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标题，有的读者可能会问：北大中文系才100年？百年校庆过去都十多年了，难道中文系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让我先说说这个问题。

北大中文系的生日

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1898年建立的，但具体到哪一天算是正式成立，并没有定见。有三件事可供作“成立”的

根据。一是当年2月15日光绪帝诏喻：“京师大学堂迭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须开办。”从程序上看，这就是启动了。第二件事是8月24日礼部知照大学堂派员领取“钦命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孙家鼐的关防。大印都拿到了，似乎也可以说正式开办了。还有第三，就是根据一些回忆，这一年的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宣布开学。虽然有学者对“开学”的说法有些怀疑，但对“京师大学堂建立在1898年”普遍还是认可的。

那么为何一开头没有中文系呢？因为大学堂创办之初因陋就简，类似“蒙养学堂”，课程仅设诗、书、易、礼等几种，学生往往是上午读经，下午学点地理、格致之类常识，还没有分科。稍后办了仕学馆和师范馆，科目分得较细了，因为是速成班，也没有系科之分。1904年师范馆和预科的课程分为“公共”、“分类”与“加习”三科，一年级上公共类，包括人伦道德、群经源流、算学、外语之类，还有就是“中国文学”。二年级以上有4类课程选学，分别偏重数理化、地矿农、法政或者文史，每一类课程中都有“中国文学”。但这时的“中国文学”只是课程，还不是系科，也无所谓中文系。

一直到1910年3月31日，京师大学堂举行分科大学开学典礼，才意味着“中国文门”作为独立教学建制的诞生。当时全校设7个分科大学，也就是7个本科教育的相对独立机构，有点类似现今的学院，包括：经、法、文、格致、农、工、商。其中“文科”下设2个“学门”，就是“中国文门”与“外国文门”。这“学门”就相当于现在的“系”了。北大中文系的前身就是京师大学堂“中国文门”，诞生于1910年3月31日，从那时到今年3月，足足100年了。现在北大中文系正在筹备百年系庆，计划在下半年好好庆祝一番。但不应当忘了北大中文系的生日是3月31日。

北大中文系的出生地与“系址”变迁

说完生日，还要说说出生地。北大中文系诞生何处？不少人可能以为在沙滩红楼。非也。应当是在北京地安门内马神庙。1910年“中国文门”作为独立的建制成立之时，整个分科大学都设在马神庙，这也是大学堂开办时的校址———原乾隆皇帝四公主府。据说和嘉公主16岁下嫁，23岁就过世了，其府邸到光绪年间还空置着，后来就由皇上拨给京师大学堂暂做校舍之用。占地并不大，但经过几番修葺，设置还齐全。两层过厅做职员办事处，正殿改作讲堂；讲堂两侧有耳房，做教员休息室。往里边大殿原是公主的寝宫，这时却在中庭祀有孔子神位，而寝宫后两排平房则作学生宿室。再往后的楼房相传是公主梳妆楼，就作为藏书楼。其他一些地方还有博物室、自修室、饭厅、浴室，等等。那时学生数量不多，宿室2人一间，膏火饭食皆官费。晨起鸣铁钟，上课、就寝摇铜铃，开饭则鼓锣为号。学生宿室几排平房之间是操场，学生课余在那里踢球或者荡秋千。后来大学堂规模拓展，到老北大时期，陆续增设了二三个校区，包括沙滩附近的汉花园、北河沿，以及城南的国会街等几处，分别称为一、三、四院，马神庙则称二院。北大中文系是在马神庙原四公主府诞生的。但当时“中国文门”座落院内何处？已很难考索。原北大二院旧址后被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单位使用，几十年大拆大建，只有原公主府正殿也就是老北大讲堂等几处留存，依稀可见往昔旧迹。

再说红楼。为何说起老北大和中文系很多人总会想到红楼？不奇怪，红楼和五四运动联系一起，太出名了，以至于“掩盖”了原出生地。红楼也在沙滩一带，现在的五四大街，原先叫“汉花园”。红楼建成于1918年8月，在当时北京，就算是一栋标志性大型新式建筑了。那略带西洋近代古典风格的造型，到现在仍然显得相当有气势和特色。之所以称为红楼，是由于通体多用红砖砌筑。红楼初建拟作宿舍，建成后用作文科教室和办公室。于是五四以降许多知名人物都曾在此讲学、工作和活动，许多故事传奇也发生于此。红楼从建成到1952年（除了40年代北大南迁的西南联大时期），一直是北大的本部，也是文学院所在地。北大中文系也一直以此为“家”。1937年北京沦陷之后，红楼被日本宪兵部队占用，地下室曾被用作监狱。1945年日本投降后，又成为北大校舍。1952年院校调整，北大迁至海淀燕园，红楼改由国家文物局使用。现红楼改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对社会开放。现在到红楼参观，遥想当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沈尹默、林纾、刘师培、黄侃这些大师级人物都曾在此任教、工作与活动，而这些人物又都和中文系联系密切，我们对北大中文系的历史会顿生敬意。

