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这个岁数的人，按规矩，提到上海理应是说“新上海”，就像凡是提到1949年以后的中国，必须是新中国一样。不过，这种意义上的“新”与“旧”，多少是政治上的，而我所说的新旧，则是感觉上的。1970和1980年代初，我都去过上海，而且待了不短的时间，那时候的上海，至少在城市的外观上，跟1949年之前，没有太大的区别。马路还是那些马路，房子也还是那些房子，只是穿梭于其间的人，身上没有了西装马褂以及漂亮的旗袍而已。人的精气神，虽然经过多次改造，好像还是依稀有民国的味道。记得当年一个上海知青感慨地对我说，现在我们赖以自豪的，还是帝国主义留下的这点东西。

1974年，当我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的时候，见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旧上海。

祖父当年在上海经过商，属于宁波帮的一个普通成员，他留下的成分，让我们家吃了很多的苦，但因此也造成了这样一个格局——我们家的亲戚大部分都在上海。最近的是我的三伯父，他住在福建中路的一栋石库门房子里。我在上海期间，就住在那里。福建中路位于浦西，上海人有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当然这是旧上海的老话，在今天，话已经早就不能这样说了。不过，当年的浦东，还是个棚户区，远远望去，一大片房子，一栋高一点的楼都没有。走近一看，感觉就是报上批的资本主义贫民窟，低矮，仄窄，肮脏，混乱。那年我17岁，虽然是从北大荒出来的，但不知怎么到了这种大城市，一点都不怵，买张地图，到处乱走。凡是给我留下地址的知青，一律前去拜访，他们中的很多人，家就在浦东。尽管当年上海普通话没现在这样普及，但当时的我对于浙江话、上海话悉数都懂，只是不能说。所以，问路没有任何问题，多半是他们的话我懂，我的话他们不懂。但有一半懂，就可以沟通，加点比划就可以。上海人也没有像此前人们说的那样不热情，只是说，在北京问路，问十个人可能有十五到二十个人来回答，在上海，问十个人，大概能有八九个回答你。好在上海的路牌特别清楚，有强烈的方向感，门牌号也不乱，规律性特强，只要看见了某个门牌号，就能大体上判断出你所处的位置。

初来上海的人，肯定要去外滩。那里就跟天安门一样，是上海的地标。第一次看见外滩的高楼，心里一点都不激动，陪我去的上海知青感到奇怪，我说，实物没有画报上看着漂亮。每栋楼的故事，我早在书里看过了，身临其境，其实还是在境外——我在照片上看过的景之外，里面又进不去，新奇感荡然无存。仅仅在进到黄埔公园的时候，有点好奇——难道这样一个方寸之地，当年居然会挂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不让中国人进吗？当然，再后来，我成为一个所谓的历史学家之后，查阅有关上海的史料时，发现这事的确是真的，只是有点被文学夸张了而已。当年，外滩，或者说黄埔公园让我感到有点震惊的，是那里的夜色。在夜色里，我看到了黄浦江上水色与灯影，也看到公园的椅子上，坐满了谈恋爱的恋人，一把不大的椅子上，至少要坐上两对。人们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互不妨碍、互不侵犯地各谈各的。我观察过了，人人都相当投入，每对的手，都是十指相扣。在那个革命虽然退潮，但还在肆虐的年代，已经很不容易了。

1949年之前的上海，就以人口多，空间狭窄出名，但是1949年之后，几十年不盖新房子，拥挤到了什么程度，可想而知。上海人布置房间，每一寸空间都会被超级充分地利用，他们在弹丸之地生存活动的能力，估计在世界上无人能望其项背。不仅如此，上海人还能够自动地把生活的空间，延伸到了弄堂里甚至马路上。不仅在马路边和弄堂里谈天消闲加煮饭，而且能在外面洗澡。那时候有一种专用于这种地方洗澡的塑料罩子，挂起来，无论男女就可以带个澡盆进去洗。真不知道他们怎样在那里头完成各种必需的规定动作的。夏天，他们还在弄堂里睡觉，不是一个两个，几乎全体居民出动，把躺椅或者折叠床搬到外面来，一排排地睡。1982年盛夏，我路过上海，由于要早上4点钟起来赶船，一路穿弄堂走过去，都是白白肉肉——由于热，人们连他们平常习惯穿出来到处走的睡衣都穿不住，每个人实际穿的都非常少。去年听说，上海为了开世博会，居然规定不许穿睡衣上街了，感觉时代变化真是太大了。

上海也有特别让人感到温馨的事情，我对吃的感觉麻木，这种温馨，不体现在无所不在的生煎馒头上，更不是早餐的年糕稀饭，而是弄堂里的旧式澡堂。我从书里头，知道旧上海有一种人，白相人，几乎天天泡在澡堂里，不，确切地说是在茶馆和澡堂之间活动。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就这样互相包着，泡着，就可以混饭吃，而且吃得很好。那种澡堂，一进去，就会看到一个胖中年大汉子，多半是扬州人，热情地迎上来，帮你去掉衣服，用一个叉杆，高高点挑起，挂上。然后你进去洗，泡够了，出来，同一条汉子，会给你一条毛巾被，把你引到躺椅上，你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一觉，醒来，再去冲冲水，回家。当然，也可以带本书进去，躺在上面看，困了，再睡，如是者三。

当然，当年的上海弄堂里的澡堂，像我这样到哪里都要看书的人不多。最合适我的地方，应该是书店。那时上海的旧书店，还是有些书的。明晃晃摆在面上的，是大量的儒家典籍，此前我虽然看过一些古书，但多偏于文学，公羊传、谷梁传这样的东西，我还是第一次看见，都是线装的，各个年代出版的都有，便宜的很。可惜那时的我，对这样的东西没有胃口。只能慢慢等机会掏我喜欢的玩意，那些属于传统学者眼里集部的零碎。当年我还真的在伯父的帮助下，淘到过一部线装的《刘宾客集》（刘禹锡），一部《司马文正集》（司马光）。这两套书，让我尝到了给古文断句的乐趣，翻得稀烂，经常拿出来跟我的知青老师叫板。不过现在早就不知哪儿去了。

当时的上海，是藏龙卧虎之地，能人很多。但是当年的我，根本没有机会碰上这样的人。给我印象最深，也令我相当佩服的人，是弄堂里的大妈、阿姨们。怎么她们就有这样大的本事，只消见你一面，就把你记住，记得牢牢的，而且随之你哪儿来的，住在谁家，跟这家什么关系就一清二楚。这一点，北京的小脚侦缉队，真是没法跟人家比。1982年我在北京进修，住在北大附近的胡同里，都几个星期了，胡同口戴袖标的大妈，还没分清我们几个人谁是谁呢。唯一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样的上海，人与人之间怎么还可能有秘密呢？既然没有秘密，传说中的那些偷情、窃香、私奔，还有那些秘密工作，地下工作，是怎样进行的呢？

不管怎样，当年的旧上海，我一个乡下人，一进入就可以从容到处走，不怕走丢了的上海，现在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高度繁华，高度现代，但也跟其他城市高度雷同的上海。在上海的多数地带，拍张照片，如果不是碰巧碰上在这个地方住过的人，没人敢下断言是在哪里。

中国最有城市特色的上海，在新的一轮城市化浪潮中，也变成了一个积木城。如我这样一个乡下人，去了那里，如果不打车，已经是寸步难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