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发达国家掀起的逆全球化浪潮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持续蔓延，席卷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对全球技术权力格局和信息传播秩序产生了结构性影响。随着国际抗疫工作的不断推进，全球权力分配向东转移随之加速，处在全球传播秩序制高点的西方世界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傲慢论”“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等论调，令国际舆论场中充斥着刻板偏见、极化言论和虚假信息，歪曲和遮蔽了中国在推动全球抗疫和世界和平过程中的突出贡献和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对全球政治格局、舆论环境和传播秩序的准确研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问题，指出要在国际社会中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以期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真实了解。延续这一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着重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由此可见，建构与综合国力相契合的国际话语权来有效应对西方世界的话语霸权，业已被确认为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时代课题。
打破我国长期迟滞于综合国力的话语权弱势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信息的力量日益凸显，时至今日整个世界更是被信息传播所包裹。在国际舆论场这个特定的权力场域中，获取表达自身立场或关切的资格和能力成为各国的普遍追求。国际话语权指的是一种国际权力关系，通常以综合国力作为基础，反映了一个国际行为主体在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正因如此，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国际传播实践工作，力图通过主动发声来消除国际社会的误解误判，赢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然而，我国在国际舆论场中仍长期处于一个被描述、被压制的弱势地位，其根源在于我国尚未建构起与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由此可见，国际话语权的内涵不能仅局限于在国际信息流动中表达的权力和能力，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这种表达使目标信服和接受自己的观点并产生实质影响。
话语的建构和聚合是一个系统性、历史性和连续性的过程，中国所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正是这一过程的结果。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伴随着西方世界在“丛林法则”下开展的早期殖民扩张活动，“西强东弱”的全球传播秩序由此逐步形成。发达国家凭借对全球资源的攫取和积累，牢牢占据了全球信息流动的高位并主导着国际舆论，并借助传播力量建构起非西方文明对其的附属关系，不断向其他民族国家灌输其主张的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标准。纵览发达国家现代化的主流叙事话语，可以明显地发现这些话语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的主导式话语逻辑是一脉相承的，并对非西方国家和文明存在着天然的文明优越和霸权倾向及影响，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此失衡的格局中长期处于他者和失语者的位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斐然的发展成就，逐步实现了从国际体系的旁观者到引领者的转变，但由于国际话语权的建构长期迟滞于综合国力的提升，使得我国话语的影响力无法与自身大国地位相匹配，不仅难以在国际舆论场中获得充分的理解与认可，甚至国内共识的达成也被西方世界的话语偏见所干扰。
近年来，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宏观变迁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一方面，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发展动能略显颓势，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相对下降，其所奉行的文明优越感和自我中心主义开始被基于尊重和对话的文明观所取代；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从这个意义出发，寻求新时代国际话语权建构的进路成为了中国从世界大国到强国迈进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的时代挑战和历史选择。
寻求新时代迈向强国道路的话语权构建路径
基于历史经验和客观现实的双重考量，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国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是一个艰辛复杂的漫长过程。国际话语权的建构和实现既要来源于发声渠道平台的搭建和发声机会的把握，也要内生于自身文化和制度的吸引力，更需要国家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正当性的确立和引领。换言之，新时代我国国际话语权建构的进路必须以战略传播体系为底层支撑、以制度文化基础为内生力量、以核心价值观为终极指引，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以战略传播体系为底层支撑，搭建立体话语网络。
