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1957年出生于上海。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E C N U -U B C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的研究，近年来著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大时代的知识人》、《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读书人站起来》等，2005年获得国家图书馆首届文津图书奖。

学术研究传承着一个社会的精神文化价值，为我们重新展开逝去的那些生活世界，展开那些已经凝固的伟大思想。但以学术为业的学人们是一群寂寞的前行者，没有太多的鲜花和掌声，板凳坐得十年冷，方能小有成就。尤其在当下，学术显然并不是求取名利的优选途径，选择学术，其实就是选择了一种清苦的生活方式，因此，以学术为志业就需要很深的定力。

2013年，“大家访谈”新开辟的“问学录”专题着眼于学术名家的求学、治学往事，追溯他们的治学之路，并试图从他们身上寻找真正的学术之途。我们希望展现的是，在一个越来越急功近利的社会，有这么一群人，埋首学术，在默默守护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许纪霖推崇19世纪西方知识分子的传统 面向公众发言，他每天至少花一个小时在微博上，记录生活片段，或评议当下社会热点，从中研究新媒介对当下的影响。但他坦言微博并不是一个适合说理的平台，微博让他恐惧，“它不仅提供资讯，还改变了我的思维，我正在尝试和它做抵抗，与它保持距离”。

1975年，许纪霖中学毕业后下放到上海南汇县的东海农场，任图书管理员。1977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成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1982年毕业他留校分配到华东师大中共党史教研室，在对民主党派史的爬梳中转入到知识分子的研究。1987年，泡了五年图书馆的许纪霖开始在学术圈崭露头角。此后两年内发表了近十篇研究知识分子的文章。90年代初，为把知识分子的研究置于现代性变迁的宏观背景中，许纪霖转而研究20世纪中国近现代史，90年代后期又把目光投向西方政治哲学，他说“中国的现代思想史，有一半的根是在西方。”

从事知识分子研究纯属偶然

南都：你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能谈谈你上大学前的情况吗？

许纪霖：我中学毕业后就下乡，在上海城郊的农场一呆就是三年。乡下的生活虽然枯燥，却给我一个很好的读书机会。在乡下的三年里，我负责管理单位的图书室，看了不少书。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高兴死了，赶快报名参加。复习的时候也是从从容容的，后来接到华东师范大学的通知书，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

那时我的理科成绩也不错，考试时数学还是满分，但我对文科却有一种偏爱。我很喜欢文学，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对文学十分感兴趣，作家在那个时代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当时很想从事文学创作。填报志愿的时候，填与新闻、中文、历史相关的专业，但偏偏被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录取了，这是让我感到美中不足的地方。

南都：当时校园氛围是什么样的？你那个时候就明确了自己的专业方向吗？

许纪霖：我们那届学生中，班里按照年龄排的话，我是倒数第七，大部分都是老三届、红卫兵，而我是红小兵。那时候的整个氛围非常好，充满理想主义。谁太早地考虑个人事，谁就被人看不起。整天拼命地读书，谈理想，谈知识，关心国家前途，也搞过竞争性的人民代表选举，公共生活很丰富。但是私人生活倒是很单调。

我在大学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该学什么，兴趣很广泛，很难说有一个明确的专业方向。大学三年级选择专业，当时有三个方向可供选择：哲学、经济和政治。我选择了政治专业。大学毕业论文做的是关于苏联改革的研究。但在1982年毕业留校后，组织上分配我到中共党史教研室，与陈竹筠老师一起从事中国民主党派史研究。

南都：当时怎样进行党派史研究？

许纪霖：一般民主党派研究专家都把民主党派作为一个政党史来研究，但我这个人常常想法比较特别，我喜欢文学，因为文学更多地涉及到人的心灵和人性。因此，别人从民主党派历史中看到的是政治，我发现的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南都：所以，后来你的研究就转向知识分子研究。

许纪霖：民主党派特别是中国民主同盟，它的成员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因此，我从事知识分子研究纯属偶然，完全是兴趣的引导。我最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的灵魂，精神状态。

南都：在你的著作《知识分子十论》中，你把20世纪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为什么这样划分？

许纪霖：第一是我自己的研究，第二是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主要有两个坐标，一个是他们的知识背景，第二个是他们的人生关怀。我发现前三代和后三代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有一种有趣的轮回。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可以表现为三种不同的人生关怀：社会关怀、文化关怀和知识关怀。第一代(晚晴和十七年两代)更多的是社会关怀，处于社会结构转变的前夜，政治意识比较强，第二代(“五四”和“文革”两代)更多的是文化关怀，重视文化启蒙的工作。而第三代(后“五四”和后“文革”两代)相对来说知识关怀多一些，注意到文学或学术自身的独立价值。

