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国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多种机遇，但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综合国力日益加强，正在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另一方面，霸权主义和霸凌主义飞扬跋扈，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死灰复燃，冷战思维沉渣泛起，国际形势动荡不安。中国倡导构建一种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以多边主义为基础、以《联合国宪章》为准绳、以合作共赢为宗旨、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国际秩序。中美关系应建立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基本前提是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中国外交政策的定位应以是否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为准绳，既不能放弃韬光养晦，同时也应有所作为，甚至应该在一些问题上奋发有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应努力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学术支撑。
关 键 词：国际秩序 中美关系 中国外交 国际话语权 国际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理论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①这一重要讲话，既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也展示了中国外交的发展方向。
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并在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在发生新的变化，从而在理论与实践上面临着以下几个重要课题：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际秩序？现行国际秩序下如何推动中美关系？如何确定中国的外交定位和外交风格？如何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如何创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学界来说，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解答，既可以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学术支撑，也可以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向着新的更高阶段发展。
一、国际秩序与中国的选择
国际秩序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新转折期。科学把握国际秩序演变的客观规律，在此基础上寻找因势利导之策，是当前中国外交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一)国际秩序认知与外交政策路线选择
从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看，国际秩序这一概念包含了如下几个层次的基本问题：其一，是否承认国际秩序的客观性；其二，如何科学把握国际秩序的阶段性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其三，如何对国际秩序因势利导，最大限度地维护我国的安全与发展利益，使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国际秩序是为了维持稳定有序的状态而确立的一种机制，受制于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制衡关系和以国际法及国际惯例为核心的规范体系。因此，它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在每个历史时期，总有一种国际秩序制约着世界。当国际关系中的国力对比和规范体系发生较大变化时，国际秩序就会迎来新的转折期。
每个国家都应该以其国力和外交实践，在各时期国际秩序中进行自我定位，因此其国际地位会随着国力变化和外交实践的调整而发生变化。在一定时期，每个国家都会对国际秩序作出自身的判断和评价，其认知方式会直接影响其政策选择。由此可见，能否科学把握各时期国际秩序的状况与演变趋势，能否选择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外交政策路线，关系到能否最大限度地满足其安全与发展需要。
在国际关系现实中，每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与外交政策选择都受制于当时的国情和国际环境因素。但在同样的国情和国际环境条件下，一个国家在外交政策路线上的审时度势和正确选择，会对其国际地位的提升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作为外交政策路线选择的前提，一个国家对待各时期的国际秩序，既要防止陷于无能为力的虚无主义认知陷阱，也要防止“战略透支”。例如，在理论上同，一个国家可以选择完全的闭关自守政策或者超出本国国力与国际关系现实的扩张主义政策，或采取无视国际秩序客观存在的对外行为方式。但在现实中，这样的国家不大可能很好地生存下去，或者会在外交实践中处处碰壁。在国际关系史上，一个国家的特定外交政策路线选择对其数十年乃至百年发展进程产生重大的促进或阻碍作用的例子比比皆是。
迄今为止，在各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对于国际秩序既存在着基本的共同认知，也存在着一定的认知论争。这种论争主要包括如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概念范畴上论争。例如，有人在大体相同的定义上使用“世界秩序”这一概念。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世界秩序》一书中，国际秩序与世界秩序似无太大差别。②二是国际秩序认知上的论争。当代国际秩序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延伸和演变的结果，同时也是冷战后国际秩序的动态演变过程。如何认知二战后乃至冷战后国际秩序，是当今每个国家作出外交政策路线选择时的重要前提。
始于1963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是国际上讨论安全问题的最重要论坛之一。在2019年年会(第55届)开幕前夕，它发表了《2019年慕尼黑安全报告》。报告指出，当前的国际事务表明，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危机不计其数，而且，“自由国际秩序”(又译“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笔者注)正在瓦解。③这是对当代国际秩序的一种颇有代表性的认知，特别是西方一些国家喜欢使用上述概念。
国际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当今国际秩序的原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是战胜法西斯主义力量及其国际秩序观的产物。该秩序崇尚自由、民主和市场开放，强调规则的重要性，推崇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事务中享有的领导权或主导权。
美国以超强的国力和特定的外交理念和路线，在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主导作用。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美国在背离二战后国际规则体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美国出于维护其一国利益的目的，随意改变国际规则的界定，把国际秩序概念变成实用主义的工具，挥舞单边主义大旗，在人权、主权以及贸易与海洋规则等领域经常使用“双重标准”，随意抛弃《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精神。无怪乎“自由国际秩序”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常被当作美国控制下的国际秩序或“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应当看到，当今美国所说的国际规则已与二战后形成的规则体系有了很大的脱节。实际上，美国在变化了的国力条件和国际环境下，正试图推动建立一种有利于继续维护其霸权地位的新国际秩序。
(二)中国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④
在2017年的第53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外交部长王毅说：“世界并没有失序，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依然在保障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应当继续加以坚持和维护。”⑤在2019年的第55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说：“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支持和践行多边主义，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⑥2021年7月26日，王毅在天津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时指出：“中国是二战以来国际秩序的创立者之一，也是受益者之一，我们不会另起炉灶，也无意另搞一套。中国将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根基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⑦
