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从过去向现在的发展，对历史发展规律如何解释，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中国历史是中国社会从过去向现在的发展，解释中国历史在我国学者群里除了存在了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之外，改革开放以来又引进新的解释，比如，帝国 / 民族国家的二分法就是，这种中国历史研究，有一个基本的预设，即古代中国是一个中华帝国，到了近代面临着向民族国家的转型。这种分析框架实际上也是一个从欧洲历史当中提炼出来的历史模式。
葛兆光教授在《宅兹中国》中的努力，是尝试在这个领域破除帝国 / 民族国家二分法。葛兆光教授注意到民族国家与中华帝国的互嵌性。这样的研究将破除以欧洲为中心的帝国 / 民族国家二分的普遍叙事，但从国家与帝国的互嵌性来阐述中国历史的独特性，从理论上来说难度很大，因为这两个概念也来自于欧洲，这实际上还是在西方话语给定的圈子里面跳舞。
许纪霖教授在进行“用中国历史自身的概念来理解中国”这方面的努力，在功能上可以代替“帝国”和“民族国家”的，在中国自身概念谱系中乃是“天下”与“夷夏之辨”。
我认为，这些对我国历史的解释，其话语体系不是西方的就是古代中国的，都没能形成现代中国人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现在对我国历史的解释于概念和思维框架上依然或是古代中国的或是西方的，各家各派皆是如此，只是借鉴的是不同流派而已。当代中国学者要独创自己的思想体系必须解决的普遍困境是试图向前发展并有所创新，摆脱我国古代和西方的话语体系。
（一）“天下主义”与“夷夏之辨”
许纪霖教授说：“张灏先生分析过传统的天下主义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哲学层面，这是一套儒家式的天下大同乌托邦理想，另一个是政治层面，是中国人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以中原为地理中心的华夏中心主义。天下主义是超血缘、不分种族的，不论汉族还是蛮夷，只要接受了大同的乌托邦理想，就可以化夷为夏，接纳为华夏民族的成员。天下是普世的理想，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又具有特殊性一面，是以中原的汉民族文化为圆心和源头，因此又有夷夏之辨。夷夏之辨与天下主义互相镶嵌和包容，不能抽离了一面来理解另一面，这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具有双重的性格。 这双重性格在不同时代侧重点是不同的。宋之前从孔子到汉唐，重心落在天下主义，不太强调夷夏之分。汉唐是气吞山河的大帝国，有强大的中心吸引力，不仅‘以夏变夷’，用中原文明改造蛮夷，而且‘以夷变夏’，用异教的文化丰富华夏文明本身，使之变得更多元、更辽阔。到了宋代，外患危机严峻，随时有亡国（王朝倾覆）的威胁，天下主义暂时行不通，遂突出夷夏之辨的另一面，更强调夷夏之间的不相容性与中原文化的主体性。从元到清，这条脉络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到王夫之那里产生了种族民族主义的强烈认同。晚清以后，便接上了近代的族群民族主义。 但即使在宋代之后，夷夏之辨依然无法脱离天下主义而成为独立的意识形态。夷夏之辨是相对的，并非绝对的存在。天下主义与夷夏之辨内在渗透、相互镶嵌。天下主义是进攻利器，夷夏之辨乃防守之道。防守的终极目的，依然是要实现天下归仁的儒家天下理想。我以为，宋以后的国家认同，与其用帝国、国家这样的概念描述，还不如回到中国自身的天下主义与夷夏之辨的辩证关系来阐述，可能更能接近中国历史本身内在的复杂性。”（《许纪霖：谈新天下主义》，作者黄晓峰、丁雄飞，发表于2012-01-14东方早报 ）
许纪霖教授还认为，严格意义上民族国家的出现毕竟是从晚清开始，只有晚清之后，西方列强用枪炮和条约，将清朝逼入以欧洲为中心的新的国际体系，中国方才“被民族国家化”。宋以后的王朝与周边的关系还是以华夏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明清之后一旦与欧洲国家打交道，就面临两种不同国际观的冲突，背后涉及对自身的理解。我们只能在“家国天下”的框架里想象国际关系。古代的天下主义与夷夏之辨形成了近代民族主义两种不同的思想传统。晚清是外患严重的衰世，夷夏之辨便成为近代士大夫思想的主流，由此刺激出种族文化民族主义意识，其表现出保守、激进和温和的三种不同的形态。 无论是激进还是保守的民族主义都是宋以后的夷夏之辨失去了天下主义制约之后的异化蜕变。但夷夏之辨到了近代也发展出第三种温和的文化民族主义，即陈寅恪倡导的“一方面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民族之本位”，这是夷夏之辨与天下主义互相镶嵌的历史传统，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既体现在杜亚泉、梁漱溟、学衡派和新儒家那里，也为张君劢这样的自由民族主义者引为同调。
