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被封锁的纪念网站

2000年10月，笔者做了“中国文革受难者网上纪念园”网站（www.chinese-memorial.org），记录文革期间受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字。通过多年研究并采访上千名亲历文革者，笔者写出了数百个文革受难者的故事并把它们放在网页上。受难者的名字以拼音为序，点击名字就可以看到他们的个人信息，如年龄、职业、死亡地点和日期，以及受到怎样的迫害而死亡或经过怎样的拷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的细节。

在中国，即使那时使用电脑互联网的条件远不如今天，也有许多读者访问了笔者的网站。很快笔者就每星期都会收到一些电子信件。大多数读者称赞这项工作意义重大，有的还主动提供帮助。然而，2002年3月，网站运行17个月后，北京当局封锁了它，在中国境内的读者再也不能浏览它了。

为什么要封锁这样一个仅仅包含受难者的名字和生平的纪念网站？中国领导人早在1979年就宣布了为所有这些文革受难者平反，现在当局从这一网站的信息中发现了什么危害性？文革历史写作由于缺乏关于受难者的记录而遭到了多少歪曲？在笔者应邀开始写这篇关于文革的“官方历史和平行历史”的文章之前，这些由网站被封锁而引发的问题已经在笔者脑子里盘旋多年。

本文的主要论点是：记载受难者是写作文革历史的关键问题；是否写入受难者，表现了被准许出版的“官方历史”和不能通过官方审查因而也就不能在中国出版的“平行历史”之间的主要分歧。迄今为止，还没有学术论文来分析文革历史写作中叉开的这两支的区别何在。由于控制着互联网和媒体的当局已经表现出其“敏感”并诉诸于压制受难者的声音，对此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就更为必要。笔者将从事实、解释和方法三个方面来讨论文革历史中的受难者。20多年来笔者所收集的文献和所作的调查访谈，以及过去几十年来关于文革的历史记载如何形成的实际情况，是本文讨论的基础。

事实：遗弃还是记载受难者

找出普通受难者的姓名

大量的人在文革中死于迫害。他们大多数死在自己的工作单位，而不是死在遥远的集中营里。他们在“斗争会”上受到攻击，在毛泽东主张的“群众专政”下被害死[1]。在文革中杀戮从来不是秘密，而是恐吓公众并使之屈服的手段。事实上，遍布各处的无情镇压是文革中几乎没有人能公开抗拒文革的主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死亡两年后，中国领导人开始逐渐给文革受难者平反，并付给每个受难者家庭420元钱（约相当于那个时候一般人年工资收入的一半）。然而，新领导人没有公布受难者的名单，也不准普通研究者查阅统计数字和档案资料，尽管实际上每个单位的“政工部门”都按照规定给他们的每个工作人员保存着档案资料。此外，权力当局严格控制官方出版社（在中国不存在非官方出版社），禁止出版关于文革的书或文章。例如，北京《东方》杂志为文革30周年在1996年5月号上汇编了一组有关文章。然而，这期杂志刚完成装订，命令就下来了，编辑部被要求销毁已经印好的刊物，去掉这组文章，重新编印这一期。虽然编辑们执行了命令，但是此后不久这个杂志仍然被永久性地关闭了。有关文革的调查和出版，虽然不是全然无可能，却极其困难。许多作者明白这点以后就放弃了这个题目。

2002年纪念网站在中国大陆被查封以后，笔者继续发展这个网站，并增加了更多内容。2004年，笔者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中文书，570页，书名是《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访谈实录》[2]，在这本书里，笔者写出了659名受难者的悲惨故事，写出了他们在何时何地如何死亡的细节。这些受难者包括教师、作家、医生、农民、工人、低级和高级干部，以及上岁数的家庭妇女。这是第一本使用了第一手的调查访谈材料写成的关于文革受难者的专书。在为这本书作的序[3]中，罗德里克o麦克法夸尔教授写道：

在这本书里，王教授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朝着使中国人正视其近期历史的方向。经过她的长期刻苦的努力，无疑还遇到过大量的挫折和阻碍，她揭开了蒙在暴力上的面纱，特别是在她界定为文革中最残忍的两个时期中的暴力。这两个时期是红卫兵运动兴起的1966年夏天，以及由“革命委员会”进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1968年冬天。在书中，她一个接一个地详细描述了数百名受难者的命运，希望以此种方式确保他们将不会被遗忘。

