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有写日记的习惯，并留下了较为完整的日记，这样的人屈指可数，其中，胡适、吴宓、竺可桢、顾颉刚日记无疑是史料价值最高的几种。《吴宓日记》包括1910年到1948年的部分，其重要性读书界早有定评。《吴宓日记续编》的时间跨度从1949年到1974年，不仅是他后半生跌宕经历的真实记录，也是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完整个案。考虑到胡适1949年离开了大陆，竺可桢在1949年以后身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高位，吴宓以一个普通大学教授的身份写下的日记，就拥有了独特而且更为珍贵的价值。在他同时代受过西方教育的第一流知识分子中，能始终坚守传统文化精神，并保持独立人格的人本来就很稀有，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相标榜的陈寅恪可以算一个，可惜他不写日记，其私人记录只有零星的书信和旧体诗。也因为如此，《吴宓日记续编》几乎就成了“绝唱”。
1949年开始的新时代是前所未有的，具有深厚文化根基和强烈个性的吴宓虽然没有预想到将会面临什么，但他还是选择了留下。对他和陈寅恪、梁漱溟这些人而言，离开这块土地是不可思议的。他当时的心态如何，是否有过彷徨、犹豫、挣扎，因为他在“惊心动魄、天翻地覆”之际所写的日记被毁，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清晰地知道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对“保存、发扬中国文化”的感情始终如一，尽管他从哈佛留学归来，而且长期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吴宓生前对自己日记的价值有着自觉而清醒的认知。1957年8月20日，他萌生写自传的念头时说，自传可以和诗集及历年日记相辅而行，“虽记私人生活事实，亦即此时代中国之野史。其作法亦即史法，虽以自己为线索，其书之内容实有可传之价值，而人之读之者，必亦觉其亲切有味也。”1954年12月中旬，他曾连日重读自己旧日的日记，在12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终日读宓日记直至深夜，如真如梦，亦喜亦悲。憬然回思，今者人间何世，此生人[宓犹存活]之日记，乃不异数千年前之古史矣。[以中国之文化、礼俗、社会，已全消亡也。]”“文革”早期，当他得知托同事陈新尼保存的两册日记（1949年和1950年），因陈怕惹祸而擅自焚毁的消息时，十分痛心，在1967年2月8日的日记中表示“至为可惜”、“悔之晚矣”！几年前，我在写作《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时，也曾为缺了吴宓那一年的日记而痛惜不已，以他的独特的个性、眼光和人生体验，他的视角一定与众不同。因为是不准备公开的私人日记，所以他更能无所忌讳，比如1954年12月24日下午政治学习时，68岁的化学系老教授冯志东，“引推背图，意在称颂毛主席为真命天子”，他在日记中直言其“语多不合时宜”。比如“九一三”事件后，1972年11月2日，单位组织学习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要求他们谈学习体会，“发言者甚少。众多谈说近日生活杂事。”这样的细节可以使历史具有真正饱满的血肉感。
吴宓后半生留下的10本日记，部头浩繁，记录谨严，跨度有二十几年，其间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变故，几乎都在他笔下有忠实可信的呈现。与胡适日记不同的是，吴宓日记更重视记录种种内心的感受、生活的细节——
1952年5月5日晚上，当他得知，“思想改造运动”即将启幕，学生将督促教师的改造，“深为警惧”，连电影都没有心思看就去睡了。第二天，文教部派人进驻他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专办教师思想改造的事。因为听说北京对梁漱溟、张东荪、赵紫宸等人“严行评判，加重其罪名”，他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岌岌可危，“心殊忧惧，恐将不免一死，恋爱结婚更不敢言矣。”
1954年11月19日，新一轮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为主题的运动波及重庆，他在日记中说这不过是文学界、教育界又一次的整风运动，又一次思想改造、自我检讨而已。他感叹自己生不逢时，不能像1949年前以前逝世的师友那样，可以“免受此精神之苦”。虽然，他暗自庆幸解放后绝口不谈《红楼梦》，所以运动降临，并未将他拉出来做摆子。但作为一个对《红楼梦》素有研究且有独到见解的学者，他很难置身批判浪潮之外保持沉默。11月24日，他从报纸上了解到这一运动甚嚣尘上，知道自己“在势不可逃，又须巧为词说，自责自涤，以此心极不乐”。到12月12日，他终于在一个座谈会上做了发言，主要内容之一即是自己的思想检讨。1955年1月14日，校方命他写发言稿，谈他对批评胡适、《红楼梦》两个运动的体会。1月16日，初稿交上去被驳回，要他重写。当天他回到宿所，“大伤悲，自视如囚之陪受死刑。”1月20日，他第二次写的稿子通不过，统战部的杨同志“多所指责”，要他另写，“不许述及胡适，亦不许自高自大”。他虽感“苦甚”，但还是当夜就在灯下写出了提纲。次日凌晨4点即起，点灯再写批判稿《我自己〈红楼梦〉研究的错误》。
“此次鸣放与整风，结果惟加强党团统治与思想改造，使言者悔惧，中国读书人之大多数失望与离心，而宓等亦更忧危谨慎与消极敷衍而已。”这是他在1957年6月24日的日记中写下的心声。此后他多次表达相似的意思，7月12日、22日，他感叹，“凡鸣放中略抒感愤不平者，悉为罪人矣。”“呜呼，经此一击，全国之士，稍有才气与节慨者，或疯或死，一网打尽矣！” 7月13日，他曾写下一首旧体诗《鸣放及反击右派运动》，多少世事的感慨，尽在“飞蛾恋火焚身易，舞蝶嬉春觉梦香”等诗句中。
那段日子，他自己没有坠入天罗地网当中，但他内心的隐痛徘徊不去，日记中不时有“大痛悔”、“终日郁苦不乐”，乃至“自祈速死”、“惟祈速死”或“忧生而有乐死之心”等词句。他也想过退休，做研究、读书写作，以度余年，当然最终也没能做到。也许他不会想到，十来年后，厄运还要降到他身上，牛棚、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和“反革命”的帽子，他的腿被弄残、眼睛几乎瞎了……在病残老迈之中，他在1974年春天竟然坚持拒绝批孔子，为历史留下了“批孔，把我杀了，我也不批”的壮语，完全可以与梁漱溟那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南北辉映，异曲同工，只是他们的命运大不一样了。
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吴宓日记提供的是第一手的材料，其中不光有事实，还有他作为独特的个体生命留下的心灵轨迹。1971年12月9日，在至友陈寅恪去世两年以后，当他得到迟来的消息时，在日记中回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相交、相知的经历，想起1961年的广州一别，竟成永诀。他为老友的死，也为自身的身世，“异恒悲痛！”接连几天，他挺着残躯写出《陈寅恪先生家谱》。他们是真正的相知，内心相通，魂魄相依，同样学贯中西，守护着同样的文化价值观。在他垂暮之年，恐怕没有比陈寅恪之死让他更为伤心的事了。经历动乱、浩劫，吴宓日记也有残缺（1974年的日记在“文革”中失去，此后他生命最后几年没有日记），有些日记是当年被刻意“灭迹”的，因为他的日记记下了每一次受辱、挨斗的过程，和他内心的感受。包括那次左腿致残、昏厥数日的批斗，当他醒来时，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写日记。他留下的日记，也因此可以看作是大时代里一部私人的信史。读《吴宓日记续编》，我想起了一个朋友特别喜欢的那句诗：“终信文章胜甲兵”，这也出自吴宓的笔下。
（引文均来自《吴宓日记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