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写作上，一般古代或现代文学史，章节标题多为大家名作，比如曹植、陶潜、李白、杜甫、明代四大奇书、《红楼梦》，或者鲁迅（有时分为两章）、茅盾、巴金、曹禺、老舍等。

可是各种“当代文学史”（迄今至少已有72种 [1] ）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章节标题大都不用作家名字，而是先分题材，革命历史小说、农村小说等，整个分类颇有计划经济的风格。一方面，的确因为五六十年代文学比较有“计划”，有“文艺军队”的战略部署与战术策略；另一方面，今天说“有高原无高峰”或有争议，回首“十七年”，的确是“有名作无大家”。“红色经典”都是作品比作家有名，题材比风格重要。

《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在这个历史阶段，整整“十七年”或者“三十年”，只有两部小说列入100强——浩然的《艳阳天》和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等，是否也属于20世纪最重要的百部中文小说——我们可以再讨论。但不管怎么样说，王蒙这个短篇的重要性却是毫无疑问的。

一　20世纪后半叶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作家

王蒙（1934—　）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没有之一。王蒙在时间上贯穿始终，在每一个文学转变阶段都有作品，有评论，都引领风骚。王蒙和茅盾一样，既懂政治又爱文学，对两者都十分忠诚。怎么处理文学和政治的紧张关系，是20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家的重要课题，王蒙在这方面有比较成功的平衡和探索（虽然也和茅盾一样，有委屈和困难）。茅盾参与过中共建党，1949年后任文化部部长，王蒙也是文化部部长，而且是作家中极少数的中央委员。王蒙50年代就写长篇《青春万岁》；80年代初《春之声》《布礼》等意识流实验，引人关注；他的《活动变人形》，代表当时反思小说的水准；1989年有《坚硬的稀粥》，后受到批判。王蒙70岁后还不断地推出“季节”系列长篇小说，系统回顾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王蒙是唯一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的作家。

但是这么漫长、辉煌的创作过程，在今天乃至今后的文学史上，王蒙先生最重要的代表作，恐怕还是他20多岁时写的短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认为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短篇？

我的看法可能会令一些人惊讶：因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20世纪50年代的《官场现形记》——可能王蒙先生，或者李伯元醒来，都会奇怪这个联系，容我慢慢解释。

二　20世纪50年代的《官场现形记》

《官场现形记》，属于“五四”以前的、中国文学前所未有后来也少见的对“官本位”社会形态的全面批判，其文学史价值长期以来被低估。无论是捐官和腐败的必然联系，还是金钱在官场中的运作规则，或者师生、同乡、亲属和性关系在政治制度里的调节作用，乃至商业、军队、外交、救灾等各个领域不同又相通的贪腐规则，李伯元的长篇都有巨细无遗、一视同仁的无差别批判，并且批判还不露感情，讽刺还不显锋芒。小说把官场问题视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其细节力量和现象分析，远超过思想和时代局限。当然，《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社会批判的广度和细节远远不如《官场现形记》，但是思想高度不同。甚至，王蒙原意不在批判，而是歌颂为人民服务的干部群体，只是稍微指出一点需要警惕、可以改进的地方。但王蒙这篇小说却在半个世纪之后，又一次把官场置于文学矛盾中心，重新成为小说里的中国问题的焦点。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这不完全是王蒙的原意，这是被读者的兴趣、评论家的包围、领导的指示、文学史的书写，最后合力造成的一个文学史现象。

王蒙自己根本不会用“官场”这个话语。有一次和他一起做节目《锵锵三人行》，提到周扬50年代在文艺斗争中的种种策略教训，我好奇说周扬当时会不会有仕途的考虑？比方说官职、权位等。王蒙先生当场就说：在周扬的词典里，恐怕没有“仕途”这个词汇。所以，50年代的王蒙应该也绝不会觉得他所写的是“官场”，而是一个青年教师参加革命工作碰到的问题。小说创作原意就是警惕官僚主义，或者是检讨青年成长历程。

李伯元他们当年认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关键在官场，这个想法被“五四文学”否定了（或者至少轻视了）。“五四”的视野不仅是关注“官”，也不仅是关注“民”，而是关注“人”。第一，关注个人与社会的对抗——清醒的“狂人”，孤独的“超人”，“沉沦”的男人，还有拯救女人而失败的知识分子。第二，观察被侮辱者会不会也损害他人，穷到阿Q、祥子，富到吴荪甫、“财主底儿女们”，最典型的是中间状态的李石清等。第三，体会女人们如何“从困境走向困境”。总之，从20年代到40年代，很少官员主角，华威先生、魏连殳或者病愈候补的“狂人”只是例外。少有官场舞台。“五四”主张“人的文学”，探索官民、穷富之间相通的国民性，并不以为官民必定势不两立、穷富必然你死我活。“五四作家”并不认为解决官场的问题就能解决中国所有的矛盾。官员坏，当然，但换别人做官，会好吗？革命好，诚然，但阿Q的革命梦美好吗？

