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

——《旧约？约伯记》

一年，仅仅一年，关于那场灾难，我们还能记起什么？

废墟、瓦砾、孩子的身躯、哀痛的表情、悲鸣的汽笛……这些曾经震撼过我们的感官和心灵的一切，如今似乎已归于消淡。而且，仅仅一年的时间，对于一年之后的灾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公共媒体和公众也很少关心，相关资讯微乎其微。这与地震发生之初的资讯情形相比，这一强烈的反差，恍若相隔一个世纪，而不是一年。

事实上，等不到一周年，遗忘已经有意无意的开始了。仅在几个月之后的奥运期间，庆典的烟花早已把悲痛的雾霭装点得喜气洋洋。甚至，就在灾难发生的当时，就有人用“含泪”的或“欢呼”的方式，鼓励遗忘。有人称，国难当头，应以大局为重，不必计较个人的得失。于是，呼吁死难者亲属应把眼泪含起来，停止悲痛，或对政府的救援感恩戴德。然而，“国难”何物？如果没有一个个具体生命的大量伤亡，又有何国难可言？！

毫无疑问，遗忘是一种生存本能。逝者不能复生。通过遗忘灾难，能够减缓悲痛给生者造成的心理伤害，让生者赢得更多的活下去的理由。然而，如果说遗忘是本能，那么，记忆则需要良知。良知要求我们记忆，记住那些被掩埋在废墟下面的同胞，记住那些失去亲人的痛苦。另一方面，记忆又唤醒良知，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珍惜亲情和尊重生命的情感。

关于灾难，犹太民族有一种特殊的记忆力。强烈的灾难记忆和痛苦记忆，成为这个曾经丧失了空间的民族赢得了以时间为维度的强大的族群认同感。与犹太民族关于灾难和痛苦经验的记忆不同，汉民族似乎对于灾难更容易适应。尽管我们对于灾难，无论是自然灾难还是人为灾难，并不陌生，但我们总是倾向于通过“健忘”来修复心理创伤，正如鲁迅在《阿Ｑ正传》中所描写的那样。由于缺乏对灾难记忆的珍重，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缺乏有效地应对大规模灾害的机制和能力。当灾难来临之际，每一次我们都像是第一次遇见一样惊慌失措。同样，当灾难过去之后，我们又总是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安之若素。且不说几千年漫长的历史，单是近几十年来所发生的种种灾难，如人为的大饥饿、文革，疾病方面的ＳＡＲＳ，自然灾害方面的唐山大地震……往往很少被人们提起。在灾难的废墟上重建一切，看上去焕然一新，而这却是一些人所喜好的事情。

在痛苦记忆方式和生命观上的差异，也决定了有关生命的价值论和美学上的差异。犹太思想家面对本民族的灾难，如德国纳粹时期的大屠杀，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就是野蛮”。而中国文化的命题正好相反——“国家不幸诗家幸”。我们可以理解，来自痛苦和灾难的刺激，会使诗歌的激情和创造性冲动不同于平时，但在这样巨大的灾难面前，诗（文艺）以及诗人（文艺家）应该有某种价值观和美学上的改变。尽管不能决然地说，汶川地震之后，写诗就是野蛮，但为汶川写一首诗，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地震期间，诗人和文艺家的种种怪异表演怵目惊心。许多年来一向落寞的诗歌，突然一下子极度活跃起来，相关的诗歌数量激增。其情形与１９７６年唐山地震之后的“抗震诗歌”同出一辙。有人甚至说，大地震是中国诗歌复兴的契机。但这与其说是诗歌的复兴，不如说是文革期间“工农兵文艺”模式的还魂。各级文艺机关紧急动员起来，男女老少齐上阵，高歌“人定胜天”的革命老调，宛如“小靳庄田头赛诗会”的重演。在震区的豆腐渣建筑倒塌之际，精神上“豆腐渣”作品却趁机遍地开花，震荡着民族的精神根基。其间，文人余秋雨和王兆山的表演令人印象深刻。一南一北；一悲一喜；一个含泪，一个欢呼；一个成佛，一个做鬼；一阴一阳——活像是一对“二人转”搭档，将当代中国无行文人的真面目表现得淋漓尽致。

