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树华之死
刘树华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物理教师，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晚上，在该校红卫兵组织的“斗争会”上，他遭到红卫兵的毒打和侮辱，当晚从清华大学内的高烟囱上跳下自杀身亡，时年２６岁。身后留下怀孕的妻子和瞎眼的老爹。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名叫“红卫兵”的学生小组，毛在信中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毛的支持使得红卫兵组织迅速扩展到全国，也使得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在学校掌握大权，对学校里面和外面的所谓“阶级敌人”展开了残酷的暴力性“斗争”。红卫兵还把清华附中改名为“红卫兵战校”。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１００万红卫兵手持毛的语录本，喊着惊天动地的“毛主席万岁”口号走过广场。清华大学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他们的代表被召上了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握手谈话。这在当时是无上的荣耀。
在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的所谓“红八月”中，校园暴力迫害急剧升级。在清华附中，对教职工和学生的大规模暴力迫害肆无忌惮地发展进行。从打耳光、砸拳头发展到有专用的打人工具，从小规模的打人发展到在公众场合毒打被“斗争”的对象，从零星的暴力行为演变成普遍发生的殴打和折磨。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召开全校性的“斗争会”。会场在清华附中五楼大教室。主持“斗争会”的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卜大华。“斗争会”是晚上７点钟的时候开始的，叫喊加上殴打，一直进行到深夜１２点钟左右才结束。中学生的年龄，该是贪睡的时候，但是此刻却可以夜以继日地“破四旧”、抄家、打人，甚至通宵不停。笔者调查纪录的多例杀害，都发生在半夜。仇恨、权力和残暴行动，可以带来生理上的兴奋刺激作用，“红八月”中的红卫兵们，这可以算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举行“斗争会”的大教室有一百五六十平方米，是清华附中最大的集会场所，位于教学楼五层西侧。大教室有东西两个门。“斗争会”开始前，一般的教职员工，列队从东门进去，然后面朝西坐下。“黑帮”则排队从西门进会场，站成一排，等候“斗争”。所谓“黑帮”，是那时候已经被当作“阶级敌人”“揪出来”的一些人，有该校的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鳌，共青团委书记顾涵芬，办公室副主任张秀珍，以及在１９５７年被划成“右派份子”的老师。“黑帮”的全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黑帮”。
刘树华１９６２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清华附中教物理，兼任班主任。８月２６日以前，他还没有被打进“黑帮”之内。刘树华从东门进了会场，想往一般教职员工的那边坐下，却被红卫兵喝斥住，并指着一群“黑帮”，大声命令他：“站那边儿去。”
刘树华只好站到了“黑帮”那一边。站在这一边还是那一边，这时候生死攸关。站到了那一边，就成了“阶级敌人”一类，而且，那天晚上，红卫兵可以任意打骂。而一个人被划为哪一边，是由清华附中红卫兵来决定的。至今还有些学者很欣赏毛泽东的关于“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那么，只需了解一下这个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例如设想自己就是那天晚上的刘树华，由一群红卫兵中学生决定被列入“敌我矛盾”之列，由此而面临任意处罚、殴打侮辱，就会从自己身上淌出的鲜血中懂得毛的这个理论的可怕。
在那天晚上“斗争会”的过程中，所有的“黑帮”都遭到了残酷野蛮的殴打。红卫兵用铜头军用皮带、以塑料跳绳拧成麻花状的一种鞭子，猛抽“黑帮份子”。当时正是炎夏，人们都只穿单薄的衣服。皮带和鞭子抽下去，落在人的身体上，一抽一个血印。
被“斗争”的人先站着，后来被喝令跪下。跪得高了或是低了，都被红卫兵喝斥并因此遭重打。
这是一个典型的文革时代的“斗争会”。除了拳脚交加和鞭子抽打，还有声嘶力竭的“揭发”和“控诉”，被“揭发”和“控诉”的，或是无中生有的事情，或是并无过错的事情，却都说成是“反革命罪行”，期间还穿插着高呼口号，诸如“坚决打倒黑帮”、“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坚决进行到底”，当时喊得最多最频繁的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一句。
那天晚上被“斗争”的人中，首当其冲的是清华附中的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鳌。他们是清华附中的所谓“黑帮头子”。红卫兵命令他们二人在衣服的前襟上缝上一块黑布，黑布上写上白字：“黑帮大头”，“黑帮二头”。１９６６年夏天他们就一直戴着这样的标记走来走去，时时遭到打骂和侮辱。他们被毒打过很多次。万邦儒的肾脏被严重打伤，便血，头上被打出了一个大裂口，长久不能愈合。以后他落下了肾病和胃病。
清华附中共青团委书记顾涵芬也被严重打伤。“斗争会”后，红卫兵把她丢在自行车棚子里。她倒在地上不能动弹，陷入昏迷。她的丈夫刘松盛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工作，到学校里来把她背回了家。顾涵芬的一只眼睛被打得几乎瞎掉，剩零点零几的视力，仅能感觉到一点光亮。她还被剃去了半边头发，所谓“阴阳头”。因多次挨打受折磨，她的身体受了重创，后来两次怀孕都小产，到第三次才保住婴儿。
那天挨斗的“黑帮”中间，被打得最厉害的是刘树华和邢家鲤。邢家鲤是清华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分管清华附中，和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鳌顺排被红卫兵称作“黑帮总头”，他平日不在清华附中上班，这天被抓来，红卫兵打他打得特别凶狠。
刘树华则是那天晚上挨斗的“黑帮”新成员，他不是学校的领导人，也不是业务上突出的教师，原不可能成为所谓“黑帮”或者“反动学术权威”；他年纪尚轻，也不可能在１９４９年以前有所谓“历史问题”，但红卫兵说他是“流氓”。
刘树华那时刚结婚三个月，在这个婚姻之前，他追求过另外一个姑娘，那个姑娘不情愿，曾经到清华附中领导人那里抱怨刘树华纠缠她，学校领导人为此跟刘树华谈过话。这件事情过去后，刘树华另外找了对象并结婚。
６月上旬文革伊始，学校停课，“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领导运动，并支持红卫兵学生反对学校领导和教师，号召“大揭发”。学校里贴出了大批的“大字报”，“揭发”了各种各样当时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个人言行，刘树华谈恋爱那件事也被“揭发”出来。但直到这个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群众，不至于被批斗。
在１９６６年７月底，毛泽东指责“工作组”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命令他们撤出学校，也就是说，毛泽东号召对教育工作者的攻击升级。“工作组”８月撤走，红卫兵在清华附中执掌了大权，立刻对“黑帮”们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的“斗争”，也就是公开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殴打和侮辱。此外，打击的范围也扩大了。刘树华就难以逃脱了。
清华附中的教室楼造有三个大门，当时只用了两个门作入口，西侧的门是封了的。红卫兵在那里贴了一张刘树华的漫画像，有饭桌那么大，上面写了“大流氓”三个大字。