“官场”在小说中重新出现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小二黑跟小芹的恋爱遭到双方父母反对，更遭到村干部破坏，但最后得到“好官”区长支持，如愿结婚。从赵树理的“解放区小说”开始，小说人物有一个最基本的四分法，“好官”对“坏官”，邪不压正；“先进”帮“落后”，民众进步。“解放区文学”的人物四分法，在美学趣味上是晚清“官民对立”模式的重现和修正。从政治上讲，“好官”加“群众”就等于“人民”，“落后群众”如果不跟上的话，就会失去“人民”的资格。“人物四分法”也是“人民文艺”的关键。

三　革命机器的内部矛盾

《小二黑结婚》将晚清官场故事模式翻转，过去官场只会压迫人民，现在“新官场”为人民服务。官员/官场的概念，逐渐被干部、领导、同志、公仆等新的话语所取代，隔了十几年，王蒙写的已全部是干部队伍内部矛盾，以全新语境重现官场内部“忠奸对立”的传统模式。毛泽东在王蒙小说里发现官僚主义问题。 [2] 官僚主义这个角度，点出了干部公仆与官员官场两种话语系统之间的隐形联系。

青年教师林震调到组织部工作，十分兴奋，这是很有朝气，十分正直，非常诚实的一个青年，对当时的组织部——正是管理“官场”的机构——充满了期待，眼里不容沙子。小说里群众只是背景，如麻袋厂工人、不收钱的车夫等，大部分故事都发生在组织部里面。林震的上级是工厂建党组组长韩常新，身材高大、衣着整洁，长得英武，但粉刺较多（“粉刺”标志负面角色）。在工作中韩常新弄虚作假、贪图荣誉，到麻袋厂里了解建党情况，对厂长王清泉作风问题视而不见，对厂组织委员魏鹤鸣的汇报情况不闻不听，回头却能写一个非常漂亮的、上级很喜欢的“抓建党，促生产”的总结报告，让林震目瞪口呆。类似的例子多了，林震就去找副部长刘世吾。

刘世吾当然是小说里最精彩的一个人物，没有这个人物，这部小说不会这么出名。刘世吾也是20世纪中国小说中最重要的干部/官员形象之一。这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副部长，深藏不露，平时装糊涂，有条件时，办事非常有效率，在我看来，他是一个精致的官僚主义者。当林震因为干预工厂事务受批评时，刘世吾表扬林震动机是好的，但又说“这是一种可贵的、可爱的想法，也是一种虚妄”。林震感觉受挫折时，有个女干部赵慧文，请林震“到我家坐坐好吗？省得一个人在这儿想心事”（本来就是同志间的纯洁关系，坐坐就真是坐坐……后来秦兆阳等《人民文学》编辑修改小说结尾，将林震和赵慧文关系向爱情方向发展了——这也是当代文学生产机制中“集体创作”的一个范例 [3] ）。赵慧文家里有小孩，他们一起听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然后就议论组织部的人事关系。

一般来说，能够和在公司单位里的人议论其他同事尤其是领导的是是非非，说明俩人关系不同寻常。但赵慧文和林震也就是议论而已。他们谈论韩常新的问题，也讲到刘世吾，说“刘世吾也有一句口头语：就那么回事。他看透了一切，以为一切就那么回事”。原来赵慧文也曾经像林震一样意气风发、嫉恶如仇，但是在组织部日子久了，单位里压力大了，也就失了朝气、激情。反过来，劣币淘汰良币，韩常新倒是升了副部长。后来，麻袋厂王清泉和魏鹤鸣的冲突又升级了，甚至引起党报的注意，组织部内部就出现了争执、僵持的局面。小说结尾，林震只好去找更大的官——周书记，“隔着窗子，他看见绿色的台灯和夜间办公的区委书记的高大侧影，他坚决地、迫不及待地敲响了领导同志办公室的门”。

