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新三届”？
所谓“新三届”，指的是文革后的1977、1978、1979三年里入学的三届——严格地说是三级——大学生。相对于文革前1966、1967、1968三年高中毕业的、被称之为“老三届”的高中生，人们将这三个年级的大学生称之为“新三届”。这三个年级的大学生，本就有不少属于所谓“老三届”。
值得一提的是，从入学时间看，77级、78级几乎属于同一级。恢复高考的决定是1977年8月份做出的，10月份向全社会公布，实际开考在1977年12月，录取时间为1978年1月之后，入学时间基本上在1978年的春节之后，部分扩招生甚至到5月份才入学。而78级的则基本上按照常规进行，大多在9月份入学，只有部分学校有所推迟。这两届学生年龄差距很大，少数人因为种种原因，年龄甚至远远超过30岁，据说年龄最大的达36岁。最小的因为部分优秀高一学生提前参加高考，年龄只有15岁。母女同学、父子同学、师生同学的现象时有出现。我们班上有几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虽说是大学生，实际上相当于中学生，课间还在院子里打打闹闹、嬉笑追逐。
79级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中学学制改革，高中由文革期间的两年制改为三年制，也就是说，有了高三年级。这样一来，79年这一年高中没有应届毕业生。因此，79级高考全部由社会青年报考，也就是77、78两年未能因种种原因未能考上大学的社会青年所组成。还有一个原因也影响到79级的构成。自1979年起，已婚人士不可以参加高考。这样，79级大学生也就是由历年未能考上大学的未婚社会青年所组成。跟77、78两级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们的大多是毕业于文革后期的高中生，年龄差距不再像77、78两年那样地悬殊。也因为这些原因，人们通常只将77、78两级并举。但由于79级大学生在教育程度、文化心理等方面，更接近于前两级，而不是80年之后入学的大学生，因此，人们又将这一级与前两级一道，称之为“新三届”。之后的高等教育招生考试秩序开始进入到正常的轨道。
作为1977级的大学生的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曾撰文介绍了77、78两级的高考情况：“1966年停废高考，1977年9月决定恢复高考时，考虑在中断11年高考后，加上77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及允许1978级高中生的优秀者提前报考，起初预计13个年级累积的考生有可能达到2000多万人，原定计划招生20万人，录取率是1%。后来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按计划录取数的2—5倍筛选出来，参加正式的高考，加上全国超过半数的青年根据自己的文化基础选择报考中专，结果1977年最后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后来，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经过扩招本科2.3万人，各类大专班4万人，共扩招6.3万人，扩招比例达29.3%，最后录取了27.8万人，录取率为4.9%。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1978年也有扩招的举措，总共录取了40万人，录取率为6.6%。”（刘海峰：《77、78级大学生命运与作为》，《光明日报》2012年07月25日）而1979年，报考468.5万人，录取28.4万人，录取率为6.1%。也就是说，属于所谓“新三届”的总计不到100万人。
在这些个年份里，考上大学，成为大学生（甚至包括成为中专生），对于一个人和他的家庭来说，意义非凡。它意味着他及其家庭将被世人另眼相看；意味着他将一劳永逸地离开土地和一般性的体力劳动而成为吃“商品粮”的“公家人”；意味着他将进入国家干部序列，乃至于有可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这样一种身份，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甚至是苦苦追寻众生的梦想。尤其是对那些农民出身的人来说，它与古代的“中举”同等地重要。现在，这种“一举成名天下扬”的中国梦就近在眼前。那些昨天还在农田里挖地、还在水库上挑土、还在手扶拖拉机上搬货物、还在街道工厂织手套的年轻人，一夜之间便从人群中被分别出来，成为鸡群中的凤凰，万众瞩目的对象。他们不再为生存发愁，不再在底层为个人命运而苦苦挣扎，被人们称之为“天之骄子”。当他们将校徽别在胸前的时候，人生所有的荣光都在他们的胸前闪耀。校徽就意味着一切。即便是此前最有地位的一身戎装的军人，也无法与之相比。前些年的一部怀念性的电影《高考1977》中，再现过这种神奇的情形。
