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确定为中国经济制度的发展方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政治改革是中国下一阶段的一个主要任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民众还是党政官员都认为，改革的重点在于经济和机构等方面。但最近的情况则不同了，200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党政干部最关注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其次才是机构人事、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等等。
尽管没有人否认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但在如何进行政治改革问题上却并没有任何共识。综合目前各种讨论的情况来看，中国社会上主要存在着三种有关民主政治导向的政治改革的理论性讨论，即自由派、民主派和公民社会派。自由派认为，中国的国家权力太大，太集中，是"专制"的根源。解决的出路在于继续缩小国家权力，给社会和人民更多的自由。而民主派并不反对强大的国家权力，但反对不民主的国家权力，所以认为要解决目前的问题一方面是要加强国家权力，主要是中央政府的权力，但另一方面也要强调人民对国家政治的参与，这样才能避免国家向"专制"方向发展。公民社会派则强调社会力量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主张大力扩展建立在非政府组织基础上的社会权力，从而在国家和社会权力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使得国家权力的"专制"成为不可能。
每一种观点都包含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很难说哪一种更具有优势。民主是我们期望的价值和制度，民主化也无疑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但是，笔者认为，所有这三方面的思路都没有涉及到国家(state)在民主化中的作用。大家都认为民主意味着国家政权的民主化或者政治权力的民主化，但是因为没有涉及到政治权力本身在民主化过程中能做些什么，这些方法因此未免显得过于理想。笔者认为，要讨论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问题，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理解好国家和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对这个问题有比较好的认识后，才能更好地考量以民主化为目标的政治改革问题。本文讨论国家与民主的关系问题，重点并不是民主化本身，而是民主化的前提政治条件即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和民主的国家建设过程中国家的作用。
国 家 与 民 主
1.一般意义
国家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比如说"国家"在西方各种民主政体中所扮演的角色。学者们发现，在不同的民主政体中，"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所能起的作用是很不相同的。第二层含义指的是"国家"在民主化(democratization)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经常是指那些非民主的国家而言，指"国家"在从非民主到民主的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对政治渐进主义而言。如果用革命的方法，"国家"本身的作用似乎不重要。之所以要革命，是因为人们不相信现存"国家"本身能够民主化或者"国家"有能力促使自己转型。而渐进主义强调的是不通过推翻现存国家政体而把国家转型成为民主政体。
亨廷顿研究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认为从非民主政体到民主政体的转型过程中国家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也有其他一些学者研究国家在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但讨论两者关系的文献并不多见，并且大多聚焦于权威主义类型的国家和社会。也有学者研究"国家"在前共产主义政权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但这里的"国家"往往指的是"国家"的少数高层精英人物在瓦解旧政权过程中的作用。最明显的例子是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迄今为止，还没有共产主义政权能够通过渐进的方式实现民主政体的案例。因此在中国政治发展中提出"国家"和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具有其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人们关心中国的民主化，热衷于讨论"国家的民主化"或者"民主的国家建设"(democratic state building)。理想地说，民主化应当是一个国家建设过程，通过民主化而使得国家转型成为民主政体。但现实的情形并非如此。民主化往往不能成为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的一个过程，反而是国家的毁灭(state-destroying)过程。这在多民族国家尤其如此，民主化经常表现为多民族国家的解体和消失。戈尔巴乔夫激进的政治改革不但没有为苏联人民带来一个能够有效动作的民主政体，相反它带来的是旧国家的解体。苏联解体后，尽管俄国人民拥有了一种民主形式，但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和从这种民主政体中所享受到的利益却极为不相称。印度尼西亚是另外的一例，苏哈托专制政权垮台后，印度尼西亚开始了民主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可说不激进。但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也开启了民族国家的解体过程。不仅东帝汶很快独立了出去，其他很多省份都在纷纷要求独立。而这一切对印尼人来说，可能还只是一个开始。
