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政党类型学是政治学研究的内容之一。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出不同类型的政党。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主题，国家建设在现代化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理清政党谱系的根本依据。当代世界有三大政党谱系，即先发国家的作为现代国家完善者的政党、极少数后发国家的作为现代国家创造者的政党、绝大多数后发国家的游走在“创造者”与“完善者”之间的政党。
关 键 词：政党 谱系 国家建设
一、问题的缘起
现代政党诞生于19世纪中期，距今约有200年的历史。作为政党雏形的托利党与辉格党早在17世纪的英国就出现了。随着政党的产生，政党政治成为当代世界重要的政治现象。迄今为止，除亚洲的文莱、沙特、阿联酋、科威特、阿曼、卡塔尔，非洲的斯威士兰和欧洲的梵蒂冈，以及大洋洲的图瓦卢、帕劳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等极个别国家无政党外，其余国家都是由政党来执掌国家政权的。①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出现过形形色色的政党，阶级的、宗教的、族群的甚至为了某一特定议题如环保等组织的政党②均有。政党乃人类继国家之后在政治上的伟大发明，是在国家与社会发生相对分离情况下能够把国家与社会联结起来的组织，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地位与作用无与伦比，以至现代政治被等同为政党政治。政党的作用因国家不同而各异，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政党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别，因而需要对政党进行分类研究。
西方政治学在政党分类研究上长期掌握着话语“霸权”，其根据政党数量对政党所作的分类(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在学界、政界都有巨大影响。18世纪，大卫·休谟把英国的政治派别分为情缘派别与实在派别，开创了政党类型研究的先河。③经过几代学者持续不断的努力，政党分类研究俨然成为一门之“学”——政党类型学。西方政党类型学研究，遵循组织学、功能主义、历史主义和整合主义等技术路线。政党是特定的政治组织，依据政党的组织结构，可以将政党划分为若干类型。法国政治学家迪维尔热(Maurice Duverger)是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他把政党分为核心型党(the caucus parties)、干部党(the cadre parties)、群众党(the mass parties)和信徒党(the devotee parties)等。④在迪维尔热分类的基础上，英国学者韦尔(Alan Ware)指出干部党与群众党实际上应为精英党和群众党，认为干部党是政治精英组织，其目标是使本党候选人当选。⑤政党与政权紧密相连，如何将社会(选民)与国家(政府)联结起来，需要政党发挥作用，从政党的功能角度来研究政党类型是一条重要路径。美国政治学家纽曼(Sigmund Neumann)将政党分为个体代表型政党(parties of individual representation)和整合型政党(parties of integration)，认为个体代表型政党主要表达的是具体社会群体的利益，整合型政党的功能则是政党以自身的活动把党员与群众融入以政党为中心的社群。⑥政党历经几百年的发展，西方政治学非常注重从历史主义角度对政党进行分类研究。20世纪初，韦伯以政党在英国的兴起与演变历程为线索，提出了贵族政党、名门望族政党和群众性政党等三种历史类型政党的划分。⑦1995年，卡茨(Richard S.Katz)和梅尔(Peter Mair)在迪维尔热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20世纪以来政党研究的新进展，把政党分为干部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全方位政党(catch-all party)和卡特尔政党(cartel party)四种类型。⑧组织学、功能主义和历史主义三条路径虽然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政党的类型，但各自又都存在着优缺点，如何既能吸取三种研究路径的优点又能克服其缺点，一种新的研究路线——整合主义产生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冈瑟(Richard Gunther)和戴蒙德(Larry Diamond)。他们先以政党历史发展的脉络为分析维度，把政党分为精英型政党、基于群众的政党、基于种族的政党、选举主义政党和运动型政党五个大类，而后综合历史主义、组织学和意识形态等维度，进一步把五大类政党细分为十五个子类政党。⑨西方学者对政党类型化的探讨有助于深化对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认识；亨廷顿、戴蒙德等人把研究的视野扩大到非西方国家的政党，将其他学者没有考察的政党纳入政党类型研究的范围，扩充了政党类型学的知识库。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窠臼，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观使他们在潜意识里把西方政党模式理想化甚至“模特儿化”。
中国政治学深受西方政党类型学的影响，曾长时间接受按照政党数量多少所作的政党类型划分。进入21世纪特别是从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深感自主知识匮乏的中国政治学界意识到，必须充分发掘“中国式现代化”这座富矿以建构政党分类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据此提出了“先锋型政党”“使命型政党”等概念。⑩
