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是收音机的迷恋者。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九年,第三帝国的收音机占有率从每四人一台提高到每两人一台。在城市中,人人都在听收音机。
他们想知道帝国的最近新闻、听到鼓舞人心的歌曲,最重要的是,元首的标语、旗帜、游行、“嗨,希特勒”的口号与手势,已经创造出独特的肢体语言,而收音机则帮助创建出一种集体性的声音。
德国人在收音机旁期待元首的每一次演讲,而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则是凝聚与鼓舞美国人的最好形态。也只有美国人的收音机占有率超过了德国,它到达了百分之九十。
没人说是因为美国人生产了更多的收音机,自由世界才最终获胜。但现代通讯技术在二十世纪占据着中心的角色,只有通过它,政治人物才能完成最大范围的社会动员,并将这种动员产生的力量,演变成建设或是摧毁性的历史动力。就像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控制了交流手段才能左右历史。”在他的年代,电视机取代收音机,成为时代的中心,他知道他的朋友约翰·肯尼迪如何因为电视辩论而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
电视的出现引发了媒体史上广泛的争论。它将引发文化上的堕落,还是创造出一个美丽的新世界?人们经常不自觉信奉技术决定论。世界的历史,是由蒸汽机、火车、电的发明,而变得截然不同。技术本身似乎形成了独特的系统,它有自己的意志与节奏,人只能随着它而改变。
网络的力量
而当互联网在一九九零年代兴起后,它被视作历史上最伟大的技术创造。它不仅像蒸汽机、火车一样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是比报纸、广播、电视机更有力交流手段。关于它的一个最重要的神话是,网络的多中心、分散式的形态,将摧毁所有试图管制它的努力。
倘若垄断权力——不管它是政治、商业还是文化的——依靠于信息的垄断,那么互联网所带来的信息浪潮,将淹没这些垄断力量。尤其令人怦然心动的是,它可以摧毁政治专制。
但很有可能,这是另一个被高估的神话。比起伊朗政权的强悍,Twitter带来的冲击只是表层的。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则越来越熟练的控制互联网。而对于像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互联网也可以变成激发民族主义的重要力量。一种大众威权主义已经兴起,它们像是当年纳粹德国或是法西斯的意大利的延续。
互联网可以传递被压抑的愤怒声音,但更可以变成另一个宣传与洗脑的手段,它挑动对外的仇恨情绪、加剧盲目的自大。
所有的信息革命,不管是大众报纸、杂志的出现,还是收音机的普及,或是此刻的互联网,都带来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当人们不知道如何消化与选择信息时,他们变得焦虑和情绪化,因为稳定的价值观正在被打破,新的操纵者也就会随之出现。
倘若你观察此刻的中国,你不是也看到某种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复苏吗?当他们在网络上发表攻打台湾、或是和美国一战的狂热措辞时,引来一片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