在"国家"还没有民主化时，人们纷纷要求民主化。但当民主化摧毁了旧"国家"之后，学者们又开始讨论"国家"建设问题，而政治家们则开始感到国家建设的困难重重。实际的情形是，民主化可以是一股强大无比的摧毁非民主的旧制度的力量，但很难充当同样强大的力量来建设新制度。而且很多国家制度或者国家机器并不是通过民主化所建立的。可以说，一旦民主化到来，或者一个国家成为民主政体之后，有些方面的国家制度就再也建立不起来了。尽管人们不想把诸多消极的东西和民主化联系起来，但这是现实。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民主化是一种值得期待的事情。但在民主化前或者民主化过程中，人们必须考虑到很多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民主化是人们的一种选择，是政治精英和人民之间互动的产物。民主化可以有多种途径，精细的考量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些不同的途径中进行选择，得到较好的结果。
2.民主化不能等同于国家建设
如果说民主化和国家建设不是同一件事，我们就有必要首先定义一下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民主。人们讨论现代国家时，大都指的是起源于近代欧洲的"国家"。不提及近代欧洲国家，我们很难讨论发展中社会所拥有的国家形式。韦伯认为近代国家是一种组织，它由无数的机构组成，国家机器的领袖(行政政威)领导和协调这些机器，并有能力或者权威为其所统治下的特定土地上的人民和其他社会组织决策，并在必要时以自己的意志来使用武力。
在欧洲、北美和其他一些地方，近现代国家又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形式，即自由民主政体。那么，什么是民主政体呢？民主政体也是一种组织形式。根据达尔的总结，它包含了如下的特点。第一，宪法保证民选代表对政府政策的控制；第二，定期、公平和自由选举制度的确立，借此人民选举和撤换其领导人。就是说，权力的转移是通过选举机制来完成的；第三，所有成年人参与这种选举的权利；第四，公民有竞选公共职位的权利；第五，公民有自由表达的权利；第六，公民有获取政府和其他组织所控制的信息的权利；第七，公民有自由结社的权利。显然，这是对现行西方民主实践的理论总结。
仅从上面对"国家"和"民主"的定义比较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政治民主化和国家建设不是同一件事。民主政治只是现代国家的一种形式，并且是在后来才出现的，而国家建设远远早于民主这一特殊的政体形式。先有了现代国家形式，然后才逐渐转型成为民主政体的。
西欧、北美是近代国家的发源地，近代民主政治也是起源于斯。无论是现代国家形式还是民主政治，都是从西方传播到世界各个地方的。用法国学者贝蒂(Bertrand Badie)的话来说，所有其他国家的国家建设过程都是一种变相的政治秩序西方化的过程。但无论是在最先产生近代国家和民主的西方，还是其它受西方影响的世界的其余部分，国家建设和民主政治从来不是同一件事。
已经有很多著作讨论西方近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简单地说，这是一个从近代专制国家形式向民主政体转化的过程。绝对专制主义的崛起是近现代国家发生的第一步。绝对专制国家由一系列因素构成:摧毁和取消弱小而地方化的各种政治组织，或者把他们合并到较强大和全国性的政治组织；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来统治其属地；把强有力的法律制度和政治秩序加于其统治的属地；单一、集中和主权的中央政府。
从绝对专制国家到民主政治的转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西方社会国家建设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很多主要的国家制度已经在民主化发生以前就确立了。在195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成立了比较政治委员会，集中世界各国专家学者，主要是西方学者来研究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1970年代，受委员会支持，组成一个研究小组，专门对西欧的近现代国家发展过程进行了研究，在1975年发表了《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一书。这本著作自发表后一直是研究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发展的学者们的必读参考书。但是，学者们的注意力往往放在民族国家方面，而常常忽视它所强调的也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中央政府 ( nationalstate)或者统一集中的国家统治制度的形成。上面提到，绝对专制国家之所以和以往的各种政体不同在于其权力的国家性(national)和集中性(centralized)。从以往较为分散、地方化和多中心的政治权力转化到统一和集中的国家权力中心是一个充满暴力和战争的过程。有学者甚至称，没有战争和暴力，就没有近现代国家形式。
该书所考察的国家制度(national institutions)包括国家的暴力、政治、经济和行政制度等多方面。在政治暴力方面包括国家统一的军队和警察制度；经济制度方面包括近代金融、财政、税收和食物供应制度；在行政制度方面包括行政技术官员的录用和培训制度等等。这里指出这些，主要想说明，在近现代民主政治出现以前，国家建设早就开始了。而民主政治的发生和发展激进地改变了国家形式，但不管怎样，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西方民主就是在这些国家制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3、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
