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出席12月初丹麦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后，中国总理温家宝也宣布要出席此次会议。在以往的国际气候谈判会议上，中方从来没有派出过部长以上级别的领导人参加。这次总理亲自参加表明中国在气候问题的严肃性。不仅如此，在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中国宣布，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到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中国的表态已经引出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国际环保组织为中国叫好。

这和国际社会对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尽管长期以来在环保问题上掌握着国际话语权，但他们并没有能力扮演实际上的领导权。西方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很高调，可是在国际层面并没有履行在金钱或者技术上承诺的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相反，在面临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时，他们转而向这些发展中国家施加莫大的压力，要求他们承担更多的责任。推卸责任是国际社会对美国的认知。同样，在国内，西方国家在低碳经济方面遇到了强大的既得利益的阻力，无所作为。这自然导致了国际环保组织和国际社会对发达国家的失望。

在气候问题上，西方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争论和分歧已有时日。从各种角度来看，这种争论和分歧还会继续。就中国来说，尽管在这个问题上也不会屈服西方的压力，但一种更有效的做法是把气候问题铸造成为另外一个议程，借此争取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甚至是部分领导权。就是说，不能仅仅把气候问题视为是对中国莫大的挑战，而更应当把此看成是中国崛起成为大国的有效机会。

国际议题中国有责无权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大国责任也在迅速上升。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希望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在国际发展过程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国际社会凸现了对中国责任的高度期待。但现实地说，在西方主导的这个国际体系中，中国面临着一种困境：即只有大国的责任，但无国际领导权。目前，西方和发展中国家都要求中国“买单”和“开支票”。但很显然，这种方法很不利中国，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如果既要承担责任，又要获得领导权，就必须在知识体系上有所贡献。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要崛起成为大国，就必须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造就一个为世界所接受的知识体系。英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其自由主义贸易体系理论的确立。古典自由主义的确立是对世界的一个贡献。当然，这个理论体系既有利于英国，为英国在全球的贸易做了合理的论证，但同时也有利于世界，推动了世界贸易经济的发展。一个利己利人的思想体系也使得英国在很长历史时期里掌控了世界的话语权，充当了世界经济体系的领导角色。

在英国之后，美国是世界的领导者。在自由主义理论方面，美国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创新，而是大多继承欧洲的传统。美国的贡献在政策科学和实际政策的推行层面。二战后，美国利用欧洲的经济困难，推出“马歇尔计划”，在复兴欧洲的同时，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这种领导权也体现在美国对世界经济体系的重组。到今天为止的世界金融制度和贸易制度等都离不开美国的努力。也必须认识到，对世界秩序的重组的核心是为了增进美国的利益。此外，美国也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大力推行西方价值观，民主、自由和人权是美国国际政治话语的核心。

现实地说，在所有这些传统话语领域，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很难和西方美国竞争，更难超越它们。发展中国家所能做的只是“依附”西方。可以观察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已经民主化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往往拼命展示其和西方美国的相似性和“同质性”（同为民主国家），尽管在这些国家，民主的质量远非美国西方。这种依附性战略除了能够赢得西方的一些“同情”外，并没有实质性的用处。如果没有内部可持续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还会继续被西方主导。

因为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不同，中国和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和分歧不会停止。中国当然也在强调要发展出自己的民主政治。但至多，中国的民主或许可以成为西方的一个替代，并且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吸引力。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已经被发达国家视为是挑战，即和西方在吸引发展中国家方面构成竞争。但中国民主（不管是什么形式）很难对西方民主本身构成竞争。

在非传统领域争取话语权

中国要争取国际话语权和领导权并不容易。所谓的国际话语权和领导权，就是要对西方和非西方国家都能够产生影响。如果在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方面，中国很难作为，那么就要在其它方面有所突破。

这个突破点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探索出自己的混合经济模式，在不同所有制的作用、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出口和内需等等方面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中国的发展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包括中国在内，人们都已经认识到现存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其中对环境的掠夺和高强度的破坏是关键。很多年已经开始显示，中国的发展模式不仅于自己的环境不利，而且对周边国家也产生了影响，对未来全球气候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当然，也要强调指出，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因此，向环保经济转型对中国来说是个极大的考验。这些年来，随着气候的急剧变化，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环保经济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关注点。国际社会对环保经济的共识也越来越高。西方国家尽管有高环保意识，但因为内部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很难在政策层面能够有效实施。西方目前的现状是承诺得多，做得很少，无论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内政层面。

进而，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环保经济是下一波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一点西方政府和企业也是意识到的，西方各国政府也都在拼命努力重铸经济增长方式。同样，面临庞大的既得利益，很难作为。

如果中国在环保经济方面能够取得重大的突破，那么无论在国际话语方面还是在造就新经济增长动力方面就可以在国际上起到引领作用。因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环保经济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政策话语的核心。只不过是“科学发展观”关切的是内部发展，而非国际发展层面。不过，把环保经济造就成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核心一部分并不难。就像美国借用欧洲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一样，中国在弘扬本身的环保理念的同时，同样可以借用西方的环保思想体系。

中国有执行环保政策的能力

重要的是政策执行。中国内部在推行环保经济时也同样面临强大的既得利益的阻碍。不过，和西方比较，中国具有强有力的经济和政策工具来落实环保经济。中国的体制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着优势。一是强大的国有企业。正如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所显示的，中国强大的国有部门能够成为政府推行政策的强有力的工具。一个例子是中国节能投资公司，其拥有70多家全资、控股子公司，投资和参股企业达到400多家。当然也包括其他各个领域的国有企业。一旦国家（环保经济）意志确定下来，国有部门可以成为执行国家意志的直接手段。二是国家对经济强大的干预能力。和西方自由经济体不同，中国政府始终保持着对经济部门的干预能力，无论是国有部门还是非国有部门。国家可以通过各种经济和金融工具例如银行，控制和影响投资方向。这两方面是西方各国所不具备的。这也就是西方往往是光有政府的（环保经济）话语，而没有能力把话语转化成为政策的主要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层面也积聚了足够的环保压力来促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前面三十年人们拼命追求经济的高增长，但现在人们感觉到，在高增长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地方（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因为环保问题而已经变得不宜人类居住了。国家的环保意志、政治动员能力和社会压力，结合在一起，就可以造成强大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动力。

对中国来说，环保经济可以说是国际责任、国际话语权（领导权）和本身可持续发展大结合点。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不能光在国际层面和其他国家讨价还价，而是要全心全力促成自己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造就一个环保经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至少在世界经济领域，谁控制了环保经济，谁就可以主导新的世界经济增长，可以主导国际发展话语权和国际社会的领导权。无论从环保经济的知识体系的存在还是从体制动员能力来看，中国在这方面具备很大的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