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题目和方法
从“反右”到“文革”，从１９５７到１９６６，相隔九年。二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呢？本文从受难者这个方面来进行观察和分析。（以下“反右”和“文革”这两个词都将不再带引号。）
从北京大学发生的事实可以看出：一方面，在反右中被划成“右派分子”的人作为一个群体，在文革中受到更为深重的迫害，被“斗争”和监禁，受到肉体和心理的戕害，有一批人被害死。另一方面，在反右中担任领导和积极分子角色的学校负责干部作为群体，在文革中也沦入被“斗争”的地位上，其中有一批人也被迫害致死。
受难者的遭遇指示出一条明晰的轨迹：相隔九年的这两场大规模“政治运动”（这是反右和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使用的称谓），总的来说就是群体性迫害及其发展。这种发展，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是迫害手段的更加野蛮，特别是所谓“群众专政”方法的普遍采用和校园暴力的大规模发展；另一方面是迫害的对象进一步扩大，不但在人数上增加，而且被迫害的群体种类也越来越多。
从受难者的角度切入反右和文革历史，不但出于对人的生命和权利的尊重的基本价值，也因为只有了解受难者才能认识这两个大事件，因为对人施行迫害是反右和文革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
本文所用的材料，来自我在过去十多年中对文献资料的广泛搜集和仔细阅读，也来自我对大量经历者的调查采访。关于这两种资料来源，余英时先生曾在给我的《文革后难者》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孔子将其分别称之为“文”和“献”（“文献”是后来才变成一个词的）。在方法上，本文依然是对“文”与“献”的探索的结合。由于大量受难者的资料从来没有被记载或报道，两种材料来源中，调查寻访尤其重要。
对于接受笔者采访的人，笔者深怀谢意。感谢他们为记录历史真相提供帮助。
II．“右派分子”在文革中受到更深迫害
据《北京大学纪事（１８９８－１９９７）》１９５８年１月３１日的记载，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运动”和延续到１９５８年１月底的三个月的“反右补课”中，北京大学有５８９名学生和１１０名教职员，一共６９９人，被划成了“右派份子”。
在同书的１９８２年部分（那时“右派分子”回到学校办理“改正”即撤销原处分）说，北京大学反右 派时划了７１６个右派份子（８９０页）。两个数字不同，是因为后来又“补划”了１７人。因前一次的数字分别说明了学生和教职员中的“右派分子”人数，所以引用在这里。另外，据文革结束后的《人民日报》：北大划了７１５名“右派分子”，还有未戴“右派帽子”受了各种处分的人８４２名。因为没有公布所有被“划”的人的名单，现在不清楚７１５和７１６之差别是如何产生的。
当时北京大学全校学生人数是８９８３人，教职员人数是１３９９人。北大总人数的７％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教职员中的“右派分子”比例高于学生，接近１０％。教授中的比例则更摺?br>
１９５７年７月９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说：“右派只有极少数，像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在文革后，这个讲话印刷发表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比较毛泽东的讲话和在北大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大规模的“划右派”的行动，是在毛泽东的具体指示下执行的。非常恐怖的是，他制订百分比划取右派分子。也就是说，不管如何，一定要从人口中抓出某个预先确定的数额的人来作为“阶级敌人”打击。而且，这百分比是他一个人相当随意地决定的。
“反右派运动”在极大地改变了社会惩戒机制。首先，是权力当局以发表言论为犯罪，把一大批人“戴上帽子”并进行各种惩罚，尽管这些人并没有违反法律也没有危害他人。第二，本来学校能作的最高的处罚不过是开除学生学籍或者解雇教职员。学校的学生教员若有刑事犯罪，只有司法系统可以审判。学校当局把七百多名教师学生划为“阶级敌人”，这是人类学校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权力。第三，不但实行惩罚，而且惩罚不设定限量。一批学生被学校直接送去“劳动教养”而不设结束的期限，以至他们失去人身自由达近二十年。甚至“摘帽右派”也仍然是一个坏身份。