即使在西方，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过程，民主政体从西欧到其他国家的传播过程也是一个十分缓慢、不平衡和经常充满暴力的过程。一些主要国家的民主制度如美国和法国都是经过革命而得到的。内生自发的民主的例子少而又少。除了西欧和美国，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数民主制度要么是"扩散"(diffusion)的结果，要么是"外加"(imposition)而来。"扩散"要么通过移民文化途径，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么通过地理和文化的关联，如现代葡萄牙和西班牙。"外加"要么通过战争胜利方的强加，如日本和德国，要么通过殖民地的遗产，如印度、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这里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国家在民主化之前，国家建设却早已经开始了，例如德国和日本。德国的近代国家建设基本上是在"铁血宰相"俾斯麦主政期间就开始并完成的，而在日本，这一任务主要在明治维新期间进行的。
那么，是那些因素促成西方国家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呢？理解西方民主发生、发展和生存的问题就是要理解民主的条件问题。在西方学界，至少存在三种主要理论。第一种理论，也是西方最流行最普遍的理论认为，民主这种政府形式只能存在于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经济之中。第二种理论认为，较之其他社会，民主更有可能在工业化的富裕社会中发生、发展和生存下来。最后，第三种理论侧重于一个国家的政治传统，认为如果传统制度中包含妥协、权力制衡的因素，那么有助于国家向民主化转型。综合三者而言，民主最有可能在具有有利于民主发展的因素的、富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得以生存。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在讲西方国家的民主发展经验，很难把它们用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对妥协、经济富裕程度、市场经济和有利民生发展的传统的强调可以反照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民主政治的困难，或者在发展民主过程中所缺乏的因素。
这里我们简单地来讨论一下这些理论。在研究西方民主发展过程中，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或者马克思主义者，都会一致同意在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逻辑。从当代一些学者如体德布罗姆、亨廷顿和摩尔的学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为什么会这样呢？欧洲历史发展表明，资产阶级的兴起对那里的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根据这种理论，新崛起的资产阶级成功地驯服了君主专制国家。君主专制国家的统治原则是基于出身背景之上的政治等级。资产阶级认为这种政府形式不"自然"，所以要由基于财富之上的统治原则取而代之，因为财富比出身更为"自然"一些。但资产阶级的统治生产出了一个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最终用组织的力量和资产阶级分享政治权力，建立了代议制度。代议制度的本质就是根据人口来统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摩尔指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为什么民主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分不开呢？资本主义是一种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上的经济制度，它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最根本的制约。再者，资本主义产生出一种和"公共领域"分离开来的社会经济上的"私人领域"。这种"公""私"领域的分离是民主作为一种有限政府形式最重要的原初条件。"公"、"私"领域的分离也使得法律政治上的平等和社会经济上的实质不平等相对分离开来。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政治平等和经济不平等的这种分离不仅为民选政府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人们开启了一种希望，即通过动用民主的国家的权力来改变继承下来的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状况。
那么，为什么工业化社会有利于民主化？一个简单的回答是，工业化导致富裕。财富有助于缓解精英之间及精英和大众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在西方，长期的经济发展及其所创造出来的财富为现代福利国家打下了基础。福利国家反过来缓和工业化资本主义的阶级冲突。经济危机所导致的西方政治社会危机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财富也缓和了精英之间的冲突。政治游戏中的失败者可以转向寻求经济社会方面的成功，这样，就不会把所有赌注都放在政治游戏中。就是说，参加政治游戏并非是一个人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政治游戏因此不是一种零和游戏或曰你死我活的游戏。在这样的情况下，失败者就不太可能去做那些对政治稳定不利的事情，例如组织示威、暴动和参加地下反政府活动等等。就是说，财富为政治家们的活动提供了一个界限，防止他们超过这个界限，超过这一界限就会对现存制度的动作和生存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这样的界限无疑对民主政治的动作和生存也是极其重要的。
最后，一些学者也发现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时代以前所存在的民主传统对民主政治的重要性。英国的封建传统是一例。英国的封建传统意味着君主和贵族之间的一种分权的制度性安排。这种分权就已经包含着民主的因素，如政治妥协原则、权力分享原则、权力制衡原则等等。这些民主因素的存在才使得英国的制度较之其他国家更顺利地容纳进日后崛起的资产阶级。这个例子无非说明了，一个国家以往的政治传统对民主发展的重要性。