上述表态，可以说是当前中国政府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认知与立场。
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国际影响力也随之日渐增强，中国与国际秩序的相互影响程度越来越高。在此背景下，中国越来越迫切地要求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体系，改正其中的不合理部分。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上越来越引起广泛关注，但同时也日益被美国的一些政治势力视为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近年来美国的一种惯用言辞，就是把中国称作欲改变现状的“修正主义者”或“有选择的修正主义者”。⑧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口口声声要求建立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事实表明，美国是当前国际规则最大的破坏者。美国接连退群毁约，动辄对他国实施非法单边制裁和军事干涉与胁迫，对国际和地区和平与稳定造成了很大危害，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正如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所说的那样：“中国也希望有一种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问题是谁来制定规则，美国能言必信、行必果吗？”⑨
近几年，在美国的无理打压下，中美关系跌入了低谷。有鉴于此，基辛格说：“美国必须就新的国际秩序与中国达成共识，否则世界可能再度面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种局面。”⑩
在处理国际和地区事务时，中国坚持平等、公平、正义，倡导以和为贵，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政治解决有关问题，不赞成强行干涉别国内政。(11)中国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持走合作发展的道路，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国际关系民主化不可阻挡。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共同朝着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中国将继续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定支持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权和发言权。中国坚定支持和维护多边主义。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世界前途命运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不能把一个或几个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于其他国家。
二、现行国际秩序下的中美关系
二战后国际秩序追求的是以大国协商、协调和主导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模式，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制度安排就是其集中体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到来之际，随着国力的持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外交正经历着全面调整。其中，尤其是作为中国外交关键环节的大国外交面临着新的局面。
习近平指出，大国关系事关全球的战略稳定，大国肩上都承担着特殊责任。中国致力于推进大国协调合作，期待大国和睦相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推动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12)
二战以后，大国关系经历了美苏冷战时期的两极对峙以及后冷战时期的一超多强，如今进入了新的调整期。在中国的大国关系中，中美关系无疑是影响外交全局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领导人洞察国际大势，把握时代脉搏，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运筹中美关系，坚定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积极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美分别是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而且还能满足国际社会普遍期待。
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虽然其间也经历了不少曲折和困难，但总体不断向前。中美维持了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双边关系，并同世界大国与大国集团一起，共同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13)然而，遗憾的是，近几届美国政府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国内外研究界的一些论著已开始把“中美两极”作为当前乃至未来国际秩序的主要特征。
应该说，中美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很正常，关键是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建设性方式妥善管控和处理。台湾、涉港、涉疆等问题是中国内政，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美方应当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慎重行事。
发展中美关系的基本前提，应是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中国政府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对中国核心利益作了如下界定：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14)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不时作出触碰中国核心利益的举动，使中美关系出现了滑向“新冷战”边缘的严峻局面。
美国似乎没有表述其核心利益的明确说法，但从美国领导人和学者的言论中可以看出，美国的核心利益主要包括捍卫其推崇的西方民主价值观、减少贸易失衡和维护其在国际舞台上的霸权地位。
中国尊重美国的核心利益，甚至在必要和可能时会作出一些让步。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两国从国际形势的全局出发，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中美关系。(15)今天，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世界1/3、人口占世界1/4、贸易总量占世界1/5。这意味着，双方都应该把对方置于本国外交战略“重中之重”的地位。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度不断上升，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21世纪头十年，美国曾出现各种“中美共治”的假设概念。例如，2007年，美国学者尼尔·弗格森将China(中国)与America(美国)合为一体，创造了Chimerica(中美国)这一新的英语单词。他认为，“中美国”主要是指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美国与世界上最大的储蓄国中国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翌年，美国学者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了G2(中美共治)这一与Chimerica异曲同工的概念。他认为，中美两国应该携手合作，在全球经济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些概念在中美以及各国的研究界引发了热议，日本和韩国不乏一些论著和研究报告开始探讨如何应对中美两极下的亚太—印太国际格局。
对于21世纪头十年出现的“中美共治”概念，中国采取了清醒而冷静的应对态度。2009年5月2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出席第11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时指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愿意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绝不谋求霸权。一两个国家或大国集团不可能解决全球的问题，多极化和多边主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有人说，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误的。”(16)
