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一代
87150——这是汶川地震近一周年时，死者及失踪者数字的总和。剧烈的地震波把他们抛向废墟，永久掩埋。今天，部分遗体仍然躺在殡仪馆无人认领，他们的亲人或许躺在另一个地方。
87000——向南去，新县城。对于老北川人来说，回不去的废墟才是他们心灵的故土；对从其他地方迁来的8.7万新北川人而言，新县城带来了机会和希望。
1500——1500多名北川县官员劫后余生，但他们承受着难以言说的压力。与平民相比，他们活着似乎需要更多勇气。
461——一批挂职者。挂职往往意味着“到基层锻炼，回来后等待提拔”。
但这批干部是在非常时期、前往非常地区、接受非常任务，并不属于原有的选派计划之列。
230——这是再孕母亲的群体。她们在地震中失去了孩子，而在今天，希望即将重生。新生儿的到来与遇难的哥哥姐姐有着很大关联，包括可能会用他们的名字。
20——20对新人在废墟上举行了婚礼。白色的婚纱是对未来生活的期待，也代表着对逝者的祭奠。
2——三口之间被地震变成了两口之家。一年过去了，那些被地震夺去孩子的父母，是否能从伤痛中走出？
1——当死神在灾区肆虐时，他（她）出生了。他们中的不少人拥有了震生、震摇、车生或者篷生的名字。因为充当产房的，有帐篷、公交车或者板房。
1/2——他们在地震中失去了自己的肢体，折枝的花儿还能否绽放？
汶川地震已经过去一年。今天，我们缅怀逝者，关注生者，我们亦试图寻找一个生命和情感共同体。
他们曾经有共同的生与死，共同的泪与痛、悲与喜、爱与恨。
此前，他们是缺乏联系的个体；但在2008年5月12日后，因地震波的冲击而连在一起并被重塑。共同的命运感，把他们的生命烙上了同一印记。生与死，是这一代人无法逃避的命运——他们一起体会了生命面对自然时的脆弱和无助，另一面则呈现出光辉与尊严。
这就是汶川一代。
87150：遇难人数统计艰难行进
遇难人数统计艰难行进
通过DNA 确认死者身份异常艰难。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已有相关保障条款
本刊记者/严冬雪（发自四川都江堰、北京）
黑色的数字停留在2008年9月18日中午12点。官方确认，截至此时，汶川大地震共造成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另有17923人失踪。
“现在还失踪的人数生还的希望已经很小，死亡和失踪人加在一起，超过8.7万人。”此后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史培军称。
直至汶川地震接近一周年时，官方给出的这个数字仍无变动。只有在历经劫难的山峦或平地之间，陆续添上了一座座新坟。
不少坟前依然空着——没有墓碑，或者任何标志。被水泥封存的，除遗体之外，还包括墓主的身世姓名。
生者正在试图改变这种“无名”的状况。2008年5月20日，“5.12”地震遇难人员身份识别DNA 数据库就已经由民政部、公安部、卫生部建立。www.512DNA.cn——民间机构设立的“5.12汶川地震基因寻亲网”也随后开通。
但地震一年后的工作进度表明，事情比想象中的困难。成都辖区都江堰市市殡仪馆馆长刘良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馆内曾存放过134具地震死亡者的遗体，至今仍有69具无人认领。而在被领走的65具中，仅有39具是通过DNA 认领成功的。
2008年5月16日，由成都市各大刑侦队派来的法医集中在都江堰殡仪馆，提取无名遗体DNA 、保留遗物并编号。6月20日，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在殡仪馆办公，统一提取成都所辖全部市县的遇难者家属DNA.
7月开始，有人比对成功。“第一批就送来了15个比对成功的通知。”刘良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随后的两个月里，不断有比对成功的通知出来。到了10月，公安部门打来的电话就越来越少了。
一名70多岁的老人，多次辨认无果。2008年12月，老人第11次辨认的时候，终于认出了照片中女儿衣服的一角。这件衣服的大部分地方都被血或其他东西染色了，仅余下摆的一条花纹清晰可见。5月11日晚，女儿到他家吃饭，穿的就是这件衣服。最终，DNA 比对证实了他们的关系。
“另外，有些遗体从头到尾没人来找过。”刘良志说。这可能是遇难者已没有家属，或是家人至今不晓得他（她）的去向。
在成都市所辖12个县市的殡仪馆里，至今有约120位无名遇难者尚未确认身份。这些殡仪馆收到的大多是来自市区的遗体，不包括山区里大量无法运送、就地掩埋的遗体。这让刘良志等殡仪馆负责人非常为难——按规定，无名骨灰由殡仪馆保存超过一个月，馆里就会发布公告，仍无人认领的话，会集中掩埋。但地震这一特殊情况打乱了这一常规操作。