国家、民主和发展中国家
当转向非西方社会时，我们可以对这种所谓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逻辑提出诸多的质疑和挑战。首先，在前苏联和东欧解体之前，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也并不逊色于一些已经民主化了的西方国家，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工业化，经济富裕而得以民主化。其次，经济发展的过程不是推动国家的民主化的过程，相反，它可以很容易导致现存国家的"政治衰败"。这在亨廷顿的学说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亨廷顿尽管是西方民主的最忠诚的拥护者，但有鉴于发展中国家的无政府乱象，认为政治秩序较之经济发展和民主化更为重要。
不管怎样，如上面所讨论的，资本主义和持续的经济发展帮助了那些在传统政治包含有民主因素的西方国家转型成为民主国家，这是历史的逻辑。但历史不可重复。西方的经验不可能在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再现。在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或者不发展时，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民主政治，都离不开"国家"的作用。
当我们考察当今发展中国家时，在西方社会经历过的经济和国家政体的民主化之间的关系，刚好倒了过来。就是说，在西方，是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崛起最后驯服了专制的国家权力，但是在发展中社会，国家(或者政府)必须生产出资本主义推动经济发展。这也不是抽象的逻辑，而是由发展中国家"国家"产生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上面提及，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社会所拥有的"国家"形式都是从西方传播而来，但是，西方式"国家"并非"自然"地传播到后发展中国家的，在很多场合，传播的过程就是西方国家实行国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过程。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第三世界主权国家几乎都是在反殖民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中产生的。
在独立建国后，后发展国家的国家用政权的力量支持初生的资本主义，以此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而在共产主义类型的国家，则发展出另一类经济制度，即计划经济。即使在拉丁美洲，那里并没有直接的殖民主义，但经济的发展仍然依赖于国家的干预。在西方，新生的企业家阶层是推动民主的主力；但在第三世界，催生和支持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件政治任务，要由国家来主导和辅助。当国家主导社会经济发展时，要国家同时必须对社会负责就变得极为困难。在西方，正是社会力量的壮大才驯服了国家力量。但是当社会经济的变迁要由国家来推动时，谁来驯服国家权力呢？这种历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主是政治精英赋予给社会的一种"礼物"。如果政治精英们不愿意给社会这样一件"礼物"，那么社会力量就不太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造就一种民主的政治制度。
这样，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就面临一些结构性障碍。最重要的就是上面所讲的国家占据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国家对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从本质上就是反民主的或者非民主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力量有可能扩大和加强其对国家的力量，如在亚洲新兴工业国。但即使在这些国家，民生化也不是社会力量单方面的结果，离开了政治精英的作用，民主化可能无人谈起。在现代社会，除亚洲新兴工业国之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都是由国家主导社会力量。国家对社会的主导并不是说国家有能力控制社会力量。在很多社会，国家的主导地位并没有使其能够控制社会，而让社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历史地看，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体制整合度不高，权力分散，缺少经济发展的动力。分散的政治和软弱的经济使得他们很容易受殖民主义影响。在建立新主权国家政权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精英，而且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资产阶级。政治始终是这些国家各方面发展的主要动力。无论是社会还是经济都有待于发展，但负责推进这些方面发展的就是国家。即使是弱国家，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也占主导地位。国家总要通过各种方式控制和操纵社会经济的发展。由国家或者政治精英们所发动的社会运动，而非有组织的社会力量，更有能力动员资源从事国家建设和各方面的发展。但是社会制约的缺乏，使得"国家"很难自己向民主政体转化。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只要是国家主导社会，民主就主要是政治精英的事情。但这并不是说，社会大众对民主的发展不重要。这样说只是强调，在国家主导社会的地方，政治精英具有能力给予社会民主权利，或者撤回这样的权利。社会大众经常只有在政治精英动员他们时才有机会进入政治过程。社会动员与否是政治人物决定的，而非社会力量本身决定的。