我认为，这种对我国历史的解释，其话语体系虽是古代中国的，但也没能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再者，以上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也都只是从历史的表象去看问题没有能够从历史的内在结构去考察历史，所以得出的结论虽然不能说没有意义但毕竟不深刻。
（二）农业文明的内在结构
实际上，从从古埃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从世界范围来看，人类历史走过了几千年的农业社会，正是人类发明了农业技术才将人类带入农业社会。这是一种农业文明，这种农业文明是人类几千年农业社会的核心，一切农业社会的历史都是围绕这个核心来转动的。不论古代世界的哪一个民族或国家都在被这个核心所吸引，尽管有某一个时期有某一些方面可以脱离，但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核心。在这个农业文明核心之内形成一个社会结构，这个结构就叫农业社会结构范式。所谓社会结构就是社会系统各组成部分或诸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社会结构实质上是制约着特定类型角色互动的规范模式。用系统主义哲学语言来说，社会是社会结构与社会功能的统一系统。农业社会有其结构规范模式，这种规范模式可以 简称为“范式”。农业文明的这个核心的内在结构就是农业社会的结构范式。纵观历史，可将农业社会的结构“范式”主要特征归纳如下：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自然经济、政治上的专制制度、一元化的文化。这个社会结构范式的三大特征是一个整体，缺一都构不成这个社会结构范式。比如，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有过民主共和制度，相继存在也有几百年。这只能说明，在古希腊民主、古罗马共和时期农业社会的结构范式在这两个地方还没有最后形成。但古罗马在完成领土扩张后也转变为帝制，古希腊民主也已消亡，所以农业社会的结构“范式”于此才最后形成。应该说，农业社会的结构范式，在古埃及和古中国最先形成，在古罗马是在由共和转变为帝制之后。从那以后，一直到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一段时间后才加以转变，即由 农业社会结构范式向工业社会结构范式转变。
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不管是欧洲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还是中国的天下主义和夷夏之辨，都只是农业社会结构范式的表象。农业社会的结构范式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象，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不论是古代、中世纪、还是近代，由于宗教、文化、民族、国家等等的不同，农业社会的结构范式的表象也会有不同，但这个农业社会的结构范式的三大特征就绝对是一样的。从表象上看来，西方的历史是帝国向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国的历史是天下主义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
就我国而言，从黄帝建国到现在上下已有五千年，其中经历了多个朝代，各朝各代也出现过太平盛世，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只要是统一时期，不论是经济、科技、军事还是文化，我国都是世界第一。从地下考古证据显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五帝末期，禹受舜禅让继承帝位，禹传位给儿子启，约于公元前2070年，启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世袭朝代——夏朝。中国历史进入世袭王朝阶段，共经历了夏朝、商朝、周朝、秦朝、汉朝、晋朝、南北朝、隋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和清朝等多个朝代。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消灭战国时期的其他诸侯国，统一了中国，建立起秦朝，结束了分封体系，开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统治时代。清朝末年，3982年的世袭王朝时期结束，1912年中华民国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相继成立。从黄帝到现在我国都基本上是处于农业社会阶段，尽管世界已有很多国家已完成了工业化改造的任务，但现在我国还是处于工业化的过程中，我国的工业化起步虽然也很早在清末的洋务运动就开始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总是被打断。