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徐锦熙老师（南通大学教授、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打电话过来说：“这期《炎黄春秋》上，顾骧的《乡贤胡乔木》，你一定要看一看，写的好啊！我认为是许多年间言及胡乔木的文章中，写的最好的。”
于是即认真拜读了。顾近距离了解乔木，素有感受，的确是写的实在、深刻，文笔就不要说了。
久居远离北京的江湖上，对那红墙内外之事哪里了解许多！但是对乔木的二三事，觉得还是千真万确地了解的。许多年间，我对其人其文是由衷地敬佩。情不自禁地写了《我所了解的胡乔木》，主要讲了他的两件事。
重述这两件事，颇费笔墨，这儿只能是简单地讲讲。
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制订《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乔木是起草小组的组长。决议的中心议题是对毛主席作出评价。看来他和小平的意见相左。小平五次召见起草小组，谈话内容，详见当时的《红旗》。老人家是越说越气了。最后是说：“这个问题思想不统一，《决议》宁可不作！”什么矛盾呀？小平同志从政治家的角度，审时度势，有策略性的考虑。乔木虽久居官场，总还是希望作出的结论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他执笔写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节，称病离开。后经2000人反复讨论，只有这一节文字没有动。《决议》通过后，乔木写了个人保留意见16条。我有幸看到这个文件，数日之后又收回去了。中心也是对毛的评说。如第一条即说他是民粹主义者。这也就是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夏征农主编的《辞海》在“毛泽东”这一条目中，删去“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句；所追求的同样是科学性。
“文革”后期，乔木曾追随毛之后，错误地参与批邓。邓复出之后，对之宽宥，仍请他主持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制订历史问题的《决议》。他面对邓这样的铁腕人物，居然能坚持己见“为真理而斗争”。这不能不说是有点“太史简，董孤笔”的味道了，当时我想。
二、关于庐山会议的“史笔”，他居然支持，甚至鼓励李锐讲真话，对历史负责任地写出来。那次会议是“伟大的舵手”驾驶着中国这艘巨轮的急转弯。以致酿成20世纪人类社会最大的悲剧之一，直接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一次世界大战。鲁迅说：“面子是中国人的纲领。”现在仍是这个纲领。可是乔木居然支持如实记录，写好了，支持出版。没有他的支持，出版是不可能的。出版之后，他又派两个人帮助收集材料，增加三万多字，再版。他这样做，所为何事？
在庐山，几个常委开会，只有李锐奉命坐在毛主席的背后，拿着一个笔记本记录。那个黑色封面的笔记本，就如同飞机上的“黑匣子”，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始的佐证。这个黑色封面的笔记本，也有它失而复得的故事，性质属于朝中的宫廷秘闻了。
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是“道德形象”，从这个角度看，大人物不一定高大，小人物不一定渺小。李锐老赐阅他的《庐山会议纪实》，这也使我从中得到教益。拿到这本书，我觉得乔木不简单，深怀敬意。
至于说乔木是党内的“第一支笔”，早很明确的了。建国后之次年（1951）当时还是“供给制”，革命队伍里的同志还是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每人发了本书《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作者即乔木。那时还没有著作权的概念，用谁的名义发表，看革命的需要。如《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来乔木说是他写的，而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如炮击金门，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声明，实是毛泽东写的，都很正常。《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据说本拟用少奇同志的名义发表，后来还是由乔木站出来给全党、全国人民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历史。作为笔杆子，他不是第一支笔吗？
没有想到，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
十年前，李锐老在一封信中，有这样几句话：“（其实）你所了解的胡乔木，跟毛过久，好坏都学到。我在1938年就认识他了。早晚我要写写乔木……”
这是对《我所认识的胡乔木》提出了意见，是说我过于奉承了，有片面性呀！他说得委婉，但又十分明确。
开始全面了解他，还是看到王蒙的那篇在《读书》上的文章。他和乔木有许多近距离的交往，又是文学的大手笔，写的生动具体；个别交谈时，他可以很自由的讲心里话，有时有点出格呢。可是一在人前，立即严肃起来，立即是“马列主义”的面孔了。其实，这在官场很普遍，甚至近年听说，“双重人格是生存的条件”了呢。当时我觉得也不要苛求。
关键是要看一个人的历史作用，对他这位意识形态的总管，看怎样“管”了。