中方不接受“中美国”和“中美共治”的概念，并非意味着中国不重视中美关系。相反，中国重视中美关系的立场是始终如一的。2014年7月9日，习近平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指出：“中美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双方更应该登高望远，加强合作，坚持合作，避免对抗，既造福两国，又兼济天下。”(17)
为了发展中美关系，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根据习近平的解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容，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18)奥巴马政府在迟疑和犹豫一段时间后，依然没有公开接受这一概念。而且，在奥巴马于2014年11月赴北京出席APEC峰会并第二次访华前夕，一些美国学者要求奥巴马抛弃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还有一些美国人质疑奥巴马与习近平的私人关系，认为这一关系根本不如习近平与普京的关系那样密切。这样一种认知对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形成了干扰。
中美两国学者过去曾有这样一个共识：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近几年美国对中国的全方位施压以及中国的有力应对，使得这一说法有所变化，即：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坏则不知会坏到哪里去。
中美关系究竟会坏到哪里去？国内外研究界的预测主要包括以下两种前景：军事冲突和脱钩。无论哪一种前景，其对中美两国和世界都是不堪承受之重。基辛格曾说：“美中这两个超级强国的经济、军事和技术实力的结合带来的风险，要大于当年美国与苏联的冷战产生的风险……美国和中国的紧张关系可能影响全球，甚至使得这两个军事和科技大国之间爆发可能导致‘世界末日’的大决战。”他甚至认为，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是“美国的最大问题，也是世界的最大难题”。(19)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认为：“如果两国发生军事冲突，一切都完了。”(20)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美国对中国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政策，并试图在尽可能多的领域与中国脱钩。但是，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社会各领域之间的相互依存已达到非常高的程度，两国全方位脱钩是不大可能的。就目前趋势观察，仅仅在高科技领域，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卡脖子工程”或许能够实现其脱钩的一些目标。
2021年7月26日下午，王毅在天津会见舍曼时指出，当前中美关系面临严重困难和挑战，下一步是走向冲突对抗还是得到改善发展，需要美方认真思考，作出正确选择。舍曼表示，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中进行了多次接触，美方愿继续同中方进行开诚布公的接触对话。美方也希望两国实现和平共存。美方无意限制中国的发展，也不想遏制中国，乐见中国实现发展。(21)对于美方的言论，中国当然会“听其言，观其行”。
过去半个多世纪，国际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也促进了世界和平、稳定。中美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发展合作、管控分歧，顺应世界潮流，共同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
三、当前中国外交的若干问题
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是既相互包含又相互区别的两大领域。从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看，外交理念与实践是其整个研究对象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及领域。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既要对本国外交的理念与实践提出实证性评估，也要为其提出政策建议。当前，中国外交中的如下基本问题，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界必须加以深入探讨并提出真知灼见的重要课题。
(一)关于韬光养晦
任何国家都会根据本国的外交理念及国内外现实条件，确定一种能使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外交定位。毫无疑问，这一定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内外现实条件的变化而出现或大或小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与此同时，二战结束后形成的两极格局瓦解，世界进入一个新旧格局交替的“后冷战”时期。面对这一外部环境，邓小平提出了20字外交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22)其中，最重要的是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毋庸置疑，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使中国外交成功应对了“后冷战”时期出现的各种不确定局面，化解了国际政治风险。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界开始关注和讨论是否应该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方针。李开盛是较早建议放弃韬光养晦的学者之一。他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从词义上看，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本身就是矛盾的：韬光养晦就意味着不能有所作为，至少是暂时不能作为，同样，要有所作为就难以韬光养晦。因此，他建议，在中国外交政策话语中放弃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提法，重新选择既清晰又简洁的术语来指导我们的对外政策。这既有利于消除国内各方面的思想混乱和推进政策实践，也有利于消除国外的各种误解，使其正确理解中国的意图。(23)任卫东也在其文章中指出：“作为一种战术，韬光养晦随时随地都可以使用，但作为战略方针，韬光养晦也可能会导致我们在战略思想上丧失主动。”(24)
2013年10月24日，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25)
此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呼吁，中国外交的定位应该从韬光养晦过渡到更多的有所作为和奋发有为。例如，赵可金认为，中国外交一直是韬光养晦，但内外压力的增加都要求、也促使中国外交更加奋发有为。(26)阎学通表示：“从韬光养晦变成奋发有为，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质的变化。过去之所以要韬光养晦，是因为我弱你强，我们向国际社会示弱，显示我们对所有事情不介入。而如今的奋发有为则是要向周边国家显示我们的关系是‘我强你弱’，这是根本性质上的变化。”(27)张之权甚至认为：“韬光养晦不是无产阶级固有的品质，实行的结果表明，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实践上都有不可克服的矛盾。”(28)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主张，韬光养晦依然不能放弃。例如，李海龙认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邓小平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作出的正确战略决策，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智慧结晶，是一项应该继续坚持的根本国策。(29)高望认为，韬光养晦的思维可以尽量为中国真正实现复兴争取更多的时间，尽量为中国的发展争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30)阮宗泽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上述两个不变，难道不是韬光养晦吗？”(31)
2017年10月19日，在中共十九大中央国家机关代表团开放讨论时，外国记者问：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否意味着将放弃韬光养晦？王毅答道：韬光养晦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理念，中国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仍然是中国的重心，但同时，时代在变化，中国发展环境在改变，韬光养晦的内涵和外延也自然相应地在改变。(32)
其实，在讨论中国外交是否应该放弃韬光养晦时，应该界定什么样的外交行为可被视为韬光养晦。在字面上，韬光养晦就是稳住阵脚，不当头，不张扬，少说多做。但在现实中，有时很难界定某一外交政策行为应该被视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或奋发有为，因为这样的界定具有很大的主观性。
众所周知，外交决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而非刻意地追求韬光养晦或有所作为。国际上每时每刻都发生着与中国有关的或不太相关的大小不一的事件。中国在应对这些事件或在谋划某一政策行为时，首先考虑的是本国利益最大化，而非韬光养晦或有所作为。换言之，中国政府不会为了刻意遵循韬光养晦或有所作为方针而实施某一政策行为。只要能使中国的国家利益最大化，该韬光养晦时就要韬光养晦，该有所作为时就要有所作为。