总之，干部之间的矛盾，不同层级总有正反双方。厂里有一级，组织部又是一级，说不定之后区委书记与区委常委会又有一级。官场内部的冲突，总要找更高的官员解决问题。理论上，干部应该朝向下看，首先考虑群众利益。实践中，官员却一层层往上看，先看领导意思。这种新的（是吗）官场游戏规则不仅出现在小说里，也出现在小说外——小说发表后才几个月，仅《中国青年报》和《文艺学习》就收到评论稿1300多篇，包括不少著名作家、评论家的文章，很多支持，但也有批判。李希凡说《组织部》“激烈地批评了一个党委机关，一个具体化到北京的一个区委，甚至在它隐射的锋芒上，还不止于此”。 [4] 马寒冰说：“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果然有这样的区委会，中央和北京市委居然不闻不问，听其存在，这是不能相信的，也是难于理解的。” [5] 正反双方争论果然一级级上升，到1957年3月16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讲话既批评王蒙，更批评李希凡：“王蒙的小说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他的经验也还不够。但他是新生力量，要保护。批评他的文章没有保护之意。李希凡说王蒙小说写的地点不对，不是典型环境，说北京在中央附近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不能说服人的。” [6] 于是，争论到此为止（马寒冰因批评王蒙而被上级批评，承受不了压力而自尽，再过一年，他的观点又是正确的，王蒙被划成右派）。 [7]

小说里有两个关键点。第一就是林震与刘世吾性格异同，一个激动、热情，一个世故、圆滑，但他们却心心相通。为什么相通？原来他们都爱好文学，都爱好俄罗斯、苏联小说。林震以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当中的女英雄为榜样；刘世吾喜欢看《静静的顿河》。好像在官场里面，不管你是新鲜血液，或者是支撑的树干，看严肃文学的书都是一种有生命力的表现。所以不爱看书的韩常新，刘世吾就看不起他——这个细节，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官场想象，试图证明官僚主义老将刘世吾可能曾经也有过林震般的初心。放在20世纪中国小说的脉络中看，曾朴他们当年也相信科举“考”出来的官总比花钱“捐”来的缺要好些。时代不同了，但是希望官员喜欢读书，假定知识分子做官至少会好一些——这种作家与读者的无意识文化期待仍然在延续。

第二个关键点是林震与刘世吾的仕途命运。如果刘世吾以前也像林震这样，这么激情，这么正直，这么勇敢，那小说是不是也在暗示，将来林震向刘世吾的方向演化、转变也是一种不可避免，是一种规律呢？（再读《静静的顿河》也没用？）如果年轻人林震一直在官场，也必须逐渐成熟，也必然逐步世故；或者倒过来说，像刘世吾这样的老江湖，当年也是从林震这样的年轻人的书生意气发展过来的，这说明——没有林震般的“初心”，便没有刘世吾的“成功”？还是说林震般的“初心”，必然导致刘世吾的“成功”？

王蒙20多岁写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70多岁时读老庄哲学，经验多了，看透世事，既不忘初心，也与时俱进。重读这篇在50年代引起巨大风波的“新官场小说”，人们第一会反省：官场腐败，究竟是不是中国各种问题的关键？第二，官场异化，究竟能否避免？从林震到刘世吾的转化演变规律，到底是不以成绩而以忠诚来决定的干部升降机制导致，还是说任何制度后面，仍然是人性的理由？林震所看到的刘世吾现象，到底是中国的特殊国情？还是负面的“普世价值”，权力必然使人世故腐化？

小说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刘世吾不是清官，也不是贪官。王蒙这个短篇既延续又突破了中国官场故事的传统忠奸模式，将晚清小说对“官本位”现象的批判带入了中国革命的新时期，意义深远。这篇小说题目曾被《人民文学》的主编秦兆阳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么一来，主语就是“青年人”了，可以读成一部成长小说，是一个年轻人参加革命（或者进入公司）的必然历练过程：坚持理想和原则，还是适应环境而生存？而原题《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主语是“组织部”，这是更明显的官场小说，也是50年代最早描写革命机器内部矛盾的小说。作品涉及的官僚主义等问题，有点超前，也可能超过王蒙自己的预期。

[1] 这是笔者在2010年做的不完全统计，参见《四部当代文学史》，王德威、陈思和、许子东主编：《一九四九以后》，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83—85页。

[2]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上的讲话（后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3月12日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都谈到王蒙小说发现官僚主义问题。参见黎之：《回忆与思考：1957年纪事》，《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3期。

[3] 参见洪子诚：《百花时代》，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116—117页。

[4] 李希凡：《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文汇报》1957年2月9日。

[5] 参见洪子诚：《百花时代》，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112页。

[6] 同上，113页。

[7] 同上，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