文革中，北大的新权力当局“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具有了比原来的中共北大党委更进一层的权力，他们在校园里就建立了庞大的“劳改队”，强迫所谓“牛鬼蛇神”在学校里“劳改”，而且把他们剃了头发，对其中的女性则剃去半边头发，有专用名词称为“阴阳头”，命令他们在胸前悬挂写有罪名和他们自己的画上红叉子的牌子。后来，又在校园里建立了关有数百人的监狱，也就是被俗称为“牛棚”的地方，因为那里被关的人被称之为“牛鬼蛇神”。在“牛棚”中，被关押者失去人身自由，而且常遭到殴打和侮辱，以及心理上的虐待。在北大文革造成的６３名受难者中，有四人是被红卫兵学生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活活打死的，连“揭发”“批斗”“定性”这些“革命程序”都不曾有过，残忍野蛮，达到了新的高峰。
“右派分子”在文革前已经遭迫害九年，再加上文革十年，文革结束后又过了两年才得到“摘帽”和“改正”，全程长达２１年。在笔者的采访中，有一名受访者，自己并非“右派分子”但同情“右派分子”，使用了一个说法，叫做“右派表情”，意思是当过“右派分子”的人脸上有一种特别的表情，是长期受到迫害和压抑后形成的，明显到使人能觉察得到，连摘掉帽子或者“改正”以后都依然还在。
这种“右派面孔”表情，是长达２１年的身心遭到迫害后形成的。这种表情可能因人们对苦难的司空见惯态度而被忽略，而大量的迫害事实也一直被排除在官方准许的发表物之外。下文是对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进行具体的描述。
１、被判死刑
在北大的７１６名“右派分子”中，就笔者了解到的，有五名在文革中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在反右时就有一名“右派分子”黄宗奇（哲学系学生）因与看押他的北大学生发生身体冲突而被判处了死刑（因事实上并无伤害人身事发生文革后平反了）。一共有六名“右派分子”被判处死刑，占全部７１６人的近百分之一。也就是说，几乎每一百人中有一人。这个死刑人数，不但对北大“右派分子”群体是非常高的比例，对北京大学一个学校来说也是非常高的比例。
五名在文革中被判处死刑的人是：中文系学生林昭（１９５４年入学），１９６８年被处死；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１９５５年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１９７０被处死；西语系学生顾文选（１９５６年入学），１９７０年被处死；历史系学生沈元（１９５５年入学），１９７０年被处死；化学系学生张锡锟（１９５４年入校），１９７６年被处死。其中林昭为女性。五人中三人在１９７０年被处死，是在文革的“打击反革命”运动高潮中。
林昭在上海被判处死刑，时间是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９日。那是“五一节”前，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对一批“反革命分子”“宣判死刑立即执行”（见《解放日报》报道语。）。这是文革的庆祝节日的方式。
顾文选和沈元都在北京被判处死刑。１９７０年２月２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一份材料，把“顾文选等５５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要“革命群众”“提出处理意见”。沈元也在这份材料中。（可见于笔者收集的这一材料照片。）５５人中北大“右派分子”占了二人。这种做法的功能之一是在普通老百姓中制造更大恐怖，如古语所说的杀一儆百。这份材料发出仅仅两个星期后，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他们被处死。
任大熊１９７０年３月２８日在山西省大同市被判处死刑。１９５７年他把北大图书馆英文《工人日报》上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大清洗”杀害无数俄国人的报告，翻译了一些段落手抄后贴在学校阅报栏上供观看。他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又被判刑，在文革中再被判处死刑。从笔者收集到的判决书上可以看到（见照片），判处任大熊等１３人死刑，没有援引法律依据，只写着：
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妻子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报请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准，特依法判决如下：