南都：今天的知识分子和这六代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吗？

许纪霖：今年2月，我到日本参加一个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世代论题的会议(世代就是我们所说的代际)，我在会上发了言。今天的中国有三代人在社会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分别是“文革”一代、改革一代和80后一代。“文革”一代在四五十年代出生，改革一代在六七十年代出生，然后现在的年青一代80后已经进入历史舞台。

今天真正影响中国社会的是这三代人。“文革”一代称为革命之子，改革一代称为启蒙之子，80后称为世俗之子，世俗并不带贬义。“文革”一代受过革命教育，他们的经历非常坎坷，“文革”后又考上了大学，社会经验丰富，所以他们理想主义的另外一面又带有强烈的机会主义色彩。

第二代人是启蒙之子，基本是在八九十年代氛围中受教育长大，这代人是过渡的一代人，他们身上也有理想主义的东西，但是观念是新的，也受到80年代氛围的影响，身上带有一些革命文化。但是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更靠近80后，开始世俗化。80后这代人是应试教育的产物。他们个人主义、独立，有自己的想法，但不会跟你讲宏大的国家叙事，更多的是对个人和尊严的尊重，而且注重慈善、公益，现在的年轻人在这方面更加活跃和自觉。他们身上蛮复杂的，有新人类体现出来的新风格。

闭门苦读的五年对我很重要

南都：现在公共知识分子，在互联网和大众媒体中开始被简称为“公知”，并且正在被污名化，你如何看？

许纪霖：在西方，知识分子含义是没有党派倾向的，无论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面对媒体、公众讲话，通过舆论影响社会。但是很有趣，知识分子的概念到了中国后发生了变化，在中国具有特定的含义，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一般被称为自由派知识分子。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评50个自由知识分子，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基本都是自由派，后来知识分子被打上了一个烙印，在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政治倾向的。因为在中国公知具有强烈的自由派倾向，所以今天围绕它的分歧不是公共性的问题，而是政治倾向的问题，很多对知识分子的污名化其实是对自由派、自由倾向的污名化。

南都：但公知的话语权也值得反思。

许纪霖：是的，公知影响力很大，但是他们在媒体上发言有无经过深入思考，这是一个问题。美国有个学者研究公共知识分子，他说公知是“公共太多知识太少”，名气和思考的深度不成比例，这是我们应反思的。

我们现在面对很多社会问题，有些问题只需要常识就可以思考，比如小悦悦事件。但是有些问题很复杂，比如三峡问题，禽流感，就像福柯所说，“知识就是权力”，权力靠知识在运转，如果仅仅靠良知是无法揭穿权力背后的秘密。这个时候需要周密的知识和思考研究。但是现在的确出现一些公知，像王小波所嘲笑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作为知识分子不仅需要公共性，还要注重观点，发挥你的专业性去说理，而不是简单的一个立场。公知有“力”，即辐射力、影响力，但最重要的不是“力”，不是靠多少万粉丝来证明你是对的，而是靠“理”。

南都：你在学术研究起步的时候，闭门苦读了5年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史料，对你来说有什么作用？

许纪霖：说真的，我很怀念那段时间。1982年留校到1987年出山，这5年对我很重要，看了大量的政治史、思想史，特别是知识分子史。没有这5年就没有今天的我。至今还很感谢华东师大有那么好的一个图书馆。当时是蛮孤独的。现在的硕士、博士都很浮躁，都在想未来，但人有时候应该有一段时间沉淀下来，潜心读书，这是你真正的积淀。

90年代我发了很多文章，王元化先生每次看到我都批评我，说：“人要善于养大气，你随时写文章把气放了，养得了什么大气？”今天的体制太功利，时代太浮躁，养不了大气。现在，我教育我的学生一定要潜心写一篇好文章，不是为了功利，而是为了研究而写。你不留一手，就不得了了，有些抄袭者抄上了瘾，穿上了红舞鞋，像疯子一样不断地发文章，好像成为生活方式本身。这个是要警惕的。像我这个年龄已经不需要靠发文章完成指标，但是我每年要求自己写两篇深思熟虑的文章。