胡绩伟（前《人民日报》总编辑）晚年出版了《自述》四卷“自选集”七卷，其一是《我与胡乔木的十年论辩》。什么事情要辩十年？仅是理论上的分歧吗？否！是政治上的风浪迭起，是贬损和无情的打击。
毛泽东去世之后，胡绩伟从《人民日报》副总编提拔为总编辑。他对办报的基本观点是“党报也是人民的报纸，没有人民性，也就没有党性”。报纸有起色，发行量大增。乔木不以为然。他批评说：“说什么没有人民性哪来的党性，这是奇谈怪论，是社会科学界的羞耻。”他是“党性唯一论”，认为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
这种矛盾冲突，所谓“清除精神污染”，不正是20年前“反右”运动的重演吗？当时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提出“报纸是党的工具，也是群众的喉舌”的观点。认为报纸是宣传工具，也是商品，应办得让群众喜见乐闻。说这是妄图以人民性、知识性、趣味性，削弱和否定党性，是典型的“右派”言论。凡认同王中观点者划为“右派”，鲜有漏网者。
新时期所好“不再搞运动”，但是“反右”那“以言定罪”的违宪之举没有清理。所以“左祸”随时卷土重来。此所谓“没有科学的历史观，难有科学的发展观”。只是新形势下，乔木又有更深刻的论述，他以洋洋洒洒的大作，引述列宁的论著，说明“人民”是有阶级性的呀，苏联开始用“人民性”是作为贬意词的，说“反动的人民性”呀！他说“我建议在党报工作上，不要用'人民性’这个词。”胡绩伟说：“按照这个说法，我们叫《人民日报》，还有“人民政府”……都是错的了。”以胡绩伟的德高望重，具有傲骨，和他争辩十年。他坚持自己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提出“党报的人民性高于党性”的论断。居然成为胡乔木重点“清污”的对象。
乔木这种“左”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可是他所追随的毛，幽灵仍在徘徊，他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总管，居于高位，所以胡绩伟不得不和他长期争辩。“左”的思想居于主流地位，不是十年了，过去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新时期不是“纲”了。但历史问题没有清理，没有科学的认知，还是是非不清。直到今天《人民日报》的局面就是证明：公家花钱办，公家花钱买（达95%），订购是纪律性的要求，因为是党报。我冒昧地在报社提出一个问题：“《人民日报》什么时候能够主要由群众愿意花钱买，群众欢喜它呢？”一位编辑当众回答：“我看永远没有这个时候！”时间已经到了2006年的秋天。
谈到乔木时，李锐说“跟毛太久……”能够“太久”也不容易。伴君如伴虎。田家英、邓拓、李锐这些笔杆子都很不幸。事实证明乔木的“跟”是有水平的，如主席提倡学海瑞，说得肯切，要“五不怕”，要“捨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还把海瑞的材料送给彭德怀。吴唅真的写了《海瑞罢官》，被抓住了把柄。事后证明：当时真正了解主席心意的仅乔木一人，他早说了：“你们理解错了，毛主席是不希望出海瑞呀！”
有时他也没有看准。如跟毛批邓，没有想到形势会这样急转。所好邓小平同志大度、爱才，说叫他当宣传部长，是大才小用了。当然他也深知乔木，相信他会“跟”的。
有趣的是，他在评毛的问题上，居然顶撞起来，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了解邓的内心世界。当时那样评，邓是策略性的；乔木是把话说白而已，实质上和邓没有矛盾。这反而证明他有骨气了。他的《保留意见》中有“迫害一些老干部应作为教训写入《决议》”。邓一再被罢黜，毛临终还把他关起来，说他是“反革命的总后台”。这不是替邓说了想说、还暂不宜说的话吗？邓是伟大的政治家、策略家，而后他再讲当时那样评毛，是不得不违心、唯心的，再过十年、八年再重新评……这件事，只能证明乔木“跟”的很有水平。
没有想到，到80年代乔木书写下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败笔”，他紧跟成为“清污”的旗手，写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一文，批判周扬等。意见分歧本可讨论，但棍子打下来，王若水被开除党籍，周扬抑郁而逝。学习乔木的著作，一时声势很大，有“运动”之势，人手一册。我曾奉命宣讲，照本宣科而己。不要奇怪，否则就不是思想垄断了。没有人敢提出异议。我受到的教育是得到两个印象：一、“人道主义只能作为伦理观”。二、“异化”之说是“诱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不满”。二十多年后，历史做出了明确的结论，“以人为本”已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其实，马克思早分明指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目的。不仅是伦理观，无情的历史发展，给乔木开了一个玩笑。
支持李锐写出“信史”，应该说他看清了历史的潮流，具有良知和历史的使命感。他毕竟是一个文人，“文章千古事”，他知道这种事的分量。他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写的比较早。今天看起来，有多大的程度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性，让史家们评说吧。
问题是他的家乡给他塑了一个铜像。是作为故乡的光荣吗？是作为后人学习的楷模吗？起码作为那个时代可以追思的一个复杂的代表人物，用以作为一面镜子，给旅游者提供一个话题，的确是很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