当时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头头，是高中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年龄为１８岁或者１９岁，而且都是男生，在这个年龄，可能对一个男老师的婚恋故事倍感兴趣，这种下意识也在“红八月”的“革命”名义底下膨胀，使他们的行为愈发残忍，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８月２６日晚上，红卫兵殴打折磨刘树华比别的老师更加狠毒。这天晚上红卫兵的毒打和侮辱，造成了刘树华的自杀。
“斗争会”一直进行到半夜才结束，然后红卫兵头头宣布，明天，８月２７日，所有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一律下到班里去搞运动。
清华附中的全体老师都听懂了的潜台词是：明天，一律挨斗挨打。
在此之前，教员与学生是分开“搞运动”的，因此除了被“揪出”的一批所谓“牛鬼蛇神”，一般教员还不必面对面地经受学生的“揭发”“批斗”。红卫兵要以班为单位，每班学生分管几名教员来揭发批判，必然使参与“斗争”教员的学生更多，被斗争“的教员也更多。实际上８月２６日白天，在一些班里已经“斗争”了班主任，高三（２）班的班主任童常珍，被强迫跪在教室前面，听取全班学生的“批判”，一个家长也来“控诉”她，一边还用小棍子敲她的头，其实，这个家长的孩子在文革前很得班主任童常珍的栽培，此刻为了“划清界限”，表现特别激烈。该班红卫兵也抄了童常珍的家。童常珍白天在班里被斗，以及整个北京普遍发生的暴力和恐怖，告诉教员们将要遭到更严重的虐待与侮辱。
“斗争会”后，刘树华回到了他所住的叫做“明斋”的集体宿舍。当时刘树华的妻子住在山西省，而对他那样一个普通教师来说，要把妻子调到北京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两地分居。另外，刘树华在北京也不可能有自己的房间，他和别的男老师同住一个房间。他回到房间以后，理了一下床上的东西，就悄悄地离开了房间，再也没有回来。他的同屋张亦鸣老师那时候在房间里，但是没有发觉刘树华的异样。
刘树华离开房间以后，是否去过别的地方，无人知道。他最后是到了清华大学西南门烧锅炉的高烟囱顶上，跳了下来。他是往烟囱的里面跳下去的。烟囱的里侧空间窄小，刘树华的身体是直立落下去的。烟囱很高，身体落地时的撞击力非常大。看到他的尸体的人说，他的两根大腿骨，深深插进他的身体，尸体因此缩短了。尸体上满是血和黑色的烟灰粉末。
第二天早上工人给锅炉通灰的时候，发现了刘树华的尸体。
刘树华死了，２６岁。因为是自杀，红卫兵斥之为“畏罪自杀”。他的自杀，是被红卫兵毒打和侮辱之后的自杀，也是看到整个文革大形势下暴力迫害将延续的绝望所致，明天等待着他的，还是这种拷打和折磨。他走投无路。这不是一般的自杀，这是被强迫的自杀，与被杀害在悲惨程度上没有区别。在刘树华死亡那天的前后日子，北京城里每天有几十到几百的普通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刘树华死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他老家中还有一个瞎眼的老爹。年轻的刘树华，是刚刚开始教学生涯的教师，是老人晚年要依仗的儿子，是新婚的丈夫，也是即将成为父亲的人。
直接害死刘树华的那些人，是学生，也是什么人的儿子或女儿，可是他们变成了红卫兵，袖子上戴着红袖章，腰里系着军用皮带，怀揣毛语录本，于是他们好像就有了一种权力去害死他们的老师刘树华。
得到刘树华的死讯后，他的妻子和父亲曾经来过清华附中，我们可以想象，当怀孕的年轻妻子和瞎眼的老爹千里迢迢从山西赶来，知道他们的丈夫和儿子是那样死在烟囱里的，将会有多么悲伤和难过，而且，在文革当中，他们当然得不到任何帮助。
二、暴力迫害与红卫兵组织同步发展
刘树华死亡的时候，红卫兵暴力已经不只发生校园里，而且发生在整个北京城。刘树华被毒打而死的前一天，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北京第１５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到崇文区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１２１号居民李文波家抄家。他们声称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红卫兵。李文波当场被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警察抓走，后来被判处死刑。红卫兵立即把这个消息传开，并且以此作为杀戮升级的借口。
李文波被打死的第二天，８月２６日上午，清华附中红卫兵在教学楼前开大会，红卫兵负责人在会上激昂地说：“阶级敌人在向我们报复，我们坚决不能手软。”“阶级敌人用白色恐怖向我们进攻，我们要用红色恐怖来还击。”会后，当天白天发生了上述毒打学生和班主任的事件，当天晚上发生了毒打刘树华等老师的事件，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刘树华的死亡。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刘树华被打的那天，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日死亡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８月２７日，死亡人数又再次加倍。此后日死亡人数日日增加，只在８月３１日那天陡然跌落，因为那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１００万红卫兵。那一天红卫兵都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接见去了，抄家打人暂停。然后，在天安门的盛大集会之后，死亡人数在９月１日又猛然回升。在９月１日那天，被打死人的日死亡人数达到了最高峰。
文革中打人和打死人的大风气，是和红卫兵的发展同时产生的。这是一个简单而明显的事实，却至今未被关于文革的发表物所承认。
“红卫兵”最初是清华附中的一个学生小组的名字。从１９６６年６月２日开始，他们用这个名字在学校发表“大字报”，第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这张大字报说，“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这张大字报是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电台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之后贴出的。在清华附中邻近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也是在那一天成立的。
关于“红卫兵”最早出现在何时，至今没有定论。１９６７年红卫兵举行过盛大的庆祝活动，庆祝红卫兵“诞生一周年”，那时他们宣称红卫兵是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９日在圆明园成立的。文革以后，还有一些出版物把那一次的红卫兵成立活动写得甚为庄严神秘。后来，又有人发表文章说要比２９日晚两天。
假如邓小平没有否定文革，假如“红卫兵”作为共 产 党的常规性的青少年组织没有在１９７８年被取消，那么，“红卫兵”的成立可能会被当作重要纪念日，早两天还是晚两天大概就需要考证了。现在可以清楚看到的是，不论是早两天还是晚两天，１９６６年初夏在北京的少数中学里，都出现了一些高级干部子弟组成的小组，都使用非常“革命”的名称，如“红卫兵”、“红旗”、“东风”等等，它们的出现，很明显，都是当时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文革的一系列内部文件所导致的。
文革的“纲领性文件”的“５１６通知”（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发出），迟到１９６７年才公开发表，而在１９６６年春天的时候，这个“通知”只“传达”到共 产 党内“县团级”以上的干部。这个文件里由毛泽东亲自写的段落里说：“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在同一时期下发的中央文件中，还有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都是非常明确的指令。一般老百姓还蒙在鼓里，高级干部的子弟们则闻风而动。当时在党内一定阶层传播的，还有中央级干部“彭陆罗杨”被清洗的消息。笔者访问过的一位前中学校长说，１９６６年５月初，她听到该校的高级干部子弟在议论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有问题”，非常惊讶，连忙去询问上级，得到的回答是：“你不用管。”后来她才知道，该校干部子弟当时也已经在讨论如何攻击学校领导人了。