1952年院校调整，10月中文系随学校迁到原燕京大学旧址燕园，就在现图书馆东侧的文史楼设系办公室。当时用于教学的有8座大楼，有5座是原来燕京大学的，都在北大西门一带，而文史楼和生物楼、教室楼（一教）这3座是当时为北大西迁而新建的，现在进东门就可以看到。新旧建筑整体风格类似，都是挑檐大屋顶，三层灰砖砌墙，但新的几座更朴素一些。文史楼每层中间过道，南北两侧都是按教室设计的房间。最上层是文科阅览室，下两层东、西分别属于历史系和中文系。北大文学研究所（即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前身）也曾立身于此。院系调整后的北大中文系集合了原北大、清华、燕京（后来又还有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的师资，人才济济，大师云集，文史楼也就称得上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一流文史学者的“杏坛”。他们在这里上课、开会、讨论，学生也在这里开展各种文化活动。但50年代后期开始的反右、拔白旗、大批判等政治运动也接二连三在这里上演。前不久我从这栋灰色大楼前经过，有众多家长正簇拥着他们的孩子到这里参加自主招生的面试，煞是热闹。我想到，这栋楼曾有那么多的混乱、消沉、新生与辉煌，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

1966年文革爆发前后，中文系搬出文史楼，“栖身”静园二院，也就是现在五院的对过。文革结束前几年又搬到靠南门的学生宿舍32楼，为的是让师生“三同”。那是动荡的岁月，中文系机构曾被摧毁，造反派组织与“革委会”取代了系行政。中文系搬来搬去，人们大概有一种“居无定所”的焦虑感吧。到1978年秋天，北大中文系进入静园五院，以此作为系址，一直到如今，32年了。关于五院的一些传奇轶闻，我在《书香五院》一书曾记其详，这里就不展开了。

中文系建立之初的学派之争与学风流转

以上说过中文系的生日、出生地，以及后来系址的变迁，其实也带出来学科体制、人事、学风等方面的变化流转。既然是庆贺中文系的百年诞辰，不妨再说点旧事。

北大中文系诞生之初，是有很多艰难曲折的，并非一开张就灿烂。某些学派之争和人事纠葛也对这个学术新生体造成很大制约。现在看到的许多回忆都是文科出身的人写的，自然格外关注文科，有时说得有些神乎其神，好像整个大学堂就是文人和怪杰的天下。其实不然。大学堂时期的文科包括“中国文”虽然列为主课，但整个大学对传统学术并不像后人说的那样重视。大学堂开办才几年，就已经很“西化”了。特别进入民国时期，“百事务新，大有完全旧弃之概”，主掌校政的几乎全是留洋的“海归”，学校开会都用英语，谁要是会德语，那就更被刮目相看。事实上这时“中学”的研究已经退为“装饰品的地位”。学校本来就向“西学”倾斜，而文科特别是与国学有关的“中国文”又还被一些遗老把持，被冷落也就不足为奇了。严复主理校政之后，还是主张文科之外各科全由西洋留学回来者担纲，可尽讲西学；而文科则让它纯粹研究传统学术，“尽从吾旧，而勿杂于新”。那些年轻的“海归”派断然瞧不起文科中的旧式文人，彼此有冲突，严复希望中学西学两不相干，各自发展。他便起用桐城派文人姚永概担任文科学长。本来，京师大学堂期间，文科的教席就多为桐城派文人把握，包括吴汝纶（曾任总教习）、姚永朴（姚永概的兄长）、马其昶、张筱甫（曾任副总教习），以及为桐城护法的著名古文家林纾，等等，虽然仍多执滞于辞章之学，格局褊狭，却也曾一支独盛。清亡之后，这批效忠清室的文人陆续从北大流散，北大文科的地位更趋下降。这除了北大内部的人事变动，更因为民初学界的风气大变，桐城派原来笼罩北大文科包括“中国文门”的主流位置终于被“章门学派”所取替。