“20字外交方针”，特别是其中的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是中国领导人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国际环境提出的外交方针，并已被成功的外交实践证明是在当时内外条件下作出的十分英明正确的外交选择。随着中国国力和外交环境的变化，韬光养晦的必要性确实正在逐渐减弱，但其中所包含的外交理念精髓已经融为中国外交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预料，中国是否应该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是否已经放弃了韬光养晦，今后仍将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如前所述，许多中国学者已经就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如何韬光养晦以及如何有所作为，却似乎仍停留在一个理论脱离实际的境地。中国学者应当跳出现有的思维模式，将是否符合我国国家利益作为评判中国外交政策理念与实践的标准。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外交既不能放弃韬光养晦，但同时也应该有所作为，甚至应该在一些问题上奋发有为。
值得关注的是，正当国内研究界讨论中国要不要放弃韬光养晦时，国际上有些人断言中国已经放弃了韬光养晦，而且这一说法是建立在对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曲解之上。例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在任命其为国务卿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说，中国早已放弃延续了数十年的韬光养晦，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33)还有人煞有介事地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外交定位开始发生变化，从韬光养晦转变到积极地有所作为。(34)
布林肯等人的说法并不符合中国外交实践的事实。自其提出的那天起，韬光养晦就不是指无原则的退让，有所作为也不是指盲目的强硬，而是指在坚持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下，量力而行地开展外交活动。作为一个迅速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国际作用，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义务，并将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二)关于“战狼外交”
外交风格是指一个国家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及气度，体现了一个国家外交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因此，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外交风格，其不同时期的风格会随着这个国家面临的内外环境的变化和外交方针的调整而发生变化。
近几年，国际上对中国的外交风格不乏各种评头论足，其中之一就是称之为“战狼外交”(wolf warrior diplomacy)。这一标签既被用来形容中国的外交政策，也被用来描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中国外交官说话的方式。对此，中国学者应当加以正视和研究并给予回应。
首先，一个国家的外交风格是由其外交现实决定的。毋庸置疑，“战狼外交”这一概念所指的含义就是对外强硬，即使用强有力的外交词语或外交行为。与之相对应，软弱的外交词语或外交行为被称作“绵羊外交”。(35)无论是“战狼”还是“绵羊”，仅是对一个国家外交风格的比喻而已。究竟哪一种外交风格是可取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在特定条件下，“战狼外交”应该是最佳选择，而在另一种条件下，“绵羊外交”可能是难以避免的。每个国家的外交风格都是“战狼外交”或“绵羊外交”的统一体，只是使用频率和力度会随着这个国家的内外条件和外交方针的变化而有所调整。
事实上，中国外交的“战狼外交”风格是面对美国“战狼外交”施压的一种自然反应。在拜登担任奥巴马总统的副手时，中方曾向美方提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应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种关系既符合《联合国宪章》，也顺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趋势；既顾及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也可以为国际社会树立负责任大国关系的典范。然而，美方对中方的建议采取了充耳不闻的态度。如果不是特朗普政府以及现在的拜登政府对中国极限施压，中国外交不会出现所谓的“战狼外交”风格。
其次，现阶段中国外交风格得到了中国民众的认可。据《环球时报》旗下的环球舆情中心以“中国人看世界”的民意调查，71.2％的受访者认为“战狼外交”是中国应有的外交姿态。(36)美国基于维护其霸权地位的考虑，把中国视为新的挑战者，不遗余力地用“全政府”力量来遏制中国，甚至用谎言和“甩锅”等方式对中国进行“妖魔化”，其外交风格的强硬程度远远超出了“战狼外交”的程度。对此，中国当然要据理力争，为自己申辩。这也是中国民众高度支持政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战狼外交”回应美国极限施压的原因所在。
再次，中国外交风格的基调是“以和为贵”。每个国家的外交都会受到其文化传统的影响。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中的“和合”理念蕴含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以义为上的价值观。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根基之上，反映了浓厚的“和合”理念。尽管中国在美国对华外交转向“全面遏制”的条件下采用了所谓“战狼外交”风格，但中国外交风格的基调仍然是“以和为贵”。因此，以“战狼外交”形容中国的外交风格，无疑是恶意的攻击，期望借此迫使中国无条件放弃抗争，从而达到阻止中国继续快速发展的目的。
另外，判断一个国家的外交风格是否合理，也应看这一风格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当今美国外交滑向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外交对其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发挥了维护国际正义的作用。
2020年5月24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问王毅：“有人觉得中国外交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越来越强硬。中国外交是否已经放弃了韬光养晦的原则，变得更加强硬？”对此，王毅答道：凡事都应有一个是非判断，人无是非，难以立信；国无是非，难以立世。……中国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五千年优秀文明的传统之上。中国自古就是公认的礼仪之邦，中国人爱好和平、崇尚和谐，以诚待人，以信为本。我们从来不会主动欺凌别人，但同时，中国人是有原则、有骨气的。对于蓄意的中伤，我们一定会作出有力回击，坚决捍卫国家的荣誉和民族尊严。对于无端的抹黑，我们一定会摆明事实真相，坚决维护公平正义和人类良知。”(37)这一回答对西方国家以“战狼外交”说辞抹黑中国外交的做法作出了有力回应。
在2021年2月9日举行的外交部吹风会上，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秦刚表示：“同世界任何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外交的首要职责是捍卫自己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捍卫自己国家的尊严。面对针对中国的各种疯狂攻击，中国外交官当然要站出来说不，这和一味示强完全是两码事。有人无故无理骂人，还不让别人还嘴，岂有此理？!”(38)令人诧异的是，当秦刚赴美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后，法新社等国际媒体居然写道：“中国任命战狼出任驻美国大使。”(39)
综上所述，“战狼外交”在中国舆论与西方话语中有着截然不同的逻辑内涵，而后者的潜台词就是要求中国面对极限施压放弃抗争、委曲求全，对此中国当然要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三)关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作为文明大国、东方大国、社会主义大国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但是，中国的这一国家形象在国际上素有争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污蔑、攻击和诋毁的论调从未间断。因此，如何通过对外传播抵制一些国家政客和媒体对中国的诽谤和抹黑，如何使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进一步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如何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更为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已成为不容回避的当务之急。