北京大学聂元梓等７人是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贴出反对北京大学当局的大字报，比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不论是５月２９日还是３１日的成立日期为早。６月１日，毛泽东下令向全国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这是一个全面行动的信号，第二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就开始贴出大字报，激烈攻击学校当局，和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个腔调。如此迅速的反应，无疑显示那些红卫兵的发起者不仅拥有特殊的信息渠道，更有强烈的政治欲望，即他们自称的“革命觉悟”。
后来，“红卫兵”蔓延到全国，成为声势浩大的新组织的名称，显然因为这个名称的字面含义，最为个人崇拜和包含对“阶级敌人”的攻击意味。文革前共 产 党的青少年组织叫“共产主义青年团”，表明意识形态和成员年龄，但是和保卫领袖、政党和政权没有直接的黏连，也不针对“敌人”的攻击。
红卫兵肆无忌惮地施暴，也跟权力有关，即他们取代了工作组。
北京中学校的工作组，是由共青团中央领导的，１９６６年６月初被大批派到中学去取代原来的学校领导人，宣布学校全面停课，并且支持那些最早起来贴大字报攻击原校领导的学生。在清华附中，１９６６年６月９日工作组进驻学校，６月１０日将原校领导当作“黑帮”揪斗，并关进校中的西小院。工作组支持“红卫兵”小组，说他们是“革命左派”，并让“红卫兵”小组的发起人进入工作组建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当代表。
７月底毛泽东指责“工作组”和当时领导“工作组”的刘少奇、邓小平“压制学生”，命令撤销各学校的“工作组”。然而事实上，当时没有“工作组”的引导，一般的学生和教工根本不会起来攻击学校的领导。毛泽东说工作组“压制学生”，实际上是要把文革引向更为激烈的方向。
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不允许大规模打人，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北京大学一些人用暴力方式“斗争”一批所谓“牛鬼蛇神”以后，刘少奇下发文件，要求制止这种“乱斗现象”。在清华大学附中，“工作组”曾经召开大会“斗争”校长万邦儒，有一个学生提来一桶水（也有人说是贴大字报用的浆糊），要往万邦儒的头上倒，工作组成员制止了这个学生。当时已经开始打人，但是“工作组”一般来说不准其发展太过份。
因此在毛泽东看来，“工作组”太“温良恭俭让”了，他需要暴徒，才能把“文革”烈火燃烧下去，于是，１９６６年夏天，他找到了中学生里的“红卫兵”。
１９６６年７月底，毛泽东下令撤销“工作组”的同时，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毛泽东的这封信还作为正式文件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印发。学校的局势马上发生了戏剧性的大转变。一方面，红卫兵组织首先在北京各中学纷纷成立，并且成为各个学校的控制势力。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打人行为立即普遍爆发。戴高帽子游街，挂黑牌子，剃“阴阳头”，用铜头皮带打人，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初在北京的中学中一下子泛滥开来。后来流传全国的“牛鬼蛇神歌”也是在那时候编出来的。在最早建立红卫兵的学校，暴力迫害也是最早开始的，其中有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还有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１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成立了红卫兵，８月５日就在校中打死了校长卞仲耘。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盛大集会，当时的说法是“检阅百万文化革命大军”。这次接见和后来的７次，都由电视现场直播，也都拍成了纪录电影在全国放映。报纸也曾经发表大量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楚看到，簇拥在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身边喜笑颜开挥舞小红书的，主要是中学生。８月１８日那一天的活动中，受到重点报道的是中学生红卫兵，最受瞩目的是三个中学，即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和师大女附中。那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得到了５０张上天安门城楼的票，是各中学里拿到票最多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头头在城楼上集体受到毛的接见，他们中和毛泽东握了手的人，以后几个星期没有洗手。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在城楼上发表演说，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给毛泽东带上了红卫兵袖章。
８月２１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署名“清华附中’红卫兵’”文章，标题是“毛主席接见了我们’红卫兵’”。文章说：“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啊，我们衷心祝愿您身体健康，万寿无疆，我们一定坚决做您的最忠实最勇敢的’红卫兵’。”
第二版上，发表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的文章。毛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意思之后，说了“要武嘛”，此时，这个学校的校长已经被打死两个星期了。
这样的盛大集会，这样煽情的新闻报道，其中包含的旨意和对全国青少年的号召，是十分清楚的。
“红卫兵”三字起初还需要用引号括出。此后，红卫兵在全国普遍建立，包括边远地区和乡村。“红卫兵”三字变成了汉语里普遍使用的一个新词。
也就在８月１８日之后，红卫兵暴力急剧升级。据笔者的调查，８月１９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教育局和三个学校的领导人，鲜血流在音乐堂的舞台上，教育局长肋骨被打断。８月１９日晚，北京外语学院附属中学红卫兵，在校中打死语文教师张辅仁和总务处职员张福臻。８月２０日清晨，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被毒打和关押后坠楼身亡。８月２２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红卫兵，连续三天毒打校长沙坪直至打死。北京第八中学红卫兵在连日折磨后导致学校负责人华锦死亡，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打死了教员杨俊。８月２５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红卫兵在校中打死了语文教师靳正宇、学校负责人姜培良以及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红卫兵上午打死了居民李文波、晚上打死了校长梁光琪。８月２６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召开“斗争会”殴打教员和学校领导人，批斗之后刘树华自杀。８月２７日，北京西城区宽街小学红卫兵打死了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在校中打死了中科院的工人陈彦荣和一个老年女人。
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还可以看到一系列在８月１８日以后被打死或者被毒打后自杀的北京居民的名单。还有一些受难者，现在找不到他们死亡的确切日子，但是可以确定他们是在８月１８日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被害的。