笔者的书记下名字的659名受难者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死于文革的这两个主要运动中。这两个主要运动由无数残酷的迫害组成，这些全国性的迫害行动都是在毛泽东明确而详细的指示下进行的。

除了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姓名索引，笔者的书还提供了受难者死亡地点的索引。尽管笔者查明的受难者名字只有数百个，但这些已经掌握的资料表明了受难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有多么高。例如，在总共有116个工作人员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有10名教职员工死于迫害，还有一个校外人员在校园里被毒打致死[4]。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和4名教师被迫害而死，两个校外居民在校园里被打死，还有7名教职员工的配偶受迫害致死[5]。在四川省井研县农村的马踏乡中学，总共30个教职员工中有两名教师受迫害致死[6]。在北京大学，63名受难者受迫害致死[7]。清华大学受难者的数字是58人[8]。此外，笔者的调查发现暴力迫害发生在每个调查所及的工作单位，没有一个例外[9]。一个研究者能够查明的受难者人数是有限的。然而，如果把笔者发现的受难者的比例用于当时整个中国的劳动人口，受难者的总数将以数百万计。

对笔者书中记录的大多数受难者，无论在文革期间还是文革之后，官方媒体都从来没有作过报道。1999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列出了一份文革受难者的名单。这个名单是从中国1978年至1999年出版的书籍和论文中得出的[10]。虽然对文革结束后的23年中的出版物作了相当全面的搜索，这份名单却仅仅收录了69个受难者的姓名，他们都是高级干部或社会名人。这个数字仅稍稍高于笔者写出的北京大学的受难者人数。

在文革期间，中国报纸和杂志每天用大字标题来报道文革的驱动力量如“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在全国的活动，但对暴力和杀戮却一字不提。那时中国当局出版的报纸、杂志和纪录片中全是这样的画面：百万名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青少年游行通过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与红卫兵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握手，背景则是红墙、红旗、红色标语和毛泽东的小红书。欢呼雀跃的年轻红卫兵成为广泛宣播的革命的标志性形象。媒体没有报道革命的血腥的一面：大批被划入“阶级敌人”类别的教师和居民，以及许多出身于所谓“黑五类”家庭的学生，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殴打，伤害，甚至被殴打致死[11]。文革期间另一个不被报道的死亡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之死。他经历了三年监禁和折磨之后，在1969年去世，但他的死亡消息直到1980年才向中国人民公布，那年中共新领导人决定为他平反。

暴力不但在发生的时候没有被报道，在因毛泽东死亡而文革结束以及新统治建立之后也仍如此。在1978年至1979年，在毛泽东的死亡导致党的内部圈子结束并否定文革之后，中国媒体才谨慎地开始提到一些级别很高的或者很有名的受难者，作为一种为他们恢复名誉的方式。但是这些文章很少写到受难者受到了什么样的迫害以及他们是如何被杀害的。受难者只是被简单地描述为“好同志”，“忠于党”，被“林彪集团”、“四人帮”迫害而死。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有级别在副部级或以上的受难者才可以刊登在国家级的报纸上。

有偏向有选择的官方历史

中国的新权力当局否定文革以后，三本文革通史专书分别在1986年、1988年和1993年由官方出版。这三本书都把文革作为一个负面事件来加以描述，但是对于普通人遭受的残酷迫害，三本书都没有提供相关细节。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著）[12]是第一本关于文革的全面历史的书。事实上，这本书不能被视为“出版”了的。1986年10月，在这本书被送到书店出售之前，原北京工业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谭力夫就投诉到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那里，导致胡耀邦要求制止这本书的传播以“保持安定团结”。据说，那时候出版社已经印刷了60万本，面临巨大的财产损失。（后来允许这本书在指定的政府机关“内部”出售，但一直不能公开发行出售。）3个月后，1987年1月7日，胡耀邦辞职，正像1964年发生的赫鲁晓夫在批准出版亚历山大o索尔仁尼琴关于集中营的著作两年以后被迫辞职的事情一样。作者高皋和严家其是一对夫妇，严家其那时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的所长。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他们逃离中国。2007年春天，一名年轻读者来信告诉笔者，他刚刚在中国以10元价格买了这本书的装订质量很差的盗版本。