但学者们也深知，仅仅基于中国的经验还不足以支撑政党类型学的建构，必须放眼世界，从政党在世界范围的兴起、发展演变、参政与治国实践中去探索，努力建构中国的政党类型学。姚中秋在研究中引入世界政治体系理论，把政党划分为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性—分利型政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先进性—领导型政党，以及居于两者之外的“超凡魅力型政党”等类型。(11)我们认为，从谱系学上去对政党类型进行研究甚为必要，因为无论政党怎样发展变化，都可以从谱系上找到它的源头和演化的轨迹。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主题，国家建设无疑是现代化的重中之重，也是理清政党谱系的根本依据。
二、国家建设：政党谱系学发生的理由
国家建设或现代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是一个基于欧洲国家历史经验而提出的概念。(12)在政治学中，现代国家(modern state)，一般指中央集权政体或一套有效的集权制度体系，有时也称为“有效国家”。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直接之治”，现代国家依靠有效的中央集权化制度体系对领土上的居民实施直接管理。“现代国家将更大范围内例行的、正式的、合理化的(rationalized)制度加于其公民和地域上”。(13)二是以全体居民的认同作为统治的基础。全体居民已经凝结为一个共同体(民族)，以国家认同作为最高认同。对任何国家来说，创建或维系中央集权政体(制度体系)是国家建设最基础的工作。但是，国家建设并非纯粹是中央集权制度体系在国家内部生成的过程，它同时深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与制约。
国家建设大体包含这几项任务：第一，创建并维系“现代国家”或中央集权政体(制度体系)。“一个庞大的中央政权，它将从前分散在大量从属权力机构、等级、阶级、职业、家庭、个人，亦即散布于整个社会中的一切零散权力和影响，全部吸引过来，吞没在它的统一体中。”(14)国家建设最初由君主发动。君主建立常备军，消灭封建诸侯，完成了权力的集中。为了支持战争和对领土实行有效管理，君主创设官僚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是征税机构)，以此为基础发展成一套有效的中央集权制度体系。第二，铸造民族，以“同质社会”支撑现代国家。君主在依靠国家机关对居民进行管辖的同时还通过统一文字、建立学校等机制，逐渐把有着不同政治忠诚的居民变成王朝国家的臣民。臣民是经历“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15)的、忠诚于君主的整体，是“同质社会”形成的标志。然而，君主个人的利益与作为整体的臣民的利益不尽一致，引发君主与资产阶级间的对决，结果是现代国家(民族国家)取代了王朝国家，作为整体的臣民转变为统一的民族。因此，所谓支撑“现代国家”的“同质社会”，是指基于统一的公民权利、拥有国家认同的民族。第三，塑造回应性政权。国家建设并非国家权力单向性地向社会渗透、整合社会的过程，同时也是国家(政府)以业绩取信于民的过程。在依靠法定程序取得公民授权的同时，国家(政府)必须以良好的服务回应民众的诉求。民主政治和社会福利构成了现代国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第四，推进社会整合。工业化引起社会的分化，造成尖锐的阶级对立。现代国家采取赋权等形式，逐步将被排斥在政权外的阶级成员吸纳进体制中，从而完成对社会的整合。第五，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任何国家都不是在孤立封闭环境中进行国家建设的，总是受到来自外部的各种因素的制约，其中影响最大、最持久的因素是发端于16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16)一些国家因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而占尽好处，限制、打压其他国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维护者；另一些国家则因为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半边缘边缘地带而备受其害，客观上要求反抗该体系。无论是维护还是反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每个国家都在努力争取、营造有利于国家建设的环境。
政党是国家建设推进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没有国家建设就没有现代政党，更没有各谱系的政党。如果以是否参加第一次工业化或在第二次工业化中赶上来，以及是否参与推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为标准，则可以把世界各国分为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17)对于政党谱系的考察，可以按照先发国家的政党与后发国家的政党来分别进行。
