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是中国当代作家中的抒情者，亦是沉思者。比较而言，前者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后者相对来说人们有所忽视。的确，一九五三年，十九岁的王蒙在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时，就确立了他的抒情诗人的小说家身份。但《青春万岁》在投放了抒情者的纯净目光的同时，还内含了沉思者的冷静目光。因此，半个多世纪之后，《青春万岁》被学者重读为“纯粹”与“杂色”的变奏（金理：《“纯粹”与“杂色”的变奏—重读〈青春万岁〉》，载《文学评论》二0二0年第四期）。基于沉思者的目光，一九五六年，王蒙发表了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较早地反映了单纯又多变的时代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官僚主义。在乍暖还寒之季，四十四岁的王蒙完成了以新疆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他确信：经验比立场更可靠，传递出了一种基于生命感受的沉思的创作观。“复出”于新时期的王蒙，依旧保有浪漫主义的理想情怀，也依旧持有对浪漫主义的理性审视。所以，八九十年代的王蒙小说《蝴蝶》《 杂色》《活动变人形》《季节系列》等都写满了浪漫主义的符号，同时也不讳言浪漫主义的旧疾新患。新世纪之后，随着王蒙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源头性著作的研读，也随着二十世纪中国的风雨背影行将远去，王蒙由沉思者渐变为哲思者：王蒙在新世纪创作的《尴尬风流》《青狐》《闷与狂》《笑的风》等长篇小说深具哲思风格，堪称是个人化的诗史。在这样的哲性言路的写作行动中，王蒙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猴儿与少年》亦是一部哲思风格的个人化的诗史：这部小说以生命的热力追忆半个多世纪的个人往事、以诗意的笔法描摹出中国当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图景，进而书写出一位乐观的沉思者在怀疑时代中的生命执念—爱与信。

《猴儿与少年》如王蒙的诸多小说一样是流动的意识世界：其时空向度时而隶属于现实世界，时而归属于心理世界;其形式结构时而循环于记忆世界，时而跳动于想象世界;其情节线索时而如岁月的金线一样编织一切，时而如记忆的扳手一般“拆卸”一切。但是，这部小说的故事内容不难概括：通过小说家王蒙的视角追溯了一位进入高龄时段的外国文学专家施炳炎穿越半个多世纪中国当代社会的人生往事。随着往事的追溯，历史见证人—外国文学专家施炳炎，历史书写者—小说家王蒙，历史传奇人物—抗日老英雄抗美援朝烈士家属侯东平，核桃少年侯长友，三少爷“猴儿”，以及侯守堂、吴素秋等形象相继出场，并呈现了各自不同的曲折命运。不过，这部小说似乎并不打算叙写任何个人的传记史，或者说这部小说的真正传记主人公是时间，因为这些形象所缠绕的个人记忆、历史记忆、集体记忆、文化记忆等一并被汇入到一个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巨型时空—时间的巨流河之中。而任何个人，在时间的巨流河中，既可能成为时间的囚徒，也可能成为时间的泳者和歌者。

小说开篇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的历史背景起笔，讲述时年二十八岁的大学青年教师施炳炎因“摊上事儿”而被派至北青山区镇罗营乡的大核桃树峪村参加集体劳动。然而，这部小说的开篇与历史上以往同类题材小说的开篇颇为不同：非但不选取感伤、忧郁的冷寂笔调，反而选取乐观、昂扬的热诚笔调。于是，“倒霉蛋兒”施炳炎居然是一个精神抖擞的青年人，并一路欢歌地来到山水如画的大核桃树峪村。在小说的第六章，施炳炎在大核桃峰巧遇了十五岁核桃少年侯长友与留洋大学士三少爷“猴儿”。这是施炳炎生命中的“伟大的相遇”，预示了施炳炎即将与一个奇境世界结缘。后来的故事情节果然验证了施炳炎与大核桃树峪所结下的生命奇缘：一九五八年的大核桃树峪村在施炳炎的个人生命中种植下了如幻如梦如诗如歌如火如电的神奇记忆。此后，施炳炎曾数次回返大核桃树峪村。每次回返，施炳炎都体味出大核桃树峪人的美好品性和君子德行。也正是在数次回返的过程中，施炳炎亲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互联网+”的时代变化，度过“劫难”、安稳着陆。

