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医农老师与世长辞，已经半个月了。

听到她去世消息时，我正和朋友赴秦岭自驾游。一路行色匆匆，晓行夜宿，无法静下心来写文章。但在手机上，读到了一篇又一篇真挚的悼文，一次又一次引起我内心的共鸣。我和她交往的情景，也一次又一次在脑海中浮现。

我和许医农老师相识于九十年代的北京。让我们相识的是共同的朋友王一方。王一方和许医农是湖南老乡，又是出版界同行。那些年，王一方在青岛出版社供职，约我和他一起运作“野菊文丛”。他介绍我和邢小群认识了许医农老师，还到许老师的居所，品尝她亲手烹饪的鸡汤面。

当时，许医农已经从贵州人民出版社退休，退掉贵阳的住房，住在贵州人民出版社驻京办的房子里，受聘三联书店，主持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我从山西提前退休，在北京流浪，也介入了一些学术思想书籍的出版。虽然许老师比我年长22岁，还是感到一见如故，共同语言特别多。她经手编辑的著作，让我刮目相看。我经手编辑的书籍，也得到她的赞许。我们还有许多共同的朋友。

不久，我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短文，谈我对三位“北漂”文化人的印象，年轻的是肖夏林，中年的是朱正琳，老年的一位是在出版界颇受尊敬的许医农。她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她原来是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影响很大的《山坳上的中国》，就是经她之手问世的。在她之前，作者何博传拿着书稿已经在四家出版社吃过闭门羹，许医农慧眼识珠，用最快的速度把它推了出来，轰动了全国知识界。后来，她又以最快的速度出了一本三峡论争集。影响也很大。不料此举竟导致她终生与编审职称无缘。当然，这并不妨碍社会对她的承认。中国出版界的编审多如牛毛，但在编辑成就上能和许医农比肩的凤毛麟角。她退休时，马上被三联书店的女老板董秀玉抓住，请她到三联书店编学术书籍。她编的书，诸如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之类，都是双效，也就是说，经济上赚钱，学术上有影响。如今干出版的都知道，这种双效书，找一本都不容易，但许医农两年却出了几十本。论工作效率，三五个小伙子也比不过她。尤其是那种敬业精神，一般人更是望尘莫及。她的通讯录，可以说是中国学术界高手大全。平时，她看到谁写了一篇好文章，马上找谁联系。学界的精华，几乎都成了她的朋友。她说，倒不是我本事大，主要是三联这块招牌硬。三联的书，学术性再强，再深，也好卖。别人以为，许老太太干这么多活儿，一定挣钱不少。其实，收入很少。她说，我打工的主要目的不是为挣钱，主要是想干点事。

我想，将来写中国九十年代学术史、文化史、思想史的时候，如果忘掉许医农这一笔，就谈不上是完整的了。

许医农卸下三联的编辑重负后，有过一次自费欧美游。哈佛方面知道她对以哈佛燕京为名的学术丛书所起的重要作用，主动提出为她报销旅费，她却谢绝了。对于收入并不高的许医农来说，她觉得还是用自己的积蓄旅行更心安。

后来，我和许医农老师还有过一次难忘的合作。那是2003年4月中旬，李慎之先生逝世，引起了中国几代知识人的怀念之潮。我们和许老师都写了文章。她在文章中回忆，李慎之是三联哈佛燕京丛书学术委员，她作为责编，与李慎之有很多接触。这套书，许医农共推出7辑51种，李慎之对其中的4种表示了特殊的兴趣与关注，即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钱满素的《爱默生与中国》、白奚的《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和李开元的《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集团研究》，有的还主动作序。许医农感念李慎之寄厚望于青年，有教无类，化雨春风，奖掖后进，他结交中青年英才的凝结剂，正是自由、民主、法治。

当时，我萌生出一个想法，以自愿集资、自愿供稿、义务工作的方式，编印一本纪念文集，马上得到了包括许医农在内的朋友们的支持。那一个多月里，我联系稿件和印刷事宜，忙得不亦乐乎。好在有郑海天、许医农两位资深编辑倾力参与，分担了编辑、校对等特别需要专业经验的事务。他们当时都是七旬开外的老人，却以最高的效率完成工作。从倡议启动、组稿编辑到印出《怀念李慎之》上下两卷，只用了52天时间。在非典流行期间，这件事的效率堪称奇迹，受到许多朋友称道。奇迹的背后，就凝结着郑海天、许医农等前辈编辑的心血。

许医农老师的晚年，热心参与公共事务。她旗帜鲜明，一身正气，她就像一团火，不论走到哪里，就把朝气带到哪里。

许医农老师活到95岁高龄，一生中真正在编辑出版领域大显身手，施展抱负，不过是离休前后的二十年时光，其中包括在三联打工的八年。放在更长的时间框架里看，我又觉得，许老师是幸运的。作为社会人文领域的编辑出版家，她发现和提携了一批学界新星，成为他们走向成功的助产士；她做成了不少想做的事，推出了一批想出的书，切切实实地影响了社会，启蒙了读者，同时也得到社会应有的尊敬。假设她生在完全窒息任何思想生机的年代，就算任劳任怨，不计名利，甘愿为人做嫁衣裳，没有做事的空间，也不可能取得那样不平凡的成就。

许医农老师，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