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霖在当代中国学术版图中，具有重要的位置，在上海的学术板块中，极其重要。尽管他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不如陆谷孙、朱维铮、葛剑雄、朱学勤、萧功秦，但在两岸三地的学术版图中，依然具有持续的影响力。

说起来，与许纪霖先生颇有缘份。本人1985年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一定同情的了解。能够看到《北京晚报》和《人物》，对我而言，构拟民国生态，还具有很大难度，形形色色的民国人物的逸闻趣事，掌故旧闻，不断跑到我的大脑中。正当我对民国文化人感兴趣的时候，许纪霖先生崭露头角，在《走向未来》丛刊、《读书》不断发表见解。意识形态硝烟并没有在知识界散尽，许纪霖清新可喜的论文，读来趣味盎然，回到宿舍惊呼：一颗学术新星冉冉升起了。

无巧不成书，就在我惊呼的时候，其实许纪霖已经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进修民国史，原来，坐在教室前排那位儒雅的进修生，正是许纪霖。宿舍既有上海阿拉，也有许纪霖的“粉丝”——陕西学友。别看我早就注意到许纪霖的文章，但是，不幸正患『交往综合症』，尽管平易的许纪霖，经常来到我的宿舍，谈些学问，但我并没有怎么正面接触。陕西学友接触到许之后，很受许纪霖的熏陶，不久就写出瞿秋白的文章，后来经过许的推荐，登在《走向未来》丛刊。这对我刺激很大，自己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劲，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写出一篇《陈独秀先生祭》，恩师萧延中先生推荐到《走向未来》丛刊，未果，后来，孔令琴女士联系上海青年，这是本人第一篇正式发表的东西，获得稿费120元。顺便说一下，当时我已经分配到北京南郊的一所学院，月工资不到95元。

许纪霖在1988年暑假之前，回到上海，到北戴河参加郑也夫先生主持的知识分子学术研讨会，携孔令琴女士在北京中转，曾经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宿舍，陕西学友欣喜异常。印象中，许先生回到上海后，参加上海市十大青年的评选，是否榜上有名，不大清楚了。

1988年前后，中国知识界、思想界风云激荡，王元化先生操持之下，《新启蒙》云蒸霞蔚，许纪霖与陈奎德、萧功秦参与其中。陈奎德获得了华东理工大学的支持，操办《知识分子》刊物，许纪霖转会来到华东理工，大概呆了七八年，转会上海师范大学，最后回到母校—华东师大。许纪霖的士大夫情结，比较浓厚。

八十年代确实值得怀恋，政治和文化都比较清明，具有一点文艺复兴的气象，公共空间，不一定必先在小。第五代知识分子，应运而生。许纪霖写几篇知识分子心态的论文，就能够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记不得什么时候说过一句话：我是看着许纪霖冉冉升起的。

许纪霖难能可贵的地方，他知道自己在没有足够学术积累的情况之下，就功成名就，所以，对自己的不足，有足够的认识。许纪霖比较具有平常心，面对地方院校考研成绩，露出著名学府的傲慢和偏见，其他时候，温文儒雅。

萧功秦先生那才是真正看着许纪霖成名的，建议许多读一些社会学方面的著作，诤友才这么说的。无奈许纪霖天分里面，文人的细腻和敏感成分太多，不大适合搞硬邦邦的框架。什么事情都是利弊相间的，才符合生态学的道理。直到现在，对于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具有同情的理解和深情的敬意的，不在少数，但是，能够像许纪霖这样如此细腻的理解知识分子的，还是不够多。体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许纪霖是独到的。

这里必须交待两句，自己进行学术地图的工作，许纪霖的知识分子研究，自然是必不可少的资源，有时，还是重要的参照。江晓原先生作天学史研究，说要天文学『内史』和『外史』互为参照，交互发生，私心窃喜。知识分子研究中，『心态史』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生态史』也不是可有可无的。

也许是学术领域太接近了，自己又接近于学术游击队员，许纪霖的研究，大概十年以前，就淡出了我的视野。山西知识分子研究群体，进入我的视野。高增德、智效民、丁东、谢泳，一度成为我的精神标杆。

尽管许纪霖成为王元化的忘年交，不能说形影不离，但也耳濡目染。遗憾的是，许纪霖文人色彩偏重，不具有胆识，不想摆脱体制内利益的巨大吸引力，所以，许纪霖的想法，已经很少能够切合时代。不过，对于许纪霖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没想到应和时代，也许历史曾经钟情许纪霖吧！

在转型和过渡的时代，各领风骚三两年，也挺不容易的，要求不具有思想锋芒的许纪霖，一直走红，也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