由上述内容，不难看出，这部小说仍然带有独特的王蒙小说的标识：实验精神，回忆性叙事，自叙传色彩，东方意识流手法，抒情诗人的诗句，幽默和诙谐的语言风格，传统与现代、古法与时尚相混搭的语词，“蕴思含毫，游心内运”的气韵，春夏秋交替唯独冬缺席的色彩……但仔细体味，这部小说又确是一次大核桃树峪的神奇记忆带给王蒙小说的新实验。在现代小说家族中，回忆叙事类的小说随处可见。即便是在王蒙的小说世界中，回忆叙事也被运用得相当熟稔。但在这部小说中，谁在叙述？受述者是谁？叙述者和受述者的关系如何理解？作家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不仅使得这部小说区别于其他作家的回忆类小说，而且亦区别于王蒙的以往的回忆类小说。尤其，受述者小说家王蒙为何转述？转述什么？这两个问题是这部小说的重心所在和意味深长之处。

概言之，小说家王蒙所转述的动因是为了铭记过去的往事，但更是为了朝向未来的往事，因为往事如果在未来的日子里没有被铭记，就相当于往事如烟飘散。同样缘由，小说家王蒙所转述的内容是为了回望自我和“镜中人”的心灵对谈，但更是为了思考个人如何在时间的巨流河中成为泳者和歌者。

对于小说家王蒙而言，转述或重述是他的工作职责。小说家王蒙的这一工作职责或许就寄寓在小说主人公施炳炎的名字中。施炳炎，这个名字读起来与“丙言”谐音，不知是否蕴含了这样的寓意：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自身定位仍然是立德立功之后的立言？不管是否内含这一寓意，小说家王蒙转述施炳炎之叙述的重心显然并不在于那些关乎个人得失的任何具体的历史往事，而在于那些往事如何汇聚为时间的巨流河，进而省思一位历史亲历者如何在时间的巨流河中系羁而游、攀援而歌。因此，在这部小说中，小说家王蒙并不看重施炳炎在往事中遭遇了哪些磨难，而看重施炳炎在时间的巨流河中如何提升肺活量，如何习得超好的水性，如何成为仰泳、蛙泳、蝶泳、自由泳的全能泳者，如何成为乐观、淡定、热诚的歌者。这意味着小说家王蒙的转述工作固然不回避历史亲历者施炳炎在时间的巨流河中的无可奈何，但更感兴趣的则是施炳炎在时间的巨流河中的大有作为。概言之，小说家王蒙之所以转述施炳炎的往事，固然是由于施炳炎穿越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当代社会，但更在于施炳炎超好的水性和乐观的心性，借用这部小说中的话，施炳炎的人生是“津津有味”的人生，是“泰山压顶不弯腰”的人生，是一辈子“活过了他人的五辈子”的人生！

基于小说家王蒙所自觉承担的工作职责，也就不难想到小说家王蒙转述什么了。小说家王蒙首先将转述目光聚焦在施炳炎所相遇的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当代社会的历史变迁。施炳炎在青春期遇到一个“特别热气腾腾”的年代，“河热、石热、土热、歌热、戏热、旗热、风热、哨热”;在壮年时期遇到了“九年的浓云密布”;在中年期相逢了“一切都正常了，过好日子了，日新月异地发展着了”的改革开放时代;在高龄阶段赶上了“全球旅游，到处有中文的说笑”的全球化时代和可以网购“广式、沪式、秦式月饼”的网络化时代。可见，时代背景，在这部小说中，如王蒙以往的小说一样，作为小说的氛围、幕布和空气，不可缺席。在时代背景布置停当之后，小说家王蒙继而将转述目光聚焦于施炳炎的个性心理：

