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舆论博弈表现出事件信息的全方位呈现、价值体系的整体性松动、国际网络的“国家化”回归、网络信息的“圈层化”传播以及舆论博弈的“中国场”聚焦的时代特征，当前国际舆论博弈现状的形成及特征呈现，从根源上，是由美国垄断国际平台话语权的现实催生的。中国未来在国际舆论博弈领域可以从建立和强化“博弈思维”，推进国际舆论场“根据地”建设，运用综合手段对“圈层人群”实现有效覆盖等方面展开探索。
【关键词】国际话语权 国际舆论博弈 网络社交平台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在国际社会，重大事件的发生，往往会对现有国际秩序、治理机制、价值体系等造成具有冲击力的影响。当前，移动互联网对重大事件相关信息的全方位呈现，以及多元认知信息投放对重大事件的系统介入，刷新了国际社会对现代冲突的理解，重塑了世界各国对意识形态舆论博弈在现代冲突中的重要性及影响力的认知。相似的情形在1991年美国通过电视媒介对“海湾战争”进行“全天候”全球转播时也出现过，“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人民获得了比以往任何一场战争更好、更广、更细致的信息披露”，美军在顺应新形势进行战争模式调整的同时，通过对信息流动的有效控制，既满足了舆论的信息需求，又确保了舆论引导方向，最终赢得了公众支持。这种变化正是美军对在越南战争中因忽视电视媒体的兴起及传媒特征而被动吃亏后的反思和应对，是其公共舆论应对机制不断完善后的成果。当然，“海湾战争”期间出现的情况及带来的影响与近些年发生的冲突情况虽有相似，但也有明显不同：“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电视媒介确实做到了与“沙漠风暴”等军事行动几乎完全同步的直播，可它终究是服务于美军战争叙事的需要，从“强者视角”进行呈现，本身并不会对战争的进程产生太大影响。
2022年发生的俄乌冲突情况则不然，西方把控下的国际舆论场有意识地从“弱者视角”展开叙事，争取国际舆论对西方支持一方给予更多同情，进而壮大各国国内“反战”声势，影响政治决策。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强烈感受到，基于移动互联网媒介的意识形态舆论塑造原来可以对现代冲突的演进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近些年，每逢重大事件，中国民众最强烈的感触就是中国舆论场越来越具有国际意义。为了更好呈现新形势，评估新变化，提出新思考，为中国应对未来可能面对的情况提供参鉴，本文从近些年国际舆论博弈呈现出的时代特征、国际舆论博弈现状形成的时代原因以及新时代国际舆论博弈带给中国的启示及思考三方面展开论述。
国际舆论博弈呈现出的时代特征
事件信息的全方位呈现。在近些年重大事件的国际舆论博弈中，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便是以移动互联网为支撑的全方位信息呈现。移动互联网时代让信息传播不再有“时差”，不再受制于“传统传播核心”，多元主体成为媒介的构成，公众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获得海量信息。这些信息中既有传统媒体镜头前的冲突呈现，也有平民视野中的冲突残景，还有卫星、无人机视界下的冲突景象，与此同时，单一信息来源情况被彻底改变，包括个体、机构、组织、媒体及政府在内的多元信息主体基于自身立场和意图，都在积极地向国际舆论场投放着带有舆论引导性的内容。无论是冲突双方的，还是相对中立方的一线及相关信息，都通过移动互联网以短视频、直播等形式，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第一时间被源源不断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影响着全球舆论和社会情绪。
价值体系的整体性松动。近些年重大事件发生后，西方国家的系列操弄带给现有国际价值体系的冲击是不可否认的，一度被国际舆论广泛推崇的“新闻、言论自由”“科学、艺术、体育无国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及“永久中立国家”等具有现代社会文明符号性质的价值认知内容，在政治立场和利益的裹挟下，一个一个的被挑战。虽然在此之前也出现过类似于在叙利亚战争、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事件中，西方社交媒体封杀叙利亚官方及中国大陆相关账号，限制言论自由的行为，但像俄乌冲突期间这样对国际价值体系形成整体冲击的情况则是第一次出现，这无疑预示着西方主导下的旧有国际价值体系的松动，也意味着国际社会需要构建新的价值体系来支撑未来的交流和发展。