所谓“一三一”指示，指毛泽东批准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发〔１９７０〕３号文件。毛泽东在此文件上批的“照办”二字就是判处死刑的依据。这是人类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死刑判决书格式。同时，判决者判处他们死刑，甚至未声称他们有何反抗革命的行动。仅仅因为他们的“右派”言论或者思想，就可以把他们判处死刑。
由于未能对全部７１６名“右派分子”的下落作追踪调查，笔者对他们中在反右后离开北大的人的文革遭遇缺乏全面了解，特别抱憾的是至今仍不了解他们中有多少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下文记述的是留在北大校中的“右派分子”的遭遇。
２、在北大被迫害致死
笔者写有《６３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６３人是北大总人数的百分之零点五，即每二百人中害死一人。６３名受难者中有四人，英语教授吴兴华、历史教授向达、中国革命史教师许世华和图书馆学教授王重民，都曾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分子”，遭到降薪降职处分。
吴兴华和向达都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揪出来”进了“牛棚”和“劳改队”。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吴兴华在北大西门内办公楼前“劳改”时，被强迫喝了水沟中从附近化工厂流出的污水中毒昏倒。红卫兵斥责其为“装死”。当天夜间吴兴华死亡，时年４３岁。死后还被剖尸，不是为了医学目的，是红卫兵要证明他“对抗文革自杀”以罪加一等。
向达在１９６６年８月遭到残酷“斗争”，曾在毒日头下跪在系办公室二楼阳台栏杆外狭窄的平台上被斗，幸好没有从上面摔下来。９月底他和历史系其他“牛鬼蛇神”被押到昌平县太平庄劳动，晚上他们的寝室的门被反锁，连夜间出门上厕所都不准。向达有肾病，排不出尿，全身浮肿，却不准送医院救治。他在１１月１０日去世。
他们是名教授，反右时受到的惩罚是吴兴华从三级教授降为五级，向达从一级教授降为二级。他们在文革前夕的处境，比起其他“右派分子”来算是有很大特权的，但文革一开始，他们首当其冲，被革命的铁轮无情地辗碎了。
许世华在北大附近的西苑投水自杀，王重民在颐和园后山上吊自杀。他们的死其实不能被理解为通常意义上的“自杀”。他们是在遭到长期的迫害、遭受了肉体和精神的重大创伤之后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上文写到的顾文选，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主要原因是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５日在北大办公楼礼堂讲述了他在１９５５年的“肃反运动”中被冤枉监禁的遭遇。那天还有西语系学生周铎讲了他看到的公安局刑讯逼供的事情。结果二人都成为“右派分子”。周铎１９５７年被送去农村劳动，１９６１年才被准许回校上课，１９６２年毕业后在北大工厂劳动。文革开始后周铎一直在学校的“牛鬼蛇神劳改队”里，袖子上戴了一个黑袖套，上面写有白字“右派周铎”。１９６８年，周铎被关进了北大“监改大院”，最大的校园“牛棚”，位于现在的塞克勒考古博物馆的位置上。
同关“牛棚”的一位教授说，周铎挨打最多，裤子上总是沾满鲜血。红卫兵看守经常用竹片子打他，竹片子打人最疼。他们还常拿周铎寻开心，没事就大叫“周铎，过来。”然后用棍子打他的脚。他们打一棍，周铎的脚缩一下，他们又打一下，周又缩一下。
有一次骡车拉东西来。饮骡子的时候，红卫兵命令周铎和一个法律系的教授像骡子一样套上车拉着在院子里来回跑，他们看得哈哈大笑。周铎看起来像鲁迅写的“狂人”，样子可怜极了。
周铎后来转入西语系的“牛棚”。
一个管牛棚的红卫兵学生每天踢开门进来（从不用手推门），全体“牛鬼蛇神”起立，这个人每次进门以后，首先就转向周铎，甩开膀子狠打周铎几个耳光。周铎在１９６９年被放出了“牛棚”，和他同住在那一间“牛棚”西语系教授说，听说他不久后就死了，但是不知道确切地点和时间。
３、被判刑
北大数学力学系王信中、程庆明、刘品馨是１９４９年入学的同班同学，毕业后都留校任教。
１９５７年中共北大党委号召群众“帮助党整风”，王信中写大字报批评当时人整人的风气。他因此被定为“极右派”，送劳改农场。
程庆明当时是该系的中共总支委员和共青团书记，在划定“右派分子”的会议上不同意把两个学生划上，被指控为“包庇右派分子”，以此为由把他“补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共产党籍，降职降级降薪。