从黄帝建国到公元1949年，我国的社会结构范式一直是农业社会结构范式。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我国加快了工业化进程，开始了社会结构范式的转换，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转换已经基本完成，政治结构的转换十年八年以后也许就会开始。但是，从黄帝建国到现在历史表象有多种变化，从分封制到中央集权的转变是一种变化，从天下主义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又是另一种转变。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认识我国历史的表象不认识核心和内在结构是不深刻的，反过来，如果只认识核心和内在结构不认识我国历史的表象也是不全面的。
（三）工业社会结构范式
从世界的角度看，农业社会结构范式将所有角色和所有力量限定在这一框架内，各种角色和势力在这一框架里竞争协同。农业社会的国家系统，不论是帝国还是民族国家，都通过输入和输出的反馈作用进行调节。也有各种涨落，比如，政治革命，等等，但是这些涨落也只是改变亚结构。
一般说来，社会结构范式是会转换的，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由农业社会结构范式向工业社会的结构“范式”的转换即是。工业社会的结构“范式”其主要特征如下：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多元化的文化。这种转换需要巨涨落，没有巨涨落根本就不可能冲破农业社会的结构范式，而形成巨涨落的力量首先是工业革命，不是其它。
从近代以来，世界历史上发生过三次重大的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将人类带进蒸汽时代，第二次科技革命将人类带进电汽时代，第三次科技革命将人类带进信息时代，现在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正处在于信息时代。人类历史由于有工业革命的推动使到人类进入了工业文明阶段，工业社会的结构范式是工业文明的内在结构，现代民族国家是工业社会结构范式外在表象。农业社会结构范式的外在表象复杂多变，但是工业社会结构范式的表象从工业社会形成以来的两百多年都没有变化。工业社会的现代民族国家由领土、居民、政权和主权四要素构成，政权是民主政权，主权是国民主权。从历史上看，工业革命涌现了工业资产阶级、产业工人和中产者，形成了工业社会。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被视为最符合工业社会的 经济模式，民主法治被视为最符合工业社会的政治模式，多元化文化被视为最符合工业社会的文化模式。
由于工业化是世界各国必须要走的路，由于工业文明的内在结构是工业社会结构范式，当世界各国普遍工业化后世界各国治理模式将趋向同一。从政治的角度看，从现在算起，十五年左右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将民主化。从经济上看，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模式最终都是实行以私有化为主体的市场经济。 从现在算起，十五年左右，不论是标榜实行什么主义的国家，都将采用经济多元化模式。人类在走向政治和经济多元化的过程也就是走向文化多元的过程，十五年后全世界各国的文化都将是多元化。
（四）未来中国认同
由于工业文明内在结构是工业社会结构范式，工业社会结构范式在政治上的特征是民主化，而我国过十年八年后就将实现工业化，这样，在政治上我国实现民主化就将也是无法避免的。所以，现时代我们在构建现代国家共同体时，在政治上必须考虑的是实现的民主化，即是实行代议制、选举制、多党制、三权分立、文官中立、军队国家化、地方自治，等等。已经没有别的政治方向和别的政治前途，全世界都将朝着这一目标走。由于工业文明内在结构是工业社会结构范式，工业社会结构范式在经济上的特征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而我国过十年八年后就将实现工业化，这样，在经济上我国实现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就将也是无法避免的，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是逐渐往这个方向走的。由于工业文明内在结构是工业社会结构范式，工业社会结构范式在文化上的特征是多元化，而我国过十年八年后就将实现工业化，这样，在文化上我国实现文化多元化就将也是无法避免的，事实上，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是逐渐往这个方向走的。