在发展中国家，当权者要同时完成两件必要的任务，即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和发展经济。建立一个有序的独立国家，在最低层面来说，是要确立对特定领土的有效控制，从最高层面来说，是确立一个合法的、主权的、对人民的需求负责的国家机器。同样，经济发展，从最低层面来说，意味着要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从最高层面来说，是协调发展与再分配之间的关系。这些不同的任务构成了不同的合法性基础。一些政治人物侧重于政治秩序和经济发展，而另一些则侧重于建立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能够在发展和分配之间做到平衡。在这两端之外，还有极端者。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完全依靠其所掌握的武力来统治国家，而另外一些则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
概括地说，上面的简单讨论是想说明，国家建设和民主化之间的复杂的关系。一个社会如果要有民主的转型，首先要存在着最低限度的国家制度，政治秩序和政府对领土和人民的有效控制。其次，这一国家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能力来发展经济。没有这两者，民主化的发生将是不可能的，即使发生了，也会失去其实质上的意义。
国家建设和中国的民主化
无论是西方的经验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都不会在中国简单地重复。中国正在走着自己的道路。另一方面，中国也不会是个例外。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也无法避免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力量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其他发展中社会的"国家"大同小异。也象一些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在产生出有利于民主政治发生的因素。国家在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在影响着"国家"的发展。问题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力量对之的消极影响而维持现状，还是在做一些过程出现的有利于民主化的因素来推进"国家"的民主化？对这些问题很难给出确定的回答。
再进一步来看，民主化是全球大趋势，哪一个国家也逃不过这一过程。民主政治也是中国国家建设的目标。但现实经验所显示的，民主化很可能不是一个国家建设的过程，而是一个国家解体的过程。我们所要提出的问题是，在全面的民主化发生之前，或者发生过程中，中国能够进行怎样的国家建设。这样做，我们可以在最低限度上避免多民族国家的解体，而在最大程度上，达到较为理想的民主的国家建设呢？
1."国"源自"党"：回到孙中山
在讨论中国国家的民主化转型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现存国家。所以，首先要提出一个可能很多人不愿接受或者不愿意听的问题，就是，中国是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没有人会怀疑中国早已经是一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的"国家性"(stateness)到底有多强呢？这个问题却很少有人提出，更不用说给出答案。从秦始皇统一国家开始，中国尽管也有分裂的时候，但大多数时间里一直是统一而强大的国家。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政治统治形式方面，中国的官僚体系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但是也没有人会怀疑中国传统的"国家"形式和我们这里讨论的起源于西欧的近现代"国家"绝然不同。传统国家是王朝体制，皇帝统而不治。人民对国家政治既无参与的管道也没有多大的兴趣。在大多数场合下，人民是自生自灭的。简单地说，社会和国家之间没有任何制度上的关联，这使得国家没有有效的机制来动员社会资源。
传统皇朝式国家在历史上具有优势。不管今天我们怎样评论这种形式的政治统治，它毕竟统治中国数千年。只有当皇朝国家遇到了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国家而不堪一击，很快解体。从清末开始，所有中国政治精英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建立一个新国家。各种源自西方的思潮在中国都得到传播，到"五四运动"时期达到顶峰。这个时期的"主义"都没有为中国的国家建设提供行之有效的途径，渐渐消失。只有孙中山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初生的民族主义生存下来，为日后的国家建设提供了有效的武器。
如何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简单地说，自孙中山以来，中国主流的政治精英都走着一条"以党建国"的道路，但在不同的阶段，他们对政党和国家、政党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对孙中山来说，组织和党就是重新建设中国民族国家最强有力的武器。他曾明确表示，他"向来主张以党治国"。但党的概念在孙中山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过程。在其革命生涯的早期，孙中山相信能够在欧美的多党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共和国，让人民参与国家政治，从而达到建设一个强民主国家的目标。这里的"以党治国"的思想学自欧美，指的是多党竞争的政党政治。袁世凯掌权以后，国民党曾经想用政党来制约袁世凯的专制主义。宋教仁组党，主张议会政治，政党内阁，但是宋事败身亡。所有这些事情及其1911年革命后所建立的共和政体的无效性促使孙中山重新考量政党问题。孙中山意识到，中国没有可能依靠欧美式的多党制来建立一个强国家，因为中国从社会到精英人物都没有欧美那样的民主政治素质。对于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来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是不可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的。