消除外界的误读、误解和误判以及遏制“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有效方式有多种，其中最有效的就是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把真实的中国展示给世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必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一句话，就是要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增强国际话语权包含两层内涵：一是积极争取在国际舞台“发声”的权利，即要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清晰地表达中国的立场；二是努力提高在国际舞台发声的影响力，增强自身软实力。(40)前者在中国回归国际舞台阶段尤显重要，后者则在中国走向国际舞台中央的阶段弥足珍贵。
每个国家都可以在国际舞台发声，但成效不尽相同。有些声音既能感化人的观念，也能影响人的行为；而有些声音不仅难以为国际社会所理解，而且还会引发负面效应。由此可见，中国要增强国际话语权，不仅要积极争取在国际舞台发声的每一个机会和权利，而且还要努力提高对外发声的效果；既要积极发声，又要设法让人听懂、认可。为了清晰地区分和表达国际话语权的两层含义，可以把对外发言权称为“国际话语权”，把对外发声的影响力称为“国际话语力”。
为了进一步增强国际话语力，中国宜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努力：
1.致力于缩小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与国际主流话语体系之间的差异性
话语体系是一定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和文化传统的综合表达，受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实力所支撑的影响力制约，是反映民族传统、时代精神的思想理论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41)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因而其话语体系也有差异。然而，如同国际秩序的原理一样，国际社会上存在着许多强势话语体系，它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在强权政治的影响下，西方话语体系长期居于主流地位，在内容上对外传播西方价值理念，在形式上形成了以英语为核心语言、以各大通讯社为主要传播渠道的国际舆论生态体系。作为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文明古国和新型大国，中国在对外传播领域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要在主流话语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并不断扩大中国声音的影响力。为此，我们在对外传播中应当努力增强运用国际主流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一方面，我们应该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理直气壮地对外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使用国际社会更容易接受的话语，使中国声音被更多人接受。如果我们完全用中国特色的话语在国际上讲故事，效果可能事倍功半。
2.恪守实事求是、公正客观原则
中国在发展道路上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面临很多问题。因此，中国在对外传播中既要理直气壮地讲成绩，也要实事求是地谈问题，这样的对外传播方式比只谈成就或问题会更有效果。
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推动政治发展、追求经济增长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发生了一些问题。在对外传播中不避讳谈这些困难和问题，不仅不会给自己脸上抹黑，反而会向国际社会传递我们面对现实、解决问题的决心和自信。毋庸置疑，只有真实的声音，才能使外界信服，才能使我们的宣传不被视为“propaganda”。(42)
3.在国际社会发出更有力声音
虽然声音的大小与话语力的强弱并非等量关系，但为了强化中国的话语力，我们应当通过以下手段，发出更有分量的声音：(1)尽快建好一批中国自己的国际媒体，不仅有数量，而且得有质量，能够有效传递中国声音；(43)(2)鼓励我国各领域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学者用外语在境外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上持续发声，同时要注重培育新生力量特别是外语、国际政治学等专业人才；(3)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将更多的中国媒体做成多语言版的应用软件(app)。
综上所述，为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我们既要进一步增强国际话语权，也要重视增强国际话语力。只有将国际话语权建立在强有力的国际话语力的基础上，才能使其相得益彰，事半功倍。
四、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任重道远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外交正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世界格局、什么样的国际关系以及什么样的外交，都是中国学者应该回答的问题。因此，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迎来了学术繁荣以及为中国崛起提供外交理论支撑的新机遇期。
1977年，美国学者斯坦利·霍夫曼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国际关系是美国的社会科学。他说，正是美国才使得国际关系成为一门学问。(44)2011年，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在一篇文章中问道：“那么多年过去了，国际关系这一门学科依然是属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吗？”(45)
需要指出的是，霍夫曼的文章的题目仅仅说到了“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即学术界常说的IR，而没有说到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学科，而沃尔特的文章的题目则写的是“国际关系学科”(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其实，霍夫曼所说的也是国际关系理论。
沃尔特认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被美国学者所垄断，其原因与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息息相关。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等人是在外国出生的，但在美国接受了教育。沃尔特断言，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以外，世界级的外交政策学者寥寥无几。这并不是说其他地方没有聪明的人在撰写关于国际事务的文章，但没有人能写出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或奈的“软实力”那样的著述。他写道：“我并不是说盎格鲁—撒克逊以外的地方没有好的国际关系学者。我是说，在全球事务领域，那里没有大的思想，即没有那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好观点。”他说：“可能我遗漏了一些人。因此我希望读者能提名：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以外，谁是国际事务领域中的最重要的学者？”(46)
20世纪80年代以来，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开始与国际主流学界接轨，进入了全新的快速发展时期。1987年8月9日至13日，在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名誉总干事宦乡的倡导下，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等单位在当时的上海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了“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宦乡在会上提出，应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47)一些与会者就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以下建议：(1)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一个政治上极为敏感的学科领域，应进一步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允许不同观点并存，支持不同学术流派的争鸣，只有在激烈的思想交锋中才能产生科学的现代理论；(2)应在财力、物力等方面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予以支持，纳入国家的科研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研究工作；(3)密切学术研究与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理论研究应进入决策领域，决策部门应重视理论研究。(48)