１９６６年９月５日，刘树华自杀身死１０天之后，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一期“内部”的“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这份简报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普通人和学者都不可能读到其中内容。据看到这份简报的高级干部说，这份简报写道，从８月下旬到九月初，北京已经有上千人被打死。这份“简报”把暴力杀戮和上千人被打死视为红卫兵的“累累战果”，鼓励和支持之意，溢于言表。
根据文革当局所做的“内部”统计，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到９月５日，北京有１７７２人被红卫兵打死。清华附中所在的北京海淀区，人口总数和密度都没有市区高，但是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海淀区在北京各区中名列第三，仅仅次于西城区和崇文区。
除了天安门广场的大型集会、接见和官方媒体的大力宣传，权力当局还布置警察系统协助红卫兵抄家打人、运送和处理死尸。在北京最炎热的季节，处理突然增加的数千具死尸，也需要当局的行政能力，而不能只靠红卫兵的暴力。
从文革发动者的角度来看，鼓动中学生开展红卫兵运动，是非常有利和成功的一个步骤。大学生受到教育较多，不够野蛮。从笔者在“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中的总况描述可以看到，即使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清华附中等１２所中学的红卫兵把暴力迫害的各种方式带进清华大学之后，北京的各大学并没有发生像中学里那样众多的杀戮事件。在中学红卫兵中，由１８岁上下的高中生充当头头，１５岁左右的初中生充当打手，造成了北京１９６６年的“红八月”杀戮。这种杀戮，按照文革发动者的意愿，把文革引向极端。
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北京中学红卫兵不仅引导了大学和小学，也引导了国家机关。据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被访者说，在他们那里，在８月１８日之前，虽然有大字报以及被“揪出来”的人在劳动，但是没有打人、游街、戴高帽子和罚跪这一套，是在８月１８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那里也开始了大规模的暴力行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负责人林枫，８月１８日早上还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接见红卫兵，晚上就在党校被“革命群众”揪出来，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戴高帽子游街，敲簸箕“自报罪行”等等。这一套都是从中学红卫兵那里直接模仿来的。
通过８月１８日这样的大型集会以及随之开始的“革命大串连”，北京的红卫兵也把暴力迫害引向全国各地。８月１８日在天安门上发表演讲的有两个中学生，除了北京大学附中的彭小蒙之外，还有长沙第一中学的谢若冰。谢回到长沙后，该校红卫兵就贴出大字报“勒令”所有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集中开会，并且在会场上用铜头皮带殴打“黑五类”子弟。
在笔者所作的涉及全中国一百多所学校的调查中发现，无一例外地在１９６６年殴打和侮辱教育工作者，没有一所学校在文革中没有发生暴力迫害。分散于各省各地的学校，发生了性质和表现都非常相似的暴行：校园“劳改队”和校园监狱（后来被称为“牛棚”），暴力性“斗争会”，“黑五类”家庭出身的人被侮辱虐待，把部分城市居民驱逐到原籍农村，抄家，剃“阴阳头”，强迫唱“牛鬼蛇神歌”，捣毁文物和书籍，铜头皮带殴打，以及暴力迫害造成的成批死亡。主持这些暴行的都是红卫兵组织。上文报告了清华附中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发生的校园暴力概况，非常明显，在全国学校普遍发生的，就是清华附中的模式。这套模式的基本构件，贯穿于文革的前三年。
当然，这个模式中的一些构件，不一定是清华附中最先发明的。比如，根据笔者的调查，校园“劳改队”是在北京大学最先正式建立起来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在北京大学附中最先提出的，打死教育工作者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开始的。但是，这些文革行径作为一整套模式，清华附中是最先开始实行的学校之一，此外，这套模式也随着红卫兵组织的普遍建立而传播、复制和衍生。这也就是说，清华附中红卫兵贡献给文革的，不仅仅是一个“红卫兵”的名称，还有这样一套暴力迫害的模式。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提供了暴力迫害老师和同学以及校外居民的样板。
上文叙述了红卫兵是怎样一步一步由文革领导人扶植引导而发展起来的，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应是，毛泽东把这一名称、这一组织和这一套暴力迫害模式，通过红卫兵运动，从数个学校推广到全北京，进而推广到全国。
三、清华附中红卫兵施暴的部分细节
实际上，在清华附中，大规模的暴力迫害，在８月２６日的“斗争会”之前已经开始了。
副校长韩家鳌，文革前兼任初二（１）班的副班主任。８月初的一天，这个班的学生把他抓到该班的教室里面，全班学生用棍子、鞭子和铜头皮带轮流殴打他。他先是站着，后来被按下跪着，再后来被打趴在地上。除了几个学生因为是“黑五类”家庭出身不具打人“资格”之外，其他的学生被强迫必须参与殴打韩家鳌。有一个学生不愿意打，就有红卫兵激发他说：“你不记得韩家鳌迫害你了吗？打！”这里的所谓“迫害”，指的是，清华附中学生住宿在校，因为这个学生尿床，韩家鳌安排他和另一个也尿床的学生住在同一间宿舍里，这本来是一个好意的安排，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却被用来激发仇恨和暴力。
韩家鳌曾经在这个班里办了“外语丛书角”，把一些学外语方面的书放在那里，给学生阅读的方便；他也曾经给一个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学生买了一本英文小词典。这些都成了他的罪行。打他打了一个多小时后，有学生把一些书和这本英文词典用火燃着后，丢进一个铁丝篓子里，然后把韩家鳌的头往火里按，烧着了他的头发。
打过以后，红卫兵把韩家鳌架回关押“黑帮”的小院，把他的衣服拉开，显出他的满背血痕，对其他“黑帮”说：“你们看，要是不老实交待，韩家鳌就是样子。”当时，清华附中的“牛鬼蛇神”，被关在学校的西小院里，红卫兵里有个负责人，分工专门监管他们；“黑帮”们不是在那里写“交代材料”，就是被拉出去“斗争”或者“劳改”；常有红卫兵闯进来，命令他们唱“牛鬼蛇神歌”（此“歌”歌词与曲谱见笔者《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他们就只好唱；他们被侮辱，也只能唾面自干。
韩家鳌被打得浑身是伤，医院不给“牛鬼蛇神”看病，他只好让家人到药店买了大量治疗跌打损伤的传统中药“云南白药”，天天就着烧酒吃下去，以减轻疼痛。当时韩家鳌３３岁，从不喝酒，服用“云南白药”需用烧酒才起作用，他学会了喝酒，并且从此天天喝酒。他的腰在１９６６年被打伤后，３０年来一直疼痛。
清华附中红卫兵在附中校园大量使用暴力的时候，在清华大学打人还不那么严重。附中红卫兵因此批评大学红卫兵太文太无能，声称要“教育教育”大学生。８月中旬的一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带领中学生到清华大学校园游行，游行中间把清华大学的前领导人之一艾知生抓来“游街”。游行的终点站是清华大学西大饭厅，在那里继续开大会“斗争”艾知生，在“斗争会”的台子上，附中红卫兵把艾知生踩在脚下，一顿痛打。
在刘树华被打的前两天，８月２４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召集全北京市１２所中学的红卫兵到清华大学“造反”，实际上是中学生红卫兵把大规模的抄家打人之风全面带进了清华大学。那一天，１２所中学的红卫兵分乘大卡车来到清华园，和清华大学红卫兵配合行动。他们命令拆毁清华大学建校时期修筑的标志性建筑——刻有“水木清华”的汉白玉牌楼（这座牌楼在１９９０年代重建），大吊车拉倒牌楼后，红卫兵命令在“劳改队”中的“牛鬼蛇神”把石块背走；“牛鬼蛇神”运石头的时候，背后有拿着铜头皮带的红卫兵吆喝打骂。中学红卫兵和大学红卫兵一起到各系打人。清华大学校园内的甬道上，留下了一滩一滩的血迹。无线电系的教授和干部被打后，血流在地上，还有人在血迹旁画了一个大圈，又写上“狗血”两个字。这１２所中学里也有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该校红卫兵在清华大学“造反”过后，又到了靠着清华大学的北京大学教工宿舍“燕东园”，抄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翦伯赞的家，撕毁了他的藏画，查封了他的书籍。
