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以赛亚·伯林借用古希腊诗人阿 基洛科斯断简残篇里的一句话，将学者分为两类：狐狸型和刺猬型。前者思维发散，兴趣广博，追逐多个目的，且诸目的之间往往无有多大关联，甚至互相矛盾;后者有志于创造庄严体系，以一个或多个中心识见涵摄所有的思考和感悟。
用寥寥几个譬喻勾勒复杂而微妙的现实，终难曲尽其妙。比如，你就很难为许纪霖归类，无论是把他比作狐狸、刺猬，还是非狐狸非刺猬、亦狐狸亦刺猬……都显得词不达意。于是一个新的譬喻诞生了：蝙蝠，对于许纪霖一类既有学院背景又有公共情怀的学者，不知能否达致神似?
说许纪霖是蝙蝠型学者，是着眼于他那跨领域的知识结构与多变的研究兴趣，无论是早期研读1919年至1949年知识分子的史料，中期涉猎中外思想史 和政治哲学方面的经典著作，还是近期关注边地民族问题中的宪法认同与文化认同;说许纪霖是蝙蝠型学者，也是着眼于他一身兼有书斋和现实两种气质，一边在学理层面深入诊断中国崛起背后的精神缺失，一边在现实层面积极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恰似打破物种界限的蝙蝠。
采访中，他一再感叹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庸，不再有半点神性和灵性，总之，不再令人着迷……也许，他还是一只有着理想主义情调的蝙蝠，飞舞在时代的断壁残垣之间。
采访许纪霖先生，整个经过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虽说我早已拜读过他的《大时代中的知识分子》、《中国，何以文明》等大作，更为书中的宏阔视角、现实情怀与清新文笔击节赞叹，却一直无缘与书的作者相见。
恰逢2014上海书展，我到上海出差，双脚刚刚着地，就试着跟他联系。满以为，在上海书展期间采访身在上海的许先生，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谁料想，许先生回以短信：最近冗务缠身，无心接受采访。8月下旬去深圳讲学，可约在深圳……
在深圳见到许先生，已经是二十天之后的事了，彼时上海书展的身影已经渐渐淡去。当我把事先准备好的提纲交到许先生手中，试图将谈话引向“既定议程”的时候，他却“没按常理出牌”，或绕过提纲中的问题，或做出其不意的发挥，俨然主导了整个谈话的方向……
今天的书展已经与“书”无关
晶报：前不久，香港书展、上海书展先后落下帷幕。有人指出，与香港书展相比，上海书展还不够专业、亲和、人性化。您如何评价今年上海书展的热络?
许纪霖：今年的书展特别“热闹”，引起全国媒体和出版社的强烈关注。但“繁华”恰恰遮蔽了一个“危机”：事实上，今天的书展已经与书无关，成了一个作者、出版社、媒体主导的“嘉年华”。我们看到，大多数“读者”不是冲着书去的，而是冲着人去的，即使他们是冲着书去的，在平时也是不买书的。真正的读书人，反而不逛书展，因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书。
晶报：书展表面繁荣的背后是文化的萧条，此现象不独见于内地书展。一些参加香港书展的出版社告诉我，“很多香港人平时很少买书，可能每年来书展采购一次。”
许纪霖：书展越是热闹，和书展以后实体书店的萧条越是形成反差。香港更是如此，那些真正有品味的独立书店，藏身于市井深巷中的二楼、三楼。另外，受网络书店、电子阅读、手机移动客户端阅读的多重挤压，实体书店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仄。
其实，读书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体现了个人的品味，真正的读书人知道自己要读什么书。读书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当资本逻辑和行政逻辑将读书异化为商业活动，书展也就成了一种“展示”，已经和“日常生活”无关。书展之于多数人，只是“周期性的嘉年华”，好像赶个“庙会”一样。
我不愿意给别人开书单，总觉得没什么书是适合所有人的。但，今天你可以看到整个出版业正在被商业逻辑所摆布，该逻辑认为“好书”一定有着强大的营销潜力。“好书”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以前的“好书”呈现某种“均质化”，卖得再好，发行也不过几万册,最多几十万册。现在几家有市场营销能力的出版社，每年都会盯住几本重点书，畅销书可以发到上百万册，一般的书却无人问津。你浏览几个主要的网络书店，会发现网站集中宣传的无非是那几本书。整个市场往往被几本畅销书所垄断。大部分读者是盲目的，不知道该读什么书，一味地跟着宣传走，一窝蜂地去读那些时髦的书。
在市场逻辑的主导下，何谓好书、差书，似乎判然可分，实则缺少独立书评的平衡。在发达国家，独立的书评不在商业逻辑的后面亦步亦趋。虽然我们也有一些报纸书评，对大众的影响却非常有限，权威性也不够。统而言之，今天的图书市场还不够成熟。
晶报：如今，人们面对浩如烟海的出版物，反而觉得太多太杂，以至于无从取舍了。所谓“物极必反”，出版业的极度繁荣反倒让人产生一种文化泛滥、文化失控的危机感。
许纪霖：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茫然。记得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我还在读大学，那时候的问题是书太少，人们处于求知饥渴的状态。今天是一个出版物过剩的时代，人们反而变得无所适从。与此相关的一个现象，是现在大部分书店的书籍没有分类(或分类很不专业)，同样，书展最大的毛病也是没有进行书籍分类。一个新华书店的老总对我说：“我们和民营书店相比，最大的毛病就是缺乏图书分类和这方面的人才。”
