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9和1970年，北京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召开了七次“宽严大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因为经常使用而缩写为“宽严”)。北京大学的几百名教职员在会上被定了各种罪名。北京大学军宣队把他们在北京大学如何“揪出”102名“阶级敌人”写成长达两万字的“经验报告”，毛泽东批示“照办”，转发全国，各地以北京大学为“样板”如法进行一轮新的迫害。在历史上，“宽严大会”将和“牛棚”、“批斗会”一样，作为臭名昭著的文革迫害手段被记载。
本文是为第三次“宽严大会”写的一个注解。这个大会在1969年8月5日召开，在文革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还有一连串的后续事件。
2009年11月，我接到来自北京大学的电邮，第一句就是：“王友琴开罪了冯宗璞”。据告，冯宗璞给北大一位老领导打电话，说，杨绛已经说了，钱钟书没有说过冯友兰揭发章廷谦，王友琴也不能再说章廷谦家人受害。
这需要从11年前说起。1998年，北京、上海、天津的报纸报道，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冯友兰（1895-1990）的女儿冯宗璞指控著名学者钱钟书在1979年访问美国时造谣诬蔑冯友兰在文革中揭发朋友“坑其妻小俱死”，钱钟书的妻子杨绛（也是著名学者）出面回答，钱钟书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冯友兰。这些报道之一的题目是“为了大师的荣誉”。
我恰巧了解这件事情。这不但因为我研究文革历史多年，做过大量的调查，受访者中有很多文革时期的北京大学师生，而且因为我认识听过钱钟书先生这一谈话的美国学者。我知道：1，钱钟书是在美国批评了冯友兰在文革中做的坏事。1979年他到斯坦福大学做了一个关于文学研究的Talk，用的是英文。讲话后听众提问，问起文革。他说文革中知识分子普遍受到迫害，但是也有知识分子表现不好，有人揭发同事，造成同事家人死亡。2，钱钟书说的事情是真的。3，在北大实际上发生的迫害和恐怖，其实比钱钟书说的更严重。
冯友兰“揭发”中文系教授章廷谦是西南联大的国民党区分部委员。章廷谦一直不承认。1969年8月15日，那时执掌北大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东操场召开“宽严大会”，在北大一万师生面前，宣布对章廷谦实行“抗拒从严”，“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当场把他铐上手铐，塞进了准备好的停在场边的吉普车。在那期间，章廷谦的大学毕业不久的小儿子自杀了，妻子孙斐君突然脑溢血瘫痪，并从此神志不清，再也没有能起床。在这样的高压下，北京大学一大批教员职工被迫承认强加给他们的罪名。比如中文系音韵学教授林焘被逼迫承认要炸北大水塔（即未名湖边的“博雅塔”），因为不承认就会像章廷谦一样。
在文革中，北京大学有63人被害死，更多的人受到身体和心理的重大创伤。但是到1998年，在北大亲自领导和实行了种种迫害的人没有以个人的名义向被迫害者说“对不起”，而在美国用英文批评了冯友兰几句的钱钟书先生却被强要登报道歉认错。关于文革，罪与耻，法律与道德，是与非，如此倒错混乱，实在令人忧愤。
非常明显，杨绛先生一定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才做了这样的声明。那时，她的独生女儿钱瑗去世不久，钱钟书先生已经病重住院（他当年12月20日去世）。一个87岁的孤独的女学者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来保护病人和她自己。
后来我了解到，实际发生的是，冯宗璞的丈夫蔡仲德，比杨绛年轻26岁，比钱钟书年轻27岁，带着预先写好的字据，来到钱钟书杨绛家中，一定要钱钟书在死以前签字，要么声明他没有在美国讲过关于冯友兰的坏话，要么承认他造了谣言。杨绛的朋友说，钱钟书已经在医院里，杨绛不能让蔡仲德吵到医院去，只有这样说了，“息事宁人”。蔡仲德还去了章廷谦的长女章淹（北京气象局退休工程师）家中，要求章淹在指控钱钟书造谣的声明上签字。章淹坚决拒绝了。
我在2004年出版的《文革受难者》书中写到了北京大学1969年“宽严大会”，以及章廷谦拒绝承认冯友兰揭发的事情而被“从严处理”。那本书以各个受难者为中心而写，对事件的描述不很详细。2006年，告诉我此事的北大教授林焘先生去世。我应同学邀请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其中提及此事。我赞扬林先生把他自已屈服强权说了假话的经历告诉一个后辈学生，在道德方面是非常负责任的态度。而最让我震动的是，当九十年代末的报纸详细探讨钱钟书是否在美国说了冯友兰什么，受害的章廷谦和更多的北大受难者的悲惨遭遇却被忽略不计，不被提起。
看到“王友琴开罪了冯宗璞”的电邮，我明白，现在冯宗璞想要我来做“杨绛第三”了。说“第三”，是因为她曾声称，今年已经让在自传《上学记》里批评了冯友兰的清华退休教授何兆武先生认错，出版了此书的三联书店已经派人到她家中向她道歉了。