８月２４日晚上，清华附中副校长韩家鳌被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拖到清华大学的科学馆。韩家鳌的家住在清华大学校园中荷花池附近，就是中学课本里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所写的地方。一公里长的路上，他的鞋子被拖掉了，红卫兵一路走，一路打他，一个红卫兵还把他的头按在地上，用脚踩上，说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是引用毛泽东的语录。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也被抓来，红卫兵命令韩家鳌打万邦儒，说“你不打他，我就打你。”
那天夜里，万邦儒和韩家鳌都被关在清华大学科学馆。被揪到科学馆挨打的还有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刘冰、艾知生等等。他们被逐个叫到一间小房间里挨打。折磨了一夜后，到第二天中午，给他们一人一个窝头吃，领窝头的时候，每个人必须先说一句“王八某某某吃窝头”，否则立即再遭打，那是清华大学的大学生红卫兵命令他们这样咒骂自己的。在折磨侮辱人方面，大学的红卫兵不甘落于中学红卫兵之后，并且都有“创造性”。
万邦儒和韩家鳌在科学馆被关押殴打了一夜一天，被附中的红卫兵拉回到附中。韩家鳌被抓走以后，他家的老人和孩子，不知道他被抓到哪里去了，又不见他回来，他们出门看到路上的两滩血，以为韩家鳌已经被打死，只有回家痛哭。
清华附中的地理教师张葆林，看到同事们这样挨打挨斗甚至自杀，她不知道灾祸什么时候会临到自己头上，于是在自己家里跪在地上，叫她的儿子仿照红卫兵在“斗争会”上的样子打她，说要“练习承受红卫兵的殴打”。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了那样的拷打和折磨，竟然事先进行“彩排”。
１９６６年８月北京曾下大暴雨，清华附中路边的排水沟排水不畅，引起积水。在校园“劳改队”里的老师们被命令清理水沟。做完以后，红卫兵命令他们互相泼沟里的混水，互相殴打，还命令男老师打女老师。
一位当年的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说，一天他看到清华附中的另一个副校长吴玉良走在路上，一个红卫兵走上去，迎面打了吴一个大耳光，又几拳把吴打倒在地，然后扬长而去。吴玉良倒在地上，过一会儿自己爬起来就走。——这时已经过了打人的高潮。
一位当年的学生告诉笔者，有两位老师忍辱负重的耐受力，给他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一位是孔令仪，一位是羊涤生。孔令仪原来是清华大学的教师，１９５７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后，被贬到清华附中，教高三的数学，教得非常好；羊涤生也是被划成“右派份子”后到清华附中的。文革中“右派份子”是现成的打击对象，加上有人说孔令仪是孔子的后裔，似乎更是罪上加罪。但是，这两个人不论怎么挨打被侮辱都一言不发，默默忍受。这个学生说他觉得这两个老师从１９５７年起就被人踩在脚下，有了耐受力。
这却让笔者感到悲凉，为什么清华附中有过这样的年代：老师被学生打得要吃“云南白药”、要练习怎么被“斗争”、怎么下跪？也觉得今人有必要想像一下，你是否能忍受那样的毒打和侮辱？你在那样的恐怖面前会害怕到什么程度？然后，可能才会思考一下，与其像张葆林老师那样胆战心惊地“彩排”挨斗、像孔羊二位老师那样无言地承受毒打，何不设法制止这种恐怖境况再次出现？
在清华附中，被打被虐待的不仅仅是老师，还有学生。红卫兵提出了“红五类子弟”“黑五类子弟”这样的新名词和新概念，大力推广“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所谓“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子女，也成为攻击对象。
红卫兵不仅自己大量书写张贴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强迫一批所谓“黑五类”出身的学生抄写这一对联。也就是说，这样的学生不但被侮辱，而且被强迫自辱。高三学生戴建忠和另外三个学生一起被强迫各写“对联”１００副。可以想象，仅仅这四百副“对联”就可以造成什么样的视觉环境。事实上，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在北京的中学校园里，这副“对联”是张贴最多最广的东西之一。
对所谓“黑五类子弟”——更有侮辱性的流行的说法是“狗崽子”，红卫兵不但张口骂，而且动手打，或者采取其他暴力行动。在宿舍里，一些“黑五类”子弟的床头被贴了侮辱性的大字报。初二学生章立凡的父亲是“大右派份子”章乃器，他的蚊帐和被子被红卫兵同学撕毁。
高一（二）班学生杨爱伦，父亲１９４９年以前在当时的政府海关做事，被认定为“坏家庭出身”，另外，她学习成绩优秀，还是学校体育队中长跑运动员和文艺队的独唱演员。由于她的“坏家庭出身”以及在文革前被认为是“好学生”，她在１９６６年７月底就开始在班里被红卫兵“斗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领导人之一到她的班上详细指示如何整她。她被禁闭在一间小屋里，她在宿舍的铺盖被扔了；她被强迫写“检查交代”。在这种情况下，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杨爱伦到清华园火车站附近卧轨自杀，火车头把她铲出了轨道。她没有死，但是脸部和身体受到重伤，并且失去了手指，成为永久性伤残。
不到两个星期之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也属“家庭出身坏”的高二学生郭兰蕙服毒自杀死亡。郭兰蕙的父亲在１９４９年以前曾经在当时的政府中工作，由于这样的“家庭出身”，她就成了“狗崽子”并受到“批斗”。８月２０日是星期六，郭兰蕙在回家的路上喝了来苏水。到家的时候，她母亲看到她脸色不对，知道她服毒以后，立即把她送到医院，当时她还没有断气。
两位认识郭兰蕙的学生说，红卫兵曾经在学校中当众宣布，因为郭兰蕙是自杀，医院打电话向清华附中询问她是什么人，清华附中红卫兵告诉医院，郭兰蕙是“右派学生”，于是，医院不加抢救，让郭兰蕙躺在医院的地板上渐渐死去。红卫兵不但对郭兰蕙的死亡毫无怜悯之心，而且用得意的口气在学校里告诉其他学生这些情况，显示他们主宰生死的权力和威风。
郭兰蕙死时１９岁。
就在刘树华被“斗争”而死的同一天，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的上午，清华附中高二（１）班四个所谓“黑五类”出身的学生郑光召、戴建忠、赵伯彦、刘喜鸿，遭到该班红卫兵的集体殴打，红卫兵抡开了铜头皮带和棍棒，向他们称作“狗崽子”的同学大打出手。当天下午，这四个所谓“黑五类”又被强迫跪在学校空地上拔草根“劳改”，身后站着手持皮带、凶神恶煞的红卫兵。当年，这幅恐怖画面深深印入多位老师和学生的记忆里。当天晚上，郑光召等四人被关在学校不准回家。郑光召出现尿血、抽搐和昏迷，几乎死去。以后，他们被监禁在宿舍，不得允许不能出学校门。
清华大学中共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的女儿，是清华附中初二（１）班学生。因为蒋南翔在１９６６年６月被中共中央派来的“工作组”作为“黑帮”“揪”了出来，他的女儿立即变成了“狗崽子”。有一天，在众多同学面前，她被“红五类”学生从队伍里拉出来，当众扇了几个大耳光。
在清华附中，特别流行给被“斗争”的女同学剃“阴阳头”，即把头发剃去半边。笔者采访过的该校人员很有限，提供了被剪“阴阳头”的女同学名字就有：高三的张蕴环、高二（１）班的杨柏龄和陈向明、初二（３）班的王淑英和孙淑绮。
在当时北京的其他中学里，剃“阴阳头”的侮辱一般只施加在女老师身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却以这种方式虐待女同学，这在当时的“红色恐怖”中都算少见的。
北京作家史铁生在１９６６年时是清华附中初二（３）班的学生。当笔者问起他的班上是否打了同学，他回答说，打了，打得不重。
笔者问，不重是多重？
史铁生说，打了两个女同学。是红卫兵打的。让她们跪在教室里，用皮带和拳头打了，剪了她们的半边头发。
记得笔者当时不禁追问：这怎么还叫“不重”？
史铁生是作家，使用汉语词汇应当比较准确，当然也懂得这样殴打折磨，对两个１５岁的女学生来说，是“重”还是“不重”。他这样说，是因为在１９６６年的清华附中的环境里，有大量更为严重的罪恶发生，所以如果不是被“往死里打”、不是被打到生命垂危的程度、不是像刘树华和其他“黑帮”那样被打得不想活了，大概就可以算“不重”。