很多读者进入当当、卓越、京东等网站，刹那间都晕了，不知道该买什么书。我每隔一个季度，会在网上搜索历史研究方面的新书，可我往往是“一边看一边摇头”，觉得网上的很多书都是题目雷同、题材雷同的垃圾作品，极少的几本好书淹没在里面。
晶报：今年上海书展期间，我有幸采访到前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先生，他认为现在的出版物过于迎合市场的需要，不注意冷门，不注意潜在的、实际的需要。
许纪霖：沈昌文领导下的“三联”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品质，今天的“三联”还在继续保持这种品质。这些年来，很多出版社都在卖书号，对编辑进行效益考核，出了大量的烂书。今天，在大学里，考核一个学者的学术标准，不再是书，而是论文，书已经丧失作为学术能力的尺度性。所以我经常说：没有出不了的书，只有写不了的书。今天图书市场的繁荣恰恰遮蔽了许多深层的问题。
在公共讨论中重建书评的权威性
晶报：既然你认为图书市场虚假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商业逻辑的大行其道与独立书评的缺位。又该如何重建书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呢?
许纪霖：近十年来，发表书评也成为考核编辑的一个指标，出版社的编辑出了本书，首先自己找人写书评，现在大部分书评都是不独立的，背后有一只商业的手，只有极少数的几家书评周刊试图保持独立性。可以看到，书评行业正在被商业逻辑所渗透，权威性已经丧失殆尽。再加上泛滥成灾的腰封、泛滥成灾的“某某人推荐”，往往以信誉为抵押，辱没了推荐者的名字。
晶报：在您的理解中，何谓“好书”?评价“好书”的标准是什么?
许纪霖：“好书”的评判是在公共讨论之中形成的。过去好坏由权威说了算，今天不再是一个权威主义的时代，无论是文化权威还是学术权威，两皆沦落。在人们的观念中，不再有公认的“大师”，少有公认的“大家”。即便有，他们也难免为中国形形色色的人情、商业逻辑所左右。于是权力替代了权威，成为宰制我们这个时代的力量。人们当然可以呼吁重建权威，但是我们还须看到，今天也是一个多元主义的时代，没有哪部作品是不受争议的。过去我们缺少一个开放的空间，让被压抑的声音表现出来，在网络的全民参与时代，再好的作品都会引发争议。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恰恰需要一个自由而开放的公共讨论空间，让读者在讨论过程中做出判断。而这样一个空间，却极易为各种外在的力量所挤压。“豆瓣”多少有那么点意思，但“豆瓣”毕竟是小众的，当一个读书小组里面形成压倒性的意见，另类意见也会被驱逐。而今天的主流媒体、各大书评周刊还不能完全承担这一功能。中国人重人情，考虑到书评往往涉及对作者本人的评价，评论者总是讳莫如深。要么是无原则的捧场，要么是言不及义的随感，真正的书评多乎哉?不多也!
晶报：在这个阅读日趋快餐化、碎片化的时代，人们一方面丧失了对经典作品的信念，一方面并未建立起对新出版物的评判能力。
许纪霖：有甄别能力的当然是少数读者，大多数读者是盲目的，不是被商业逻辑所摆布就是被政治逻辑所导引，纯知识和纯文化的声音太弱了，不得不借助前面两种力量呈现出来。今天由于网络媒体的崛起，大多数年轻人不再读书，他们更重视信息，有“information”而没有“knowledge”。网络上充斥着大量不成系统的碎片化信息，而知识的系统性是通过书籍呈现出来的。比如，你在手机上，就很难逐字阅读，一定是扫描式地阅读。只有纸质书籍才能让你安静下来，慢慢地读，继而实现读者与文字之间的对话;另一方面，由于很多人已经意识到网络信息缺乏营养，试图和网络保持距离，回过头来读书。以我个人为例，我对自己每天上网的时间有所限制，想腾出更多的时间去读书。当网络阅读的潮流形成以后，也会产生一个“反潮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热衷于读书。然而今天又是一个盲目的读书时代，大多数人没有选择的能力。
根据我的阅读经验，我把知识分为两部分：一种是核心知识，一种是背景知识，前者代表了“专”，后者代表了“博”。一个人需要精读自己专业领域(或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里的那些好书，经典之作也就那么多。仅仅读这些书是不够的，还要阅读大量提供背景知识的书籍，读这些书可以不求甚解，观其大略就可以了。直到某一天，你开始觉得这些背景知识很重要，需要将它们转化为核心知识，你再去精读。而在现实中，大多数人搞不清核心知识和背景知识的关系，总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我现在越来越不相信理性”
晶报：您着眼于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以1949年为中点，前三代暂且不提，后三代以文革为中心，分为十七年一代(1949年至1966年)、文革一代与文革后一代。80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已经成长起来，如何界定他们的气质、人格与思想呢?