同样为难的人还包括四川省的地方官员。一方面是准确的遇难者数字，还包括异常敏感的学生死亡数字。
2009年3月8日，在位于梅地亚宾馆的两会新闻中心举行的全国“两会”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要求公布学生死亡人数。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回复：死亡人数的确定，须按照有关部委的规定进行，涉及的工作和过程都很复杂，需要对遇难者的遇难地点、基本信息、本人的情况等进行核实和查证。
“因此在遇难者数字没有最终确定之前，对遇难学生人数也很难给出准确的数字。”
在中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中，有专门写到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中的人权保障。其中“尊重遇难者，对地震中遇难和失踪人员登记造册并予以公布”一条被单独列出，与保障住房、就业、公共设施建设一起，位置明确。★
87000个新北川人：新县城是全世界焦点
“最大最好”的县城
向南去，新县城。
对于老北川人来说，即将开始的生活，是劫后余生的安身之所；而对于新北川人而言，新县城是全世界的焦点
本刊记者/王刚
杨晓丹的老师，有时候讲课讲到一半，就会跟他们说起新北川，以及那个尚停留在图纸上的新北川中学。
老师的描述，让孩子们充满希望，那里将是全国最大的县城。她还劝孩子们，高中继续报考北川中学。因为那里有最好的老师、最坚固的教室。老师们每次都会用一个更新的“最”，来描述这个想象中的学校。比如最受关注或者最具希望等等。
关于新北川的话题，从去年开始，老师跟学生们已经重复了无数遍。而直到今年4月30日，新北川中学的规划图纸才公布出来。从纸上看，它的确符合此前老师们那些“最”的赞誉。
“五一”节假期，老师给学生们布置了一篇作文，《新北川，我们的希望》。
而在杨晓丹的作文里，写的却不是新北川，而是一个有关南方的故事——
“老师时常跟我们讲起新北川，以及新北川中学。它就在我回家的路上，在老县城的南方。我向往南方，去年我去了南方的广州，待了7天？？”
念到这里，她停下了，说她写得不好，跑题了。
杨晓丹是个地震遗孤，父亲是北川供销社的临时司机。舅舅是供销社的领导，因为这层关系，父亲才找到这份工作。母亲是家庭妇女。在去年的地震中，只有她走了出来。
如今，数得上的亲人还有一个三姨了。整个“五一”假期，杨晓丹就是在三姨家过的。三姨家在老北川中学门口的一所简易窝棚里，自己盖的，不属于任家坪板房，也不属于老县城，是新北川县城不被关照的那千分之一。三姨一家将来不打算入驻新县城。
在去北川任家坪路上，记者碰到了龙浩。
他是北川中学初一的学生，一年前他在刘汉希望小学。他们学校的孩子在地震中，全部奇迹般地生还了。
一年来，他跟每一个关心灾区的人重复着这个事实：我们家和学校都没事——仿佛这个事实让他有些不好意思。
新北川，就在他回家路上的右手边。他说，那里立起了一块“再造一个新北川”的巨大广告牌。
北川中学现在在绵阳的长虹中心开课。每半个月，他都要从绵阳回一趟家，他的家在北川老县城北面的邓家村。每次回家，在路上都要花费将近4个小时，还要穿过废墟中的老县城，而新北川就在回家的半路上。
他知道新北川将来会很好，但说不清具体好在哪里。
可他的家，将来也不搬到新北川，还在邓家村。和绵阳还是老距离，80多公里。
“新北川”这个词，对大多数北川人来说，完全是个新词。它最早出自温家宝去年5月22日去北川说的一句话，“我们要再造一个新北川”。
北川人心境里的北川县城在北边，去望乡台能看到。
“望乡台”，此前叫三道拐。在那里，向北是故乡的大山，北川人在那块狭窄的区域里已经生活了1400年。
在绵阳市郊的永兴板房和任家坪的板房里，住着北川老县城幸存居民的四分之三。白天，年轻人们都试着出去找活干，板房里只有老人。他们心里的家，一直在老县城。清明节的时候，回去的孩子们说，那里的桃树，没人管，已经结了果实，拳头般大。
对此望眼欲穿的，是那些被称为“新北川人”——刚刚被划入北川管辖的安昌、永安和黄土镇的人们，新北川人大约有87000人。而劫后余生的“老北川人”
在其中，属于沉默的少数，不足两万，或者更少。
1一年前，6月8日的中午。
村支书荣昌洪在坝上巡视地震棚，大喇叭里播报着唐家山堰塞湖爆破倒计时的消息。
荣是黄土镇常乐村的村支书。这里距离北川县城35公里，地势开阔、平坦，安置着2000多北川灾民。
刚刚过去的地震波，与其说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颠覆，不如说对他们的未来给出了机遇。
后者在这天的中午被证实了。
5架直升飞机盘旋在黄土镇的头顶，好消息在第二天传来。