史铁生还记得这两个女生的名字：王淑英和孙淑绮。她们被剪“阴阳头”的原因是“家庭出身不好”，其中王淑英被指控是“隐瞒家庭出身”，这在当时就可以成为一个罪名，可以让红卫兵拿去作为一个理由来惩罚你，从中也可以见出红卫兵的观念，以及他们认为有权力用暴力惩罚同龄人的那种蛮横。
史铁生不是“红五类”，没有当过红卫兵，而且对被打的人怀有同情，所以记得这些细节。经历、道德观念和记忆的关系在这个例子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被毒打的还有清华附中传达室看门的老人。看门的人既不可能“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也不可能“打击迫害革命干部子弟”，一样被打，因为红卫兵照样可以找出“理由”，他们说他是“地主”，对他大打出手。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不但到本校教师家中抄家，也到学校附近的人家抄家。他们在清华大学的教授家中，砸毁艺术品和书籍，搜索黄金和外币，而且殴打被抄家者。８月下旬的一天，红卫兵把抄家抄来的东西，主要是书籍，也有其他物品，在清华附中大操场上堆了有一个房间那么大一堆，点火燃烧。烟尘飞舞，发出呛人的气味。红卫兵成员围绕火堆，鼓掌欢呼。其他同学不敢近前，远远观望。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还到火车站去殴打那些被“遣返”到农村的“地富反坏右”。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９月，有近十万北京居民被抄家后驱逐到原籍农村，占当时城市人口的近百分之二。驱逐的命令由红卫兵发出，强行“遣返”的过程，也由北京中学生红卫兵在警察的帮助下出手执行。大批红卫兵在火车站监督被驱逐者，并且常常施行毒打和侮辱。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在火车站用开水浇烫被驱逐的人。有些在夏天被驱逐出去的人，在农村没有活路，自己跑回北京来，１９６６年１１月，清华附中红卫兵再次到火车站殴打这些人。目击者说，打人的场面十分可怕。
清华附中红卫兵也参与发起了所谓“打小流氓”的行动。他们和其他中学的红卫兵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斗争”“小流氓”，在万众瞩目之下，殴打被“斗争”的对象。在“打小流氓”运动中，有人被打死，例如在北京第８中学、第１３中学、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和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打死了被他们指为“小流氓”的同学和社会青年。今天去看，不要说所谓“小流氓”显然是一个欲加之罪，就是在红卫兵所用的语汇中，也只称之为“小”流氓，而不是什么大罪犯，可是红卫兵也对他们毒打甚至打死。这就是红卫兵当时的理念。
８月下旬，红卫兵开始所谓“革命大串连”。他们得到政府提供的免费火车票和食宿，在全国各地“煽风点火”。清华附中红卫兵把他们的这一套暴力迫害方式也带到他们的所到之处。住在贵阳的一位被访者说，清华附中红卫兵到了贵阳，殴打贵州省文化局的“牛鬼蛇神”。他们打了京剧团的演员，还把贵州省文化局幼儿园的园长也揪来剪了“阴阳头”，并且把她打得遍体鳞伤，满身血印，皮下淤血很长时间不消褪，看上去十分吓人。这个幼儿园园长还是四个孩子的母亲。
刘树华之死，就发生在这样的一系列暴力迫害事件的背景上。刘树华的死不是孤立事件，也不是偶发事故。刘树华死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规模暴力迫害，他是１９６６年８月发生的红卫兵杀戮的无数受害者之一。
上所叙述的清华附中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发生的暴力迫害，仅仅是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的，因此，是实际发生的事情的非常有限的一部分，是冰山的一角。如果能做更详细的调查，如果清华附中的大部分师生能够有机会说出他们身经目睹的红卫兵所作的暴行和迫害，一定远远不止本文的内容。
四、暴力迫害的理论支撑：“教育革命”“阶级路线”和“造反精神”
上文写到，在毒打刘树华的过程中，在折磨清华附中一批教师和干部的过程中，在给女同学剃“阴阳头”的行为中，人性中的恶意和罪恶欲望，确实在起作用。对他人挥舞鞭子棍棒，欣赏受害者在脚下呻吟，掌握对他人生杀予夺的权力，这些，对于没有建立良心预防机制、道德底线极弱的人来说，是一种快乐和享受，稍加推动，就足以使他们乐此不疲，积极进行。但是，这种人性恶，在文革中是依附于红卫兵的政治理念和行动目标发生作用的。
清华附中红卫兵一直宣称他们的成立宗旨，也就是他们所要做的事情，最主要的是两项：一是“教育革命”，二是“贯彻阶级路线”。
为他们的第一项任务“教育革命”，他们毫不留情地攻击清华附中的校长万邦儒等学校领导，残酷地殴打教员们如刘树华，尽管这些人在文革前其实不但没有“迫害干部子弟”，而是给了他们相当多的特权。红卫兵的行为确实像是一种恩将仇报或者对特权的贪得无厌的追求以及虐待狂的表现，但是也不仅仅如此。他们有意识形态和革命理论作根据，他们把校长和老师先定义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代表人物，然后以此为“理由”，可以殴打、侮辱、甚至打死校长和老师。
这样的认识显然来自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给林彪写的一封信。这封信当时是和“５１６通知”一起在共 产 党高级干部中传达的。在这封信里，毛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无论毛指责的这种现象是否真实存在，但他指示人们，特别是学生，去攻击当时学校的校长和教员，是非常清楚的。
在１９６６年的夏天，学校的校长和教员，便沦为当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和“肃清法革命运动”中的“反革命份子”、“土地改革”中的地主、“五反”中的资本家、“反右派运动”中的“右派份子”，他们是被最高当局指定的“革命”所要打击的对象，是做为社会中的一个群体被当作了打击对象。尽管在其中的每个人，可以苦苦申辩并且幻想逃脱，但是，大的形势是不可改变的，比如，刘树华根本不是什么“流氓”，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是即使没有这个借口，也会找到别的罪名处罚他。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员，清华附中的教员和校长们，注定是要被打被斗被迫害的。
这样一种迫害方式——在社会中划出一大类职业范围的人、进行大规模的超越于法律之外的迫害，在人类历史上是少有的，所以很难界定其独特性，也没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来描绘。这种迫害方式不是仅仅从文革开始的，红卫兵的贡献是把这种方式用在了大批教育工作者头上。
红卫兵的第二个目标和任务是“贯彻阶级路线”。清华附中红卫兵发明的“红五类子女”和“黑五类子女”的新概念新名词，远远溢出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概念，不但不是指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也不是指过去曾经拥有生产资料的人，而是指曾经属于某个阶级的人的儿女。他们要求在他们的同代人之间划分等级，制定打击目标，建立新的秩序。
这显然是符合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需要的。文革开始的时候，共 产 党已经执政十七年，当时３０岁上下的成年人，都是在共 产 党时代才进入小学或者中学的，根本没有可能再成为“地主”“资本家”，所以，那时候需要新的理论，划出新的打击对象，才能使得“阶级斗争”继续下去。红卫兵扩大了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打击对象，不仅从“地富反坏右”扩展到了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教育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并且，从“地富反坏右”本人扩展到了他们的子弟。而且，在那个时代，每个家庭生育的子女数目平均多于两个，所以这一新政策在斗争对象数量、范围的扩展方面也极其可观。
