中，将她嘴里塞上毛巾，五花大绑，脖子挂上写有“大右派，反革命”的大黑牌子，拉出去站在一条板凳上，接受批斗。几个月前斗她时，说邓小平是她的“黑后台”，脸一转她的后台又成了“四人帮”！
全家人被林希翎的事弄得惊恐万分无法安生，只得尽量不让她出门，坚决不准她再“关心国家大事”。
六、申诉
1978年，中共中央下达文件，宣布摘去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既然是全部，当然包括林希翎了。她苦熬活受20多年的漫长严冬，终于有头了！兴奋之余，她为二儿子取名“春临”，认为“他的降临是吉祥的象征和历史的转折”。
1979年3月，林希翎收到一封辗转送达的北京来信。写信人“王文”，自我介绍是原中办工作人员，五十年代曾与林有过接触。他要她及早到北京，重新提出申诉。于是，她不顾亲人的反对，把老母亲积蓄多年留着料理后事的一点钱“借”出来，买了一张硬座票，抱病赴京。
遵照有关规定，她的问题仍得找过去经办此事的中国人民大学。这里已成立了一个专管右派改正的“审改办”，其负责人林当年就认识，一位是原共青团干部，一位是原总务科人员，都因“一贯积极参加政治运动”而成为骨干。他们说，要想改正平反，必须对自己的问题作出新的检查，只有提高认识、正确对待，并且真正改正了错误，又提交了书面检查和申请的，组织才能考虑是否接受。
他们的冷漠和官腔，使林希翎一下子来了火，她朝对方吼道：“什么？我被诬陷迫害了几十年，挨批斗，坐大牢时都没有低过头，认过错，现在复查右派冤案了，反而要我向你们作检讨，求你们开恩改正，简直是奇谈怪论！如果说我当年有错，整我的人就是有罪！还要我再向你们检查认罪，这不是地球倒转了吗？”她就这样同“审改办”的人闹崩了。
王文了解这一情况后，将她的问题写成长达万言的材料，呈送中央有关部门，又为《人民日报》写了《为林希翎冤案呼吁》的“内参资料”，于1979年6月1日作为《情况汇报》印发上报。
王文的“呼吁”引起了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的注意，马上批道：“改正有利。”此前，林希翎曾给他写过一封短信，胡耀邦请中宣部的同志代他见了林，转达了他的批语：“向你致意，愉快地同过去告别，勇敢地创造新生活！”
中组部也有人写信给邓颖超，希望她主持公道。她未表态，将信转给胡耀邦。耀邦又一次批道：“拟以改正有利。”
受耀邦委托与林希翎谈话的同志，劝她不要同人大“审改办”顶牛，还是作一点自我批评，也给人大党委一个台阶下。并且表示这也是胡耀邦的意思。林希翎体会到他的好意，憋着性子坐下来写检讨。哪知她一回顾往事就无法自持，她认为自己当年的言论没有错，是别人歪曲和诬陷了她，写着写着就写成了“控诉”和“抗议”，矛头始终直指人大那些“反右英雄”们，而他们许多人现在大都在职在位甚至有权有势。要向他们认错，以换取改正平反，她怎么也不甘心，一气之下，把写出来的检讨全撕掉了！
七十年代末的中国，虽在努力“拨乱”，却难全都“反正”。人民大学党委作出了《对林希翎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断然拒绝为她改正，并重新认定她的各项“罪行”。当初判她为“反革命”的北京市人民法院，见人民大学党委对林“不属错判，不予改正”的结论，马上“决定驳回申诉，仍维持原判。” 至此，她的这次赴京申诉完全失败。
无路可退的林希翎，决定直接上书邓小平。她在列举事实并控告某些“制造冤案”又“一手遮天”的“官僚”后写道：
“在这种非常的情况下，我才不得不给您写信，请求您委派思想解放、正直无私的清官来全面复查我的冤案，听取我的申诉和意见，根据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对我做出实事求是和公正的结论，我和我的家属亲人以及所有被株连者都将不胜感激，对于我……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冤案，希望您在生前能予以亲自过问和彻底平反。”
她在这封万言书中还说，“我真傻，我单知道冬天有狼，却不知道春天也还有狼，我在漫长的冬天里被虎咬得遍体鳞伤未愈，又在春天中被狼咬了几口……”
信发出后，一直无下文。
七、“招呼”
1979年秋，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特邀林希翎参加。丁玲、艾青和刘宾雁等公开赞扬她和为她鸣不平，不少人作诗、题词以示慰问和支持，有人安排借调她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做“特约编辑”。她正为此兴奋，“组织上”打来“招呼”，说林是“不予改正”的“右派”和“维持原判”的“反革命”，不能留京工作。
林希翎在北京露面以后，很快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面向海外的中国新闻社决定制作一部以《林希翎在北京》为题的新闻记录影片，通过介绍她的近况，“宣传、体现党和政府的政策”。他们组织拍摄了她和艾青夫妇、吴祖光夫妇等诗人、艺术家的友谊交往，她参加文艺界的活动，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凭吊老校长吴玉章，等等。哪知不等他们后期制作，也接到某“组织上”打来的“招呼”，令其立即停止这一影片的制作，封存全部有关资料，不得向任何方面散布和透露。
文代会期间，上海一家文学杂志的编辑见到了重新露面的林希翎。当时上演了一部很受欢迎的话剧《权与法》，杂志编辑认为林对此定有深刻体会，就约请她写观后感，打算给她个“公开亮相”的机会。她应约写了《神圣的法律一定战胜邪恶的强权》，交稿后很快编发，已经排出了清样，显然又是某“组织上”打来了“招呼”，该杂志立即撤稿。
在某“组织上”的连续“招呼”下，林希翎还是被“请”出了北京。前几次都是公安人员押解，这次总算重新享受了一点“公民”的待遇。不仅如此，“组织上”还给了她“关怀”，人民大学党委补发给她一份该校57届毕业证书，恢复了她的“大学毕业生待遇”，并由“组织上”通知她所在的浙江省“组织上”，按此待遇为她重新分配工作。
林希翎就在这一连串特殊“关怀”下，被分配到她服刑后期的所在地金华，因她曾是“青年作家”，“照顾”安排到市文联当了一名小职员。
“落实政策”（甚至是“宽大处理”）至此“圆满完成”。
八、出境
林希翎一直有着一个重要的“海外关系”，这就是她的父亲。早在1948年，林父就离开大陆，解放后一度不知下落。三年困难时期，他忽然从香港给林母原籍来了信，从此不时寄“侨汇”以补家用。他很想回来看看，但得知女儿是“大右派”和“反革命”，一直不敢造次。
她出狱后，父亲一再表示希望他们出去团聚。思夫心切的母亲，鉴于几十年来的“贱民”生活，很想投奔“海外”的父亲，使全家早日脱离“苦海”，就和林希翎不断申请去港探亲。但是当地掌管出入境大权的公安机关总是置之不理，根本不考虑这个“大右派”及其“反革命家属”的出境问题。林希翎见在当地求告无门，就趁在北京时直接找了公安部，申明理由请求出境，居然获得批准，但具体手续还得到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办。谁知当地有关部门仍然置之不理。
直到1983年5月，林希翎愤而上书：《我的大声疾呼——致中央党政领导的一封信》。一个月后，她终于告别了留在金华的丈夫和小儿子，启程经广州奔赴香港。在到达深圳当天，林希翎就随着出境人群，跨过了罗湖桥中心线。那轻轻一步，不仅跨进了另一个“世界”，也跨越了一个“时代”。
一切正如那副名联所言：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