中央电视台当晚报道说，北川老县城的重建地点初步选在安县黄土镇的板凳桥。板凳桥，就是常乐村口的那座小桥，跨安昌河，连接着镇东的温泉村。
一时间，板凳桥出名了。
“中午的直升机是来航拍的，安昌河道里的鸭子都看得清楚！”看到新闻的村民们印象深刻。
黄土镇此前属于安县被忽略的地方，位置不南不北。几年前，北面的安昌镇是县府的时候，除了路过，这里很难引起注意。后来县府搬到花悄，黄土镇连路过都很少了。
常乐村属于黄土镇富裕的村子，因为唯一的县级公路在这里通过，而河对岸的温泉村就没这么幸运了，当地下雨一身泥，天晴一身灰。
去年“5.12”之前，温泉村还在商量建村公路的事情，每户拿660元，没人掏腰包。“5.12”地震后，这里也是灾区，村里一个妇女摔断了胳膊。山东的援建队伍，为村里修了公路。
北川县城选址板凳桥。这个消息对桥两头的温泉、常乐两村的确是个好事。
此后，守电视成为了村里人的头等大事。全国各地的记者往这里涌，关注灾区的热心人电话不断。
不久，这里的灾情也受到了关注，媒体报道，黄土镇的灾民安置点，粮油奇缺，急需帐篷100顶、纯净水无数。
好消息接连不断，黄土镇的村民传言，北川重建全国关注，世界瞩目。新北川将建成全国最大的县城，投资上百亿。具体是个什么概念，村民们也说不清楚，总之肯定是比安县大，只比绵阳小。肯定是个好地方，公共设施是最好的，房子也是最宽敞的。
聚光灯下，这个此前被忽略的小地方开始升温，村民们突然觉得自己变得重要了。对安县的离心力越来越大，反正此前也一再被忽略。有人开始悄悄往回迁户口，那些此前嫁出去的、搬出去的空挂户，开始“凤还巢”。
新北川的重建消息在黄土镇已经甚嚣尘上，而老北川人还在绵阳的九洲体育馆里抠日子，在他们眼里新希望还不如当天的面包、矿泉水来得更实在。重建选址的消息，在报纸上被另一则头题所淹没：北川灾民安置妥当。
况且，他们的大多数在那个时候也不相信，真的回不去了。
2传闻最终得到证实，是在7月12日。
当天，温泉村的村支书涂文献接到安县通知，黄土镇安昌河东的4个村子，即日起转为北川代管。这其中就包括温泉村，却少了常乐村。
所谓代管，就是两头管。安县的工作要做，北川的任务也要干。当时，只有指示，没有文件。但离新希望又近了一步。
“当天，北川县长经大忠就跟我们见了面。”涂文献感觉明显被重视了，“此前别说是县领导，就是镇领导我们也难得见。”此前被忽略的另一个原因是，安县的人口有50万，差不多是北川此前的4倍。
早在5月22日，北川县委、县政府临时办事处在安县安昌镇挂牌。这里几年前曾经是安县的县府所在地。2002年，县府搬迁花悄，安昌自此被冷落。
随后，北川县的行政机构相继来此借地重生。北川幸存的1500多名公务员和他们的家属也搬进了安昌镇。
在他们刚到安昌时，街上的标语四处醒目，“安县、北川是一家。难兄难弟心连心，渡难关。”
但没过几天，安昌的房租就开始飞涨起来了，此前三四百元一年的房租，涨到了3000元。饭馆的菜价也跟着翻。
和所有曾经繁华的城镇一样，这里只有一个十字路口和红绿灯，却总让全国各地的外来者为此晕头转向。出租车在这里跑一天，比在绵阳还挣钱。
此前北川只有23辆出租车，远远不能满足当下的需求。同样水涨船高的是，一套出租车手续去年18万，现在这个价钱是26万。
7月，得知距离新北川的希望更近了一步。黄土镇温泉村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户籍回迁潮。此前的超生户，开始主动缴纳罚款了。村里的光棍，在那短暂的半年里，找对象也不愁了。每天都有村民追着涂文献签字、盖章。直至年底，村里平添了300多口人。
3河对岸的新希望，让常乐村民红了眼，因为他们被新北川排除在外了。
村民们开始不服气，当初新闻上说的好好的，新北川要在板凳桥重建，怎么突然就变卦了，丢下了我们。
他们决定讨个说法，向绵阳市政府主动申请入羌，欢迎新北川重建征地拆迁，从常乐村开始。
在村支书荣昌洪看来，事态之所以出现反复，是因为常乐村条件好，人口多，也比河西四村富裕。安县这边是舍不得割肉。
无奈，好处明摆着，要不是做规划的人是来自北京的专家，而且此前有板凳桥一说，黄土镇所有的村子都恨不得一夜入羌。
常乐村的入羌申请递到了绵阳，一时间，有关新北川的重建消息，却戛然而止。
这期间，重建选址出现过一番争论。
有专家提出，重建应在擂鼓镇，另有一些专家认为，可以吸取国外经验，原地重建。
直到9月1日，温总理又来到了北川。
第二天，报纸上说，新北川重建将选址安昌东南，划安昌河而治。河东北川，河西还属于安县。
新北川还是没有常乐村的份，村民们的新希望看似落空了。
因为抱着希望，常乐村的村民又尝试了各种办法，他们申请绵阳市上报四川省，表达了他们入羌的迫切心情。
11月，绵阳市在上报四川省的新北川规划里，最终增加了黄土镇的常乐和红岩两个村子。
不久，在历时5个多月后，国务院正式批复了北川新县城的选址。