在先发国家，政党是在“现代国家”已经存在的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现代国家”是西欧国家启动、持续推进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不仅确立了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领先地位，而且在工业化的加持下终结了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并列的东亚等区域性国际体系，推动起源于北大西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向全球扩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被瓜分完毕，“一统天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了。联邦化的美国和明治维新后实现集权的日本加入推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的行列，与西欧国家一道构成了世界体系的核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西欧、美国及日本居于这个经济体系的顶端，在生产、资本、贸易和技术上雄霸世界，并以此为基础奠定了他们在军事、文化—知识和政治等方面的优势。二是政治上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不平等和霸权是西方文明的基因，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实质上是世界政治体系。(18)核心国家竭力挤压半边缘地区的国家，对边缘地区的国家推行赤裸裸的殖民主义；依靠世界体系源源不断地从半边缘和边缘地区攫取超额利润，不择手段地打压半边缘和边缘国家的发展，借以维持国内的社会秩序。(19)
先发国家的政党在国家建设上的任务主要有：一是在现有制度体系的基础上持续推进制度建设。这涉及国家与社会、行政与立法以及行政部门内部关系的调整。一方面，推动政治民主化，以民主政治塑造国家的合法性。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正是适应了民主化的需要。“从西方政党政治的发展历程看，政党政治与现代国家构建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说，政党政治植根于近代‘民族国家’之内，但它又不满足于‘民族国家’的属性，政党成功地利用‘民族国家’的母体，把‘民族国家’驯化成‘民主国家’。”(20)另一方面，通过提供福利的方式，推进对社会的整合。二是利用世界体系。依靠世界体系向边缘半边缘地区转嫁国内矛盾，将世界体系当作社会的减压阀；压制、牺牲半边缘和边缘国家的发展，维护不平等的世界体系。概言之，政党在先发国家扮演完善现代国家的角色。“一般而言，在早发内生型国家，政党及政党制度是现代化变迁的产物，是新政治秩序的体现者和完善者”。(21)
除西欧国家、美国和日本等，之外的国家可归为后发国家。这些国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半边缘边缘地带，大部分是二战结束后被卷入第三次现代化大浪潮的，(22)其国家建设面临较大的难度。首先，创建“现代国家”异常急迫。后发国家缺乏“现代国家”理念甚至没有“国家”，(23)必须在较短时间且国内外矛盾交织的情况下尽快完成权力集中，创立能覆盖全部领土与人口的“现代国家”，实现有效的管辖与治理。其次，民主化压力大。先发国家先有中央集权化的治理体系，而后才有政治民主化，有能力和时间逐步化解民主化带来的压力。后发国家没有这样的好运：“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会同时面临着现代化起步较早的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渐次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一个特殊的难点。”(24)它们在现代化尚未启动或启动不久便遭遇民众分享现代化成果的诉求，以及由此转化而来的压力，严重冲击处在初创阶段的集权制度体系，导致国家治理低效或无效，政治动荡频发。再次，传统势力阻碍社会整合。绝大多数后发国家要么由殖民者拼凑而成，如非洲国家，要么因殖民统治而建，如现代印度、马来亚和拉美国家。在殖民统治前或无国家经历，或虽有国家经历但缺乏有效的国家治理；在走向独立的过程中既未发生革命又没经历社会改革，传统势力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强社会”与“弱国家”并存。建立在传统社会基础之上的“多元社会”是披着“多元性”外衣或伪装成“多元社会”的传统社会，(25)抗拒国家对社会的整合，致使中央集权政体难以建立，虽有制度却治理低效或无效。最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束缚。20世纪以前，存在着在资本主义体系内自主完成工业化的“窗口期”，西欧国家、美国及日本之所以能够追随英国迭次实现工业化，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就是抓住了“窗口期”关闭前的机会。进入20世纪，已经没有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自主实现工业化的可能性，任何国家或地区如要在该体系内完成工业化，就必须获得核心国家特别是霸主——美国的允许，韩国、新加坡、以色列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哪个不是这样？后发国家一方面要争取获得“允许”，另一方面要通过建构强大的、及时回应民众诉求的“现代国家”以反抗世界体系，谋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
后发国家的政党必须将社会变革列入国家建设最优先的议程，在摧毁或改造传统社会、塑造“同质社会”的过程中建立“现代国家”。与此同时，政党面临因工业化而产生的社会分化问题，应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把以民生促民众的国家认同、推进社会整合与完善中央集权制度体系紧密结合，以“有效国家”反抗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应对核心国家的施压、制裁乃至断供、脱钩和封锁等。因此，后发国家的政党的使命是创造现代国家而不是去完善现代国家。但是，只有极少数后发国家的政党成功坚守了这一使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绝大多数后发国家的政党在动员、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后或主动弃守“创造现代国家”的使命，或在外部压力下蜕变为先发国家政党的蹩脚模仿者，成为游走在“创造者”与“完善者”之间的政党，在国家建设方面乏善可陈。