许纪霖：关于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划分，我已经有了一个修正。90年代的时候，我将1949年以后的知识分子分为三代，所谓“文革后一代”，指的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二十年过后，我终于发现，真正的“文革后一代”其实是“80后”。我原来概念中的“文革后一代”是过渡的一代人，并不具有典范型人格，他们既有文革一代人的特征，也有“80后”一代人的特征。而“80后”是在一个完全世俗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和他们的父辈构成强烈对比，他们才是崭新的一代人。
以阅读为例，父与子之间阅读习惯很不一样。父亲对儿子说：“报纸上有一篇好文章，你去读一下。”儿子说：“好，我到网上找来读。”儿子对父亲说：“网上有一篇好文章，你去读一下。”父亲说：“好，你帮我打印下来。”父与子的阅读习惯，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网络阅读将为我们带来什么，对“80后”、“90后”将构成何种影响?我们远远估计不足，新的阅读革命可能是一场经久不息的革命。正如15世纪德国古腾堡印刷术大大推动印刷书的普及，使得近代启蒙运动成为可能，使得文化消费成为可能。爆发于世纪之交的网络革命，对未来几个世纪将造成何种影响，也才初露端倪。
再比如，前不久社会上热议的“广场舞”现象，同样凸显了代际之间的冲突。“广场舞大妈”大约属于文革一代，她们为什么热衷于跳集体舞?年轻人为什么如此反感?我想说的是，革命年代的政治运动千奇百怪，“广场舞大妈”的人格是在革命年代的公共生活中锻造而成的。而今天这个日趋个人化的时代，缺乏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广场舞大妈”不喜欢在网上跟人交流，似乎也只能在这样一个群体中找到自我。表面上看起来，她们热衷于公共生活，实际上，她们所缺少是一个个人化时代所应有的公德，很少考虑自己的活动可能影响到别人。但是，老的一代在熟人圈子里面比较讲私德，她们对家庭的重视、对人脉圈子的依赖和对熟人有人情。相对而言，年轻一代人的情况则完全相反：有公德而无私德。在他们的意识中，家庭观念非常淡薄，熟人之间也不太讲情面，分得清清楚楚。可年轻一代里的精英是有公德的，他们热衷于参加各种公益慈善活动。还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即年轻人对政治的兴趣非常淡薄，他们更关注个人的心灵问题，不像老一代人那样“言必谈政治”。
晶报：在历史学者高华的笔下，文革年代上山下乡的知青通过组织读书会、阅读原典，逐渐走出思想的蒙昧状态，其中的一些活跃分子在1978年后考入大学，成为推动中国改革的各领域代表人物。文革时代的动荡并未窒息思想的活力，反倒造就了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许纪霖：事实上，“书”分两种：一种是书本之“书”，一种是社会之“书”。过去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代人里的大多数，在读大学之前都有社会经历，我虽然不是“老三届”，但我下过乡，那三年时光在当时看来是“一片灰白”，现在回头去看，对我的一生都很重要，使我没有成为一个书呆子。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那些从本科、硕士、博士一路读上来的青年学者，社会经历太贫乏!如果他们从事人文学科的研究，没有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单凭考证是不能探究到历史真相的，因为他们根本无从想象过去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而我们这一代人，对社会既有抽象的、知识上的理解，又有经验的、感受上的理解，对生活的情感体验无疑是很重要的。我现在越来越不相信理性，休谟说：“理性是情感的奴隶。”而人的情感与人的感受有关，本质上是一种“在场感”。为什么那一代人被放逐到穷乡僻壤，也没有自暴自弃，还在坚持读书?因为他们越是了解这个社会，越是希望通过读书去探究社会为什么是这个样?知识越是匮乏，人们对知识的渴望越是强烈，一本好书通常以手抄本的方式在人们中间流传。
晶报：文革一代知识分子，之所以在穷乡僻壤坚持读书，除了在情感上对知识有一种渴求，在理性上对未来的时局有无判断?比如未来终有“拨乱反正”的一天，社会仍然需要那些有知识、有技能的人。
许纪霖：因人而异，那些有抱负的人可能会这么想，我没那么大抱负。我生于书香之家，对我来说，读书就是一个乐趣，甚至是那个时代唯一的乐趣，我从没想过那么多。当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读书是不需要理由的。我也从来没有将读书工具化，那些将读书工具化的人，反而随时可以抛弃它。
“这个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晶报：对文革一代来说，“上山下乡”已成为集体记忆，有人反思革命潮流裹挟下的“平庸之恶”，有人却赋予那段岁月田园诗般的美感。您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对文革岁月怀有何种感情?