国际网络的“国家化”回归。在国际舆论长期的塑造下，“网络无国界”甚至一度成为普遍共识，尤其是伴随着信息、技术、资金和人才的常态化流动，更是让互联网及参与企业天然同国际化紧密相连。但近些年互联网企业配合美国情报部门监控数据，Twitter、Facebook等主要国际社交媒体平台积极配合美国政府对利益冲突方进行打压限制，以及特朗普政府时期以“国籍”和“国家安全”为名肆意挥动制裁大棒打击中国企业Tiktok、Wechat等系列情况时有发生。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包括谷歌、Facebook、微软、苹果、万事达等在内的几乎所有与互联网相关的西方国际化服务企业因为价值立场，加入对利益冲突国的制裁，限制其网络服务，这就用实际行动宣告了之前一些舆论粉饰出的“网络无国界”假象的彻底幻灭，国际互联网“国家化”的本质清晰回归。
网络信息的“圈层化”传播。如果说重大事件发生后，通过封杀利益冲突方的平台账号和限制传播渠道是显性的传播干预行为，那么“算法影响”则是隐性的传播干预行为。前者是以网络平台掌控范围为圈层进行的划分，平台具有绝对的信息引导权。近些年在重大事件发生后，境外主流社交平台集体压制甚至封锁来自美西方不认可的利益冲突方的声音，使得境外舆论呈现“一边倒”的利西方立场的声音。以俄乌冲突为例，在社交媒体的舆论上似乎总是听到来自一方的声音，却对北约东扩对另一方造成的威胁相对弱化①。后者则是以算法推荐为基础划分的圈层，平台通过数据分析用户喜好和习惯后精准推送信息，“进而构成一套‘个体日报’式的信息系统，排斥或忽视其他观点和内容”②。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一个名为NewsGuard的商业调研团队发现，只需要在TikTok的推荐内容中表现出对“战争相关信息”比较感兴趣，“即便是一个新注册的账号也会很快被推送夹杂着真相与谣言的大量与当前冲突相关的内容”。如果对前者和后者再进行结合，也就是在平台只提供一方声音的情况下，配合上算法，那么相关领域的受众将只能获取完全“圈层化”的信息。
舆论博弈的“中国场”聚焦。中国舆论场越来越具有国际意义是近些年重大事件发生后，中国民众最鲜活的一个感受，无论是事件的直接冲突方，还是间接介入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伊朗等官方及民间力量，都积极在中国舆论场发声，并经常直接驳斥冲突方的观点，三个核心原因催生了这个转变。第一，相对包容的舆论空间。中国政府在重大事件中往往坚持相对客观中立的立场，使得各方声音在中国舆论平台上都能够被无干预的发布出来，这与境外平台严控利益冲突方的声音，“拉偏架式”的信息发布做法有着明显的不同，这自然会吸引那些被打压封禁的声音转向中国舆论场。第二，持续上升的影响力。妥善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及中国的抗疫成果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持续上升的国家实力、国际地位及影响力，这使得各方力量都愈加在意中国舆论场。第三，自成体系的网络生态。各类需求在中国的网络生态中很容易找到与国际平台对标的选项，方便各方适应和上手。这些因素促成了国际舆论博弈越来越往“中国舆论场”聚焦的变化。
国际舆论博弈现状形成的历史成因
当前国际舆论博弈现状的形成及特征呈现，从根源上，是由美国垄断国际平台话语权的现实催生的。在极力塑造法律保护言论自由形象的西方社会，美国官方是如何做到对平台和话语权的掌控呢？从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可以对成因窥得一二。
国际传媒，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它们的存在都类似于古典时期的市政广场，也就是“政治”舆论场，只要人们在这里振臂一呼，只要能够吸引流量，就能在现实中发挥政治影响。因此，这些平台和渠道天然吸引着美国情报机构的注意，它们从诞生起就和情报机构有千丝万缕的关系。1947年，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国家安全法案》，美国中央情报局(以下简称中情局)诞生。从此以后，以中情局为首的美国情报部门开始了对美国媒体系统的操控，让信息扩散变得可控，为美国的国家战略意志服务。常规操控方式有三种：