十月革命后，孙中山立即把注意力转向了苏联列宁主义式的政党。苏联是第一个从资本主义体系中挣脱出来建立不同于西方政体的新形式的国家。苏联的成功使孙中山对列宁主义式的政党表现出了非常的兴趣。"以俄为师"成为孙中山晚年建党的主导思想。此后，孙中山所做的两件最有政治意义的事就是改组国民党和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接受列宁主义政党学说以后，孙中山的"以党治国"的概念有了全新的内容。在孙中山看来，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之上"，这"又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法、美之政党，……更进一步"。孙中山进一步指出，(当时)中国以党治国为时太早，因为国家还是太乱，社会还是退步。所以，"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以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它"。以党治国意味着党在国之上，即党在政府之上，直接掌握政权。以党治国也并不是说"要党员都要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以党治国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
毋庸置疑，无论是"以党建国"还是"以党治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承继了孙中山先生的思想。那么，为什么国民党最终败于共产党呢？简单地说，这是因为共产党的革命方法比国民党的更彻底。在社会的基层，国民党所依靠的是地方精英，即地方绅士，而共产党则直接依靠农民，直接地把中共的治国理念传达给了人民。这样，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具有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这一不同也直接表现在两党所建立的政权组织上。国民党的政治权力从中央通过省和县到达了乡镇一级，而共产党更进一步，政权权力再从乡镇延伸到村一级。
美国学者舒曼(Franz Schurmann)精确地指出了党的组织和意识形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家形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在六十年代末，他说，"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性斗争登上权力地位，创造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无论伟大的人物，还是平庸之辈，都在用组织化了的政治权力达到不同的目的，演出人类的戏剧。他们在重建一个伟大的国家，约束着她的人民，改善着人民的生活，打下了增长的基础。共产党中国犹如一栋由不同的砖石砌成的大楼，她被揉合在一起，站立着，而把它揉合在一起的就是意识形态和组织"。
2.国家的强大性和脆弱性
一个强大的政党阻止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解体。不管其内部组织如何，中国毕竟成为了一个统一、独立的主权国家，或者说是一个满足了最低限度条件的近代国家。1949年以后，在共产党的主导下，中国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国家建设运动。在早期，共产党基本上接受了苏联国家模式。不仅在政治上完全接受了列宁主义式的政治统治模式，而且还接受了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模式。不过，尽管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但他从来就没有对苏联式的国家模式满意过。无论是"大跃进"运动还是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都表达了毛泽东对苏联式国家模式的不满，及对一种新型国家模式的追求。这种追求并非这里所能说清楚的，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毛泽东使用的主要方法是政治动员。共产党政治动员的强大力量可说是史无前例的。从这个意义上，中国被西方学者视为是"极权主义"类型的国家。
从追求新的国家形式的角度来看，其实邓小平所做的和毛泽东所追求的有一个共同的方向，但是两者所使用的方法很不相同。邓小平所使用的主要是经济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的二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制度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和政府也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为中国经济制度的最终目标。但在政治上则不然。虽然期间也有政治变化，但是总体政治的构架并没有发生巨变。不能说邓小平没有作任何有关政治改革方面的努力：在八十年代，邓小平等领导人曾经把政治改革作为一项最高的政治议程，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政治改革的意见。但是国内外的现实情势使得这些设想很难落实。