南都：你很推崇王元化先生。据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王先生家里的客厅是一个公共空间，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拜访他。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许纪霖：王先生的朋友很多，晚年也比较喜欢热闹，每天都高朋满座。当时人很多，我每次去都插不上话。只有等到留下吃晚饭的时候，才能跟王先生说上几句话。王先生是一个典型的启蒙大师，他身上有一种精神和人格的魅力，非常博大，我很少看到他这样文史哲兼通的学者。搞哲学的人觉得王先生哲学很好，他受到很好的黑格尔小逻辑的训练，又懂文史；搞历史的人觉得他考据不错，却还有这么强的逻辑理论。他考据、义理、辞章三项都拿得出手，现在很少见到这样的人。在学术研究上影响我最深的是张灏先生，而精神上是王元化先生。

南都：你怎样结识王元化先生？

许纪霖：80年代我写了几篇文章，他的一个学生对我说，王元化先生很赞赏我的文章，什么时候可以把你介绍给王先生。后来我就有机会拜访了他。我其实算是他的私淑弟子，经常到王元化先生家里去请教学问。老先生每年去珠海的儿子家过冬，就让我帮他看上海的房子，我和我太太住了进去。

老先生在世的时候也有凡人的各种缺点，黑格尔说过，“仆人眼里无英雄”。可是等到他走了之后想到的都是他英雄的一面。俄国有一句话讲得很深刻，“鹰有时候会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会飞得比鹰高。”今天我越来越想到他伟大的大师这一面，他走后才觉得人间再无这样的大师。

个案研究要注重宏观背景的了解

南都：你刚才说，在学术研究上对你影响最深的是张灏先生，他如何影响你的学术研究？

许纪霖：我起初是看他的书，他的东西在研究路径上对我很有亲和力。研究中国思想史，美国有本杰明·史华慈的传统，这是哈佛大学思想史研究的权威。我个人认为张灏先生是史华慈众多一流的学生之中在思想史研究方法上最得其真传的。我们称之为问题式的思想史，他的研究问题意识很强。张灏先生一生作品很少，加起来薄薄三本书，但都是他呕心沥血出来的。我觉得一个人的成熟是站在巨人肩膀上，你不可能开天辟地，像我这样最后找到模仿的楷模，非常幸运。

南都：遇到张灏先生后，你在研究方法上有哪些改变？

许纪霖：我以前的研究方法不自觉，按照自己的本性去研究，是多变、盲目的。后来遇到张灏先生，突然觉得找到了一种“家法”，当然研究的最高境界是无法之法。遇到张灏之前我做的是知识分子研究，遇到他之后就开始做思想史研究了。我所说的思想史是狭义的，涉及到公共观点，我更加注重宋学、义理的传统，有问题意识。

南都：90年代初你从知识分子研究转向20世纪中国近现代史，为什么？两者有联系吗？

许纪霖：当时我觉得，要理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对整个中国现代性的变迁有一个宏观的理解。于是我在九十年代初暂时告别了知识分子研究。当时我碰到了学林出版社的陈达凯先生。他是我华东师大的校友，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觉得中国近现代史像文学史一样面临着重写的问题。过去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理解都是用所谓三个革命高潮或反帝反封建的思路。而我们当时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变迁都是围绕着现代化这一主题来展开的，所以决定编一部《中国现代化史》，以现代化作为核心，重新叙述这段历史。

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对于我研究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舞台，不再是就事论事地看知识分子，而是获得了一个深厚的背景。我觉得专业的研究应该是间断性的，到一定阶段后应该跳出来。

南都：你做知识分子研究，很多是个案研究，你的研究方法是怎样的？比如，你如何处理各种研究资料？

许纪霖：对一个人物的理解，他等于一棵树甚至是一片叶子，必须放在一个森林中。我的研究方法一般是先识其大，知识分子有他的精神地图。我指导学生时注重给他们一个宏观的背景，因为做个案研究，除了微观的阅读外，对宏观的了解很重要。宏观的了解不是看资料，而是看已有的研究成果，然后要能够把各种看起来支离破碎的东西打通。我从来不赞成古今中外分开来，每个人各分一杯羹的研究。

像我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对西方思想和中国思想特别需要有深入的了解。打个比喻，我是背着“十字架”在做研究，这个“十字”由两种大不相同的思想交叉而成。一个是西方的思想，另一个是中国思想传统。如果西方思想的源头你搞不清楚的话，会大大影响你对中国现代思想家的理解。

现在一些网络学者、作家也在做知识分子研究，他们也非常注重史料，做得也不错，但是他们对时代性的背景把握得不够，对时代的复杂性理解也不够。

南都：在你的学术历程中，哪一本书对你的研究最有影响？

许纪霖：关于中国历史，我最欣赏的是钱穆的《国史大纲》。这本书我每次读都有收获。我曾和友人交流过，他说钱先生书里面有很多博士题目，他提了一下但没展开，都是现在还值得研究的题目。钱先生是大家，能够写一些启蒙导论的东西，他的文字浅白，意思却很深。最好的白话文是五四那一代，胡适、徐志摩那些人的白话文多好，有韵律，琅琅上口，意思都很深刻，那真是一代好文字。我们今天受到新华体、翻译体的影响，文字被污染了，不纯粹了。现在有些人为了显示自己的深刻，故意弄一些行业黑话。