从上述分析可知，国家建设是造就不同谱系的政党的根源。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三大政党谱系，即先发国家的作为现代国家完善者的政党、极少数后发国家的作为现代国家创造者的政党、绝大多数后发国家的游走在“创造者”与“完善者”之间的政党。
三、当代世界政党的三大谱系
(一)作为现代国家完善者的政党：先发国家的政党
当政党登上国家建设舞台时，先发国家已经拥有“现代国家”及支撑“现代国家”的“同质社会”、正在迅速扩展且即将把世界连成一体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政党的使命就是在既有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现代国家，其作用集中体现为推进国家对社会(阶级)的整合、塑造回应性国家政权和维护其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社会(阶级)整合是政党的使命之一。政党主导的整合是“同质社会”内部的整合。虽然建立了现代国家(民族国家)，但绝大多数国民被排斥在现行体制外，不仅工人阶级及其他下层群众，就连中小资产阶级也没有选举权，国家合法性基础虚弱；工业化加剧社会分化，客观上也要求对社会(阶级)进行整合。整合采取国家给予公民政治权利(选举权)和社会权利(特别是获得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的权利)的形式，按先政治权利后社会权利、先社会中层后社会下层次序进行。在英国，1832、1867年两次选举改革给予中小资产阶级选举权，完成了对资产阶级的整合。1867年选举改革还开启了对工人等社会下层阶级的整合。1948年全民获得选举权，标志着以政治权利整合社会阶级进程的结束。其他先发国家虽然在给予选举权进程上与英国存在差异，但都是在1945年后完成阶级整合的。赋予社会权利主要针对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群体。从19世纪下半叶起，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开始承担国家责任，向劳工及其他民众提供工伤保险、社会救济，实行义务教育等。二战后又推行“福利国家”政策，提高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实现了以社会权利整合大众的目标。
现代国家追求治理的有效性，而有效的治理表现为国家有效管控社会，更体现为国家权力渗透进社会并与社会协商，从而获得社会的认同和支持。用迈克尔·曼的话来说就是国家拥有“建制性权力”。(26)“与社会协商”意味着国家政权是回应性的。所谓“国家政权的回应性”，是指国家政权及时对民众的诉求作出回应，通过制定、执行公共政策来满足民众的需求，或者化解民众的不满，维护社会稳定。政党在取得国家建设主导权后推进政治民主化，通过改革选举制度和行政制度，建立文官或公务员制度等，以及在就业、救济、教育和医疗等方面广泛进行立法，调整国家与社会、立法与行政以及行政内部的关系，努力回应社会的要求，提升国家机关的效率，使国家适应工业化及社会发展的需要。
不平等的世界体系是先发国家维持社会秩序和优势地位的重要保障，各政党极力加以维护。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者沃勒斯坦曾非常直白地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无论就国家还是人口而言，位于上层的从来只占少数。这种结构对维持世界体系的正常运转必不可少，也就是说，世界体系由于这个结构的存在而存在。”(27)先发国家维护该体系的主要措施有：一是推行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无论哪个政党执政，均推行殖民扩张，武力镇压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培植亲西方者，将政权移交给这些人，继续控制、支配和奴役这些国家。二是敌视、颠覆反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无论什么国家，只要发展到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构成威胁时，就对其实行武装干涉、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堵、强制脱钩等。三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策动“颜色革命”，颠覆半边缘边缘国家的政权，削弱其治理能力。四是操控国际规则，限制、阻碍后发国家的发展。当现行规则有利于先发国家时便要求后发国家遵守规则；在现行规则阻止不了后发国家发展时，便弱化、虚化现行规则，甚至“制定新规则”以排斥特定国家。
(二)作为现代国家创造者的政党：极少数后发国家的政党
后发国家从一开始就由政党主导国家建设，同时面临着创建中央集权制度体系与塑造政权的回应性、形塑“同质社会”与推进对社会(阶级)的整合，以及通过加入或反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等诸多任务，由此决定了后发国家政党的使命不是完善现代国家，而是创造现代国家。从世界范围看，只有中国、新加坡等极少数国家的政党扮演了现代国家创造者的角色。