但不管怎样，经过长期的发展，现在中国的国家形式与旧时代的相比已经是大相径庭。但是，中国是否已经从传统国家转型成为了一个现代国家呢？一些西方学者从中国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的观点出发认为中国还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这种观点失之偏颇，因为不能光用民主的因素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性。但是我们也应当对西方学者的观点进行一些反思。我们可能不喜欢他们的观点，但这些观点并非都是无稽这谈。白鲁恂(Lucian Pye)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中国充其量是个文明(civilization)，或者一个文化国家(cultural state)，而非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用现代西方国家来透视中国国家形式就很难看清问题的实质。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国家的制度化是非常低的。中国无疑是个国家(country)，但国家还没有高度的制度化。国家看似强大，但制度很脆弱。数千年来，中国的分分合合就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如王赓武所指出的，在过去的一千年间，中国人真正统治自己国家的时间还不到280年。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国这块土地或者是由非汉族人统治，或者汉族人统治的只是国家的一部分。中国的强大在于有一个统一的文化。如果没有中国人统一的文化意识，中国是否还有今天那样的统一国家就成了问题。
实际上，中国国家形式既强大又脆弱的现象也是中国人自己所能感受得到的。说中国强大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在过去二十多年里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国家的综合力量、人民的生活水平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的变化更容易感受得到。很多人预测中国的经济规模会很快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一般认为，随着经济力量的增强，中国的军事力量也会急剧地提升。这就是为什么自九十年代初以来西方各国盛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主要根源。但奇怪的是在感受到中国强大的同时，人们也日见中国的脆弱。即使在今天，国外的很多人还是认为中国仍然存在着分裂的可能性。毛泽东所建立的政治国家形式无疑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国家形式。但是这种国家形式实际上已经在邓小平的分权时代解体了。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学者热衷于谈论中国国家的"易碎性"(fragmentation)。一些组织和学者甚至研究如何利用分权下产生的地方主义来分解中国的方法。台湾李登辉的"七块论"也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可以说，这种观点，欧洲、美国、日本和台湾都有相当的市场。这种既强大又脆弱的现象被国外一些媒体称之为"中国问题"。
在政治体制方面也是这样。如上所说，在经过了改革年代的大规模的分权运动以后，很多人还是感觉到政府的权力过于集中，所管的事还是太多，所以要求政府继续缩小其权力范围，减少其所管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感到政府太弱和政府管理的无效。很多人感到孤立无助，希望政府把许多事情管理起来，如提供基本的政治秩序、保证人民基本生活水准和生命安全等等。
在很大程度上，对政府的不同看法都可以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找到经验根据。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满足人民各方面的要求。但中国政治中存在着的这些怪现象是和中国的国家建设中存在着的一些基本问题紧密相关联的。没有健全的市场规则，经济活动就会显现乱象；有了市场规则，但经济活动者不去遵守这些规则，经济活动同样会乱象丛生。在政治生活中也是这样。没有健全的政治规则，政治活动就缺少了制度的依据，乱象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国 家 建 设 和 民 主 化
如何消除或者减少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这样那样的乱象？人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政治改革。很少有人会怀疑这个方向。但国家应当在这个进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正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各种方法的确是围绕着国家的政治权力进行的，但要么强调继续弱化现存国家权力，要么就是要把现存国家形式转型成为民主的形式。笔者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民主化和国家建设不是同一件事。民主化无须回避，但国家建设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是当务之急。
不管中国的民主化会走一条怎样的道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各方面的发展会在实际上在国家主导下进行的。不管我们意愿与否，客观的现实要求和政治权力的本质决定了国家权力会一直生活在我们身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非要不要这样一个国家政权，而是如何确立一个强大的能够满足各方面发展要求的国家，但却不是专制的国家，而是一个能够容纳民主政治因素的，并且能够推动民主政治的政权机构。
对国家建设的需求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目前最重要的议程还是发展经济。经济的发展不仅对人民生活的进一步的改善或者提高至关重要，而且对于中国民主化的有效性也具有政治意义。我们在前面讨论过，西方民主是建立在经济的发展和财富之上的。尽管民主化是否要等到经济发展之后才可以发生和发展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发展和财富肯定是有利于民主的生存和发展的。而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有一个基本的政治秩序。早先亚洲四小龙(即南韩、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的发展说明了这一点。而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一些国家和地区因为不能保证这样一个政治秩序而出现了经济停止不前，甚至滑坡的现象也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亚洲国家所经历着的不仅是经济转型上的困难，而且也是民主政治的危机。