在三本文革通史书中，高皋、严家其的书是唯一提到了普通人受难者的姓名的。这本书在“崛起的红卫兵运动”一章中提到了退休老校工徐霈田和中学生王光华这两个名字[13]。徐和王都是在北京第六中学红卫兵设在该校音乐教室的监狱里被打死的。北京第六中学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中南海仅隔一条马路，距离天安门广场也只有几百米远。徐霈田被不实地指控为1949年前是人力车铺业主。王光华的家人在1949年前拥有小生意，所以不准他加入红卫兵，但他不服从红卫兵的命令，参加了到外省的“革命大串联”。事实上，还有第三人也在这座校园监狱中被杀害，他叫何汉成[14]，一个老人，在学校附近拥有几处出租的房屋。因为何汉成算是一个“资本家”，所以这本书中没有提到何汉成的死亡。

第二本书是《大动乱的年代》[15]，王年一著，自1988年出版后一直可以在国营书店看到。此书多次重印，并在2005年发行了新修订版。这本书没有提到任何死于1966年夏天北京红卫兵暴力的教育工作者，具体写到的只是“北京中、小学的若干教师被剃了阴阳头”[16]。后来笔者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了王年一书中这一表述的严重疏漏，并举出了11名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作为证据[17]。在2001年发表的内容有所增补的这篇文章的英文新版本中[18]，笔者列出了30名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以及一些遭到折磨和凌辱后自杀的人的名字。

王年一没有对笔者的批评作出回应，在他2005年的新版中也未对笔者指出的失实描写作出改动。他在书中用了两页为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暴力事件辩护，而对受难者的描述只有一句话：“据统计，在1966年8、9月北京市打死1000多人。”[19]这个句子在文法上不通。动词“打”没有主语。这是在有意避免提及打死人的凶手。事实上，关于红卫兵在北京造成的死亡，官方正式公布的数字是1772，出现在关于文革的第三本正式出版的书上，作者金春明。

另外，王年一把1772这个数字轻描淡写地缩减为“1000多人”，而不是人们通常会说的“1700多人”。他和金春明都来自中国最权威的机构--中共中央党校（金春明）和国防大学（王年一），并有从党内文件中接触数据的机会，但是提到这个数字的时候都只是简单的一句，没有作进一步评论。他们都没有问：谁被打死了？谁打死了他们？只写一句话，好像1772人在北京被打死是无需加以说明的小事一桩。

金春明的书《“文化大革命”史稿》[20]像前两本书一样，主要是描述文革期间中国媒体已报道的事件，但是对那些事件作了与以前不同的结论。比如，文革中被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派”的刘少奇案在金的书中被写成“最大冤案”。作者将刘少奇的死归结为毛泽东相信了刘是“叛徒”的假证言，仿佛毛泽东是个天真的孩子[21]。书中没有提到“清理阶级队伍”这一毛泽东发动的“运动”，一半以上的文革受难者死于这个使无数人的身体和精神饱受虐待的运动。王年一在其648页长的书中只用了两页的篇幅写这个“运动”，但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受难者的名字。

1999年，上下两册长达1555页的《文革档案》作为《共和国辉煌50年》总题目下的第三卷书出版[22]。这本书由一组作者集体写成，篇幅有上面写到的各本文革通史书的三倍长。它没有提到1966年夏天北京红卫兵打死过普通人，更没有引用“1772”这个上文讨论过的被红卫兵打死的北京人的数字。自1980年代后期始，各县各省出版了一大批新的地方志，许多大学和中小学校也编撰了学校的历史。他们是怎样处理文革十年的呢？

1999年出版的北京市《西城区志》[23]只列出该区4名死亡的中学校长的姓名，没有提到是红卫兵学生杀害了他们。作为对比，发表于1991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普教状况》[24]一文说：“仅西城区教育系统的干部、教师、职工在十几天（指1966年8月18日后）中，就有近百人被迫害致死，伤残者不可计数。”从1991年到2000年，这些杀戮数字变得完全不被提及了。事实上，在1966年8月9月，在北京西城区，除了教育工作者，红卫兵还打死了三百多名居民。

