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社会接连出现一些老红卫兵对自己在文革中的作为忏悔道歉的举动。如何看这些道歉举动？当年那些尚未成年的孩子何以释放出如此的暴力？这种毫无约束的暴力与当今中国社会缺少道德底线的现状有怎样的联系？致歉举动陆续出现与当今中国的政治社会形势是否有关？我们带着这些问题电话采访了《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师王友琴女士。
红卫兵出现于1966年文革启动的初期。他们以中学生为主体，以"造反有理"为口号，揭开了文革不仅"触及灵魂"，而且颠覆人性的、暴力、野蛮的一页。但这段历史却随文革不容置辩的官方定论而被束之高阁。
2013年，北京博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红兵为自己曾举报母亲以至于其被枪决忏悔；随后有前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处长刘伯勤在《炎黄春秋》杂志刊登道歉广告；其后又有前中共元老陈毅之子陈小鲁带领几名校友返回北京八中向老师公开道歉。
这些老红卫兵的道歉可以说揭开了一段充满暴力的记忆。有人从中看到了人性的回归，有人从中看到了个体反思，有人不以为然，也有人觉得那些曾经有过的暴力岂是一句道歉可以抹消。王友琴女士向我们谈了她的看法。
47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应当反省这段历史。如果我们不去否定这样残暴的行为，我们怎么规划将来、怎么确定当今社会人们行动的基本原则和个人的道德规范呢？
红卫兵道歉具有特别的道德意义
法广：最近一段时期，一些当年的红卫兵公开为在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公开道歉，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前中共元老陈毅之子陈小鲁。舆论对这些道歉举动反应不一，有人响应，有人不以为然，有人认为仅是道歉还不够。您怎么看这些当年的红卫兵的道歉举动？
王友琴：我认为这些道歉是很好的举动。我向道歉者致敬。首先，从道德方面看，在一个文明社会，做了不好的事，就应当道歉。红卫兵在文革期间打老师，打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以及校外的所谓阶级敌人。向被他们伤害的人道歉，这符合文明社会的一般规则，特别是现在社会并没有给他们特别的压力要他们认错，他们是自己主动道歉的，是在自由的条件下做了一个道德的选择。所以，我觉得他们的道歉具有特别的道德意义。我向他们表达敬意。
至于道歉够与不够，这是一个程度问题。有些人不以为然，据我所知，近几年，有些红卫兵不仅不道歉，而且长篇大论发表文章，攻击那些说出事实的人，这些人对于道歉者当然就不以为然：别人在道歉，他却还在那里辩护并攻击提出批评的人，他的这些说法不就难以成立了么？！我认为这些人是站在历史的错误的一边，而他们的行为也从另一个角度显示出道歉者的勇气，这些道歉者没有惧怕这些压力，他们不是懦夫，他们敢于站出来道歉。道歉者当然是因为以前做了不好的事，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些道歉者也是有勇气的人。
这段丑陋的历史没有得到清晰的记载
法广：也有人说道歉者往往是当年作恶并没有做到极限的人，也就是作恶相对少的人……
王友琴：我刚才是从道德方面谈。现在我想从历史的写作和历史的认识方面来谈。简单地说，这些红卫兵道歉本身就说明他们承认红卫兵当年的行为是错的。这些行为当然是错的，但是，要知道，这种认知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的定论。事情已经过去47年，可是，这段丑陋、可耻的历史并没有得到清晰的记载。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红卫兵；8月5日，红卫兵在北京师大女附中打死了校长卞仲耘，在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以后，暴力迫害大规模升级。据我的调查，全国没有一所学校没有发生暴力殴打老师或校长的行为！我没有找到一个例外。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迅速地从个位数变成两位数，又变成三位数……在北京有1772被红卫兵打死！西城区最多，有333人。我在北京调查了10所当时的女子中学（这些女子中学如今已经不存在）。这10所中学中，有5名校长和教师是被活活打死的！更多的人受到了毒打和侮辱！47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应当反省这段历史。如果我们不去否定这样残暴的行为，我们怎么规划将来、怎么确定当今社会人们行动的基本原则和个人的道德规范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牵扯到我们每一个人，不单单是那些在文革中经历了迫害的人，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怎么来建设我们的将来呢？难道按照文革的法则来做么？