今年2月，民政部正式批复了行政区划调整的方案：将安县的安昌镇、永安镇和黄土镇的6个村子，划归北川羌族自治县管辖。
如今真的成了自己的地方，老北川人，却遭遇了新北川的矛盾。
4对于那些将来的新北川人来说，想要好生活，把事情弄得更复杂就好办了。
规划初定，黄土镇的6个村子内部就闹开了。导火索就起于当初的那些回迁户。那些新转入户口的人，希望在之后的征地中落到好处，分地、分钱，而此前的原住户不干了，两拨人的矛盾，越闹越大。
短短几个月。温泉村迁入了300多口人，此前这里的人口有1000多人。常乐村虽然确定的迟，也迁入了200多口，占此前人口的十分之一。
按照政策，今年2月11日前迁入的住户，原则上都享受住房补贴和土地补偿。
但经过各村民大会的讨论，去年“5.12”之后迁来的这些人，只能享受的住房补偿，而不能享受土地补偿。说白了，落好处可以，分地、分钱就不行。
矛盾还远不止这些，对于那些超生户，村民们也第一次有了集体的反对的意见。
按照征地政策，独生子女将多享受10平米的住房补偿，而家里超生的，多一口人，却可以多得35平米的住房补偿。
因为利益，村民们觉得众兄弟生来从不平等。涉及拆迁的黄土镇6个村子，人口2万多，意见沸沸扬扬，闹得外来人更是眼红。街面开始盛传，黄土镇的人，依靠拆迁发了。
在常乐村，新老住民的矛盾尤其激烈。因为村里比较有钱，现有22万现金，村后还有一片山，700亩，属于村集体的，最少也值几千万。
按照村支书荣昌洪的想法是，这笔钱将会统一按照2009年3月18日的户籍人口，按比例分给村民。新来的村民，可以少分点。
而今后，新北川城区中，常乐村还建社区的门面，有70%也是属于村集体所有，每年同样可以分红。
但村支书的意见，村民们不干。原因还是一个，新来的人，分羹肯定不行。
在这个事情上，少数服从多数，与政策不符；多数迁就少数，就意味着大家吃亏。
问题从去年年底，一直留到今年5月。
今年2月，常乐村来了一个新的副书记车军。
他是北川县下派的协调组成员，老北川干部，属于真正的灾民，在地震中失去了唯一的儿子。
让一个地震中的灾民去协调重建拆迁中的复杂纠纷，这个古怪的身份让车军一开始就受不了。一方面他带着老北川人的重建家园的嘱托，而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照顾常乐村民的日子。“都是农民，不能因为我们受灾，就让人家吃亏，占人家地”。
到任第一天，村支书荣昌洪就召集开了一个村民大会。在会上他说，新北川县城修在我们这里来之不易，大家当初都争着抢。这是北川人民用两万多生命换来的，我们要珍惜。
话说到这里，车军就不好受，刚到任第一天，就让村民们把自己当灾民对待了。
但灾民的身份也有好处，一亮这个身份，村民们此前鸡毛蒜皮的纠纷，也就暂歇了。当然，不能因为北川死了人，就跑去邻村抢房占地。有时候，村民们的话也说得很难听。
私底下，村民们也问车军，听说你们北川地震后，失地补偿是按照30年给的，为啥我们只给16年。
车军说，我们没有补偿，地是被大自然强征的，找谁说去。
5在新北川的规划地，就是那个广告牌子的后面，新北川人和各地的游客远远要比老北川人自己更关注这个举世瞩目的工程。
他们每天围在那里，他们要看看这个“全国最大”的县城是怎么建起来。所谓的全国最大，也只是个传闻，那个最大的县城，事实上在新疆，是新北川面积的十倍。
但即便如此，“新北川人”还是能够找出一系列的“最”字来形容这个新希望。
至于板房的“老北川人”，他们对于“最”，有着更深切的体会，5.12地震，北川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地方。
对于那些怀着旁观者心情的外来者来说，这里是物价涨得最快、经济最具活力的地方。
重庆学生潘强，去年寒假来灾区旅游，他起先以为自己可以是个志愿者，但走到黄土镇，他就停下来了。他要看看来自山东的8万建筑工人是怎么再造一个城市的。
他退了学，花钱租了铺面。当时，黄土镇的铺面比此前涨了10倍。
从2月一直到4月底，他连山东工人的影子都没见到。起初听说3月初新县城奠基，后来拖到4月底，直至最终的说法是，5月12日，新北川中学奠基。
但当地的房价却随着开工的日期接连飙升。大街上随处可见淘金者和旅游客，他也已经签了青岛啤酒在当地的代理。
在采访中，遇到一个对新北川充满希望的老北川人，是一个绝望到曾经试图自杀的女人。
她是北川的社保员杨艳，在地震中失去了老公和女儿。
在今年4月，她尝试过自杀。被救醒后，看到还有那么多人在关心自己，尚不算孤独。
她试着找个理由继续活下去。于是，她在大街上看到了那个宣传语——新北川，我们的希望。
她觉得，至少为了这个，也该好好活下去。★
不是北川人，想象不出那种痛
他有过动摇，但反复考虑，还是留在了北川
本刊记者/周华蕾王刚（发自安昌）
在北川，人们更真切地直面这些障碍：失去亲人，流离失所，一无所有？？