教育工作者是最大的文革受难者群体之一，但即使是学校的校史，也往往不记录受难者的名字和数字。例如，北京大学有39名教师文革期间死于迫害，但两卷本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25]只记录了一些正教授的死亡，却没有提到任何副教授或讲师死亡者的姓名。在厚厚两大册的《清华大学志》[26]中，只有部分受难者的数字，只列出了两个受难者的名字[27]。唐少杰教授的文章《文革期间清华大学的非正常死亡》和笔者的文章《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提供了完整的受难者名单，也描述了他们在中国的两个最负盛名的大学里怎样悲惨地死亡。然而，这两篇文章都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只得发表在香港的杂志上[28]。1986年，北京市教育学院印出了（非正式出版）一系列中学历史小册子[29]，其中简单地提到了发生在这些学校的暴力和死亡。可是当2000年笔者打电话给北京陈经伦中学（未包括在1986年印出的校史小册子中）“校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请求提供一名1966年8月下旬在该校校园中被红卫兵打死的女教师的姓名的时候，她大声回答“这一段时期我们是跳过去的”，拒绝帮助[30]。可以“跳过”这一段历史时期，被这位校史编撰者看作理直气壮不容置疑的事情。

潘光旦是笔者的书中659名受难者之一。他早年留学美国，1949年前在中国是著名的人类学教授。他在1951年写的所谓“自我批评”中侮辱了他的父母、老师和同学；他在1957年被划为“阶级敌人”之一类的“右派分子”。文革开始后，1966年和1967年他被强迫在校园中做繁重的体力劳动，当时称为“劳动改造”，尽管他年轻时失去了一条腿，是个有严重身体残疾的人。1967年他去世前不久，告诉一位朋友，1949年后他的生活可以用四个以S开头的英文词“投降”、“屈服”、“活命”和“灭亡”来概括[31]。

事实上，潘教授的遭遇在那些有类似教育背景和教授头衔的人中很典型。然而，在1991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关于“潘光旦”的词条是这样写的：

潘光旦：1899～1967

1899年8月13日生于江苏宝山罗店镇。1913～1922年在北京清华留美预备班学习。1922～1926年留学美国，先在约汉普夏州哈诺浮镇达茂大学学生物学，获博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在上海任大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光华大学教授。1934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教授。1952年～1967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任研究部第三室主任。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67年6月10日在北京逝世。[32]

从上面的词条中，看不出潘光旦教授的一生与那些一辈子生活在世界别处的教授们有什么不同。这段文字中也没有什么是假的，但回避了两个重要事实：潘于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他在文革期间死于迫害。从百科全书中的“潘光旦”词条看，似乎“反右派”运动，文革，以及所有其他的迫害人的运动从未发生过。以这种写法写成的人物词条很常见，但它们真实吗？这种仅仅选择部分事实加以报道的手法，已经成为文革十年的官方历史的主要特征。

在官方历史中普通受难者的姓名和悲惨遭遇都不准出现的情况下，住在中国的人告诉笔者，他们对笔者的受难者纪念网站被封锁了五年多根本不感到惊讶。尽管纪念网站上的受难者们都得到过一纸“平反书”，但是他们的名字和故事仍是出版物和互联网上的禁忌。

解释：犯罪还是犯错

不可避免的是，任何历史写作不仅与事实有关，还与对这些事实的解释有关。对于文革这样的近期历史事件更是如此。对历史学者来说，事实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优先，而解释应当从事实中得出。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在文革的官方历史中，中国权力当局对文革的解释决定了对史实的选取。在《文革受难者》序中，罗德里克o麦克法夸尔教授指出：

在文革这一案例中，中国共产党在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煞费苦心地对其历史作了基于现实需要的表述。《决议》批评了毛泽东，说文革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但是把“四人帮”和林彪的所作所为描写成“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说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煽动人民“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和胡耀邦开始为数以百万计的文革受难者，甚至更早的政治运动如“反右运动”（1957年）和“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1952年）的一些受难者平反。他们还为活下来的人撤销了各种指控，释放了那些被以“反革命”罪名监禁的人们。这是毛泽东死亡后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无数受难者家属感激这些新政策，很多人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假使毛泽东不在1976年死去，这些平反是不可能发生的。然而，邓小平和胡耀邦只把他们的举措叫作“平反冤假错案”，新政府把罪责归给林彪和“四人帮”，而不是毛泽东。他们坚持，毛泽东犯的只是“错误”，林彪和“四人帮”犯的才是“罪”。官方历史选取了那些能支持1981年《决议》的事实，而避免写入《决议》解释不了的事实。

所谓“四人帮”包括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其他三个人，他们在文革中从较低地位高升到中央领导圈中。江青在1930年代成为毛泽东的妻子之前曾是上海的一个演员，并且以前结过婚。由于担心这段历史会威胁自己在党内的升腾，她下令销毁有关她的这一时期的文献并迫害监禁了那时候和她一起工作的同事。她对电影导演和演员的迫害在1981年对她的审判中被详细询问，并在后来在官方媒体上刊出。高皋、严家其的书用12页报道了这些故事[33]。