我们在未来中国的认同上，在未来中国制度的认同上，更多的人已经认同了市场经济，认同了混合经济模式，认同了经济多元化。但是，在政治的认同上和在文化的认同上分歧很大。比如，在政治上就有四种认识，以特色派为主和以毛主义人士（即毛左）为主的政治主张还是坚持专政，以儒家宪政主义和宪政社会主义为主的政治主张虽然要求改革政治制度但是事实上还是保留专制主义，而以民主主义为主的政治主张要求实行民主化。他们争论很激烈。不过，我个人认为，世界潮流是阻挡不住的，工业文明是必须要接受的，在国家共同体上的政治认同民主主义最终必胜。
在文化上的认同，我国目前主要有两种主张：一是复古派，一是全盘西化派。复古派以不顾工业化的发展的事实，要求回到我国古代文化中去，全盘西化派不顾我国存在优良的民族文化，要求全面接受西方文化，排斥我国文化。我认为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可取的。复古派不可能，因为我国古文化毕竟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尽管很适合于农业文明但毕竟不适合于工业文明。以前有过苏俄化其结果是造成了六十多年来的大灾难，比如，“反右”、“文革”等等。现在苏俄化已被反对，但是有的人又不敢公开主张全盘西化，所以企图借用中国形式实行西化，比如，许纪霖教授就是。
许纪霖教授想利用我国古代的天下主义和夷夏之辨的概念来兜售他的全盘西化主张。尽管他也认为，未来的中国认同是一个重构的过程。在重构的过程中，需要警惕的是夷夏之辨的变种，那种封闭的种族民族主义，要欣赏包容的、扩展版的新天下主义。新天下主义是对普世文明的追求，这个普世文明并非以西方为代表，也绝非为基督教文明所垄断，而是中国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各种宗教和文明得以和平共处的公约数，是它们重叠共识的那部分。 作为新天下主义的现代中国文明，其普遍主义之“好”应该中西兼容、跨越古今。要吸纳外来的“好的”文明，也需要转换为“我们的”文明，而在“我们的”空间里面，文明又并非一片空白，再好的外来文明，也必须与已有的本土文明对话、交流和融合，实现外来文明的本土化，融化为“我们”，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在历史上，佛教是外来的宗教，但如果没有禅宗把“好的”佛教变成“我们的”佛教，佛教也不会化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但实际上许纪霖教授这是在宣扬文化一元论，不是认同文化多元论。他的意思是，古时因为我们的文化优越，外来文化被我们化了，现在我们的文化已变为为夷狄文化，应该让西方文化来化我国的文化。为此，他提出了新天下主义，他的新天下主义无非就是给西化披上中国的华丽外衣。
比如，许纪霖教授说：“2004年亨廷顿出版了一本很有争议的书《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他指出美国的国家认同现在陷入了危机。按照自由主义的看法，比如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不同种族、宗教和文化背景的美国人，只要在何谓正义的政治观念上达成重叠共识就可以了，大家认同美国宪法便可以实现美国的国家认同。但亨廷顿批评说，在世界历史上凡是缺乏共同宗教和文明的帝国最后都难免逃脱解体的厄运：罗马帝国靠法律维持一统，最后在蛮族攻击下崩盘；苏联帝国的意识形态神话一旦破产，也最终解体。他认为美国如今流行的文化多元主义，冲击了美国立国之本，这个本不是美国宪法，而是立国之初奠定的盎格鲁-萨克逊的基督教文明价值。这个文明的基础一旦动摇，国家认同就会发生问题，立宪基础也会摇摇欲坠。 亨廷顿的看法许多人不同意，但他提出的问题很尖锐，制度很重要但又不能仅仅靠制度。再好的制度也需要有文明基础。自由民主制度过去在欧美有基督教作为其文明基础，因此它的价值支撑力度很厚实。但随着各国移民的涌入，文化多元成为当今社会不可逆转的主流，基督教渐渐成为民族国家内部众多文明中的一元，于是罗尔斯便将自由主义建立在各种宗教道德哲学的重叠共识之上，看起来似乎其基础变厚了，但因为其与基督教母体割断了脐带，从文明基础的角度而言又变薄了。一个失去文明母体的制度是否如亨廷顿所言是脆弱的呢？回过头来看中国，现代民主制度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那么其相应的文明基础又是什么呢？将基督教文明一起移植过来，还是与儒家文明相对接？事实上，当代中国的问题与美国一样复 杂，因为也出现了文化多元的现实。本土的儒家、佛教、道教，还有外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以及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等，都构成了中国内部繁纷复杂的多元宗教和文化，而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儒家文明与民主制度接轨的问题。现代的国家认同，究竟以什么样的文明作为基础，是某种文明还是复数的文明？复数的文明又如何通过交流与对话，形成一个新的现代中国文明？这些都不仅是抽象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中国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我以为，可能需要一种新天下主义的文明智慧，不以儒家为沟壑，放宽多元文明的视野，以平等与互相尊重的态度进行多种宗教、文明与道德的对话，以实现新的大中华文明的重建。