而于北川的干部们，或许还需要加上一项挑战：建设新北川。灾后马不停蹄地工作，像把一条橡皮筋绷到了最极限。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会成为压垮北川干部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一年，农办主任董玉飞和宣传部副部长冯翔自杀——新的不幸，发生在北川1500多名幸存干部中间。
1任明（化名）开始酗酒。
被“5.12”地震夺去母亲、妻子和1岁多的女儿以后，他早上喝，中午喝，晚上还喝，“喝到连县委书记在旁边都不知道”。
任明是北川县一名副科级干部，大学毕业便考取了公务员，仕途一帆风顺。
他曾经积极向上，是县里重点培养的干部。
地震后，他变了一个人，以前看来很重要的事，比如升官，比如存款，现在都无所谓了。他常常显得很毛躁，拿着手机不停地摁来摁去，喜欢抖腿，也不介意在记者面前，把双脚翘在凳子上。
在北川干部群体里，地震中失去子女的有281人，丧偶的390人，父母遇难的有319人。而其中的交集，像任明这样的有16人。中共北川县委组织部提供的一份抽样结果显示：“11.7%的干部表现出明显的抑郁倾向？？甚至会产生有关死亡的思想和自杀的观念。”
干部们聚餐时，总是约定，“今天不说地震。”“但不知道为什么，边吃边喝，总又聊到这个话题上。最终都以一两个人大哭收场，如此反复。”北川县交通局局长蹇斌苦笑说。
喝酒曾是羌族干部们迎来送往的礼数。现在，喝酒更多成了排遣压抑，或者发泄。因为职责在身，相当多的干部在灾后第一时间，只顾上安置群众。这成为许多失去家人的北川干部的心结。
蹇斌曾在距离北川县91公里的青片乡担任党委书记，妻子和女儿在北川县城。
地震发生时，他在山里，负责主持乡里的工作，走不开，也得不到关于亲人的消息。5月20日，他坐直升机离开青片乡，在朋友家见到从曲山小学逃出来的女儿，但他再也没找到妻子。
“我现在都很难原谅自己。见到女儿那会儿，心都碎了，什么事都可以不管不顾了，只想和她在一块儿。”
2008年七八月，蹇斌在南京开公司的姐姐，想让他过去帮忙，每个月1万多元的工资。南京最好的小学也表示，可以免费让他的女儿就读。
他有过动摇，但他反复考虑，还是留在了北川。“那时山东的援建队伍都过来了，我是北川人，把事情留给人家做，道义上过不去。”他也需要替妻子照顾岳父岳母，“他们老了，走不动。”
任明是绵阳市涪城区人，考虑到他的家庭受灾严重，市领导曾要他调离北川，回市里工作。他婉拒了。
他想，“在哪里栽倒，就在哪里爬起来。”
震后近5个月，北川的政府系统像一座分分秒秒在走的时钟，没有昼夜，也没有双休日。许多人忙得停不下来的时候，悲剧发生了。
2008年10月3日，在“9.24”泥石流又一次洗劫北川后，39岁的农办主任董玉飞自缢身亡。
在有着类似经历的北川干部心里，董玉飞的死无疑投下了一枚深水炸弹。大家揣测着他的死因：一是过大的工作压力，二是失子之痛。
中共北川县委的领导班子高度紧张，迅速出台关爱干部的措施，其中包括保障干部正常休假，定期组织干部培训疗养。
很快，北川县委组织了百余名干部赴北京、井冈山和珠海等地疗养，并有心理咨询专家陪同。据北川县委组织部介绍，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受灾干部，都是组织的重点培养对象。任明、蹇斌和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均在此列。
除了短暂的休息，干部们说不上来这样的疗养有多大效用。他们私底下有一句玩笑话，“那些心理咨询专家还需要我们开导。”
董玉飞死后，任明的心理状况急转直下。跟朋友寒暄时，他们频频谈起这个话题，更多的时候，他一个人闷在家抽烟、喝酒。同样的问题又回来了，反复纠缠任明：“活生生的一个人，怎么突然说没了就没了？”
因为工作需要，蹇斌不得不反复经过老县城。最开始他想，可能去多了就麻木了。但直到今天，他仍然去一次痛哭一次，不管身边的是省里的领导，还是山东的援建干部们。“经过一次，就想起自己的那个人，不知道在哪里，可能就在我们的车轱辘下边。”
蹇斌说，不是北川人，你想象不出那种痛。
32009年元旦节前后，任明被单位送到了绵阳市三医院。5个护士24小时看护着他。
这是绵阳市最好的精神病医院。赵红医生回忆道：“组织上紧张得不得了，绝对不能再出事了。”
任明患上重度抑郁症，严重失眠，面孔呆滞。他整夜整夜睡不着，很多次想到自杀。因为找不到亲戚照顾自己，任明打电话给朋友王雪梅（化名）。王雪梅也是一名北川干部。地震中，她失去了丈夫和女儿，再也没有找到。
地震后，王雪梅做过两个奇怪的梦。
一个梦是女儿。6岁多的女儿突然在学校失踪，她到处找。最后，她在床底下找到女儿。她使劲推女儿，拼命叫女儿的名字，女儿终于慢慢睁开眼睛，看她一眼，说：“妈妈没事，我只是睡着了。”然后又慢慢把眼睛闭上了。
然后她梦到丈夫。丈夫得了绝症，躺在床上对她说：“早点嫁人，早点开心生活。”
王雪梅说自己是无神论者，但她觉得，这是丈夫和女儿给她托梦了。