施炳炎这回发现了摸到了他长期隐蔽着的自个儿的江湖好汉潜质，一个受字，如石如钢，如咒如诀，打开了新的可能，悄悄显示出隐蔽的力量。他凭这力量，一个男子，会在最后一秒的时候，有最后一克力气，反败为胜，咸鱼翻生。

可见，人物形象，在王蒙的这部小说中，不仅是历史中的人、社会中的人，而且是独特的个人。然而，时代因素和个性心理并不必然使得施炳炎成为时间的巨流河中的泳者和歌者，而很可能成为王蒙以往小说中的张思远、钟亦诚、曹千里等人物形象的再版。即便施炳炎在时间的巨流河中遭遇到积石、险滩、暗礁和巨浪，也未必能够习得水性、乐观歌咏，因为施炳炎只有站稳水中，经过激流、越过险滩、避开暗礁、穿过巨浪，并以历史理性来确立基石、把握流向、通过隧道、搭建桥梁，才有可能在时间的巨流河中成为泳者和歌者。这样，说到底，施炳炎能否在往事追溯的路途与自我相逢，是施炳炎成为泳者和歌者的前提。同样，小说家王蒙的转述过程既是倾听和对话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辨识和自我再生的过程。

解读至此，施炳炎在大核桃峪峰顶遇到的核桃少年侯长友和三少爷“猴儿”这对“连体”兄弟该由这部小说的一隅走向前台了。实际上，在叙述者施炳炎和转述者王蒙一同回溯往事的路途上，核桃少年侯长友和三少爷“猴儿”一直相伴左右，引导前行。正因如此，每当叙述者施炳炎在自我迷离之时，就会念念不忘核桃少年侯长友和三少爷“猴儿”。原来，叙述者施炳炎和转述者小说家王蒙的内心中都居住着核桃少年侯长友和三少爷“猴儿”。这一点，不仅以明喻的形式体现于这部小说的许多章节中，将施炳炎与核桃少年侯长友、三少爷“猴儿”的命运联结在一起，而且以暗喻的形式结构了整部小说的哲学意蕴：这部小说的表层结构是讲述小说家王蒙倾听并转述外国文学专家施炳炎的人生往事，深层结构则是哲思这对互为镜像者如何在时间的巨流河中实现自我寻找和自我再生。沿着这部小说的深层结构，小说的核心内容又可以被这样概括：外国文学专家施炳炎和小说家王蒙这对“互为镜像者”的所有追忆都从核桃少年侯长友和三少爷“猴儿”这对“连体”兄弟出发，兜来兜去，又回到这对“连体”兄弟那里去。

那么，核桃少年侯长友是谁？他，生长在古村落，父亲是共产党员和抗日英雄，面庞如一幅古典诗画中的牧童模样：

眉清目秀，白净细嫩，笑容满面，好意不断，举止活泼而又文明礼貌。……他的风度不但与老子明显不同，也与整村的脸上某些不无迟钝与淡漠的儿童少年相异，长友的脸上有微笑，有好奇，有关切，也有对一切人的真诚与善意。

这段肖像描写，穿越了百年中国文学中的少年肖像史，回返到中国古典哲学那里去，在新世纪背景下为中国少年形象增添了新质。进一步说，核桃少年的肖像既不同于百年中国文学中的或苦难或感伤或浪漫或反叛或革命或雅痞或宅男等中国少年形象，也不同于王蒙小说中的革命加浪漫的当代中国少年形象，而分明是迎向未来人类社会的新型中国少年形象。其美好美德正如转述者小说家王蒙所言：“文明规矩，健康阳光，文雅喜樂。”这样的少年形象，即便日后遭遇劫难，也不会成为恨世者和厌世者，而更可能成为一位仁者和勇者。当然，核桃少年侯长友的魂灵依附于三少爷“猴儿”的身上，如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的魂灵依附在脖颈上的那块通灵宝玉。如果我们不知三少爷“猴儿”，也就不识得核桃少年侯长友，自然也不识得外国文学专家施炳炎和小说家王蒙的互为镜像关系，以及这部小说的真义。