人性之残暴与高层的怂恿酿就了空前的暴力
法广：当年红卫兵的这种暴力为什么可以如此毫无约束、毫无底线的释放呢？这种人性之恶的大释放与当今中国社会缺少道德底线的现实是否也有一定关系呢？
王友琴：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也就是这些残暴的行为是怎样形成的。
我写了一本书：《文革受难者》。这本书里有659名受难者受难经过的描写。从这些非常具体的描写里，可以看出这些残暴行为是怎么施行的。简要地说，可以看一下哈佛大学麦克法夸尔教授给这本书写的序言。麦克法夸尔在序言中针对这样残暴的行为，引用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小说：《蝇王》（《苍蝇王》）。这是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o戈尔丁的作品。麦克法夸尔教授写道：如果没有父母和社会的约束，任何地方的年轻人都可能行为残暴。在文革的时候，中国的年轻人不但摆脱了管束，而且受到来自最高层的怂恿和鼓励，这样才造成了空前残暴的行为。中国本是孔夫子文化的国家，有两千年尊师的传统，从来没有发生过让十几岁的年轻人去打死校长和老师的暴行。我自己觉得，用传统无法解释（这样的暴行）。麦克法夸尔教授指出的两点非常重要，就是来自人性的残暴和来自高层的怂恿、鼓励和组织。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如今，文革结束都已经接近四十年了，文革的组织体制和领导体制应该说已经不存在了，但残余还在。人性的阴暗面也还在，我觉得这两个因素与我们当今社会一些没有道德，没有一般的行为底线的行为有很深的关系。所以，从这个方面讲，反省文革历史，也就有其特别深刻的现实意义。
薄熙来垮台减轻了文革经历者的压力
法广：在您看来，这些当年的红卫兵道歉的举动只是因为这些人年纪已经不轻、希望摆脱当年暴力行为在心里留下的阴影，需要打开这种心结呢，还是与当前中国的政治社会形势也有一定的关系呢？
王友琴：我觉得这两种因素都有。我们来讲第二个因素。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我们看得到除了经济的改变，人们的思想、文化和道德也在变化。有些人在1966年文革发生47年以后出来道歉，这应该是这种好的变化的表现。另外一方面，有些人对文革没有认识，是因为长期以来，文革的历史不让写，不让大家说出文革的事实，造成了很多年轻人的误解。有一个年轻人就对我说：王老师，听你谈文革以后，我才知道文革是一段很可怕的历史，我原来以为文革就是反对贪官污吏-这个误会太大了！这个年轻人大概只有三十岁，完全是文革后出生和长大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告诉年轻一代文革的历史。
法广：您认为这些当年的红卫兵为过去的行为公开道歉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政治社会生活比以前更开放，更宽松，可以让他们对文革、对红卫兵这段历史反思么？
王友琴：我觉得是这样。我也很想告诉大家一个现象，现在薄熙来已经倒台，可是，几年以前，他曾找我采访过的一些老师去度假，送给他们礼物，表面上看是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但是，这些老师也告诉我，他们被要求闭嘴，被要求不要再讲文革的这些历史，因为他（薄熙来）和他的兄妹在文革期间也有过暴力的行为。
我曾经采访过一位先生，他的母亲原来是中学教师，文革中被打死。第一次采访时，他很愿意给我讲述这段历史，但第二次他就不愿意了，他说，他受到他大哥的警告。他大哥说，薄熙来的母亲也是文革中自杀的，人家就不讲，薄家的孩子识大体。所以，这位先生拒绝了我的第二次采访。我想，在这些事情的背后，其实蕴藏着很多更深层的政治和道德原则。他们要唱红歌，建毛泽东的大型塑像，这些都是为了回到文革。但是，去年以来，随着他的倒台（作者注：薄熙来于2012年3月被免除一切职务），中国一般的人可以相对轻松的讲（文革历史），而两年以前，他们真的受到很大压力，因为他们去单位上班就得唱红歌，这让他们感到压力。但是去年起，他们感觉好些了。我自己也觉得这也许也是最近一些红卫兵出来道歉的一个背景因素。
陈小鲁道歉显然并不仅仅是为这段历史留下的心结。他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他这么做不仅是为了自我救赎，而且还有与中国政治发展相关的深层原因，因为法治是这种发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他指出："许多人热衷于回忆文革中美好的旧时光，说文革只是针对腐败官员。可是文革中发生了许多侵犯人权的事。大多数中国人没有真正的经历过文革，我们这些真正经历过的人，必须把真相告诉大家。"
张红兵、刘伯勤、陈小鲁等人主动道歉的举动触动了一些同龄人长久压抑的心结，河北邯郸的宋继超、湖南的温庆福、山东的卢嘉善、福建的雷英郎等人也都分别通过媒体为自己当年的行为致歉。不过，总体来说，主动道歉者人数寥寥，目前还难以推动对这段历史的集体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