一直以来，我国的国际传播实践主要由政府及专业的对外媒体机构承担。数字化、信息化浪潮使得互联网一跃成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传播主体多元、话语视角丰富、时空界限消弭等数字时代的特征也在技术的赋能下被不断强化，国际传播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着巨变，过去由单一官方主体进行的分散、被动的国际传播实践已经难以适应全新的传播环境和舆论生态，更遑论突破国际舆论场中的重重障碍从而实现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的最终目的。为了解决我国在国际舆论场上“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和“传开叫不响”的窘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下一步的国际传播工作把脉定向，指出要以顶层视野来对国际传播的主体及其战略、资源、力量、战术等方面进行融合协同、统筹整合，将传统的国际传播体系迭代升级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搭建立体话语网络。
在新时代的战略传播体系中，理应将多层次多维度的力量作为话语主体纳入国际传播工作格局中，即实现由单一官方传播向多元全民参与的转变，无论是宏观层面的国家政府、中观层面的社会组织、微观层面的个人都应当成为这一立体话语网络的节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各地区各部门要发挥各自特色和优势开展工作，展示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具体来说，政府部门和主流媒体应主动担负起国际传播主力军的责任，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同时，各级各类企业、事业、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乃至个体等都应成为我国进行国际传播实践的主体。尽管这些话语主体在信息传播的专业性、权威性上有所不足，但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宏大叙事和官方话语来说，这些贴近日常生活的话语更加鲜活与真实、更具温度和情感，并且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进行精准分析和研判，从而通过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方式有的放矢地消解国际传播中的重重障碍。与此同时，全新的战略传播体系必须针对差异性话语对象实施精准传播。不同于传统媒体时代，用户在技术的持续赋权下获得了信息选择的高度自主权，场景细分下沉成为主流趋势，缺乏精准化、差异化特征的传播内容自然难以实现理想的传播效果。因而，用户研究与洞察将成为一切国际传播实践的出发点，“一洲一策”也应当进一步精准到“一国一策”乃至“一群一策”。
作为涵盖从顶层设计到具体落实诸多环节的全新传播体系，完整、立体话语网络的搭建与完善必然要依托于各级各类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这也是战略传播体系迭代升级的根本条件和必备因素。人力资源、人才队伍是新时代国际话语权建构事业的根本，无论是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乃至制度设计都需要视野宽阔、站位高远、责任心重、执行力强的国际传播人才与决策队伍。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国际传播知识培训，并把国际传播能力培养作为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教学重点的原因所在。
●以制度文化基础为内生力量，充实多元话语内核。
从中国的立场出发，目前我国的国际传播实践短期内确实能够帮助我国在日益激化的国际舆论场中明确自身立场，有针对性地解构和回击西方零和逻辑下编织的话语文本。但长期来看，这种被动、单向的解释、发声和说明工作并不能真正实现国际话语权的建构，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原有话语框架内形成的偏见，甚至被曲解为推广中国模式的“锐实力”，无形中助长了“中国威胁论”等论调。实际上，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是一个内生力量向外延展的过程，其取决于中国自身繁荣发展的制度基础、文化表征和社会景观，“腹有诗书气自华”所蕴含的道理即是如此。因此，想要构建稳固、强大的国际话语权，关键还是要落实到解决好自身发展的问题，用优越坚实的制度基础和博大精深的文化表征来支持国际传播话语，并以兼具道德人文关照和普世价值理性的话语内核来解构西方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绝对主义、自利主义导向下的国际舆论体系。
制度基础作为一个国家价值观念的外化呈现和承载对象，一般通过国家治理现实及不同主体的多元化社会行为体现出来。所谓的“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讲述中国近年来的治理事实等具有积极正向意义和持久影响力的社会行为，其背后正是中国的制度基础及其价值体系。“讲故事”传播本身就是国际话语权建构的重要方面，出色的故事讲述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主体的制度理想和安排能力，从而获取人们的认同和肯定。想要塑造自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就必须遵循以下“讲故事”的关键点：首先，静态的“故事”本身要具有真实性、感染力和冲击力等要素，构成要素上存在缺陷的故事所产生的传播效果自然无法尽如人意。其次，动态的“讲故事”过程中要转换话语表达形式和叙事特征来激发目标用户的情感共鸣，同时还要充分适应网络社会传播精准化的基本要求，以期增加故事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度，从而为达成价值认同奠定基础。