最后，该解密三少爷“猴儿”了。三少爷“猴儿”作何理解呢？从三少爷“猴儿”的身手看过去，很容易联想到中国文学中的“猴儿”的原型经典形象，即吴承恩的《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的确，三少爷猴儿具有孙悟空的须发和形体，但其真身更似曹雪芹的《红楼梦》中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那枚“顽石”。在中国文学中，大概只有《红楼梦》中的这枚“顽石”才更可能赢得作家王蒙的钟情，也才更可能在这部小说中让这枚顽石化身为“猴儿”并款款深情地为它起名为“三少爷”。在王蒙的数字王国中，“三”具有非凡的魅力和丰富的哲学意蕴。在这部小说中，“三”不只是一二三的“三”，还是“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三观”“糖三角”“三黄（鸡）”“三句半”“拼命三郎”“三道沟”“三条河”“春夏秋三季”“三九”“三伏”等时代印记、日常生气和自然节气，还是“庄周的齐物论”“一九五八年的吴素秋”和《第四十一》—“苏联同路人拉夫列尼约夫一九二四年写的小说”等文学的哲学、艺术的哲学和思维的哲学。不仅如此，“三”，在这部小说中，更是哲学层面上的含义，意指生命的超越性和生活的多样性：“非重要非确定性带给个人的一种放松与相对感”。说到底，这部小说中的“三”，是“第三个‘自己’：在我、你、我们、你们、他们之外的‘他’”，借用这部小说的语言来描述：“他是时代潮流中的健儿，是船夫，是游泳人，是弄潮儿，是冲浪选手。”可见，“第三个自己”，正是生命个体的一种理想活法。至此，“三”，是泳者的水性，“猴儿”的猴性，猴性亦水性，水性亦猴性，无论猴性，还是水性，皆是生命的本性。倘若“他”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遗失了生命的本性，就难免不似贾宝玉遗失了脖颈上的玉石一样痴傻和疯癫。核桃少年侯长友亦然：侯长友因为三少爷“猴儿”的悬树自缢而本心受损，患上了精神疾病，险些坠入悲剧性结局。不过，作家王蒙是一位书写过《心的光》《深的湖》《海的梦》《夜的眼》《笑的风》等聚散、悲欢、甘苦相交融的乐观的沉思者，他所钟情的“三”意指无穷多的快乐，而不超载无限多的哀痛。所以，在这部小说的篇末，作家王蒙借助于乐观主义的想象给人们带来一个充满慰藉的结局：核桃少年侯长友身体康复了许多，在大核桃树下，与他的子孙们团圆了，也与大学士三少爷猴儿的子孙们相聚了。此时此刻，泳者靠岸，歌者归乡，小说家王蒙也终与少年王小蒙重逢了。

总而言之，这部小说与其说是一部抒情诗人的个人回忆录，或是一位诗史作家的家国史，不如说是一位哲思者的哲思录，或一部哲思性的诗史。这位哲思者所哲思的对象与其说是一个人和他的同时代人，不如说是一个人和他的同时代人的自我镜像。这样，哲思者从哪里开启哲思？意欲抵达何处？这是这部小说所哲思的根本问题，也是给予读者的哲性启示录。概言之，外国文学专家施炳炎和小说家王蒙在作别了半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之后开启哲思别有深意：以铭记往事的形式迎向未来的时代。其缘由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迈克尔·伍德在《沉默之子》中所说：“自认为赶得上时代的人是落伍的，或者自认为了解时代的人根本不知道今夕何夕。宣称跟自己是同时代的人，只会失去如此宣称之前可能有的任何可信度。”参照这段话来阅读这部小说，读者是否可以获得这样一个发现：哲思者只有选择与往事相逢在未来的时间向度上，才可能忠实于生命的本心？哲思者也只有忠实于生命的本心，最终才能抵达自知之境：个人，在时间的巨流河中，不必太看重自我，也不必看轻自我，终其一生，唯愿成为泳者和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