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干部知识化，现在应该已经完成了，这中间可能还有些水分，要靠党校什么的，滥发文凭帮忙，才能完成干部学历的统计数字。但不管怎么说，绝大多数官员，按过去的标准，已经变成了“知识分子”。这种情况在知识含量比较高的行业，比如学校和研究机构，更加明显，几乎所有的负责人，包括党委书记，连团委、工会、妇联干部，都不仅有学历，而且有职称，领导的职称还都挺高。在大学里，理论上讲，领导都是学科带头人，他们对于学校的业务，有着全方位、立体的统辖权，这些人，可以被称为政治、经济、学术一把抓到学官。

学官有学而优则仕的，也有仕而优则学的，其中不乏优秀的学者，但是更容易混进混混。现在的学界，第一认官，其次才认学，甚至官大学问大，做官以后，做学问看书做试验的时间锐减，但学术地位却飙升。从某种意义上讲，就算是个人才，当了官，时间一久，也毁差不多了。

可是，被毁和正在被毁的人才，以及更多的学术混混，却在统治着中国的学界。

干部知识化好不好，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比起从前干部以大老粗自居，强调自己“工农干部”身份的时代来，是一种进步。但是这个进步，只要把过去搞阶级斗争，整人，尤其是整知识分子(其实也算不上知识分子，仅仅是比工农干部多读了几天书而已)这个因素去掉，其进步的幅度也有限。在过去的时代，外行领导内行的最大弊病，其实主要不是瞎指挥，而是外行总是以政治问题的借口整内行。至少在教学和研究部门，在真正涉及责任方面的业务决策上，外行的领导，只要头脑还清醒，一般是不敢贸然拍板的。事实上，在真正的专业领域，一个外行，不管他地位多高，权力多大，都很难插嘴。后来揭露出来的瞎指挥案例，多在非常时期，比如大跃进和文革，或者在那些乍一看对技术要求不那么高的领域。当然，政治运动是当年的主旋律，所以，外行领导内行被钉在耻辱柱上，也是罪有应得。

不过，现在的内行领导，整人的功夫依旧，只是由于条件所限，没法子轻易把人发到农村或者监狱里去，好像看起来轻了点，其实，软刀子杀人不见血，一样杀人。内行深谙学界中人三昧，或诱以名，或诱以利，或者反过来让人名利全失，在具有知识含量比较高的职业含金量比较高的时代，仅仅为了保住这个职业，就足以令人对他们俯首帖耳。

整人显然不是内行领导们的得意之笔，他们最拿手的事是从事“似学术”事业。什么叫“似学术”?就是既不能叫它学术，也不能叫它伪学术的一种活动。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活动其实就是宣传，但内行们将之点缀一点学术术语，或者似是而非的学术术语，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说自己在做学术，所有宣传稿子，都摇身一变，化为学术成果，可以评职称，可以拿项目，可以获大奖。有时，这种活动可以包装得非常学术，绝不缺乏学术术语，也合乎学术规范，甚至弄好了都可以到国外的学术会议上宣读，但是，却没有内容。

他们不仅搞“似学术”，而且制造“似学术”，每年的国家项目指南，都是这种“似学术”的标本，所有的学术评审，得到激励最多的就是“似学术”的货色，一个又一个耗资巨大的学术工程出台，用不着细看，只看题目就知道属于“似学术”的范围，很大，很华丽，绝对不缺乏学术术语，但就是没用。

像当年大跃进土法炼钢的事情，在内行领导下是没有人做了，跃进依旧跃进，不过已经是在绝对科学，绝对学术的招幌下。高层的决策，当年某大科学家论证亩产万斤的傻事，肯定也没有人做了，但我们由学官组成的专家团，一样可以把根本不合乎常识的主意，包装成最科学，最学术，最合乎世界潮流的金科玉律。

在从前外行不能，也不敢说话的地方，内行都敢说，而且大胆地说，肆无忌惮地说，只要说话带点学术的包装，什么主意都敢出，只要内行们能有好处，大家都是利益共同体，谁也不会拆穿西洋景，即使有个别人不识时务，那么下次将他赶出去就结了。皇帝的新衣，依旧一丝不挂，照样招摇过市。

只要把学术机构还是衙门，学官握有比官僚还大的权力，那么，皇帝就只能穿着什么也没有的新衣，而学术，也只能像一个豆牙菜，却包裹着华丽而厚重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