文化断裂带上的特殊桥梁
“新三届”，这个名称很奇妙。它表明了这些年份的新颖性，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这是特殊的三年，是风云激荡的三年，是新旧更替的三年，是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之命运，充满了变化、不确定性和多样可能性的三年。
“新三届”大学生群体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命运转捩点。历史轮到他们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整整十年，国家陷入一个巨大的混乱当中。正如哈姆莱特所说的：“时代整个儿脱节了。”在哈姆莱特看来，这个时代陷入空前的罪恶之中，并不值得去修复它，可是，命运却偏偏选择了他去担当重整乾坤的使命。而“新三届”的大学生则不这么看，他们意识到时代的脱节和混乱，但他们乃是充满信心和豪情地主动担当起重整乾坤的使命，时代也这么拣选他们。超乎寻常的使命感。在他们身上，维系着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无论是国家方面，还是他们自己，都这么认为。
这一时期，所谓“代沟”意识也被人们时常提及。尽管“代沟”在每一个时代都存在，但似乎从不曾像这个年代那样的尖锐和不可调和。这一代人曾经激烈地否定了其父辈的文化。“父”的文化成为他们失望和内心伤害的根源。上一代人在严酷的政治高压下，已经变得谨小慎微、完全丧失了独立的精神和完整的人格。事实上，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无父的时代”。在文化上，“父-子”之间存在着一个难于逾越的鸿沟。他们曾经是“父”的文化的理想的接班人，被称之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而现在，他们的这种身份并未改变，虽然这“早晨的太阳”正在渐渐接近正午时分。可是，他们似乎并不打算以“接班人”的身份来成就历史。他们要做时代的主人，重建文化秩序。在这“无父的时代”，而他们自己充当了“父”。他们以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精神气概，将自己视作历史“峰顶”上的巨人。同时代诗人北岛在《回答》一诗中表达了这种心理——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注视的眼睛。
小一辈的同学则陷于莫名的兴奋和迷惘。1980级的武汉大学中文系学生喻杉所写的小说《女大学生宿舍》，反映了低年级新生眼中的“新三届”学长的形象。他们用好奇而又艳羡的眼光打量着那些兄长辈，那种深沉、那种自信、那种豪情万丈、那种动辄指点江山，一副“舍我其谁”的雄姿，是他们在其父辈身上所不曾见过的。而现在这些兄长辈，扮演了“长兄如父”的角色。
可是，因为知识方面的匮乏，新一代人要真正建立起“父”威权，有着先天的不足。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过了求学的年龄，而且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脑力劳动的能力极度衰退。他们不得不以十倍的热情和百倍的努力，来挽回失去的时光，补足知识的匮乏。于是，这一代人在学习方面的刻苦精神，可谓空前绝后。他们也常常以此为傲，并对后来的大学生的散漫和随心所欲的做派表示不满。
这一代人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勤奋，迎接时代的新使命。同时，他们又怀有深深的文化负罪感。他们曾经破坏文化传统，现在则要他们担当起他们曾经破坏过的文化。面对文革后的文化废墟，这一代人的处境是悖谬的。继承的使命感始终与负罪感相伴随。他们几乎是带着一种“赎罪感”去努力，“奋斗”、“拼搏”一类的词，是他们读书乃至整个人生的核心词汇。他们失去过很多，现在要通过劳其筋骨伤其体肤的方式赎回来。可是，在此过程中，他们则又失去了生活中的另一些东西，另一些难以赎回的东西，比如，纯真和自由精神。
一方面，他们心中没有权威，正如北岛诗中那样，大声宣告——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
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又是在权威的阴影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了解权威的滋味，也迷恋权威，并要亲自扮演权威。在担负新使命的同时，虽然比哈姆莱特坚决、果敢，但缺少了一点儿迟疑、徘徊和忧郁，或者更为深邃的理性和锐利的自我反思。尽管接下来有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兴起，但在反思的深度上，大有欠缺。