相对于制度基础，文化作为国家主体“软实力”的构成要件，蕴含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经验、发展智慧和价值信仰，其力量因而更加基本和持久。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贡献人类、影响全球的思想价值体系，尤其是超越自我中心、单主体性的文明间性思想。这些源源不竭、生生不息的宝贵资源不仅是中国国际传播的源头和基础，以文化人在今天更是应当被视作国际话语权有效性和持久性的保障。以文化人，首先要有“文”，即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给世界的同时，还要基于中国实践，着眼全球文明，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彰显中国智慧、中国主张和中国担当的全球治理方案和公共产品。以文化人，其次是“化”，即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催生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发掘其中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以核心价值观念为终极指引，实现共同话语认同。
信息技术的演进将人类发展带入了历史性的拐点，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意识形态多样化，价值观及其表达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对于当代国家来说，国际传播实践讲述的是一个国家主体的制度基础、文化表征和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内容，而这些方面都必须以价值观作为根基，价值观的影响力也是最为持久的。如果缺乏牢固的价值观根基，国际传播行为必然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而存在这样一个基本的共识，即国际舆论场中的不同国家主体之间的较量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较量，国际话语权的实现同样主要取决于价值观能否被人所接受和理解。对于旨在打破西方话语体系藩篱，建构新时代国际话语权的中国来讲，一个能够超越种族、文化、国际和意识形态界限，着眼于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大局，反映全人类共同利益和追求，具有共同性、全球性共识的价值观尤为重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正恰逢其时。
“人类命运共同体”自2015年提出以来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巨大反响，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认同和理解，更是作为世界和平发展的理念、目标和愿景相继被联合国决议、安理会决议所采纳。作为一种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当代中国世界观和权力观，是凝练了华夏文明智慧的“中国方案”。在哲学理念层面，它延续传承了中华传统的天下观、义利观与和谐观，倡导兼收并蓄、和而不同，反对孤立、静止、片面地看待问题，从而突破了非此即彼、非白即墨、二元对立的观念桎梏，为人类思考生存和发展问题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作为一个具有国家立场之上包容性、共赢性的方案和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国际共产主义、大同理想和新世界主义的思想交汇中心，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同体验和经历的“共在性”联结。它不仅超越了单个民族、国家的认知局限，实现了人道主义思索和全球福祉聚焦的视野转向，同时在概念内涵上存在巨大的延展性，更是具备将“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口号付诸实现的潜力。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然成为我国国际话语权要表达的核心内容与终极价值追求。
近年来，我国在国际话语权提升方面付出了极大努力，但效果却差强人意。在国家主义不断凸显、地缘政治力量持续加剧、多元文化主义遭受挤压的后疫情时代，若不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对国际传播话语进行超越内容范畴的优化和重塑，建构起与综合国力相匹配的新时代国际话语权，实现普世的话语认同自然无从谈起。在具体的话语权建构和国际传播实践中，有两组关系应当加以注意。
第一组要处理的是价值观的个别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中国故事”以制度基础和文化表征作为支撑，其个别性是无可争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传播时就可以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因为只有普遍性的话语才有传播性和可接受性，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让国际传播话语触及人类共有价值观，符合人类通用道德准则、普遍认知规律和基本逻辑关系。第二组要处理的是价值观的包容性与冲突性的关系，即如何实现价值观单一性与多样性的现实调试。如前文所述，当今的国际舆论场中的国家主体所奉行的价值观各不相同，因此我们的国际传播话语就不能只承载单一价值观，而是应当凭借“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内涵延展性优势成为求同存异的价值观的包容体和共存场。
时下，现行国际制度的内在缺陷在疫情的影响下暴露无遗，整个世界强烈呼吁一个能够尊重、理解彼此文化信仰、历史传统差异的新型国际关系。作为具有国际担当的大国主体，中国正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全球治理当中，并逐步成为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如何打破旧有传播秩序、寻求国际话语权力实现空间显得日益紧迫和必要。未来，中国应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着力落实新时代国际话语权的建构，以期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中国声音的有效表达和中国形象的真实呈现，将凝聚着中国智慧、蕴含着中国体验的好理念、好方案分享给世界，推动人类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