而这个新的大中华文明，儒家是否依然处于中心位置，依然是未知之数，至少不能作为文明对话的预设前提。”（《< /SPAN>许纪霖：谈新天下主义》 ， 作者 黄晓峰 丁雄飞 发表于2012-01-14东方早报 ）所以，他进一步认为，一个新概念，在近代中国，除了刚性版和柔性版的夷夏之辨之外，还有一种新天下主义。按照天下主义的理想，既然华夏与夷狄的文明空间发生了错位，那么堕落成蛮夷的华夏必须学习拥有更高级文明的夷狄，这才是华夏民族重新复兴的希望所在。这是新天下主义在晚清的第一阶段表现。到“五四”之后，新天下主义转化为现代的世界主义情怀，不以中西为沟壑、古今为壁垒，而是追求全人类的普世文明。世界主义即是借鉴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的建构，乃是一种非民族的民族主义表现，试图用全人类的文明打造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这就是新天下主义。
已知的事实是，由于有了工业化就有了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内在结构是工业社会的结构范式，而这一在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是一样的，所以，适合于工业文明的价值就是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就是人类创造的千百年来经过沉淀扬弃而升华的、符合工业文明的、全世界普遍适用的价值。从现实的实践来看，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和国际文件（包括公约和宣言）所认可的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已被确认为普世价值。 中国文化与普世价值之间，有不一致的地方，当然，也有一致的地方。所以，我们对未来中国文化
认同的态度应该是对于前一种应该坚决摒去或改造，后一种应让其发扬光大。
我们文化的精华是与普世价值一致的文化因素和与虽然不一致但又与普世价值没有冲突的部分。我国文化与普世价值相冲突的地方主要有，我国传统政治文化都基本上是主张专制和人治。在权力来源上，主张政权神授或禅让，在权力制约上，要求尊王忠君，王权绝对。虽然儒家也提倡君要爱民和以民为贵，但对权力的制衡，没有相关的理论，所以在具体操作上无法落实。除了墨子之外，我国文化特别是儒家主张等级制的不平等性，比如，孔子提倡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在治国的方略上，儒家主张"德治"或"礼治"。法家虽不排斥法，但其把法当成统治者治民的工具。我国传统文化鼓吹自然经济，这与工业化文明相冲突。市场经济是工业文明的经济运行模式，公平、互利双赢、竞争协同就自然成为工业化社会的道德要求。但我国传统主流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讲究辈分礼数和等级秩序，讲平均主义不主张公平。
当然，我国文化还有许多与普世价值相一致的地方，比如，老庄提倡的“自由”，儒家讲的“民为贵”和“诚信”的说法，等等，也有一些虽不一致但也没有对立的地方，比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等等，这些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光大。总的来说，我
国文化中与普世价值不相冲突的并能对普世价值加以补充的主要方面是在仁义道德。
在未来三十年内我国具有发展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超强国家的无限可能性。所以，我们应该，除了要在继承传统文化优秀的部分外，还必须参照工业文明来发展自己的文化，同时，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新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对人类文明有更大的贡献。
由农业社会结构范式向工业社会结构范式转化的国家，要完成这种转换，必须是在实行工业化之后，凡是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发生这种社会结构转换的。已知的历史事实是人类社会已经由农业社会转向了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已基本上被工业文明所取代，这种转换是一种整体优化，其转换的最终动力是科技革命。我国现在正是从农业社会走向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对我国来说，工业化已经是早晚的事，所以，对未来中国的认同不能离开工业文明这个核心，也就不能离开工业文明的内在结构即工业社会结构范式去考虑问题。
2012-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