许纪霖：我总是觉得，与我们那一代人相比，现在的学生生活经历太贫乏，生活体验缺乏丰富性，而这种丰富性是人生很宝贵的财富，比书本知识更为重要。灵气哪里来?不就从书本知识与生活体验的两相印证中来吗?比如野夫的书，为什么写得那么惊心动魄?究其原因，首先不是他的文字好，而是他的经历是别人不可能有的，除此之外他还有一颗敏感的心，还读了很多书，三者缺一不可。反观现在年轻一代人的生活，则太平淡、太概念化了。我希望那些喜爱读书的学生，在读书之外寻求更多的生活经历和感受，悉心研读社会这部大书，培养一颗敏感的心。一个没有经受过挫折和困顿的人，是写不出伟大作品的。设若高华的父亲不是右派，他敏感的心灵从未被罩上一层阴影的话，是写不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今天我们的学院体制，整个围绕功利性的培养目标，学者写出来的东西越来越没有光彩，作品的专业味儿十足，却没有生活的质感、历史的质感，这都和青年学者经历贫乏有关。钱理群有一句话，我非常认同，他称这一代知识分子为“没有文化的学者”、“没有情趣的文人”。现在的学者多如繁星，可他们背后却没有文化、思想和智慧，和现实生活隔膜殊深;现在的文人也多如牛毛，却变得越来越没有品位，近乎无趣。卓越与平庸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含混不清，这个时代变得不再令人着迷——这既是王元化先生生前多次讲过的一句话，也是我今年要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意思是这个世界在技术理性的摆布之下变得日趋平庸，不再有半点神性和灵性。我为下一代人忧虑的是，他们的生活经历太贫乏，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时代又太庸常，从贫乏的生活、庸常的时代中提炼不出超越性的价值和意义。我之所以鼓励年轻人在读书之外更多地感受生活，其道理也在于此。
面对庸常的时代，年轻人不是沉沦其中，就是缩回自己的小天地，构造属于自己的乌托邦(比如动漫)，这种乌托邦既没有神性也没有灵性，更遑论超越性和批判性。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宫崎骏?宫崎骏的世界对现实有着强烈的疏离感和批判性。而我们构造的乌托邦，不过是现实世界的复制品。
晶报：难道这个时代还不如上山下乡的那段岁月令人着迷吗?
许纪霖：不能这样比较。你不能因为这个时代不尽如人意，就美化文革岁月。文革时代是被高度抽空的一个时代，人们生活于虚幻的乌托邦的想象之中，你毕竟不能把虚幻的东西当成实实在在的东西。
晶报：您的研究从早期关注历史、思想领域内的一些大的问题，到今天关注几代人的心灵世界，已经发生了“兴趣的转向”。即便您在《中国，何以文明》一书中谈论自由主义，也不忘强调伦理价值的重建，您好像越来越关注人的心灵需要。
许纪霖：是的。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我虽然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却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儒道互补”的自觉，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曾研究现代学者林同济，他早年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也是一个具有儒家士大夫气质的人，他到晚年却发现道家的境界才是最高的，我在研究他的时候未必理解他的感受，也许是当时我还只有四十多岁，太年轻，我现在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才慢慢理解他在说什么。当然，也有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士是通过儒与佛的汇通来平衡内心的。
我虽然出身于政治系，却一再说自己是“政治学的叛徒”，为什么呢?因为政治学太枯燥，不够优雅，我希望从事优雅的、有趣的研究。虽然我阅读过大量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著作，但我的心灵总是和政治学保持距离。
晶报：您将早期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文章称为“公共写作”，坦言自己更像梁漱溟所说的“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您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个带有思想家气质的历史学者。
许纪霖：王元化先生认为，最高的境界是“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很多学者不太追求思想，觉得学术就是最高的东西;反之，网上的一些公知，有思想却没有学术，我可能两者兼有。当我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希望达到“有思想的学术”，就像陈寅恪先生那样。当我从事公共思考的时候，我希望自己的思考是有学理支撑的。比如历史上的顾准，就不是一个学术家，而是一个有学术背景的思想家。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既然是又“公共”又“知识”，势必跨越于学术和思想之间，所以我一直说自己是“无法归类的蝙蝠”。
来源:《晶报·深港书评》
作者:魏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