在此时期，北京大学教授梁守德也在一些场合呼吁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他认为，中国外交实践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构提供了理念来源。他希望高校加强国际关系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早日建成完善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以在国际上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49)
在过去30余年间，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界一直在讨论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要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能否和如何构建这样的理论？时至今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界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怎样的回应呢？通过检索中文文献可以发现，正方的观点较多。
王存刚认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没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确令人遗憾甚至是尴尬。他建议，要彻底改变自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相对不利地位，有效维护和进一步扩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以及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就必须有一整套成体系的、具备“独立自主”品格的国际关系理论，具体体现为有自己的核心问题、独特的概念体系、研究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系统判断。(50)
张森林认为，建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张是积极的，是我国和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特色，是它所表现出来的中国色彩、风格，是其带有的中华民族的征象或标志，包括基于中华民族历史传统、文化底蕴的语言风格、思维方式，也包括基于中华民族现实和长远利益的特殊视角、特殊认识和基本观点。(51)
对此，林民旺则认为，是否需要建设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取决于我们追求的理论类型是什么。如果我们坚持建设科学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那么科学理论具有的普遍性就导致没有必要称呼它是“中国特色”，因而“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我们要建设的是人文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那么它的“中国特色”就使其丧失了普遍性，只能是中国学者的自娱自乐。可以看出，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是科学理论还是人文理论，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换言之，“理论普世性”命题得以成立的哲学基础是科学主义，而“理论国别性(特殊性)”命题得以成立的哲学支撑则主要是人文主义。(52)
阎学通认为，从中国国际关系发展来看，个人的、小单位的或一批人的研究路径，是完全有可能形成的，但不可能形成全国一致的理论学派。中国各种思想很多，而且有些是相互对立的，因此没有一种学派能代表中国。(53)
毋庸置疑，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学者在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中孜孜不倦，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例如，秦亚青的过程建构主义、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唐世平的国际政治社会进化论、王逸舟的创造性介入学说、赵汀阳的天下主义、金应忠和任晓的共生理论、郭树勇的文化国际主义论、储昭根的竞合主义等等，都已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面向未来，中国学者当然应该继续努力，在学术高峰上不断攀登。中国学者应铭记，中国外交所需要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既不应是西方学者提出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翻版”，也不应该是阳春白雪般的、空洞的、对中国外交毫无参考价值和支撑作用的“文字游戏”。而且，中国学者在创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中取得的显而易见的成就，似乎并不为国外学者熟知。这一窘境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一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不善于对外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二是如前所述的多种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有待进一步完善；三是国外学者未必愿意虚心地了解中国学者的学术成就。
应该指出的是，外交理念与国际关系理论不同，一般来说主要有以下两个显著的不同之处：一是来源和出处不同。国际关系理论常常出自学者之笔，而外交理念则常常是由一国政府的领导人在某一讲话或文章中提出。二是与现实的联系程度不同。外交理念完全不能凭空想象，而国际关系理论则常常是学者的想象。就此而言，中国外交理念的重要意义不亚于国际关系理论，因为外交理念与外交现实的关系更为密切，更能指导中国的外交工作。(54)可以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成果日益受到外界的重视，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日益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后冷战时代，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今天的世界，崇尚实力、零和博弈等理论主张越来越不符合时代前进的方向。而习近平外交思想为破解当前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引领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变革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实现了历史使命与时代潮流的高度统一、民族精神与国际主义的高度统一、中国气派与世界情怀的高度统一，展现出鲜明的理论创新品格。(55)习近平外交思想有着科学性、时代性、先进性、实践性的特点。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根本指导，在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创新理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创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尽管任重而道远，但是我们要有自信，更要有创造性的行动。
五、结语
中国外交为国家担当，为人民负重，对世界尽责。在新的征程上，中国正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中国学者必须更加深入地研究国际秩序、中美关系、自身外交定位和外交风格以及国际话语权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不赞同美国标榜和试图主导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是倡导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以多边主义为基础、以《联合国宪章》为准绳、以合作共赢为宗旨、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国际秩序。
面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既在战略战术上遏制中国，也在国际舆论上妖魔化中国。“战狼外交”就是为诋毁中国外交风格而杜撰的伪命题，是“中国威胁论”的又一翻版，其险恶用心无非是要求中国对美国的极限施压放弃抗争。对于国际上反华势力不择手段的打压遏制，中国外交不能忍气吞声或委曲求全，必须要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
除西方刻意追求的妖魔化以外，国际上对中国的误读、误解和误判也时有发生。因此，中国有必要积极发声，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毫无疑问，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要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国际话语权，也要注重增强国际话语力。