通过人脉影响、乃至控制媒体。“水门事件”调查者之一，前《华盛顿邮报》记者卡尔·伯恩斯坦，在1977年美国《滚石》杂志发表的封面文章《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媒体》中详细披露了美国中情局与媒体的系列故事。文章中提到，1953年，约翰·杜勒斯成为美国国务卿，他的弟弟阿兰·杜勒斯同年担任美国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兄弟俩在媒体界人脉很广，经常跟《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哥伦比亚广播电台的总监和编辑们谈笑风生。因此，这些媒体乐于为美国中情局提供帮助，或协助记者们成为美国中情局的线人，或给美国中情局特工提供身份掩护。经典案例就是1953年当伊朗“民选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在美国中情局操纵的政变中被迫下台，而代表专制的伊朗巴勒维国王在美国支持下上台后，一直号称秉持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华盛顿邮报》竟然发表社论称这件事情是“值得高兴的”。这正是阿兰·杜勒斯局长的公关起了作用。
直接吸纳媒体人员进入情报机构任职。这类操作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拿工资，相当于“正式”员工；一种是记者不拿工资，但是享受其他待遇，算做美国中情局的“人员”。弗兰克·斯内普，曾经是美国中情局驻越南特工，他在著作《得体的间距》一书中就介绍了美国中情局吸收不少媒体人作为正式员工，比如专栏作者约瑟夫·阿勒斯普和《新闻周刊》的阿诺德·波奇格里夫。这些记者愿意为美国中情局发布正面报道，发布假新闻，助力情报部门混淆视听，蒙混过关。通过吸纳媒体人，美国中情局相当于在媒体中布局，从内部掌握媒体。
以“放料”为诱饵掌控媒体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媒体竞争激烈，记者们为了争夺“独家报道”，同时体现所谓“新闻素养”，十分依赖政府发布的消息。这种信息发布有时是公开的，但往往有很多“内幕”或者“情报”只能靠官方提供，这就使得很多媒体人选择主动与政府机构建立某种灰色关系，这样就可以得到所谓“内部人士”“消息人士”的“爆料”。而政府机构通过有控制的“放料”，既可操控舆论又可借此控制记者。此外，还有很多未公开的手段被使用，最终目的也是希望更好掌控媒体人。
除了以这类相对被动的手段对媒体及从业人员进行掌控外，更加具有前瞻性及掌控力的模式在1998年被“创建”了出来，即“In-Q-Tel”模式。根据In-Q-Tel公司官网公布的信息，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中情局意识到必须保持技术优势，需要依靠外来力量的支持。于是，在1998年夏天，在充分汇集了硅谷科技公司企业家、风险投资家、国会议员、法律专家等企业界、学界和政界人士的意见后，美国中情局便开启了一项前无古人的尝试：创办一家属于自己的风投公司，即In-Q-Tel公司，进而以其为抓手，通过投资高科技企业来掌握它们的技术，获取它们的数据，并为美国政府所用。
1999年9月，In-Q-Tel公司在美国中情局的孵化下正式成立，该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投资其他的高科技企业，以确保这些企业的技术为美国中情局所用，维持美国中情局“在信息技术前沿的地位”。同时，公司保持私人企业的身份，至少表面上使美国中情局这个国家机构和被投资的高科技企业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私人企业“灵活，能够迅速对美国中情局的需求和商业需要做出反应”。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一个投资用的资金池，在成立的第一年，官方便拨款2800万美元，此后，公司每年从美国中情局获得资金约3700万美元。
在投资方式上，In-Q-Tel公司采用了最易令人接受的方式，即对于接受其投资的科技企业，In-Q-Tel公司不要求产生利润，只要求在规定期限内提供技术或者应用产品即可。除了投资外，通过“旋转门”模式，大量美国中情局的高级特工被输送到In-Q-Tel公司和该公司投资的企业担任高管，这是强化对技术及数据控制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在美国中情局的统一领导下，这些高级特工们不仅带来资金，还利用在商界的关系，打通政府和商界，完成产学研一体化。
