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绩伟老：

你老一再来函，敦促思考，中共为什么叫“共产党”？“这个名字是怎样定下来的？”你老提出的这个问题的确是打开全部党史的一个钥匙。我们这个党已建立90年，思考这个问题的确很重要。纲举始能目张。

（一）

当年维经斯基等四人代表共产国际来中国建党，找到陈独秀、李大钊，首先的问题是“这个党叫什么名字？”陈独秀主张叫“社会党”，李大钊在感情上也是倾向叫社会党的，但他还是迁就了共产国际。当时共产国际的代表还说：“不叫共产党也可以，但一定要服从国际的领导。”反映当时意见不一致。终于定名“共产党”。这上了共产国际的船。这是否有两个原因，一是十月革命的鼓舞（这是误导）；二是“国际”热情的具体操作，他们拿来足够的经费。（在解密的苏联档案中留有细账）这种经济力量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中共曾被人称为“卢布党”。

定名为“共产党”成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决定了党的先天素质。纲领中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消灭私有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 。这是不符合社会实际情况的。而政治伦理观，即政治品质，也从苏联全部学来了。因为党是在他们的具体掌控下，不仅是听命于莫斯科，而且是他们派人在这儿管着。甚至在中国建立“国中之国”，就叫“苏维埃”。

李大钊去世早（时年38岁）被军阀所害，而陈独秀则大吃自己所建的这个党的苦头。故事有许多，形成20世纪的一大冤案。

（二）

你老问：“他们主张叫社会党，他们是怎样认识的呢？根据是什么？

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发动了‘五四运动’。因为“激进“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本质上还是民主主义者，保持着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所以就和共产党的品格格格不入。

郭士龙同志热情，收到你老的信，他立即查资料，给你写了回信，信是很好的文章，告诉我们中山先生和社会党国际的关系。中山先生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超越了意识形态，甚至超越党派的狭隘之见，追随社会主义而又引进西方的政治文明，学来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强调其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现在最缺少的就是这种视野高远的政治家。

士龙同志又把五四时代出版的《新青年》帮助借来，这使我可再看看李大钊这位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先行者，在认识上和“共产党 “的异同。

再一次拜读李大钊的宏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深感他对其哲学、政治经济学讲的细致而精通。但他一开始就提到“50岁以下的人，说他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说明他对马克思的博大极为敬佩。但是我发现中间有三点他的意见：

一，他把“阶级斗争”总是写成、译成“阶级竞争”，这不是笔误，

全是这样写的，如对《共产党宣言》中的名句他写着“凡以前存在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这是偶然的吗？这一字之差，郭士龙同志认为“乃是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分水岭。”

二， 李大钊婉转地提到，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有不能自圆其说的

地方，一方面，唯物主义强调生产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条件，一方面又说阶级竞争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当然要尽量自圆其说，总是很勉强。在实际生活中，激烈的阶级冲突总是对生产力造成大的破坏。不仅如此，他说，“互助、博爱的理想，在这中间天天在那里被破坏。”

他说，“哲学上近来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能纠正马氏的理论，救其偏蔽，各国社会主义者，也都有注重伦理的运动，人道的运动的倾向，这也未必不是社会改造的曙光，是人类真正历史的前兆……这是马氏学说应该救正的地方。”这是不是看到社会党国际在恩格斯、伯恩斯坦思想指导在欧洲的兴起呢？实际上马恩的思想是与时俱进的。列宁的党，把过时了的思想推向了东方。

三，一般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

和科学社会主义。李大钊只谈前两部分，第三部分不谈了，其实十月革命已过去三年 ，它不是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了吗？不是自诩为“科学社会主义”吗？李大钊显然还没有这样看，没有形成和认可这种看法。不久孙中山说：“社会主义不应是恐怖的，”。陈独秀则认为这哪里是社会主义！是制度培养了一个斯大林，他和希特勒是一样的。

陈独秀建党，他1920年在上海渔阳里2号完成了建党的五大任务。他没有参加一大，李大钊和前来建党的维经斯基也没有参加一大，都没有把一大看作建党的标志。陈独秀任五届总书记。晚年思想又回归‘五四’，令人感慨。

建党已90年,对党史拨乱反正，澄清事实是应该的。但是，包袱太多，又没有正视的勇气。我们还有力量澄清党史吗？我们在信中谈的这些事，觉得不过是自我安慰而已了。

你老是民族的脊梁，人民的楷模。你的《自选》《自述》，已给世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你老是应该可以告慰的。

问候狄沙同志

恭祝 冬安

丁弘2010.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