1966年7月26日，江青在北京大学对一万多人发表讲话，赞美那年6月18日发生在北京大学校园中的对所谓“阶级敌人”的暴力行动。她的讲话鼓励了暴力迅速蔓延发展。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被殴打致死，成为北京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受难者。

江青多次会见中学红卫兵的领导人，并且称他们为“小太阳”。8月18日，100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卞仲耘那所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评论她的名字“彬彬”时说，“要武嘛！”这次集会后，杀戮立即升级。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北京有数千名教师和居民死于红卫兵暴行。那些被指控为“阶级敌人”的人的家被红卫兵查抄。十万居民被驱逐出北京，约占北京人口的百分之二[34]。这期间在各省也发生了相似的血腥事件。

中国具有尊师的悠久历史，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学生大规模杀害教师的事件。杀害北京数千名教师和居民显然是严重的犯罪，绝对不比迫害那些了解江青1930年代历史的导演和演员的罪行为轻。但是无论在审判江青时，还是在已发表的文革历史中，1966年8月的红卫兵杀戮都没有作为主要罪行被追究或记载。在笔者1988年首次发表文章披露卞仲耘之死之前，没有任何出版物提到这位中学校长被红卫兵打死。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并非高级领导干部，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她代表了一个数量庞大的由更严重的犯罪行为造成的受难者群体。江青迫害那些知道她1930年代历史的演员还可以被归结为她个人的动机，但对大批教师和居民被杀害却不能这样解释。大批杀害教师和居民，只能归因于毛泽东的领导。其血腥性质使其可作为“群体灭绝罪”的罪证。然而，这也就正是为什么在审判“四人帮”和编写历史书时这些标志性的血腥图景被删除的主要原因。

把文革灾难归罪于林彪和“四人帮”企图篡夺党的最高权力，这样解释文革太缺乏说服力，不足以说明发生文革的起源，尤其不能解释对千千万万普通人民的残酷迫害。198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王若水（1926～2002年）推出“异化”新理论解释文革发生的原因。按他的理论，这一悲剧是由于社会主义偏离了人道主义，也就是“异化”了（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造成的）。此外，他认为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时代人道主义被称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主张从人道主义立场批判文革。

王若水努力面对并解释文革中发生的残酷的迫害，他反对仅仅把迫害归罪于林彪和“四人帮”，但同时他努力不损坏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名誉。中共高层领导人不赞成王若水的理论，在1983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运动中，他被撤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职务。事实上，当党中央下达指令性文件要人们开会批判“异化”论时[35]，即使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也很少有人弄得懂王若水的连篇术语和晦涩措辞。官方打击这一理论的后果是抹去公众对受难者和反人类暴行的记忆，以至于不再需要有理论来解释它们了[36]。在现实中，有了暴君就有受难者。在历史写作过程中是反过来的。当受难者得到记载的时候，杀害他们的作恶者自然就成暴君了。没有了大量的受难者，中国共产党1981年的《决议》就可以把文革解释成是毛泽东的错误而不是罪恶了。

一方面那些官方历史的作者选择与党的解释吻合的事实，然后，这些选择而来的事实又为新的解释提供了基础。举例来说，1966年8月30日，在红卫兵杀戮的高峰时期，周恩来总理用铅笔写了张字条，列出了13名“统战对象”的名字，其中包括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在内。周恩来要求对这13人的家庭和住宅施行保护，红卫兵不得冲击。文革后，在正式出版物中，周恩来的字条成为他在文革期间努力制止文革暴行的明显的有力证据[37]，但这样的解释是需要从历史中删除大量教师和居民受难者才能得出的。事实是，当周恩来写这一字条的时候，每天仅在北京就有数百普通市民被红卫兵打死。写这张只保护13个高层人物的纸条，实际上也是对大规模屠杀的默许[38]。

据有机会查阅“内部文件”的人说，当时中央每天通过数个情报收集部门得到被打死的人的数字的报告。显然，假如公布这些内部数字，周恩来的正面形象就很难维持，而那是文革后中共极力维护的形象。周恩来的这种正面形象有助于把文革描述为“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见1981年《决议》）。好像文革的首要受害者是党，而不是人民。