中国外交所需要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不应该是西方学者提出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翻版”，而应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立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创新。中国学者应珍视时代给予的新机遇，奋发努力，争取拿出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把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注释：
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6页。
②Henry Kissinger,World Order,Penguin Books,2014.
③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19:"The Great Puzzle:Who Will Pick Up the Pieces?"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en/publications/munich-security-report-2019/[2021-10-10].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39页。
⑤《王毅在第53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全文)》，新华网，2017年2月19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2/19/c_1120489830.htm[2021-10-10]。
⑥《杨洁篪出席第55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新华网，2019年2月17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2/17/c_1124124347.htm[2021-10-10]。
⑦《王毅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外交部网站，2021年7月26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_673089/zyhd_673091/t1895177.shtml[2021-10-10]。
⑧Yusof Ishak Institute,"China as a Selective Revisionist Power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ISEAS Perspective,No.21,2019.https://www.iseas.edu.sg/images/pdf/ISEAS_Perspective_2019_21.pdf[2021-10-21].
⑨Stephen M.Walt,"China Wants a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Too."The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Harvard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March 31,2021.https://www.belfercenter.org/about[2021-10-10].
⑩《基辛格：中美须就新的国际秩序达成共识》，观察者网，2021年3月27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1_03_27_585480.shtml[2021-10-15]。
(11)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第46页。
(12)参见《习近平会见“元老会”代表团》，中国政府网，2019年4月1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04/01/content_5378843.htm[2021-10-15]。
(13)参见李文：《中国和平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世界意义》，《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5期，第13页。
(14)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全文)》，外交部网站，2011年9月6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855789.shtml[2021-10-22]。
(15)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77页。
(16)《温家宝与欧盟领导人共同会见记者时的讲话》，《光明日报》2009年5月21日。
(17)《习近平出席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开幕式并致辞》，《人民日报》2014年7月10日。
(18)参见《中方表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和努力方向》，中国新闻网，2013年6月9日，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3/06-09/4917512.shtml[2021-10-22]。
(19)"Kissinger warns of 'colossal' dangers in US-China tensions",AFP,4/30/2021.https://www.msn.com/en-us/news/world/kissinger-warns-of-colossal-dangers-in-us-china-tensions/ar-BB1gezbS[2021-10-12].
(20)《新加坡总理：中美若发生军事冲突“一切都完了”》，环球时报新媒体，2021年5月22日，https://3w.huanqiu.com/a/9eda3d/43DtnO1ofYN?agt=11[2021-10-12]。
(21)参见《王毅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外交部网站，2021年7月26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_673089/xghd_673097/t1895177.shtml[2021-10-12]。
(22)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提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怎样收拾，谁也没有个好主张。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1、363页。1995年12月12日，钱其琛在外交部邓小平外交思想研讨会开幕式的讲话中，将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概括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20字战略方针。参见钱其琛：《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外交工作》，载《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编写组：《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代前言，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7页。
(23)参见李开盛：《反对再用“韬光养晦”指导对外政策》，《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3月7日。
(24)任卫东：《韬光养晦战略可以适当调整了》，《人民论坛》2012年9月(下)。
(25)习近平：《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96页。
(26)转引自李颖：《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国际先驱导报》2014年1月14日。
(27)转引自《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中国崛起势不可挡》，经济网—中国经济周刊，2013年11月11日，http://www.ceweekly.cn/2013/1111/68562.shtml[2021-10-10]。
(28)张之权：《坚持毛泽东思想，放弃韬光养晦方针——谨以此文纪念毛主席诞辰126周年》，乌有之乡，2019年12月23日，http://www.wyzxwk.com/Article/guofang/2019/12/411748.html[2021-10-10]。
(29)参见李海龙：《“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新挑战与新发展》，《领导科学》2014年10月(下)。
(30)参见高望：《中国外交不再“韬光养晦”了吗？》，新华网，2013年12月27日，http://xinhuanet.com/world/2013-12/27/c_125921834.htm[2021-10-08]。
(31)阮宗泽：《中国还能韬光养晦吗》，《环球时报》2018年5月11日，
(32)参见《外长王毅谈韬光养晦：永不称霸永不扩张》，大公网，2017年10月19日，http://news.takungpao.com/mainland/focus/2017-10/3505027.html?from=groupmessage[2021-10-15]。
(33)David Brunnstrom,Humeyra Pamuk,"U.S.secretary of state nominee Blinken sees strong foundation for bipartisan China policy",January 20,2021.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biden-state-china-idUSKBN29O2GB[2021-10-08].