如果说，在经历了文革之后，他们不再相信任何权威和偶像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却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另一种偶像崇拜——知识。但他们又不得不依赖于前辈知识分子的教导和扶持，尽管这些前辈学人在数年前曾经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他们打倒。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幸运地能够师从那些尚健在的学术大师，成为业已断裂的文化的继承人。他们现在由哈姆莱特变成了浮士德，将自己的灵魂卖给知识。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知识本身的精神价值和真理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不排除知识本身的资本价值，这一点更实在、也更持久。
他们在以往的人生经历中，见识过人生所应该见识的一切。新时代的热情和强烈的理想主义，与在生活磨砺中得到的理性和实用的精神，混杂在一起。或者说，是作为“知青”一代所特有的理性和现实，甚至有些世故和势利的文化心理，与作为新时代大学生的理想主义豪情混杂在一起，形成了这一代人特有的、复杂而又奇特的精神面貌。
这个群体成为横跨文革后“文化断裂带”上的桥梁。这座桥梁既是通道，又是险途，充满了未知的可能性。这又是一座仓促架起的简易桥梁，甚至是尚未真正完工就不得不交付使用，更不用说加以美学修饰了。但它却是一座必不可少的桥梁，而且，从总体上说，是一座坚固耐用的桥梁。因为这些材料，都是经过艰苦卓绝的锻炼和严格检验过的。在“新三届”之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逐步走向正轨，便不再出现这种急迫的人才输送模式了。
新文化的窄门
建立在怀疑主义基础之上的知识理性，为这个时代打开了新文化的大门。
因为时代特别的眷顾，“新三届”群体在毕业之际，大多得到了好的职位，甚至是重要的工作岗位。这些人如今也都在当今社会各领域占据了统治性的位置。差不多也是这个群体，开始了新文化的创造活动。这个时期，首先是在文学上，正酝酿着一场革命。从最初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新三届”群体都是参与者，其中一些人很快成为文学的新生力量。但从根本上说，这并非他们独创的新文化，乃是那个时代的主流知识人群所共有的文化。“朦胧诗”和所谓“第三代诗歌”，以及所谓“知青文学”，他们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主导者。由此，在1980年代中期，引发了一场以文艺为主导的“新文化运动”。
毫无疑问，他们是这个时代的精英人群，并在日后的社会文化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领袖人物。如文学（卢新华、海子、王小波、翟永明、王小妮、韩东等）、美术（徐冰、张晓刚、周春芽、艾未未等）、音乐（谭盾、郭文景、叶小纲，陈其钢等）、电影导演（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顾长卫等）、演员（陈道明、张丰毅、谢园、李保田等），以及成就显示相对缓慢的新学者（高华、贺卫方、刘军宁、陈嘉映、徐友渔、于建嵘等）和新工程师（张永和、刘家琨、吴志强等），乃至一大批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他们是精英，同时却有着草根经历，在1980年代社会重新洗牌的过程中，他们得到了最优质的资源，也赢得了最多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特殊的经历，在他们身上，精英与草根并立，绅士与流氓共存，这种特别的精神气质，使得他们有可能比谨小慎微的前辈和循规蹈矩的后辈，有了更多的成功的可能。也正因为如此，从积极的方面说，他们的思想有着前所未有的开放性。