文革积极分子写的书也不提受难者。2004年，两本由徐景贤和聂元梓写的文革回忆录在香港出版[39]。徐和聂在文革期间都很有名，并据有很高很有势力的职位。徐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三号人物（在他上面的那两个人都是“四人帮”成员）10年，文革后被判处18年徒刑。聂是北京大学文革委员会主任。据“内部统计”，在上海文革中有11150人被迫害致死，但徐景贤在他433页的书中竟没有提到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同样，在书中聂元梓抱怨她被判17年徒刑，但没有对北京大学的大批文革受难者（多达63人）表示道歉。徐和聂都足够聪明。他们知道，只要人们听说了受难者就会问谁是害人者，所以他们干脆不提受难者，对此否认。中国当局没有批准出版这两本书，但在如何处理受难者名字的方面与这二人并无两样。

政府对有关受难者的事实的查禁实际上助长了对文革犯罪的否认。聂元梓的书出版后，她恢复了曾经享受而因被判刑而取消的干部医疗待遇。当她出现在北京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高干门诊”时，老医生们很惊讶，而年轻人则不知道她是谁。2007年9月9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原师大女附中）为90周年校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集会上，红卫兵的标志性人物宋彬彬被授予“知名校友”荣誉称号。1966年8月18日她为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的著名照片在校园里展览，还印在校庆纪念册上。在拍成这张照片的13天前副校长卞仲耘被该校红卫兵打死，随后数千北京居民被红卫兵打死，这些事件则完全不被提起。

倾向于支持文革的西方学者同样表现得不愿意承认或面对文革暴力事件和巨大的受难者数字，尽管这些事件和数字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中文和其他语言如英文、日文的报道。2005年法国教授阿兰o巴迪欧发表了篇幅长达32页的《文化大革命：最后的革命》[40]一文，使用诸如“伟大的经验交流”、“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这样的语汇称赞文革。文章叙述了文革全过程，提到了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人的名字，甚至提到了1966至1968年间的一名学生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惟独没有提到受难者。很难判断阿兰o巴迪欧教授是假装对受难者存在的事实一无所知，还是他根本不在乎有多少人被杀害。他甚至不想费心为红卫兵暴力认真辩护，只简单解释了一句：“使得某些革命组织的野蛮性更加严重的（原因）是，在青年行动的规模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为政治肯定和创新的全球政治空间。”

在法庭上作证，证人要先宣誓：我将讲出真相，讲出全部真相，只讲真相。“讲出全部真相”和“只讲真相”也应该是以写出真相为基本使命的历史写作的两条原则。假使没有关于毒气室和安妮o弗兰克那样的受难者的报道，希特勒和第三帝国可以被描述成只是好战而已，而好战在欧洲历史上并不是绝无仅有的特殊情况。假使没有关于古拉格群岛的报道，斯大林的政权就可能被看作与俄国历史上的典型的沙皇统治差不多。回顾过去30年里发表的官方文革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上述两个原则都很重要，但“讲出全部真相”比“只讲真相”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当受难者们被遮蔽，文革的大图景就被扭曲了，文革的起源和性质就被错误解释了。

方法：进行调查还是局限于二手资料

相对文革官方历史而言的“平行历史”30年来不能发展，主要原因是北京当局不断发布禁令和采取措施，以防止出版物偏离党确立的轨道。但本文不讨论政府在历史写作中的作用，而只是聚焦于历史写作本身。笔者想指出的是，上述三本文革通史书都忽略了受难者问题，除了因为官方的控制和检查制度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作者们主要依靠了已经印刷出来的材料而没有去亲自调查。比如，作者之一高皋在她的书的序言里明确说，该书材料来源为三种：文革时期的政府报刊，文革中红卫兵等“革命组织”的印刷品，以及文革后的出版物[41]。

如前所述，文革期间的出版物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并且没有报道受难者的故事。文革后媒体只报道了有名的和级别很高的受难者，因为当局不想完全披露文革期间犯下的罪恶。中国媒体公开声称自己是“党的宣传工具”。历史写作若纯以这类材料为来源，不可能有望达到学术标准。

最近，新技术使中国的非官方历史学者有可能让他们的声音被人听到。他们把他们的文章贴到互联网上，送到成千上万的读者那里；他们使用数码相机制作电影，几年以前这是中国的普通人根本不可能做的事。这种非主流的声音目前还很微弱，但正在渐渐强大，并逐步创立起非官方的历史，即“真实的历史”。中国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写作以写在竹简上的文字开始。我们有理由希望，在电脑时代人们可以在近期历史研究上取得更多成就。