文革中程庆明因和朋友私下议论文革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他曾经被绑在学生宿舍的一个双层床上，双脚离地，遭到毒打。１９６９年，他被作为“拒不坦白”“抗拒从严”的典型，在北大办公楼礼堂的“斗争会”上被逮捕入狱，一年多后判刑１２年，送到山西监狱服刑。毛泽东死亡两年后，１９７８年底他在刑期快满时被释放。
刘品馨（１９３１－１９９６）对两名同班同学被划为“右派分子”心存疑问，她没有敢公开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是写在了日记中。文革中日记就可以成为定罪的根据（在这方面，请参看我的《摧毁日记的革命》）。刘品馨遭到长期“斗争”，不但在打人斗人的高潮１９６６－１９６９年被“斗争”，而且在１９７３年“反回潮”中还被揪上台“斗争”。她曾经被揪住头发打耳光（这样的暴行当时可以在北大当众发生不被制止）。遭到这样的残酷折磨后，刘品馨精神失常。１９７８年底程庆明出狱后去看望，她已经丧失记忆不认识程了。她从未恢复健康，在６５岁时去世。
仅仅由于在日记上对“右派分子”表示同情，文革让刘品馨付出了致命的代价。在北大，很多根本不认识她的人都听说了数学系的一名女教师因日记获罪。刘品馨的悲惨遭遇成为强有力的警告，文革中几乎所有的北大人都停止了写日记，而文革前在北大写日记的人相当多。
４、“中右”也变成“牛鬼蛇神”
除了被划为“右派分子”，１９５７年北京大学还有未戴“帽子”而受各种处分的人８４２人。在文革中，这些人很多“升级”成为“牛鬼蛇神”遭到“斗争”和“专政”。
化学系教授傅鹰（１９０２－１９７９），１９５２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曾在全校的会上作为正面典型发言，１９５７年被划为“中右”（即比他右的人就是“右派分子”），文革中成为“牛鬼蛇神”。显然，划分“阶级敌人”的标杆在不断左移，越来越多的人被圈进去了。傅鹰遭到长期监禁和“斗争”。他先被关在化学系男生宿舍。白天由该系女生看管在校园里“劳改”，晚上由该系男生看管。连他因年老夜间多次上厕所也遭学生斥骂。后来他被关入学校“监改大院”里。那里一个当看守的女学生有个棒子。“监改大院”每天“晚点名”以后，这个女学生就在院子中间用她的棒子打东方语言系的副主任岑殿华，逼其承认曾经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岑殿华不承认。傅鹰看到这个情景说，按照划定“历史反革命”的“标准”，即使参加过“三青团”也只是“一般历史问题”，现在她天天被打也不承认，大概不会是。傅鹰教授的逻辑推理很是清晰。但他说的这些话被报告上去，结果为此他也挨打。
傅鹰侥幸活过了文革，但是文革中北大的教授被害死的有百分之十。
５、高比例死亡率
尽管还未能了解所有七百多名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在文革中的下落，但是可以肯定，他们在文革中被折磨死亡的比例非常高。
１９５２年燕京大学外文系有五名英文教授，除巫宁坤外，另外四名在“院系调整”中并入北大。其中两名男教授胡稼胎和吴兴华，都在北大被划为“右派分子”。两名女教授俞大因和赵萝蕤，自己没有被划成“右派分子”，但是她们的丈夫，俞大因的丈夫曾昭抡及赵萝蕤的丈夫陈梦家，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巫宁坤那时在北京外交学院任教，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并被送去“劳改农场”，受迫害最重。
如果说在１９５７这个燕京大学英文教授群体是“一网划尽”，那么文革就真成了俗语所说的“一网打尽”。上文已经写到其中之一吴兴华教授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３号被强迫喝脏水而死。三个星期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西语系红卫兵在４０楼前召开“斗争会”，俞大因教授被强迫跪在台上挨斗并被抄家。她当晚在燕东园家中服毒自杀。她的丈夫曾昭抡（１９５７后被派往武汉工作）在武汉大学遭到长期“斗争”，在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９日死亡。赵萝蕤教授的丈夫、考古学家陈梦家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后，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上吊自杀身亡。赵萝蕤被“斗争”，还遭到殴打，连文革前不久毕业留校的女助教都动手打她。她一度精神失常，后需长期服药控制。
胡稼胎的二儿子胡功管（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编导）和三儿子胡功范（四川峨嵋银行职员）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二儿子并被送到北大荒劳动。