其次，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不仅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各地区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是经济发展方面的，也表现在其他诸如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可以认为，所有这些差异会长期存在下去。尽管各民族、各地区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会得到发展，但很难达到一个平均状态。很显然，要在这些差异中维持一个统一的政权，国家权力必须起很大的作用。从前苏联等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民主化很容易导致多民族国家的分裂。中国如果要避免这种情况，国家权力必须随着民主的发生和发展而得到强化，而非弱化。
再次，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国家的各个方面正以加速度的方式和国际社会整合，在很多方面越来越依赖于外在世界。但是，我们还没有一个稳定的国际社会，即一个我们可以能够应付自如的国际社会。相反，国际环境变化无常，经常超越出社会和政府所能应付的程度，更不用说社会个体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对国家环境作出及时有效反应的政府。政府能否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权力的强弱。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国家建设也是政治民主化的需要。我们强调，民主化和国家建设是可以加以相对分离开来的两件事情。民主化并不能保证国家建设。再者，民主制度的正常运作需要有一整套国家制度的支撑。就是说，在民主化之前这样一套制度就已经存在了。没有这样一套制度，民主就会失去其存在的基础。不是国家制度的所有方面都能通过民主化得到实现。一些制度建设和民主根本不相关。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只要是一个现代国家，就要具备这样的制度。另外一些制度和民主政治相关，但民主化不能保证这些制度的确立。还有一些制度，在民主化以后，就很难再建立起来了。
中国如何进行国家建设？现在中国经济上不仅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的目标，并且在如何实行建设市场经济的问题上有了相当多的思考。但对如何处理经济发展和政治方面的国家建设的关系问题上，人们的思考刚刚开始。如何思考本身成了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引导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恐怕不是从哪一种"主义"出发，而是要从分析中国实际存在着的政治问题入手。自改革以来，中国已经在国家建设的很多方面进行了有意识的或是无意识的努力。这些努力在客观上既是积极的国家制度建设，也是有利于民主政治发展的。但是，这些制度建设到底是哪些？它们和民主政治到底有怎样的关联？这些制度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发生怎样的变化？如何根据现实来引导这些制度的发展促成中国的最终的民主化？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加以考量的。
实际上，当一些学者还在为主义争论不休的时候，另外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抛开意识形态，从中国实际存在着的问题入手来讨论中国的国家建设问题。这在经济领域较为清楚。人们的眼光已经转移到在计划经济解体以后如何建立国家统一的金融制度、税收制度、中央银行制度和劳动市场制度等等。政治问题上的讨论较少，但也有一些学者开始有这方面的思考。例如，自九十年代初以来，王绍光和胡鞍钢提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能力"的问题，并在这方面有很深入的研究。吴国光和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讨论中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尽管很难得出一致的结论，但这些讨论都和国家建设有关，并把国家建设和民主化联系起来，也是就如何进行民主的国家建设。
在国家建设问题上，中国并没有什么模式可以仿效和追求。其他发展中国家所经历过的不可能在中国重复。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我们也不可能把它们一一穷尽。但不管怎样，最重要的不是从任何主义出发，来作些无结果的理想的实践，而是要从中国的实际政治情形出发，对现行制度进行渐进式的重建。通过这里的讨论，我们想提出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是否具备了一个民主政权所需要的最低制度条件。如上述，从现实的经验来说，民主化经常导致国家的解体。国家建设最低的层面就是国家的生存，在这个基础上，再从现存制度转型成为民主政治。但是，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保证这种最低要求的制度呢？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考量的问题。只有对这样一个问题有了一个基本的共识以后，我们才能进行国家如何民主化方面的思考，才有可能在政治民主化的实践层面避免国家的解体，最终实现建立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的理想。
原载《战略与管理》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