首先，把创立“现代国家”与塑造回应性政权相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推进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国家各项制度的建设，以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为标志，完成了创建“现代国家”的历史使命。人民行动党1954年成立后即投入新加坡民族运动并取得运动的领导权，赢得1959年自治后的首次大选，进入了“原有”国家体制，(28)新加坡1965年成为主权独立国家；强力推进制度建设，留用前政府官员并进行政治改造；创立推动经济发展的组织架构，如设立经济发展局和建屋发展局等；强化对社会的引导，扩充民众联络所和设立公民咨询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创立了“现代国家”。中国和新加坡还把建立“现代国家”同及时回应民众的关切紧密结合起来，以解决基本民生问题为抓手，体现了国家制度的有效性和政权的人民性。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使广大人民获得了发展的自由与权利；实施工业化战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人民从贫困走向小康，充分展现政权的人民性特质。人民行动党顺应民众期盼，从解决住房和就业两大民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入手满足民众的需求。在执政后三年多的时间里，新加坡兴建了2.6万套组屋，极大缓解了民众的住房难；(29)推行“进口替代”战略，独立后转向“出口导向”战略，解决了困扰多年的失业严重问题，制度的有效性和政权的回应性得到鲜明的体现。
其次，将形塑“同质社会”与推进国家对社会(阶级)的整合相结合。从中国、新加坡的经验来看，执政党依靠社会变革实现社会的同质化，又通过社会整合弥合工业化带来的社会裂隙。社会变革摧毁了旧的社会结构，把所有人拉到平等起跑线上，塑造出一个“无差别”社会。中国共产党实行土地改革和其他各项社会改革，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塑造出“同质社会”。随着工业化的展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发生显著分化。中国共产党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消除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30)在社会整合上具有重要意义。人民行动党执政之初即严打私会党，设立民众联络所等基层组织，实行种族平等政策，努力塑造“同质社会”。伴随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人民行动党精心安排社区、楼栋的种族比例，(31)增加种族接触机会，促进种族交流，铸造有共同国家认同的多元一体的族群关系结构。(32)为了缓解贫富差距，人民行动党除了给予低收入者在购买组屋方面的优惠外，还通过派发股票，给予低收入者较多的支持。(33)人民行动党推出的一系列措施，有力地促进了种族、阶级的整合。
最后，通过加入或退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创造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外部环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每个国家从世界市场获取资源提供了可能。但能否获取、利用取决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都有很高的自主性，把握机会的能力极强。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中国共产党抓住了两次机会。第一次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终结了旧中国的依附地位，第二次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新挂钩，有效利用了世界市场。(34)人民行动党在执政后经历两次分裂，虽然从群众型政党变回精英型政党，(35)但却摆脱了对工人阶级的依赖，获得较强的自主能力。鉴于新加坡是依靠贸易生存的弹丸小国，人民行动党执政伊始就确定依靠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谋发展的策略，充分利用先发国家提供的人才、资本、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等资源，成功实现工业化，把国家建立在现代经济社会之上。
(三)游走在“创造者”与“完善者”之间的政党：绝大多数后发国家的政党
在绝大多数后发国家，政党在实现民族独立后很快放弃“现代国家创造者”角色而试图扮演“现代国家完善者”角色，变为游走在二者之间的政党。结果，“现代国家”或中央集权政体仍是这些国家最需要的东西。
首先，这类政党既未完成创建“现代国家”的任务，也没能塑造出回应性国家政权。回应性国家政权建立在“现代国家”基础之上，没有“现代国家”就没有回应性国家政权。在实现民族独立但创建“现代国家”任务远未完成的情况下，后发国家的政党转向扮演“完善者”角色，显然是放弃了它的国家建设责任。因为此时的政党仅仅是社会一部分而不是社会整体一部分的代表。缺乏“现代国家”，就不能把代表社会“多元”的政党聚合到一个框架中，从而将“分散”的社会凝聚为一个整体；缺乏“同质社会”，政党不是作为“社会整体之一部分”而是作为“与社会整体相对立之一部分”而存在，无法“迫使”各个政党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把握和反映所代表的那一部分。结果，相互竞争的政党，迟滞、阻碍了国家制度的完善和权威的树立，一个治理失败的国家(政府)无力回应、满足民众的需要。
其次，这类政党放弃“创造者”职责而去扮演“完善者”角色，既没能塑造出“同质社会”，又加大了社会(阶级)整合的难度。以传统社会势力为基础的政党反对进行土地改革及其他社会改革，致使传统社会普遍被保留，如拉丁美洲与非洲“普力夺社会”、非洲“强社会”、中东“伊斯兰社会”和印度“种姓社会”等。(36)这些各色各样的“强社会”抗拒国家(政府)把“异质社会”改造成“同质社会”。与此同时，政党为了推动工业化而实行差异化的收入分配政策，进一步扩大了“异质社会”的异质性，使国家对社会(阶级)的整合难上加难。例如，在拉丁美洲，由于工会组织性强、势力大，政党为了选票牺牲了整个社会。“强有力的工会在某些情况下能够通过谈判达成毫无疑问提高其成员生活水平的协议。但这些法定的措施很少到达未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37)