不仅如此，对于In-Q-Tel公司，很多运作都非常灵活。依照美国法律，企业接受政府项目本来是需要走正式的采购流程，但是In-Q-Tel公司却不用，它被允许“在联邦政府采购规则之外与企业签署协议”。美国中情局之所以这么重视In-Q-Tel公司，是因为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络成为重要的“开源情报渠道”，美国中情局只需要掌握足够的平台渠道和技术手段，从网络上公开获取收集情报，再配合掌控的平台渠道对情报转化的消息进行运用，全球舆论便可轻松掌控。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中情局在档案中列出的In-Q-Tel公司感兴趣的投资领域分别是数据储存和挖掘、知识管理、分析搜索代理、地理信息系统、图像分析和行为确认、统计数据分析工具、翻译、目标信息系统、可移动式计算以及安全计算。因为这个布局，截至今日，全球民众所熟悉的Twitter、Facebook、YouTube、Instagram等几乎所有主要的传播及数据相关平台，都是In-Q-Tel公司的投资对象，在高管中，也存在着不少“旋转门”出来的人员。
当然，不仅仅有In-Q-Tel公司，对于具体目标国家，美国中情局还会常态通过In-Q-Tel公司或类似的基金，借力大量的NGO或者其他投资公司，对于重点关注的平台渠道进行投资掌控，对于关键人进行诱惑吸纳，再通过举办大量的国际媒体人培训班、建立以美式价值为主导的国际媒体领域奖项或排名、以包括顶级学术期刊发表在内的高端学术资源为引导，高效俘获和培养媒体及相关领域的潜在从业者、理论研究者等。正是因为有这样立体化、系统化的超前部署，美国完成了对国际舆论博弈战场的前沿布局，也促成了今日美国占据绝对优势的国际舆论博弈现状的形成。
新时代国际舆论博弈带给中国的启示及思考
在意识形态国际博弈领域，中国所面对的环境是复杂的，对手是强大的。除了有历史积淀的延续外，竞争对手以“军事作战为参照标准”的高度重视，无疑是核心原因之一。
“博弈思维”引领下的网络部署。早在2011年7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网络空间行动战略》中，就明确认定网络空间属于“军事行动领域”，与陆、海、空、天等传统作战领域具有同等地位，并要求国防部组织、训练力量并进行装备，以便“充分利用网络空间的潜在优势”。这是继美国在2002年成立专业网络工作力量后，美国进一步强化对网络空间军事战略布局的举措。正因为延续了对意识形态国际舆论博弈工作的重视，持续推进及提升美国在网络空间的前沿部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力量才能在当下的全球网络舆论场获得如此强势的掌控能力。
国际平台“不可控”的现实局面。在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国际舆论博弈平台上，西方的利益冲突方被系统性“禁言”的情况时有发生，尤其在与西方势力发生重大冲突，当美国下定决心要斩断利益冲突方的发声渠道时，这类国际平台就会毫不犹豫地按照美国的指令行动。国际平台“不可控”是中国在继续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过程中，必须认真面对的客观现实。
境内场域“胶着化”的斗争常态。中国舆论场越来越具有国际意义的现实，决定了不仅是在他国有事的时候，利益各方会积极介入中国境内场域展开舆论博弈，在和平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舆论主体也会常态地活跃在中国舆论场，除了常规的正面宣传外，这种博弈往往会围绕境内外的热点展开，一方面，这是持续煽动中国社会消极情绪，累积负面势能的必要操作；另一方面，这也是境外力量在中国舆论场进行“队伍和力量建设”的常态演练。中国舆论场“胶着化”的舆论斗争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常态化局面。
基于这些启示，中国未来在国际舆论博弈领域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展开探索：
第一，建立和强化舆论领域的“博弈思维”。在现有宣传架构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强化“博弈思维”，进而引导“意识形态国际舆论博弈能力”建设机制的创建，逐渐形成我国对最广泛的前沿技术及数据的引领掌控力，形成对境内外目标区域施加灵活舆论干预的行动能力。在“博弈思维”引导下，推动符合新时代综合国力及能力发展要求的制度建设。在境内，围绕常态化的舆论博弈行动，建立起有效的预警、预案、应对模式，积累经验、锤炼队伍、完善机制。在境外，直面困境，久久为功，探索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新模式、新路径、新方法。