他自已成为“右派分子”后从二级教授降为六级，不准上课，先在校园作体力劳动，后到北大哲学系翻译资料。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后，他被“抄家”、“游街”和“斗争”。因为他早已是“右派分子”，而不是新的革命对象，所以“斗争会”上他总是“陪斗”（当时“斗争会”频繁，所以专门术语也发展繁多）。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他突然瘫痪。妻子把他送去北医三院。医院索要北大的公函才予治病。哲学系给医院的公函上写的是：该人是我系右派分子，请给予一般治疗。他没有能得到什么治疗就出了医院，１９６８年１月去世。
就这样，燕京大学留在北大的四名英语教授，文革中被迫害死亡三人，唯一幸存者的丈夫也被迫害致死。
III．反右领导干部在文革中被“斗争”而死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文革中不但“右派分子”首当其冲惨遭迫害，在北大领导了反右的负责干部也遭迫害，有的被害死。
１９５７年领导北大反右的，先是中共北大党委第一书记和副校长江隆基（１９０５－１９６６）。他在１９５９年被调往兰州大学任校长和中共党委书记，文革中成为最早的受难者之一。中共甘肃省委在发动文革的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通知》发出后，把江隆基作为该省的重点对象。６月１７日，他遭到“斗争”，跪在高台桌子上，头上戴了重十多斤的铁笼子。６月２２日，他再次被“斗争”时下跪、戴高帽子、被拳打脚踢和“游街”。６月２５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下午江隆基自杀身亡，时年６１岁。
江隆基１９２７年就参加了共产党，对“革命”和“斗争”经验丰富。他在１９５６年被定为“高校行政一级”，是当时中国高校中级别最高的人之一。他显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但是他被“斗争”后，没有申诉也没有等待，很快就自杀，显然他理解革命的本性更为透彻。他是一个被“打倒”的群体中的一个，就像“土地改革”中的地主一样，没有为自己辩护的可能性，如果不想继续被打被侮辱，只有自杀。学校领导人是文革中受迫害最深的群体之一，无一例外被“斗争”。他们遭到学生红卫兵的殴打折磨，有一批校长被活活打死。（请参看笔者《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江隆基被认为在北大反右不力，国务院于１９５７年１０月派陆平（１９１４－２００２）到北大取代江隆基当第一书记。陆平在江隆基已经划了五百名“右派分子”的基础上，进行“反右补课”增划了二百名。（“补课”本是一个学校的专门用语，却被用到了反右大迫害上。人类的学校史上，哪里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迫害课程？）这样，北大的“右派分子”就从北大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增加到了百分之七。此后到文革前，陆平一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共党委第一书记两个职务。（江隆基只任副校长。）大学校长从教员中产生的传统也就此被彻底打破。文革开始，毛泽东亲自下令向全国广播北大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并把北大称为“反动堡垒”。陆平成为全国闻名的“黑帮”，遭到长期的“斗争”和关押。他曾经被吊起来拷打。北大学生还用高瓦数电灯强光照射他的眼睛不准其睡着，说这样可以扰乱他的神经，迫使他“坦白交代”。
中共北大党委副书记、教务长崔雄昆，也是“反右派”的领导人之一。文革开始后，由于他曾经在１９６４年反对陆平，他成为“左派”并进入新的北大权力机构核心，而没有像其他北大领导干部那样被指控为“黑帮分子”。但是他最终也没有逃脱被整肃。在“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和“党的核心小组”中担任领导人两年多后他也被整肃，结果，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他在校内红湖投水自杀。
由于文革把整个教育系统指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结果，那些在１９５７年领导了“反右斗争”并在此后执掌北大的干部，除了极个别人，都被“打倒”了，有的也被迫害致死，他们的遭遇就像九年前由他们经手“划”的“右派分子”。
他们当然不是受到了“右派分子”的报复，因为文革中“右派分子”处于比他们更恶劣的处境中。也不能说他们是受到了“恶有恶报”的“报应”，因为还有大量和他们一样在领导反右的人没有受到丝毫损害。他们被迫害，就是因为毛泽东发动和规划了文革，把他们这一个群体列为文革的打击对象。