应该和冯宗璞辩论吗？显然，和她辩论是没有意义的。1969年，章廷谦被“从严”的时候，冯宗璞已经40多岁，而且住在北大分配给她父亲住的教工宿舍“燕南园”中（她父亲在1990年去世后她也一直住在那里）。她了解文革中“深挖阶级敌人”的恐怖场景，包括校园监狱（即“牛棚”），“斗争会”，以及北大校园中发生的大量死亡。她向说出事实的人发难，不是因为她不了解事实，而是由于她对迫害、罪恶以及他人的生命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及道德准则。她衡量事情的标准不一样。
冯宗璞能在传媒上掀起这样的风浪，则在相当程度上是钻了多年来文革的惨痛历史不准和不能报告的空子。在文革后出生或者长大的人很少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所以会对冯宗璞——杨绛冲突发生误解。一名1996年大学毕业的学者（也就是说在文革结束前夕才出生）告诉我说，她采访过冯宗璞，却根本不知道有过章廷谦被“从严处理”，不知道有过“宽严大会”，也不知道北京大学文革中有过63人被害死。冯宗璞告诉她的是“我父亲是完人”。这名年轻学者给我写来电邮，标题是“请告诉我真相”。
文革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性迫害，即被迫害的人，不是个别的，而是很大的群体，如“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等等。另外一方面，文革迫害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所谓“群众专政”来施行的。大多数受害者们没有被送进毒气室或送往遥远的“古拉格”，而是在本单位的“斗争会”上被“揭发”、侮辱甚至毒打致死，是被关在本地的“牛棚”里遭到虐待和折磨。迫害人的人，往往是受难者的学生、同事、熟人，甚至朋友。也就是说，文革不但制造了无数受难者，还把很多人变成了施害者。这些人在文革后少有忏悔，也没有受到多少公开的谴责。
冯友兰不是“宽严大会”的发起者也不是主持者，但是确实人们对他有较多的私下的议论。其中至少有以下三个原因。
（1）文革鼓励甚至强迫人“揭发”别人，那时候“揭发”是相当“普遍”的事情。但是揭发存在的事情还是揭发不存在的事情，有所不同。冯友兰“揭发”了不存在的事情（章廷谦的“历史问题”后来“平反”了），显得突出。
（2）“揭发”是否会直接危害对方还是不会直接危害对方，也有区别。“斗争会”上每一个人都必须高喊“打倒XXX”，也有的人被迫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以交差，这些虽然对被“斗争”的人造成压力，但不会给这个人造成实质性的危害。冯友兰的“揭发”带来的危害却是直接的具体的。
（3）冯友兰在文革后期进了“梁效”写作班子，这个班子直接受毛泽东的机要员谢静宜领导，在“批林批孔”中写了很多指导性文章。他参加“梁效”可以说是上面指派的，但是他在其中相当主动积极就是他的选择了；他不但参与写作上面的命题文章，而且还“额外”写了一些旧体诗赞美文革，写诗不是上面派给的任务。这一种自愿的行为是冯友兰在文革后遭到道德方面的批评的重要原因。大家都懂，只有在有了做出个人选择的可能性的时候，我们才能从道德角度来进行评说。
“梁效”写作了文章批判孔子和鼓吹秦始皇。例如，有一篇文章题为〈略论秦始皇暴力〉（《人民日报》1974年1月21日），不但对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受到谴责的残暴的秦始皇大加赞美，并且直接把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文革“镇压反革命”等同，通过赞美“焚书坑儒”来赞美文革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从历史的高度来肯定和合理化文革的群体性迫害与杀戮。冯友兰当然明白那时候鼓吹“焚书坑儒”和“镇压反革命”意味着什么。那不是“纸上谈兵”。他自己被关过“牛棚”，遭到过“斗争会”的“斗争”。在北大燕南园他家旁边的51号和64号，就有物理教授饶毓泰、历史教授翦伯赞及其夫人戴淑宛被迫“自杀”。可是他还愿意参与写作这些歌颂与肯定迫害的文章。
北京知识分子批评冯友兰，远不止钱钟书一个人。这种批评不能被理解成是文人相轻，因为其中含有严肃的道德思考。只是这方面的思考从来没有机会被发表。实际上，冯友兰“揭发”章廷谦的事情，最初是北大之外的一名老记者告诉笔者的。他还说，写作文革历史，应该把冯友兰写入“贰臣传”中。
这位老记者不是在开玩笑。他说的《贰臣传》是清代乾隆皇帝时编写的一部书，写的是从明朝投降清朝的官吏。但他不是在简单地说从一个朝代投降了另一个朝代的事情。他的意思是，冯友兰从他早年所受的教育（包括中国传统教育和西方教育）投降了文革的迫害理论。此中的“变节”所指不是效忠哪一姓皇帝，而是指个人持守哪一种道德准则。
现今的文革历史研究，说清事实都很艰难，在道德层面上的讨论则几乎未曾有过。冯友兰对章廷谦的“揭发”以及后续事件可以成为道德方面的一个研究专案，不但对了解文革发生的机制，而且对当代知识分子建立个人道德，都会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