第二，推进国际舆论场“根据地”建设。国际舆论博弈平台“不可控”的现实凸显了建设自己拥有掌控权的媒介平台的重要性。当前国内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境外平台拓展的问题上，仍然面临一些问题。这是真相，也是假象。真相是因为想要在西方掌控下的平台上全面提升影响力，不被针对是很难的。尤其是在重大事件中，境外平台对于利益冲突方涉政类信息会进行严格管控。但这也是假象，因为西方掌控的以主流社交媒体为代表的舆论平台虽然影响力大、覆盖面广，但总的受众量相较于全球人口来说，其实仍然是有限的，例如，第三方专业数据平台datareportal公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4月，Facebook在全球范围内有19.60亿人日活跃用户和29.36亿人月活跃用户，其中用户量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印度、美国和印度尼西亚，数量分别约为3.398亿人、1.801亿人和1.309亿人。③2022年7月11日，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报告显示，世界人口预计将于今年11月15日突破80亿。以此为参考，Facebook用户量排名前三的国家人口总量分别约为13.9亿人、3.33亿人（截至2021年8月15日）和2.71亿人（2020年12月）。如果不计算Facebook平台的机器账号，全球至少还有40多亿人没有被Facebook覆盖。即便在用户量最大的国家，仍有数量庞大的人口没有被覆盖。其他网络社交平台的情况大同小异，且用户存在较大重叠的情况，这都意味着新平台的用户拓展依旧存在着巨大空间。这都是未来中国可以去争取覆盖的人群。一方面，我们可以期待有更多新科技、新趋势支撑下的TikTok的出现，对现有国际主流社交平台使用群体形成争夺式覆盖；另一方面，探索以区域化、网格化的覆盖，以线上线下综合平台的联动，以新老媒介手段的融合等形式，对西方主流平台受众以外群体进行覆盖，推进国际舆论场“根据地”建设，这更是未来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重中之重的任务。
第三，运用综合手段对“圈层人群”实现有效覆盖。在国际舆论场推进“根据地”建设，就是要实现对各类主流平台覆盖外的“圈层人群”进行有效覆盖，可以是数据算法推送下的人群，也可以是传统媒介连接上的人群；可以是行政区域划分出的人群，还可以是宗教种族凝聚起的人群；可以是兴趣导向聚合成的人群，也可以是语言文化融合后的人群。这就要求，在全面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过程中，应当充分结合世界各地不同目标区域的现实特点，结合当地的信息获取习惯及条件，要么推动与目标区域已有平台联动模式的建设，从内容输出上进行探索；要么挖掘本土力量推进区域平台的建设，从平台构建上进行探索。最终目的就是结合目标区域实地情况，运用一切手段实现对“圈层人群”的有效覆盖，逐渐推进中国国际传播矩阵在全球“以点到线，从线到面”全覆盖模式及联动机制的形成。
简而言之，若想要把握机遇，实现突围，构建新时代属于自身的国际秩序掌控机制和能力，就需要具有全球视野、战略眼光，以“博弈思维”为导向，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中来，构建起既能抵御竞争对手，甚至“敌人”对我实施打击的防御机制和能力，又能确保构建“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的全球博弈机制和能力。
【注：本文系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一带一路’理念传播视角下的新媒体时代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项目编号：21AGJ00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李静：《社交媒体、算法与流量凝视之下的俄乌冲突》，《中国新闻周刊》 ，2022年3月11日。
②[美]凯斯·桑斯坦著、毕竞悦译：《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9页。
③https://datareportal.com/essential-facebook-stats
雷希颖，全国青联常委，海外界别副秘书长，中国传媒大学港澳台与世界事务研究中心研究员，高级经济师
来源：《人民论坛》，2022年7月下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