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大学堂的成立到现在已是一百一十多年，而中文系的历史则是一百年。京师大学堂酝酿期间，原议设道、政、农、工、商等十科，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实际只办了诗、书、易、礼四堂，以及春秋两堂，而且每堂不过十余人。当时的学校规模不大，更重要的是，它的性质仍和旧时的书院无异，毕业生仍授贡生、举人、进士等头衔。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的。直至1910年实行改制，始设经、法、文、格致、农、工、商等七科，才有了新式大学的雏形。现在的北大中文系就是这次改革的产物。
北大是包罗万象的，中文系也如此。并包而兼容，驳杂而丰富，不歧视，不排他，让诸种学说在这里平等地对话、自由地竞争，形成一种百家争鸣、共同发展的生动局面。这就是北大、也是北大中文系的特点。这特点的形成，有赖于北大的历任校长、特别是蔡元培校长的鼎力倡导。就中文系而言，它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注意吸收新派和旧派的各式学者加盟中文系的建设。各种学术主张的学者集中在一个系，在比较、对峙、驳难、交融的热烈氛围中，造就了中文系历久不衰的学术优势。在庆祝系庆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并决心保持和光大这一珍贵的历史遗产。
北大中文系有自己的学术传统。就研究领域而言，它是古今并重，中西交汇的；就学术风气而言，它是既注重考据实证，又注重发明创新的。中文系有严谨求实的传统，更有鼓吹新学，站立在学术的前沿引领新潮、开风气之先的传统。
早在五四时期，以当日一批国学教授为中坚的北大学者，在这个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伟大运动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18年1月北大的六位教授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复就接办了创刊于1915年的《青年杂志》并更名为《新青年》。从那时开始，《新青年》就成为倡导并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紧接着，1918年冬，陈独秀等又办了《每周评论》。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等创办了《新潮》月刊。上述这些刊物，是当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帜。
北大中文系从它建系之日起，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学术、文化和文学的实际———这包括学术研究、典籍整理、理论建设以及文学创作等方面。当日北大师生的学术视野，甚至延展到范围广阔的语言文字和民俗文化的领域，如文字的拉丁化以及民间歌谣、故事和谜语的研究等。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关怀可说是全方位的覆盖。这种关怀不仅表示北大师生的胸襟，而且表示他们作为新型学者的品质。
中文系是做学问的地方。做学问当然来不得虚假和轻浮，不仅要求深，而且要求实。但却也不是埋头书本，囿于自以为高深、实际上是狭小的天地。说到学术本身，研究工作的深广及其取得创造性的成果，也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与现实的理论批评以及创作实践的脱节。毫无疑问，今天我们在纪念中文系百年系庆的时候，理应发扬光大中文系师生严谨求实的学风，创造求新的学风，而且更要发扬光大这种对于中国学术文化现实的专注和投入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