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论，清华附中红卫兵理直气壮地侮辱殴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包括剃女同学的“阴阳头”。刘树华死去３０年后，他的同事和笔者谈起他的时候，还特别提到，刘树华“不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最多是小业主”；他们也提到校长万邦儒遭到长期的毒打和虐待，不但因为他是“黑帮”，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清华附中的代表，还因为他是“地主家庭出身”。在这样的记忆背后，还看得到清华附中极端强调“家庭出身”的血统论遗风。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刘树华被毒打的同一天，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举行“斗争会”，强迫该校１２８名老师和学生跪在大食堂的地上，面对毛泽东的挂像“请罪”，而且，１２８人中有的被剪了头发，有的被打，有的被没收了手表。这所中学当时只有６０名教职工和不到５００名学生，１２８人占很高的比例。此后，“１２８”成为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恐怖数字。“斗争”他们的“理由”是一个：他们“家庭出身坏”。这是一个以“家庭出身”来进行“阶级斗争”的典型案例。
清华附中红卫兵有明确的规定，只有“红五类”子女可以加入红卫兵。这五类是：革命烈士、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这就是说，对一个像北京这样的城市，作为人口主体的商业工作者、机关职员、教师、医务工作人员，工程师、各种服务人员以及专业人员的子女，都是不准参加红卫兵的。这么多行业人员的子女尚且如此，他们本人的处境也很清楚了。这些人员是现代城市经济的主体，打击这些人，是在打击现代城市生活的基本部分，打击商业、技术和科学。“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在柬埔寨驱逐城市人口，摧残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员，与此有相似之处。西方学术界对柬埔寨波尔布特暴政的史实，已有相当程度的研究，至于他受到了中国文革的哪些影响，还待考。
家庭出身是加入红卫兵的唯一条件，红卫兵又是将此条件明文写在章程里的组织。共青团虽然在实际操作中强调这一方面，但是章程里没有这一条。把一种先天性的条件写入组织章程里去的另一个组织，是纳粹德国的“希特勒青年团”。“希特勒青年团”严格调查成员的父母是什么人种，谁若有所隐瞒，会被惩罚。这方面和上文写到的清华附中红卫兵把一名被指控“隐瞒家庭出身”的初二女学生剃了“阴阳头”，并罚跪和殴打，做法是相似的。
红卫兵在学生中实行隔离政策。该校初二（１）班的学生成立了一个叫“梅花”的小组进行活动。“梅花”小组的成员有不同的家庭出身，有的是“红五类”，有的不是，是“职员”。红卫兵命令“梅花”小组解散，理由是他们“阶级阵线不清”。由此，不同“家庭成份”的学生，被禁止互相平等来往。实际上，当时在北京的中学生中，不同“家庭出身”的学生，互不来往甚至互不说话。
１９６６年６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取消高考制度，使“贯彻阶级路线”获得了最有力的社会制度方面的支持。不管怎样，考试制度和“家庭出身”制度有冲突，前者被废除，后者就可以大行其道。
清华附中红卫兵把“家庭出身”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是很有影响力的，后起的、与之“对立”的、成年人的组织，如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蒯大富，在其发出的文告中，蒯大富署名之后还特别注明他是“革干”家庭出身。（《井冈山红卫兵第三号决议》，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８日，有三个人署名，都写明“家庭出身”。）通常，署名可以伴随本人的职务，但是注明家庭出身，却是罕见的做法。
清华附中红卫兵实行“教育革命”和“贯彻阶级路线”的手段，是相当暴力性的，破坏常规的。他们在这方面的说法是“革命造反精神”，并以此作为红卫兵的重要特色。他们前后写了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毛泽东看过前两论后，写信支持他们。《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三篇文章。时间是在刘树华被“斗争”和毒打的前两日。
所谓“造反精神”，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谎言和讽刺。“造反”一词在传统意义上是反对皇帝反抗强权。红卫兵声明他们是毛泽东的红色卫兵，那么也就是说，他们不仅根本不“造反”，相反却是最高权力的忠实奴才。
清华附中红卫兵明确规定，所谓“革命干部”，是指在１９４５年以前加入共 产 党的干部，这些干部在１９６６年大部分都是高级干部，因此，当时清华附中一千多学生中，清华附中红卫兵只有二百来人；北京的其他中学，也有类似的比例，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代人中的少数。一个２００人的组织，可以在该校内外施行上文所描绘的种种暴行，是因为红卫兵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和扶植；少数人能控制多数人，也是因为他们有一套革命理论；此外，也由于他们使用无限制暴力，使得反抗不可能发生。
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就是在最高权力者毛泽东的一手支持下，在权力当局的保护下，对老师和同学恣意施暴。他们肆无忌惮地迫害虐待学校里无法还手、也无处可逃的老师和同学，殴打折磨学校外的和平居民。这样的行为，不但野蛮，而且卑劣。
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这种“造反”，是对文明社会常规的反动，是无法无天，在纵向的历史和横向的世界文明范围内，都是罕见的严重的反文明反人道的暴行，是极大的罪恶和丑闻。然而，甚至在文革结束以来，红卫兵的暴力迫害和杀戮，一直没有得到记载。在现有的已经出版了的三部“文革”通史中（分别印刷于１９８６、１９８８、１９９５年），以及两部数百页长的红卫兵史（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出版），没有提到任何一个被红卫兵害死的校长和教员的名字，也没有记载１９６６年“红八月”的大量发生的校园血腥事件。
刘树华死于１９６６年８月。红卫兵自豪地把这个八月称之为“红八月”。长久以来，这个时期被描述为狂欢的理想主义的青少年的盛大节日，而大量被杀害或自杀的教育工作者，却长期被隐瞒、被遗忘。“红八月”的腥红，不但是红卫兵的红布袖章和毛语录本的红色塑料封皮，更是千万文革受难者的鲜血，其中也有刘树华年轻的血。
１９９０年第二期《传记文学》发表“红卫兵之旗”一文，是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人卜大华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产生发展以及所作所为的长篇介绍，共两万字。在这长篇大论、用词华丽的回忆录中，卜大华完全没有提到他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晚上主持召开的那个“斗争会”，那场导致刘树华老师自杀的残酷拷打，也没有提到清华附中红卫兵大规模地长时间地毒打侮辱老师和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的行为。
这里不仅有一个是否说出事实真相的问题，更直接关系到基本的道德原则和是非问题，而在卜大华的描述中，显然不认为这是一种错误，需要认错、悔过和向受害者道歉。
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９０年，二十四年过去了，这位当年的红卫兵领袖的“进步”，仅仅在于不再把１９６６年红卫兵所从事的暴力迫害，作为正面“成绩”来夸耀了——在１９６６年夏天的数次天安门的盛大集会中，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都热情洋溢地夸赞了他们的行动，而二十四年后，毕竟邓小平已经否定了文革。
在卜大华１９９０年的发表物中，津津乐道地叙述了一件往事：他们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４日贴出了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其中引用了毛泽东语录“造反有理”，当时在清华附中的工作组对这张大字报不满，可是不能反对毛的指示，又没有听说过毛有这样一个说法，于是来问红卫兵，毛的话出处在哪里，卜大华故意不说，工作组只好派人去北京图书馆、党史资料馆等地到处寻找，结果还是找不到，很是狼狈。