(34)Rush Doshi,"Hu's to blame for China's foreign assertiveness?",Brookings,January 22,2019.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hus-to-blame-for-chinas-foreign-assertiveness/[2021-10-08].
(35)在李肇星任中国外交部长期间，甚至有人给外交部发言人寄钙片，意思是发言人在有些问题上表态太“软”。参见《外交部发言人趣事：曾被寄钙片暗示表态太软》，人民网，2013年12月16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216/c1001-23846680.html[2021-10-08]。
(36)参见《环球舆情中心发布“中国人看世界”年度调查：七成受访者认可中国“战狼外交”》，《环球时报》2020年12月30日。
(37)《新华网2020全国两会现场直播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新华网，2020年5月2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lh/zb/gov/wzjzh/wzsl.htm[2021-10-08]。
(38)《外交部副部长：有的国家毫无底线抹黑中国，就是“恶狼”》，中国网，2021年2月10日，http://www.china.com.cn/opinion2020/2021-02/10/content_77208195.shtml[2021-10-15]。
(39)"China names 'Wolf Warrior' diplomat as new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AFP,29/07/2021.https://www.france24.com/en/live-news/20210729-china-names-wolf-warrior-diplomat-as-new-ambassador-in-wash-ington[2021-10-08].
(4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启正说，在一次全国政协新闻发布会上，针对中国媒体常用的“话语权”一词，“美国之音”记者问，中国追求的话语权是权力(power of discourse)还是说话的权利(right of speech)，他说：“由使用的场合和语境分析，我们当时媒体上多数认为话语权首先指的是发言权，其次才是权力或影响力。但是，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对外传播领域内提到的‘话语权’，更多的是指话语权力，即话语的影响力，属于软力量的范畴。”参见赵启正：《跨文化传播中的话语力问题》，《甘肃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41)参见王莉：《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维度》，《光明日报》2017年9月25日，第11版。
(42)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释义，“propaganda”是一种信息的传播，被传播的既有事实和观点，也有谎言和谣言。但在汉语中，“宣传”是一个中性词。因此，“宣传”不能被译为“propaganda”。关于“propaganda”的释义，参见：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propaganda[2021-10-08]。
(43)众所周知，美国得益于英语的优势，拥有多份在国际上有很大市场的报纸，而中国只有《中国日报》(China Daily)。
(44)Stanley Hoffmann,"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Daedalus,Vol.106,No.3,1977.
(45)Stephen Walt,"Is IR still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Foreign Policy,June 6,2011.
(46)同上。
(47)金应忠认为，1987年8月9日应该被视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诞生日”，因为从这一天起，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的变化发展不仅受到国人重视，而且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参见金应忠：《沐浴在改革开放春风里的国际问题研究——20世纪80年代上海学者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和外交所作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网，2021年6月29日，http://www.cssn.cn/gjgxxx/gj_bwsf/202106/t20210629_5343511.shtml[2021-10-12]。事实上，宦乡早在1985年就对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问题进行了思考，参见《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中译本序言，《宦乡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02页。
(48)参见赵玉梁、赵晓春、楚树龙：《关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纪要》，《现代国际关系》1987年第4期。
(49)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召开了一次中美国际关系学者会议。会上有两种明显不同意见：一种赞成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一种持否定态度。来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斯卡拉皮诺等学者，认为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普遍性，不认同建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必要性，认为那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需要。但梁守德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特色，不能理解为意识形态的概念，而是一个哲学概念。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个性与共性的关系理论，解释了国际关系理论也存在普遍性与特色性的关系。西方特色、中国特色都属于个性层面，共性不能代替个性。参见张君荣：《梁守德：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5日。
(50)参见王存刚：《为什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年第5期。
(51)参见张森林、吴绍禹：《关于建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几点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5年第4期。
(52)参见林民旺：《寻求普遍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一项不可能的使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5期。
(53)参见阎学通：《创建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及其效果》，《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3期。
(54)参见江时学：《外交理念的重要意义不亚于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8月3日。
(55)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第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