这个新文化罕见的“开放性”，固然不同于文革期间极度幽闭的革命文化，也不同于1950年代单向仿效苏联的那种文化，而是类似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国家全方位的开放，让各种不同的文化同时向着这个时代敞开。很显然，“新三届”大学生首当其冲地感受到了文化的“八面来风”。而他们所面对的，则是他们曾经疯狂地诋毁和抨击的文化，所谓“封资修”文化，即传统文化，西方（包括苏联在内的）文化。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知青”期间就通过当时秘密流传的“黄皮书”、“灰皮书”，接触到了各种现代文化思潮和文艺作品。在校期间，又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和《读书》杂志为首所倡导的“读书无禁区”的观念影响。他们开始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存在主义、邓丽君歌曲、人生观大讨论、伤痕文学，等等。他们对那些汹涌而至的文化思潮，从雨果、托尔斯泰，到卡夫卡、萨特，乃至佛洛伊德、海德格尔，无不兴致盎然。他们喜欢讨论、争辩，从现代主义文艺，到民主政治，从青年人的爱情观，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无不成为争论的话题。他们甚至将这些争论付诸实践，1979年的“民主墙”、1980年的学生会竞选，都是他们思想的社会实践。而这一代人强大的精神能量，很快就使自己的精神成为时代的主导，同时，他们又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有强烈的将自己的意志付诸社会实践的冲动，并能够较为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这一点，完全有别于其他任何时期的大学生。因此，此后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形态，也都无不打上“新三届”大学生群体的鲜明印记。
从实际的情况看，他们更多地从那种有着内陆特征的苏俄文化，转向了象征着开放性、多样可能性和挑战性的欧美“海洋文化”。产生于1980年代末的电视政论片《河殇》，或可视作是这一群体的社会文化思想的一次总结。新一代人的文化似乎天然地与现代主义有着强烈的亲缘性。整个1980年代的文化思路，首先建立在跟现代世界相比较的过程中。正如这一代人个人命运被时代所耽搁一样，整个民族也同样属于被耽搁的族群。面对国家在科技、经济等方面落后的局面，富于历史使命感的这一代人，他们焦灼不安，不仅急切地希望在科技和物质生产方面赶上发达国家，同时也试图从社会制度和文化上寻找根源。追根溯源，他们认为自己发现了本土文化的致命缺陷，认为本土传统文化根本不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影片表达了一种强烈的要告别“黄色文明”、拥抱“蓝色文明”的精神诉求。
在文化的现代性进程中，《河殇》提供了一种相对比较简陋的方案，即以否定传统的方式，直接进入现代化的快车道。这种方案对于这一代人来说，是熟习的和便于操作的。在他们年岁尚幼的时候，曾经听过和在某种程度上响应过“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如果我们将所谓“共产主义运动”也视作“现代性”大工程中的一种方案的话，那么，它与以发展生产力为主导的“四化”方案也就有了颇为相似的目标和机制。差别仅在于路径上的不同：一种是激进的、左翼的；一种是保守的、右翼的。但他们的思路是一致的。虽然是文化现代性方案，但却有着浓重的功利主义的气息。如果说，在经济和物质生产的现代化方面，1980年代及其后的时间段，实用主义态度和方法使中国社会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并有了相当丰厚的回报，但在文化、观念及社会制度方面，这种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方案却显得目光短浅，而且收效甚微。从其最初的创造活动看，无论是在科技创新方面，还是在文艺（包括建筑）方面，都有着明显的模仿、移植的痕迹。文学和艺术上的那些粗陋的西方现代主义的复制品，就是较为典型的例子。
无论如何，“新三届”大学生群体在当代文化中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今天，当我们回顾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时，这个群体所扮演的角色最为引人注目，而且，他们的影响力至今尚未衰退，甚至，在某些领域（如政治、高等教育等）里正处于巅峰。鉴于这一群体在年龄上的巨大跨度，其影响力所持续的时间之长，也将是前所未有的。但这是历史的特例。他们的特殊影响力，是作为特例的历史所赋予的。当我们在检点这一历史的时候，不应忘记这一点。毫无疑问，“新三届”的文化价值无可替代，同时，他们的局限性也不应忽视。他们是不可或缺的历史桥梁，但还不是彼岸的新天新地；他们是充满希望的大门，但还不是美妙的家园。当他们将未来完完全全交付（而不是自我固守）给新一代的时候，他们的文化梦想有可能真正实现。未来的人们将会为他们竖立起“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