卜大华在二十四年后对此还得意洋洋，却没有意识到，他正好无意间对他们当年所谓“造反”的奴才本质，作了一个明确的注释。自然，工作组在当时是很可笑也很可怜的，他们一开始就支持红卫兵，称说他们是“革命左派”，后来试图对红卫兵的暴力攻击老师和同学的行为有所约束，但是弄不清红卫兵的来头，不敢反对红卫兵，这个细节，一方面说明当时连工作组人员都对毛这句语录难以置信，另一方面红卫兵拉大旗作虎皮，也显示了他们所谓的“造反”到底是什么。
五、刘树华死后
在刘树华死后，暴力迫害继续进行和发展。
就在刘树华死亡一天之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清华附中陈书祥老师的父亲被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从家中抓走，当天夜里在北大附中校内被打死，时年３７岁。陈老师的父亲名叫陈彦荣，是一个工人，他的家离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都不远。和清华附中一样，北大附中也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只是他们的组织用了“红旗战斗小组”的名字。陈彦荣被打死后，清华附中红卫兵给北大附中红卫兵发了一封关于尸体处理的公文信，信上赫然盖有红卫兵的圆形公务图章。这张公文信的照片，展示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陈彦荣”条目之下。这封信，表明了当时中学各校红卫兵之间在打死人这样的事情方面已经建立了公文系统和工作网络，配合协调，也表明了当时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在文革杀人机器运作中的作用和角色。
在１９６６年年底，清华附中红卫兵失去了文革领导人的宠幸。这是因为文革的打击目标扩大了，远远超出了“５１６通知”中圈定的上层建筑五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曾经大力支持红卫兵的文革领导者们转而全力支持后起的另一些组织，这些组织开始猛烈攻击共 产 党中央以下的各层领导。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父母们受到攻击，他们中间相当多的人也变成了“黑帮子弟”，变成了他们曾倡导推行的暴力迫害运动的受害者。包括卜大华在内的一些红卫兵头头，在１９６７年初被公安部抓起来关了三个月，又由毛泽东下令释放。他们由此被称之为“老红卫兵”，以区别于文革最高领导人支持的别的新学生组织。这是文革的戏剧性转变之一。
文革领导人曾有非常戏剧性的几个大转折。一是一度领导“揭发”“斗争”原学校负责人的“工作组”变成了被“斗争”的对象；再就是曾经不可一世的高干子弟红卫兵失势；再后来是取代高干子弟红卫兵的“造反派”被抛弃。这些看似出尔反尔的大转折，总是牺牲掉一部分积极追随者，而文革却在此过程中发展到了新的程度。所以，站在文革领导人的立场看，这是相当成功的领导艺术。
这类转折造成了一些特别的人，即他们先充当迫害者，然后又变成被害者。但是文革过后，这类人往往只控诉他们遭受的迫害，却对他们曾经迫害过他人，避而不谈，守口如瓶，也不道歉和忏悔。卜大华是这类人中自己出来亮相的一个。在他的文章中，他讲自己受害，却隐瞒了自己怎么迫害别人，更没有向被他迫害过的人表示道歉和忏悔。这是典型的道德上的“双重标准”，这样的想法不但使得文革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被歪曲，而且在这样的叙述中包含的思想仍然是“别人迫害我不对，我迫害别人却是对的”，也就是说，文革的暴力迫害的思想，在这类描述中继续张扬。
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失势并不意味着他们奉行的暴力迫害原则的失势。清华附中新起的组织叫“井冈山”，和红卫兵在学校里各占了一座楼。红卫兵在宿舍楼房顶上，“井冈山”在教学楼的房顶上，两边对骂。红卫兵指责“井冈山”是“保守派”，“井冈山”为了证明他们的“革命性”，把关在学校的五个“牛鬼蛇神”——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鳌，语文老师高恬惠，职员张秀真和羊涤生，用布蒙上眼睛，拉到教学楼门口，命令他们往上爬，爬上五层楼，又爬上房顶。“井冈山”的学生在楼顶上用皮鞋底抽打这五个人。
在１９６８年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新一轮迫害中，清华附中的另一位老师在被关押“审查”的时候自杀身亡。他的名字叫赵晓东，是该校的体育老师，体育教研组负责人。赵晓东身材高大，体格强壮，年轻时是很好的运动员，后来成为很好的体育教员。清华附中在北京的中学里以体育成绩出色而闻名，跟他有很大关系。他的罪名是“历史问题”。赵晓东在１９６８年８月９日在学校中跳楼身亡。那一天，他也在五楼大教室遭到“斗争”。“斗争会”后，他出了会场，下到五楼和四楼之间的楼梯拐角处，从窗口跃出。他的血和脑浆喷溅在楼前地上，死亡场面十分可怕。赵晓东的死和刘树华相隔整整两年。文革这辆巨车仍然在气势汹汹地进行，不断用人血润滑车轮。
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晚上和刘树华一起被“斗争”的校长万邦儒和韩家鳌，１９６６和１９６７年在校园“劳改队”中被“专政”，１９６８年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关押。最后，他们得到一个“忠实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文革结论”，被发落到北京附近的“五七干校”劳动，１９６９年林彪发出了所谓“一号命令”后，他们被“下放”去北京远郊县农村无限期“插队”。１９７３年，在林彪死后多时，他们才被允许回到北京，另外分配了工作。文革后，１９７８年，万邦儒重新担任清华附中校长。他从１９６０年开始担任校长，六年后文革发生，被整了１２年。
在１９８０年代末，万邦儒告诉别的中学校长，红卫兵的出现和施暴，和他文革前的教育有关系，特别是他对干部子弟的特殊对待。１９６４年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后，清华附中领导把干部子弟组成一个特别小组，请清华大学高层干部给他们作报告，传达毛泽东对其侄子毛远新和王海容的谈话，组织他们参加军事训练。学校还把学生干部大量地换成高级干部子弟。这样的做法培养了干部子弟的特权意识，直接导致了后来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红卫兵。教育屈从于强权，放弃了教育的标准和平等原则，失落了教育的尊严，也埋藏了日后的灾难。文革开始，干部子弟立即批判校方的“阶级路线”，嫌他们得到的特权还不够，而且，发展为暴力攻击校长和老师。
可惜，万邦儒对文革前中学教育的反省，未见发表，他就在１９９２去世了。这一代教育工作者经历了如此剧烈惨痛的人生经验，未能为后人留下他们的记录和分析，十分可惜。
清华附中的相当一部分的老师和学生，没有忘记那个害死了刘树华的“斗争会”，他们还清楚记得那天晚上打人最为残忍的红卫兵的名字，他们也还挂念刘树华的孩子和妻子以及他的老爹。但是，由于当局对出版有关文革的文章和书籍有严格的控制，他们无处发出声音。能发出声音的，反而是红卫兵方面的那一类删改事实美化暴行的谎言，如上文提到的卜大华回忆录。由于对红卫兵的真实历史的掩盖和隐瞒，美化和怀念红卫兵和“红八月”的声浪，时时出现在官方许可的出版物中。
刘树华的没有见过面的孩子，正是文革的同龄人。他的童年是在文革的阴影中度过的。他没有父亲，得不到父爱和父亲在经济方面的抚养，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幸。他的父亲那样死去，在文革那种强调所谓“政治”和“家庭出身”的时代，还要给他带来歧视和麻烦。刘树华的妻子，新婚丧夫，后来又要独立抚养孩子，她一定经历了旁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和痛苦。刘树华的老爹，不知道是否还在世。如果读者中有人知道刘树华的家人的消息，请告诉笔者。
发生在１９６６年夏天红卫兵大规模毁坏文物书籍、殴打并且杀害教师的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自从秦始皇在公元前２１４年“焚书坑儒”之后发生的、性质有所相似但规模则大得无法比拟的、反文明反人道的迫害事件。如果我们不忘记这一事件，也就不应该忘记刘树华。历史不应该删除刘树华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