他们先扬后抑的经历，甚至形成了一种有强烈反讽意味的戏剧性效果，不过并非出现在舞台上。遗憾的是，他们中几乎没有人分析他们的遭遇并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甚至包括他们中最有学识和写作能力的人。
翦伯赞（１８９８－１９６８）是这样的人之一。他在１９３７年加入共产党，历史学教授，１９５２年起任北大历史系主任。１９５７年反右时他相当积极。笔者检索《人民日报》发现，在反右高潮中，从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５日到１０月１９日，四个月中该报有九篇报道，述及翦伯赞在历史学界、社会科学界、文物界的一系列反右会议上用严厉口气“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该报上还有他写的两篇反右文章，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历史是为了革命》（１９５７年９月２３日），另一篇是《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４日）。两篇文章攻击历史学界的两位重要教授雷海宗和向达。二人后来都被划为“右派分子”。雷海宗１９６２年去世，时年５５岁。向达在文革中被迫害死亡，可见上文。
１９６５和１９６６年，毛泽东在高层会议上多次点了翦伯赞的名字，把他作为学术界文革的重点对象。指控翦伯赞“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篇文章题为《为革命研究历史》，竟与上述他１９５７年指控右派的文章标题同出一辙。罪名很快升级，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５日《人民日报》发表长文题为《反共知识分子翦伯赞的真面目》。从１９６６年６月开始，他在各种规模的“斗争会”上被“斗争”，最多时多达一天被“斗争”六场，“斗争”方式是拳打脚踢、坐“喷气式”即身体被强制成双臂后举大弯腰。他被“游街”、抄家及驱逐出原住房。分给他和妻子的一间小黑屋（在蒋家胡同三号院内），是在两排房子接缝处加出的，原来用于堆放煤块等，面积极小，到处漏风。他们在门口放一煤炉做饭熬药，附近的孩子常来往他们的锅里吐吐沫和丢脏东西。
１９６８年１１月，在正式宣布刘少奇的罪名并将其开除出党的中共中央全会上，毛泽东说，要把翦伯赞等作为“反面教员”“养”起来。他被从“牛棚”中释放，被分配到条件较好的住房。一个月后翦伯赞和妻子戴淑婉一起服安眠药自杀。翦伯赞夫妇死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高潮时期。这个“清理阶级队伍”在全国造成的死亡人数，据计算比官方公布的反右划取了“右派分子”５５万人还多。
应该说，翦伯赞的死实际上包含有抗议的意味。但是在他简短的遗书中，他没有抗议他所受的迫害，相反，他写的是“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对他自己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迫害（他死时文革已经开始两年），对１９５７年被他指控为“右派分子”的向达之死（他死时向达已经被害死两年多），对他当了积极分子的反右和当了打击对象的文革，对于发生在他周围的迫害和死亡，他作为历史学教授却没有写下片言只语。是他不敢写，还是他不曾思考？或者，是因为在他看来太难说清楚？
也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活过了文革的和翦伯赞身份地位相仿的人，也没有能提供他们的内心经历和对这一段历史作出必要的解释。他们对历史的记载、解释和评判的缺乏，只能使他们的后人意识到反右和文革的强大效果：不但摧残了一批人的生命，而且摧毁了他们原本应产生的思想。他们没有写出什么这个事实本身也令人震动和悲哀。
IV．分析和解释
１、北大案例的高度代表性
北京大学反右划了７１６名右派分子，北大文革造成了６３人死亡 。其他高校也相仿。清华大学反右划了５７１名“右派分子”，清华文革造成了５８人死亡。清华５８名文革受难者中，至少有二人是“右派分子”。北京农业大学反右划了１４３名右派分子，全校有１３。４％的教授、副教授，４。７％的大学生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北农大有３０人被害死。
各大学受迫害人数呈现明显的均匀现象，显然是因为反右和文革都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而北大因其“最高学府”的特别地位，在反右和文革中都充当了双重角色：一方面是打击对象，有大批师生员工遭到残酷迫害，另一方面又是迫害样板，中共中央多次发出内部文件或者通过公开报刊，把北大的做法介绍给全国效仿。这种情况使得北大作为一个案例极具代表性，因而也更值得分析和解释。