半个月后，任明出院，他和王雪梅确定了恋爱关系。
震后不到一年，大多数丧偶的北川干部都找到另一半。各单位的领导也把“耍朋友”当业余的工作来抓。外界质疑着，这样的“恋爱潮”“结婚潮”是否操之过急。
失去妻子的蹇斌已经找到一位善解人意的女朋友。“我们需要相互依偎的感觉，早点走出来”，他说。
工作的弦在2008年10月骤然放松后，又慢慢绷紧。
对一些重要部门而言，“每天的工作忙得跟兔儿一样，撵都撵不上”。北川干部们很难回归到四川人闲散安逸的特质。
蹇斌常说，“我们是在中央的望远镜和全国的显微镜下工作。”交通部门是北川最忙碌的部门之一。因为考虑到蹇斌状态恢复得比较好，县委将他从青片乡调到北川县交通局担任局长。同事跟他开玩笑说，这是从轻灾区到了极重灾区。
北川的交通问题是块推不动的大石头。哪一项重建，都离不开交通。地震和泥石流使得北川境内的道路大面积瘫痪。北川的次生灾害多，山洪频发，道路建设比较被动。
蹇斌以前搞农业技术，岗前培训时还曾是董玉飞的室友，那时他巴不得下雨，“喜欢晚上听下雨淅淅沥沥的声音，非常有诗意”，但现在，一下雨他就想起第二天可能烂糟糟的路面，愁得不得了。“有时我都不想上去看了，想逃避。但不去看不行啊，弟兄们干得很辛苦，我得去给他们打打气。”
迎来送往的事情几乎天天都有，来一次领导，就得作一次报告；承包项目出去，蹇斌觉得自己像被开发商跟踪了一样，各方各面的说客也来了：“最痛苦的是，一到周末，可以不用想工作，就有人开着车想进老县城，协调通行证之类，我们都跑不掉。”
蹇斌曾经和任明聊过。任明的抑郁症几乎全北川的干部都知道，但大家都替任明瞒着。蹇斌骂任明不开窍，但压抑时他自己也会想，“很多时候，感觉人活着，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有时他又想，“咱们在帐篷里的时间都熬过来了，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
实在累到崩溃边缘的时候，蹇斌惯常的减压模式是：工作，下班大醉一场，回家睡觉，第二天继续工作。
责任感成为支撑北川干部们连轴转下去的主动力。
5出院后的任明，一直打不起精神工作。
单位很关照他，不给他安排什么事情。他承认自己无所事事，变得玩世不恭。
“其实很多干部跟我一样，有事就工作，没事就上网打牌，下班了喝酒，跳舞，该耍就耍。”他不避讳向记者提起日常生活。
王雪梅自认是一个好强的女人。因为家境贫困，她念书时一直打工挣钱，结婚后，上班的同时做点小投资，为的是不让丈夫养着。即便家庭破碎后，她也持着乐观的心态，有时在集体食堂为同事烧菜，之后一直照顾任明，大家都觉得，她身心健康。
任明的萎靡不振让王雪梅感到很挫败，“好像本来抓住的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4月1日这天晚上，她和朋友们聚餐。席间又说起了地震，聊了很久。王雪梅开始怀念天国的丈夫和女儿。回家后，她拿出了医生开给任明的抗抑郁药。她记得，医生神情凝重地叮嘱过，这药吃多了要死人的。她倒了一大捧药片，全部吞下去。
清醒过来是四天以后，清明节。这一天，北川老县城开放祭祀，干部相当忙碌，蹇斌忙到没有时间给亲人烧上一点纸。冯翔被安排驻守县城，他选择了儿子遇难的曲山小学，许多人看到他在废墟上哭得双眼通红。
医院里的王雪梅睁开眼睛，周围白花花一片。任明坐在她身边，一脸的憔悴。
她想张嘴说话，却发不出声来，因为嘴里插着一根大管子。
接下来几天，知道这件事情的亲朋好友都过来了。王雪梅躺在病床上，哭得一塌糊涂。她说，再也不做傻事了。
然而在北川，十几天后，又一起让人始料未及的干部自杀事件发生：2009年4月20日凌晨2点，冯翔用一根红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6冯翔自杀的消息在当天便炸开了。
冯翔是蹇斌的一个亲戚。听到消息的这一天，蹇斌突然觉得，心底那个已经远去的影子又隐隐约约回来了。
一连好几天，蹇斌心头都堵得慌，他感觉自己很累，想喘气。“一直觉得没啥事”的他终于病倒了，感冒，头疼得要命，浑身乏力。蹇斌的女朋友因此非常紧张，每天特别警觉地看着他。
4月26日，蹇斌婉拒了一位局长朋友的婚宴邀请。在往常，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但他实在没有力气了。这天，蹇斌破天荒地接受了记者采访。他嘴唇发白，苦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不知道我哪根筋抽到了。”
冯翔死后，灰色的情绪在北川蔓延。
“前几天事情出来了，挺多人，包括我们的领导，尽管觉得铁血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某些场合，也忍不住掉泪。”北川县委组织部负责“关爱干部”工作的副部长冯斌说。冯斌的“小家”（指直系亲属）完好无损，他算得上北川最乐观的干部之一。