最后，这类政党游走于“创造者”与“完善者”之间，无力争取到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外部环境。虽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质上是先发国家掠夺与压榨后发国家的体系化结构，但后发国家却又摆脱不了它，还必须依靠它提供的资源推进国家建设。不幸的是，绝大多数后发国家的政党不仅没能利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供的资源推进现代化，反而加深了对先发国家的依附。原因有二：一是在“同质社会”缺失的情况下仿效先发国家搞党争民主，导致政党沦为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代表，直接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使国家失去了利用世界体系的可能性；二是在物质资料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效法先发国家强推社会福利，不仅国家无力承受、无法持续，而且福利水平低下、覆盖面很有限，更严重的是导致国家经济增长缺乏动能，吸引不了投资、技术等以改善经济结构，只能依靠原材料出口，更加依赖先发国家。
四、结语
政党在国家建设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国家建设构成了政党谱系划分的依据。在先发国家，政党是在以往政治主体奠定的基础上接手国家建设的，“现代国家”“同质社会”和世界体系等有利于国家建设的条件已经造就。权威、有效的国家制度体系规范着政党的行为，引导政党推进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国家认同作支撑的“同质社会”迫使政党从“社会整体”角度来把握和反映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将其诉求输入现行体制中，既有助于制度的完善，也有利于国家对社会(阶级)的整合；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为政党提供了实施民主政治和社会福利所需的资源。完善现代国家是政党产生的根源与发展的要求，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改变不了国家建设既有的逻辑。从先发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竞争性政党制度更有利于政党执行完善现代国家的使命。在后发国家，政党主导国家建设的初始条件完全不同于先发国家，虽然有了名为“××”的国家，但却没有“现代国家”甚至是“国家”，当然也就不存在由“现代国家”塑造的“同质社会”，更为严重的是，后发国家一诞生即已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锁定”，始终处于先发国家支配之下，成为待宰的“羔羊”，不是被当作殖民奴役的对象，就是通过工业化辛苦积累起来的财富也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掳走。因此，创造“现代国家”至关重要。后发国家的政党应紧扣创建、维护中央集权政体(制度体系)这一中心任务，以社会变革为基本手段把“异质社会”改造成“同质社会”；在工业化进程中以解决基本民生问题为抓手增强国家政权的回应性，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整合功能；审慎对待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争取一个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外部环境。令人遗憾的是，只有中国、新加坡等后发国家的政党践行了创造“现代国家”的使命，绝大多数后发国家的政党弃守了本应扮演的角色。归纳起来，当代世界存在三类政党，即先发国家的作为现代国家完善者的政党、极少数后发国家的作为现代国家创造者的政党、绝大多数后发国家的游走在“创造者”与“完善者”之间的政党。
注释：
①详细的讨论见柴宝勇：《政党政治的概念、框架与实践——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8页。
②美国学者邦妮·梅基德在研究传统政党对单一议题的小党的影响时第一次提出了“利基政党”概念，参见Bonnie Meguid,"Competition between Unequals:The Role of Mainstream Party Strategy in Niche Party Succes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9,No.3,2005,pp.347-359。
③[英]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39-44页。
④参见Maurice Duverger,Political Partiers: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London:Methuen & Co.Ltd,1954。
⑤[英]艾伦·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谢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1页。
⑥Sigmund Neumann,"Toward a Theory of Political Parties",World Politics,vol.6,no.4,1954,pp.549-566.