２、反右和文革是大规模群体性迫害
在以上描述中可以看到，反右和文革，都造成了一个数字巨大的受难者群体。也就是说，二者都是大规模的群体性的迫害。在笔者看来，这是二者主要的也是共同的特性。
反右和文革都不是针对个别人的。“右派分子”后来和别的“敌人”范畴并列为“地富反坏右”，又称“五类分子”。这是一个“类”，而不是个别人。这个“类”人数众多，可以百万计数，到了文革，在已有的“五类分子”之外，又加出了多个种类。例如，１９６９年的北大一份题为《关于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情况报告》说，该年７月上旬到９月２日，在北大的教职员工中，清理出了“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和“地富坏分子”共１０２人。这份报告由毛泽东批示“照办”后发给全国学习，编号为“中发〔１９７０〕１７号。也就是说，在全国各地都要抓出这些“类”的“阶级敌人”来。在北大，三个月“清理”出的“阶级敌人”数字占教职员工的百分之二还多，在全国显然会制造出一个极大的绝对数字。
除了立“类”之外，还制定百分比，以确保每一类都能填够配额。北大的“反右”，先是按照百分之五的比例划的。“上面”嫌百分之五不够，北大就进行“补课”，增加到了百分之七。
在苏联档案中存有一些关于杀人和关人的命令。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０日的一份，列出各个加盟共和国要杀的人数从１００到２，０００，同时还另外列出了数倍于此的要逮捕入狱的人数。
这样的命令非常恐怖：不但在于数字大，还在于其随意选定“敌人”的数字。同样，毛泽东以百分比来划“右派分子”，也是同样恐怖。
３、文革是反右迫害的升级与扩大
上文已经描述，１９５７年反右的受害者，在文革的火坑中被推到更深处，在１９５７年还未成被“戴帽子”的人，文革也被关进了“牛棚”，甚至连反右的积极分子也被置于死地而丧生。一方面，反右和文革都是大规模的群体性迫害，另一方面，后者比前者更为严重。
不仅事实表明如此，从两次“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的理论中上，也可以明显看出。１９５７年，他创立了所谓“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理论。他把公民分为两种，“人民”和“敌人”，至于谁是“敌人”一类，则是由他规定的，比如“右派分子”。按照当时的宪法，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但是毛泽东说他们是“敌我矛盾”，他们就成了“敌我矛盾”。文革中知识分子被指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毛泽东一个人规定的。在文革中，毛泽东进而提出了“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是说，要把原来的革命更推进一层。在不断叠加的革命中，受难者越来越多越来越苦。
本文第三节叙述了反右积极分子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甚至北迫害致死。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但是对此事实的解释，却并不一致。有的人以此证明文革的“荒唐”，非逻辑，打击了不该打击的人。这一说法似是而非，首先因为这多少等于肯定了反右。另外，看施害一方，他们的革命就是迫害，他们在逻辑上和行动上相当整合，在基本方面并不自相矛盾。
从理论到实践，文革领导人的改变意向是清楚的。江隆基和陆平这些领导了１９５７反右的人，即文革前的大学的领导人们，在文革中全数都被“打倒”。如笔者在《文革受难者》书中写到２０名大学领导人之死时指出，这些人从未担任大学教员，由他们担任大学最高领导，已经改变了历来由教授学者中产生校长的传统。但是江隆基和陆平自己上过大学。文革开始，毛泽东就指控学校系统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接着他派送了他的警卫部队中的迟群、谢静宜等没有受完中学教育的人担任清华和北大的负责人，直到他死亡。在这种暴力迫害的同时，毛泽东一步一步改变了教育体制。
还有一种解释离开事实更远，即文革前受迫害的人在文革中“造反”，反对迫害过他们的人。实际上，文革领导人对镇压右派分子颁布了一系列明确规定的有一系列明令规定。从北大案例可以清楚看出，文革中“右派分子”是受苦最多的群体之一。至于反右积极分子被“斗争”，决非出自“右派分子”的报复，而是来自最高领导人的指挥。
４、这是一种什么犯罪？
杀一个人，就是犯罪。杀害了数字如此巨大的人，侵犯了如此多的人的自由、人权，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残酷惩罚了那么多人，当然更是犯罪。