究竟是什么使冯翔走向死亡？许多人试图解开这道谜。
“他所面临的思想压力，还没得我们的一半？？”冯翔的同学、永兴板房的管委会主任贾德春说。去年5月12日，贾德春的妻子、女儿和父亲没能从地震里逃出来。私下见面时，他曾经和冯翔“攀比”过不幸，“冯翔至少还有老婆”。
得知冯翔自杀的那天中午，贾德春正在接受记者采访。确认消息后，他沉默了十几秒，皱着眉毛用水杯拍着桌子，他注视着桌面，小声地重复：“按理说应该不会哦？？”
不一会儿，他起身接水，突然大声地骂了一句。
7冯斌不得不承认，有些事情防不胜防。冯斌和董玉飞、冯翔相熟，他们的自杀都让冯斌意想不到。他打了一个比方，“安全工作做得再好，矿难照样有”。
他们只能“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最大限度防止这类事件的发生”。
4月24日，正筹备28对婚礼、为北川“冲喜”的县委组织部，发布了进一步“关爱干部”的文件。文件提出，将对各单位受灾干部进行摸底调查，并“列出不稳情绪和异常言行干部名单”，重点关注。
北川县委也积极和许多机构合作，增强干部的心理干预。比如，绵阳市三医院曾在北川县临时政府旁开设心理咨询活动，整整一天，鲜有人问津。
“中国人避讳啊。你穿着白大褂，拉个横幅，说我是三医院的，如果有人去找精神病医生，问心理状况如何如何，同事会怎么看？”贾德春说。
在贾德春管理的永兴板房里，住着汶川大地震中损失最惨重的一批北川人。
大年三十的下午，一位母姓青年在这里自杀未遂，管委会不得不派人通宵巡查，以防更多的不测。
作为永兴板房的管委会主任，贾德春曾当着心理咨询专家的面，毫不客气地说：“我希望三医院关门。我们的心理疾病是社会产生的，应该社会去解决，在医院里是解决不了。”
地震前多年一直是小学教师的贾德春向驻扎在永兴板房的心理咨询机构建议，对北川人的心理援助，应该“春风化雨，不留痕迹”。
而当心理学专家为贾德春的个人状况表示担忧时，贾德春硬邦邦地回答：“不好意思，我这个人就是铜豌豆一颗，可能我对心理干预免疫。”
8贾德春自认实际上并不乐观，身体很多时候也非常糟糕，但作为领导者的他必须稳住。地震过后，他度过了“特别难受特别绝望”的一个星期。2008年5月20日，他当了一名志愿者，从此马不停蹄地工作。
2009年2月19日，他来到永兴板房，担任管委会主任。那天晚上他写了一份情况汇报，要求气象局为板房安装避雷针。他等了两个月，迟迟没有回音，眼看多雷的夏天就要来了。
贾德春终于给逼急了，在4月20日下午来到安昌镇的临时气象局，正好是冯翔自缢那天，贾德春说了一串狠话后，这件拖沓了两个月的事情很快落实。
“干部有个最大的问题，必须注意形象，自己有啥子困难必须自己克服，工作上必须要做起走，这是对我们干部一个起码的政治要求，历来如此。”北川组织部副部长潘向东说，“干部心理有一定的隐蔽性，变化又大，天天坐一个办公室也觉察不到，心理学家也没办法。”
冯翔的事情一发生，蹇斌的外地朋友们就想起什么似的，“都冒出来了”，有事没事都给他打打电话，发发短信。
病中的蹇斌微笑着说：“时间一天天过，其实大家都感觉在变好。”地震一周年就要来了，又是交通系统最繁忙的时候。
外界对北川干部自杀的想象甚至超过了北川人。4月27日，因为一位网站编辑的失误，“北川铁人书记赵海清自杀”的消息开始扩散。那个时候，赵海清正在成都开会，接到了数不清的求证电话和短信，问的是同一个问题，“你自杀了？”
“北川再也经不起折腾了。”被疯传“自杀”的赵海清无可奈何地说。
任明依然是走一步算一步。他的女朋友王雪梅，“做过一次傻事”后，开始认真思考活着的意义。
王雪梅在她名为“一叶飘零”的个人空间里，写过一句话：如果我可以活到明天，我会活得精彩；如果我活不到明天，也是一种幸福，团聚的幸福。
“现在还是希望活到那一天，很想看北川新县城究竟是什么样子。”
王雪梅笑着的，忽尔又哭了出来。★
461名“挂友”：灾区挂职的外乡人
灾区挂职的外乡人
事实上，这批干部很多在原单位都身居要职，挂职期间反而“官降三级”。
互称“挂友”的挂职干部相互之间，私下也会谈起这个话题。结论往往是，“大家到灾区来，就是干事的，不要想太多。”
本刊记者/蔡如鹏
过去的一年，尹久亮一家分隔三地。
地震后，他被派往重灾区北川县挂职；女儿去年考上大学，去了北京读书；如今，只有妻子一人留在成都。“现在，我们一家团聚，就只能在网上了。”尹久亮说，在北川工作的日子，他很想妻女，他们一家人还从没有分开过。
尹久亮很内疚，在女儿高考前最紧张的那几个月，他没能陪在她的身边，“万一发挥不好，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啊。”
在成都的妻子，更是一头惦记着女儿，一头牵挂着丈夫。尹久亮刚到北川的几个月，余震不断，每一次都震得她揪心。女儿高考结束后，她就赶紧往北川跑，看见丈夫工作生活的环境，忍不住偷偷地落泪。