⑦参见[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I：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4-244页。
⑧Richard S.Katz,Peter Mair,"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Party Politics,Vol.1,No.1,1995.pp.5-28.
⑨[美]拉里·戴蒙德、理查德·冈瑟：《政党与民主》，徐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12页。
⑩参见汪仕凯、王冠亚：《超大规模政党的建党逻辑：政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共同推进》，《中国治理评论》2019年第1期；陈周旺、申剑敏：《先锋型政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基于历史—社会的分析》，《学海》2021年第4期；唐亚林：《使命型政党：新型政党理论分析范式创新与发展之道》，《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4期。
(11)姚中秋：《中国何以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基于新的政党类型学的内在解释》，《学术月刊》2022年第10期。
(12)参见Charles Tilly ed.,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美]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3)[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上，陈海宏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5-66页。
(14)[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8页。
(15)参见周平：《现代国家基础性的社会政治机制——基于国族的分析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16)参见[美]依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罗荣渠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17)严格说来，只有英国是唯一的先发国家，其他的都不是。但是，从现代化进程看，西欧的法国、德国等和美国紧随英国开始了第一次工业化，日本在第二次工业化中加入。从世界体系角度看，西欧国家、美国和日本等都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成型前，世界还存在自主现代化的窗口期开始现代化历程的。从总体上说，他们与进入20世纪后才开始现代化的其他国家确实不同，因而构成先发国家。
(18)杨光斌：《论世界政治体系——兼论建构自主性中国社会科学的起点》，《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1期。
(19)参见杨光斌：《高度依赖世界市场的西方政制》，《北京日报》2021年5月24日；姚中秋：《现代政党演进逻辑中的中国共产党：世界体系视角的解释》，《江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20)许忠明：《民初政党政治与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理论与改革》2012年第1期。
(21)王邦佐：《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3页。
(22)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38-142页。
(23)根据一位学者的研究，在1939年前后，英属热带非洲有领土188万平方英里、人口4311.4万，但总计仅驻扎了938名白人警察和士兵、1223名行政官员、178名法官，总体比例约为1∶18432。如此悬殊的官民比，使得独立后的几个国家缺乏必要的管理机构。参见A.H.M.Kirk-Greene,"The Thin White Line:The Size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Service in Africa",African Affairs,1980,Vol.79,No.314,pp.35-39。
(24)[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368页。
(25)学界有关“多元社会”的讨论，是建立在对第二次工业化后的欧美国家社会的分析之上的，因而“多元社会”是现代意义上的，是有民众认同国家、民族等基本共识的“多元社会”，与没有经历工业化的后发国家的“多元社会”相去甚远。
(26)参见[澳]琳达·维斯等：《国家与经济发展—— 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黄兆辉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8-9页。
(27)路爱国、[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与世界的未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
(28)李路曲：《政党政治与政治发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155页。
(29)叶添博、林耀辉、梁荣锦：《白衣人：新加坡执政党秘辛》，新加坡：海峡时报出版社，2013年，第240-241页。
(3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39页。
(31)参见张利生：《新加坡“居者有其屋”政策及其社会功效》，《当代亚太》1997年第3期。
(32)参见范磊：《新加坡族群和谐机制：实现多元族群社会的“善治”》，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3页。
(33)Gavin Peebles and Peter Wilson,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s in Singapore:Past and Future,Edward Elgar,UK & USA,2002,pp.250-256.
(34)姚中秋：《中国与世界体系的两轮脱钩——重新挂钩：以自主发展为中心》，《世界政治研究》2021年第2辑。
(35)李路曲、王晓飞：《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现代化导向与治国方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年第5期。
(36)杨光斌：《发现真实的“社会”——反思西方治理理论的本体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3期。
(37)Daniel Levy and Gabriel Székely,Mexico:Paradoxes of Stability and Change,second edition,Revised and Updated,Westview Press,Inc.,1987,p.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