但是对于同一历史事实，记述和判断却有很大不同。在反右和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那一边，他们称之为“伟大的革命”。直至今天，在反右和文革的同情者眼中，注意的是当时作为驱动力量一方的“理想主义”和高昂欢乐的情绪，他们回避提及受害者一方的苦难，更不承认这是一桩罪恶。
在毛泽东死亡两年以后，邓小平和胡耀邦为反右和文革的受害者“平反”，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体性“平反”，在人道方面的功劳应该被记入史册，当然也是因为发生过的迫害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为这个庞大的受害者群体的悲惨生存状况作出了一些实际性的改善。但是，在说法上，他们仅仅称此行动为“平反冤假错案”，似乎这些都是个别性的案例。这个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而且他们自己也并不真如此认为，否则不会给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反右和文革的受害者一起都平了反，而不是只给其中的一部分人甄别。
对于反右和文革的反对者来说，有一个问题是，应该把它们称为什么样的罪恶？显然这是一种巨大的罪恶，然而既有的关于罪恶的名称，谋杀，盗窃，投毒，诽谤等等，却难以被用来指称这样的罪恶。反右和文革罪恶包含传统意义上的这些罪恶，但是这些名称只有很小程度上的适合，因为这些罪恶杀害和迫害的人数，都不可能与反右和文革相比。普通的罪犯，即使是惯犯或系列杀手，也不可能危及如此巨大数目的受害者。只有战争会危害如此多的人口，但是战争主要由军队持武器进行，而且战争是两军对垒的冲突，相当不同。
在现实中，没有名称的罪恶就可能不被认为是罪恶。反右和文革的的罪行不但需要得到记录，而且需要命名。
在抵抗和清算希特勒纳粹的漫长过程中，一位名叫Raphael Lemkin的学者，用其毕生精力创造并推广了一个关于罪恶的新词genocide。在Lemkin和其它人的长期努力之后，“群体灭绝罪”成为在国际上被接受的罪名。“群体灭绝罪”是指蓄意全部或者部分消灭某一群体，包括杀害该群体的成员，造成该群体成员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故意使该群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毁灭其全部或部分的生命，强迫这一群体的儿童离开他们等等。这种群体，是基于政治、种族、民族、文化、宗教、等理由划分的。
希特勒杀害犹太人的行动，就属于典型的群体灭绝。在那里，被迫害、监禁、罚作苦役以至被杀害，最重要的“理由”（加上引号，因为这仅是作恶者一方如此认为的）是该人属于“犹太人”这个按照民族划分的群体。
这个模式是否适合反右和文革？在人数上，显然是的，在群体性方面，显然是的。不同的是用来划分这些群体的“理由”和名称。
５、历史的审判
在反右５０年后和文革４０年后，在书写和传播技术如此便利的电脑网络时代，已经有条件来做历史的审判，也就是通过历史写作来审判罪恶。
这种历史的审判是有意义的吗？
文革后期，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在北大校园建立了一个“梁效”写作班子，发表了大批文章，主要内容是批判孔子和鼓吹秦始皇。例如，其中一篇文章题为“略论秦始皇暴力”（《人民日报》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１日），对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受到谴责的秦始皇大加赞美，并把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文革“镇压反革命”直接等同，也就是说，要从历史的高度来肯定和合理化文革的群体性迫害与杀戮。
现在回头看这个曾经不可一世影响很大的“梁效”，也让人思考另一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能和秦始皇一样大规模“焚书坑儒”的统治者，毕竟秦始皇以后的两千多年里也只出现过一个。是什么力量起了阻挡作用呢？应该说，在秦始皇后两千年来人们把“焚书坑儒”当作罪恶来记载和谴责，这些历史评判尽管以现代标准来说还不够深刻，却多多少少起了作用。
这个历史的纵向观察告诉我们，通过历史写作对罪恶做出审判，在文字上、学术上对历史事实进行描述和分析，虽然不能像在司法系统中审判罪恶一样有力，但是并不完全无用。所以，对反右和文革做出历史的审判，仍然是重要的和有意义的。
写于２００７年２－３月，芝加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