行走在“狐狸”和“刺猬”之间

南都：近日有一本叫《洪业传》的书在大陆出版，作者陈毓贤称洪业是个被人遗忘的史学家。在你的研究中，会关注那些没有写入史册的人物吗？

许纪霖：这样的人物非常多，我过去经常说，知识分子有分一线、二线，现在看来还有三线人物，鲁迅、胡适是一线人物，世世代代都可以研究。二线是大家知道的名字，了解不多，但是现在二线有很多人研究。所以现在要研究三线了，所谓三线就是你连名字都不知道。除了全国精英，还有地方精英，甚至还有基层精英，这些慢慢拓展可以形成一个大的图景，无论他们做什么，他们共享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

比如前几年我鼓励学生做精神史，精神史不是纯粹的思想史，也不是纯粹做生平，就是把他的观念和内在的精神状态以及行为和时代结合起来做。精神史这个说法是从德国的狄尔泰来的。我一直蛮欣赏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这本书把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写得非常漂亮，非常精彩。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人要有故事，有灵魂的。最重要的是把故事写出来，把灵魂写出来。现在的年轻人考据功夫很了得，但是灵魂在哪里？所以最高的意境是《史记》，司马迁写的人物有血有肉，有性格也有灵魂，这是写人物最高的境界。但他们的看不出来。

南都：你到过国外很多高校访学，西方学者如何看待中国学者？

许纪霖：现在双方越来越平等了。过去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学者了解中国，考据、具体问题的研究都做得很好。他们一般是与中国学者一起合作，你提供资料，他们来研究。现在一流的中国学者开始走向世界，形成自己的看法、观点，所以现在的合作越来越平等了。相比而言，中国学者在我看来欠缺的是一些大的方面的东西，像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的问题，微观的问题上的确存在一些问题，甚至有些硬伤，但是他们会从大的背景上来研究，角度很不一样，而且他们的研究是跨学科的，会从其他学科领域吸取新的东西。而中国研究相对比较封闭，各自为政，很少从其他学科吸收新的东西。

南都：在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有哪些？

许纪霖：这个不得了，现在中国研究从边缘走向中心了。过去中国研究只出现在亚洲的会议上，现在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上都有中国学者参加，为什么？要听听东方的声音，中国的声音。他们越来越重视比较的研究，这几年随着中国地位的提升，中国学者的分量提高了。过去中国学者很少被邀请到，现在的会议好像是缺了中国学者就不叫国际会议了。另外，有个现象值得注意，从2008年开始，中国买单、中西方展开系统的合作方式很常见，我们会给他们提供研究方法。

南都：在学界普遍有两种类型的学者，一种为狐狸型，一种为刺猬型。你是哪种？

许纪霖：我自己是狐狸型的，对很多东西都感兴趣，知识分子、思想史、中西文化比较、现代化、当代中国文化评论等等，我都涉猎过，也小有成就。但是我蛮追求刺猬的境界，我特别羡慕和敬佩那些思维严密、逻辑严谨的刺猬型学者。这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你要说服别人接受你的观点，你就必须有一套理，而且将它表述清楚。虽然我的兴趣是狐狸型的，但是我的思维是以理性见长，通常喜欢把道理说得比较清楚。所以我近年来开始有意识地摆脱狐狸式的研究方式，追求严密的逻辑论证和规范的表述。

南都：所以你在研究内容上是“狐狸”，在研究方式上是“刺猬”，走在两者之间。

许纪霖：是的，我通常都是处于两者之间。政治倾向上是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也带有文化保守主义，在学者类型上是处于狐狸和刺猬之间，我蛮欣赏儒家的中庸，不走极端。

(访谈内容未经许纪霖本人审阅)

同题问答

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那几本？

《张灏合集》；

《余英时文集》；钱穆：《国史大纲》；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

你认为要做好学问，最重要的是什么？

兴趣，平常心。

你个人最满意的著作是哪一本？

《大时代中的知识人》。

学术研究工作要经常到深夜吗？工作习惯是怎样的？

从不熬夜，永远按照自己的内在节奏研究、写作。

学术研究之外，有什么业余爱好？

上网、旅游。

来源: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