在此背景下，由胡杰（1958～，目前住在南京）拍摄的两部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和《我虽死去》成为了值得关注的优秀作品。这两部影片仅靠胡杰的妻子江芬芬的工资支持而拍摄。虽然在中国的电影院里还不能放映这样的片子，但制成的光碟几年来已经在普通人中流传。影片《我虽死去》自2007年4月起挂贴在YouTube网站上。影片表现的不仅是历史，而且还有电影制作者找回历史真相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两部风格简单朴素的影片能深深感动那么多观众的原因。

为拍摄影片《寻找林昭的灵魂》（2004年），胡杰去了好几个省，采访了许多1950年到1968年之间与林昭（1932～1968年）相识的人，听他们讲述了林昭这个年轻的理想主义女性的故事。林昭从1950年代初期追随共产党，直到1957年因同情那些被打成右派的同学而自己也被打成了右派。由于写抨击政治的诗，她在1960年代初被判处20年徒刑。由于在上海的狱中她仍然写日记和诗批判毛泽东，1968年4月29日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事实上，上文提到的徐景贤应是签署死刑判决的人之一）。死刑执行后，警察到她的母亲家索要打死她的子弹的费用。在影片中胡杰不仅让观众看见了采访的情景，还展示了许多原始文件，其中包括法庭审判记录和林昭的手稿。

1979年，《人民日报》报道了女共产党员张志新（1930～1975年）案件[42]，她在文革期间由于“反革命言论”被处决。然而，《人民日报》强调，她的被害是因为她反对林彪和“四人帮”，而且她是被她所在的省份中“四人帮”的代理人判决的。《人民日报》避而不谈张志新曾经批评毛泽东。当局根据否定文革而不否定毛泽东的需要塑造了张志新的烈士形象，尽管事实是文革及“四人帮”的罪行都与毛泽东分不开。与官方关于张志新报道形成对比，胡杰的影片追求“讲出全部真相”，表现出受难女英雄的现实主义形象。

《我虽死去》（2006）报道了上文提到的中学副校长卞仲耘之死。1966年8月5日她被红卫兵学生残害致死。在电影里，人们能看见血迹斑斑的衣服和被打得扭曲了的手表，那个手表停在她死亡的时刻。40多年来卞仲耘的丈夫王晶一直保存着这些证据，他终于在胡杰的影片中把它们公开示人，实证了文革和红卫兵的暴行。王晶垚也曾向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2004年，Long Bow公司）的制作者--美国电影制片人卡玛o韩丁提供过上述照片，但是她没有采用，把这些照片退还给了王晶。看了韩丁的纪录片，人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她不采用照片的理由：这些可以作为证据的照片不可能使红卫兵保持她影片标题所说的“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正面形象。韩丁的纪录片没有提到红卫兵杀害了人。五所中学的前红卫兵出现在这个电影里，其中没有一人为1966年他们学校的红卫兵做过的事情道歉。而早在2000年，笔者已经把这五所中学红卫兵害死的八名受难者记录在互联网[43]。

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用四种语言发行，并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电视台播出。《我虽死去》只有带志愿人员免费翻译的英文字幕的中文版，而且在中国的人不能在YouTube上看到这部影片。尽管没有任何财务支持，胡杰还是坚持完成了这部不能在自己的国家自由播放的影片。虽然如此，他孤独的声音还是得到了他的同胞的承认和赞扬。在一定程度上，胡杰的状况就是其他致力于文革非官方历史写作的作者们的写照。

作为结束语，中国的两版一百元钞票的故事值得一提。第一版百元钞票在1980年发行，那时共产党刚给刘少奇恢复名誉，他的头像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头像并排印在新钞票上。钞票上的四个人头紧紧排列，不会透露出一点点浸透鲜血的文革历史或刘少奇被折磨了三年后死去的事实。将近20年后，第二版的一百元钞票在1999年开始发行并流通至今。新版票面上不再印刷四个人头而只有毛泽东一个了。年轻一代已经不知道刘少奇是谁，也不知道在文革中发生了什么，于是刘少奇和其他那一时期的“二等角色”都从钞票上被删除了。中国有句老话，“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难道这是真正的文革历史以及文革受难者的不可避免的命运？笔者希望百元钞票的故事不会成为文革历史写作的一个象征。