今天，如果我们不打算再在废墟之上，建一座座脆弱的建筑和一块块彼此孤立和封闭的物质空间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记住这场灾难，并反思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实上，早在灾难发生的那一刻起，精神重建就已经开始。在灾难发生后不久，我们就看到社会精神的新的因子，预示着中国社会新的制度形态和文化形态的萌芽。在地震带来的最初的震荡过去之后，在救灾行动开始的时刻起，新的社会精神已然包含在其中。只不过，这些萌芽状态的精神因素，很容易被扼杀或被淡忘。若未能得到很好的反思和培育，灾难过去后，一切又会都故态复萌。

公共资讯的相对透明化，是一年前的那场救灾行动给人们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印象。在灾难期间，相对及时和充分地向全社会通报灾情，这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知情权”的实现，同时也是有效救灾的重要保证。透明的资讯，强化了政府的号召力，也激发了全社会关注灾情和参与救援行动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畅通的资讯建构起了社会各阶层人群之间相互关联、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的牢固纽带。

由于真实资讯纽带的有力维系，救灾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伟大行动，它凸显出一种“全民互助”的精神。尚不够发达的民间社会，在这次救灾行动中表现出了巨大的能量和效率，令人对民间社会的精神力量刮目相看。民间自发的组织和大批志愿者，对灾难救援起到了其他任何力量都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是未来社会精神重建的希望。

与此同时，政府与民间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呈现一种良性互动的态势。民间的关于设立“全国哀悼日”的呼吁，得到了政府的回应和支持。５月１９日至２１日，政府、民间团体、军人、工人、农民、企业家、知识分子、新闻工作者、大学生及社会各界，以相同的方式，表达了对灾区死难同胞的哀悼。国旗降下了一半，升起的却是国民对生命的希望。哀悼，让死者安息，让生者更加珍爱生命。知识阶层及时提醒救灾过程中心理救援的必要性，并积极开展大规模的心理救助行动。这一行动表达了社会对于生命的深厚的人文关怀。生命不只是吃饱穿暖和基本的安全需求的满足，同时也包含的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精神生活。生命至上、公民利益至上和无条件尊重生命的社会核心价值，正在国民的意识中滋生。

另一方面，在灾难强大的心理冲击下激发起来的炽热情感，很容易让人们变得更加盲目。在热烈的情感中，忘掉了痛苦和具体入微的实际救援工作及日常生活的困难，忘掉了灾难救援的持续性和良好制度保障的建设，而把救灾和哀悼变成短暂的爱国狂欢。狂欢之后，则是更加可怕的精神淡漠。

无论如何家园重建终将开始。大灾难是对当下社会的一场严峻考验，它考验了社会动员力，考验了公民道德，考验了建筑科技，尤其是考验了制度。在这些项目中，有一些是及格了，有一些则极为糟糕。公众在灾难前后暴露出来的种种缺陷和失误，进行公开的反思和检讨，则显示了社会真诚的纠错能力和诚信诉求。这些在救灾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公民社会的核心价值，如何能够有效地保持和强化，这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面对废墟，我们需要建构一个怎样的家园，再造一个怎样的社会，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毫无疑问，我们需要楼房，需要道路，需要社区，需要完备的设施，需要一个真正的家园所需要的一切。但更需要的是建构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支撑起这个社会的全新的文化精神和价值。重建一个村庄、一个乡镇，乃至一座城市，或许并不会太难。再坚固的楼房也有可能倒塌，再安宁的家园也有可能毁于一旦，但在灾难的废墟之上，重新矗立起生活的信心，营造健全的社会和国民精神，却非易事。

精神重建，即是保护那些在对抗灾难的过程中萌生的社会新精神，保持那些脆弱的核心价值不至于重新在遗忘和麻木中沦落。反抗遗忘，有意的或无意的遗忘。遗忘，才是真正的死亡！透明的资讯是对记忆的保护。理性的反思则是对记忆的强化，甚至是对灾难记忆的更进一步的治疗，是为社会建构健全、有机的纠错机制不可缺少的重要部件。稳定而有效率的民间团体，则是是实现社会关爱和互助的重要载体，因而，也是全新社会精神的坚实基础。生命价值至上，则是社会精神的价值核心，确立这一价值核心，重建的空间才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