现在看来，学术“政治”好像与“地缘政治”也有些关系。所谓学派往往可能有“某籍某系”的背景。严复1912年离职之后，先后继任校长的何燏、胡仁源，都是浙江人，且都有日本留学背景，他们对文科中旧功名出身的“老先生”不满意，希望北大引进一些留日的年轻学者，来排挤桐城派势力，而章门弟子就成为首选。章太炎继承清代乾嘉朴学正轨，由小学而治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佛学等，眼界阔大，作风扎实，在民初学界声誉隆盛，影响自非桐城文人所能比。章太炎因鼓吹革命而避地日本，除了办报传播革命，又设坛讲学，多讲音韵训诂，以及说文、尔雅、庄子等。听讲者多是浙江籍的学生，包括钱玄同、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朱希祖、马裕藻、沈兼士、黄侃、刘师培、刘文典，等等，后来各自都卓有建树。这些人多是同门同乡，互相援手推举，大都在1913－1917年间进入北大，形成北大文科和国文门的新兴力量。终于取代了桐城派的主导位置。

不过，在与桐城派的角逐中，章门学派最显示学术实力的是黄侃与刘师培，他们都不是浙江人。黄侃1914年入北大，在国文门讲《文心雕龙》与《文选》。刘师培1917年入北大，在国文门讲“中古文学史”。他们都以研究音韵、说文、训诂作为治学根基，讲究综博考据，打通经史，文章则力推六朝，又被称为“文选派”。他们学术上非常自信，自视甚高，力图通过北大讲台打一场“骈散之争”，驱除桐城派的影响。这除了学术理路的差异，更因为黄、刘认为古文家“借文以载道之说，假义理为文章”，其实是浅陋寡学。除黄、刘氏外，在国文系主讲文学史的朱希祖和其他一些教员也加入对桐城派的批评。桐城派文人终于一蹶不振，失去在北大的学术位置。

在1917年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后，陈独秀、胡适等一批新进学人进入北大，提倡文学革命与白话文，鼓吹新文化，影响自然超越国文门与整个北大文科。他们将桐城、文选两派都视为守旧加以攻击，“骈散之争”就被更热烈的“文白之争”所掩盖和终结，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在矛盾纠结中日趋交融变通，北大责无旁贷成为全国文科研究和思想启蒙的中心了。

六次变革值得总结

以上回顾北大中文系建立之初的某些史事逸事，好像已经很遥远了。其实，传统的根须伸展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在吮吸它的营养，有些“基因”始终决定着后来的命运。北大中文系建立数十年来，道路坎坷，粗略梳理，起码有这么6次牵涉人事、学风与课程的大的变革。第一次是1919年废门改系（改为国文系），实行选科制。第二次是1925年课程调整，出台“分科专修制”，为一年级设定共同必修课，二年级以上“分类选修”，教员也按各自所长归属某一类研究。第三次是抗战西南联大时期，清华与北大两校中文系联合，强化基础性训练，很好地发挥了两校的优势。第四次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大、清华、燕京大学三校中文系（包括新闻）合一，随后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又并到北大，新的北大中文系达到鼎盛阶段。第四次是“文革”时期，开门办学，大批判开路，结果大伤元气。第五次是上世纪80年代学科复兴，进入比较正常的建设阶段，中文系语言、文学、文献三足鼎立的框架日趋完善。第六次是最近十多年来，面对新形势的调整，中文系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以及科研方面都在进行艰难的探索。在百年系庆到来时，这些变革都应当好好总结，也值得做专门的研究，因为北大中文系毕竟是全国人文学科的一个高地，也是一个缩影。

为了迎接百年系庆，我和几位同仁也正在写一本《北大中文系100年图史》。说来惭愧，北大至今没有一本完整的像样的校史，院系的历史更罕有出现。争论太多，由官方来修史就必然要讲平衡，讲政策，结果容易把历史的棱角都打磨了。所以还是主张个人修史，先写出来，有总比没有好。这次我们采取比较折衷的办法，就是专题加年表的写法，图文并用，展示一些主要的事件与人物。类似前面说到的某些历史细部，也会有所表现。效果如何，还得出版后听大家的评价。做这种学科史很有意思，也很难。对复杂的史事如何选择、过滤、呈现，的确需要眼光和见识。我们多少身在其中，史事牵绕，难免庐山不识。只好期待有更多的同好，能以更为超越的立场来关注这种学科史与学术史的写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