（相关简介：王友琴，历史学者、芝加哥大学中文课程主管。本文发表于法国刊物《中国透视》的“官方历史和平行历史”专号，2007年第4期。原文用英文写成，《中国透视》从英文翻译成法文，同时以法文和英文发表。中文本由作者从英文译出。）

注释

[1] 毛泽东，1967年7月9日。这是毛泽东强调多年的想法。

[2] 《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访谈实录》，香港，开放出版社，2004年。

[3] 原为英文。

[4] 王友琴，〈1966年：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5年第4期。文章已增订多次，新版本可见于www.chinese-memorial.org。

[5] 陈寿仁，〈北京女三中的杀人记录〉，《开放》杂志，2007年第5期。

[6] 见《文革受难者》，同前。第234、496页。

[7] 王友琴，〈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6年第2期。

[8] 唐少杰，〈文革期间清华大学的非正常死亡〉，《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6年第2期。

[9] 见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同前。

[10] 《共产中国50年：1949-1999》，金钟编，香港开放出版社，第229～231页。

[11] 见笔者的三篇文章。（1）注4中的文章；（2）〈迫害同学：事实与分析〉，《中国研究》，第2期；（3）〈打老师和打同学之间〉，《二十一世纪》，1996年第5期。

[12]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13] 高皋、严家其。同上，第75页。

[14] 这三名受难者的故事见网站www.chinese-memorial.org和《文革受难者》。

[15]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992年重印。

[16] 王年一，同上，第86页。

[17] 同上。

[18] 王友琴，〈1966年：学生打老师的革命〉，《问题与研究》，2001年4月第2期。

[19] 王年一，同上，第69页。

[20] 金春明，《文化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1页。

[21] 金春明，同上，第265～270页。

[22] 李松晨、唐合俭、杜述胜主编，《文革档案》，《辉煌50年--共和国档案》之三，北京，当代出版社，1999年。

[23] 《北京西城区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2页。

[24] 王鉴，〈“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普教状况〉，《北京教育志丛刊》，1991年第4期。

[25] 《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6] 《清华大学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27] 《清华大学志》，同上，第2卷，第758页。

[28] 《二十一世纪》，2006年第2期。

[29] 包括北京第26中学历史，北京第101中学历史，北京育才学校简史，北京通县一中历史，北京166中学历史，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历史。

[30] 后来笔者通过其他人找到了这位被杀害教师的名字。她叫齐惠芹，生物教师，在校园被毒打致死。这所学校当时名为“北京第四女子中学”，是一所女子中学。见《文革受难者》，同前，第328页。

[31] 见《文革受难者》，同前，第328页注2、第314～326页。

[32] 《中国大百科全书》，北京，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社会学卷，第213页。

[33] 高皋、严家其，同前，第417～428页。

[34] 见王友琴，〈1966年：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同前。

[35] 1983年第36号，1983年10月24日。

[36] 见王若水的书《为人道主义辩护》，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年。

[37]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二卷，第450～451页。周的手稿照片见纪录片《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该片是纪录片《毛泽东与中国》的一个部分。华南和江西音像出版社，书号7-88504-491-2。

[38] 见1966年8月24日至9月7日的每日死亡统计图表。《文革受难者》，第224页。从8月26日至9月1日，每日数字达到三位数。杀戮最高峰发生在9月1日，那一天282人被打死。

[39] 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2004年；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2004年。

[40] Positions第13卷第3期，2005年冬。Alain Badiou，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la dernière revolution？ Paris， Le Perroquet， 2002， p.34.

[41] 高皋、严家其，同前，序言，第2页。

[42] 〈为真理而斗争--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故事〉，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一些相关文章后续发表。

[43] 这五所中学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北京101中学，北京第十女子中学，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这五所中学的红卫兵在1966年都杀害了人。笔者在“文革受难者”网站和《文革受难者》书中报道了死于这五所中学红卫兵暴力的九名受难者（2000年报道了八名，2005年报道了一名）。其中七人的名字是卞仲耘，陈葆昆，孙迪，刘澍华，郭兰蕙，吴素贞，陈彦荣。除了他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打死卞仲耘后，又打死了学校附近玉华台饭庄一名18岁的女服务员，但笔者一直未能找到她的名字。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在1966年8月27日打死了陈彦荣的同时，还打死了一个校外的老年女人，她的姓名还未能查清。这九名受难者只是笔者现在查明的。这五所中学红卫兵杀戮的受难者总人数还有待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