尹久亮评价妻子说，“她挺坚强，没像有些挂职干部的家属那样号啕大哭。”
在整个四川地震灾区，像尹久亮这样的挂职干部一共有461名。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仿佛回到了军营
贺旺，30岁，目前北川县最年轻的副县长。他是去年7月中组部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选派，到灾区挂职的博士服务团成员之一。震后，整个县委县政府没有一间像样的办公室，“大家都挤在一起办公，走廊上都是人，哪个办公桌空了，赶紧跑过去坐下。离开一会儿，又被别人占了。”尽管有思想准备，但到了北川，贺旺还是觉得出乎预料。
生活条件就更差，4个挂职干部住一间板房，放下行李后，屋里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到北川的第一顿饭，贺旺至今难忘。当时天已黑，小雨，两位年轻的当地干部领着他，在周围转了好几圈，才找到一家小饭馆，要了一盆老鸭汤。
“我算是幸运的，后面来的挂职干部没这个待遇。”
与贺旺相比，四川省委组织部选派下来的挂职干部到北川时条件更艰苦。他们到灾区是去年5月底，当时还没有板房，就在帐篷里住了20多天。帐篷生活不仅拥挤闷热，而且用水、上厕所都没保证。对于习惯了都市生活的干部非常不适应。一位挂职女干部因为上厕所不方便，好几次急得直掉泪。
经过两次搬家，如今北川县的挂职干部都住进了修缮后的平房。房间尽管不大，但至少一人一间，条件有了相当大的改善，基本的生活设施也都有了保证，甚至还可以看电视、上网。但生活仍然单调乏味，打乒乓球是唯一的文娱项目。
当过兵的尹久亮戏谑为连队生活，“仿佛回到了军营”。
麻烦还是有，比如他们很怕下雨天，因为生活用水全是井水，一下雨，抽上来的水混浊不清，根本没法用。而且也不敢多洗澡，水忽冷忽热，有些挂职干部身子弱，洗一次感冒一次。
到处一片混乱，大家都很忙，见面打个招呼就都自顾干活——这是灾区给贺旺的印象。可自己却插不上手，不知该做些什么，“有点茫然”。生活上的落差、工作上的茫然，不少挂职干部回忆刚到灾区的那段日子，都用“度日如年”来形容。
不想让人觉得我不一样
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是挂职干部们的一个共同特点。
到北川县任挂职副县长的四川省民委办公室主任赵克彬，到灾区后，兼北川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外援服务办副主任，分管社会捐赠管理。接手工作不久，擂鼓小学就找到他，“请赵县长送些生活物资，解决学生的吃饭问题。”刚到灾区的赵克彬哪有什么物资，自己吃的还是方便面。
“可我不能不管啊，只好硬着头皮，给成都的朋友打电话，让他们连夜送5吨大米、面条和500斤食用油过来。”问题虽然解决了，赵克彬却欠下了一个不小的人情。不过他认为值，“人情以后可以慢慢还，不能让孩子们饿着。”
负责北川县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尹久亮，挂职前在省建设厅工作。灾区重建过程中，他也动用自己的关系，向省里“要指标、要经费”，为全县32万平方米的廉租房争取了近两亿元的资金。
目前，北川在擂鼓镇第一批1000多套廉租房已接近完工，第二批即将动工，安昌镇的廉租房、安居房项目也正准备招标。但北川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在整个四川重灾区是相对滞后的，都江堰、彭州等地都已完工，进入了分配使用阶段。房子毕竟在建了，在尹久亮看来，这些工程的启动给了板房中的北川人信心，“灾区最怕没有希望”。
在尹久亮看来，“北川的重建与拓荒没什么区别”。尹久亮把这归咎于北川重建任务的艰巨和基本条件的匮乏，“全县2800平方公里，平地只有18平方公里”。
这让习惯了在大城市建高楼大厦的尹久亮，觉得束手束脚。“在成都，只要把地推平就可以甩开膀子干。而这里好不容易找块平地，还要勘探地下是否牢固，一切要从头做起，工作量翻了好几倍。”
贺旺来北川前，在湖北省襄樊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挂职副局长。那时，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他就觉得地方上专业人才太少，很影响工作。到了北川，他才发现这里更缺人才。这位年轻的副县长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工作压力。但他又无法把这种压力传递下去，“北川很多干部在地震中失去了亲人，本身就承受着重负”。
事实上，很多挂职干部在与当地干部相处时，都是小心翼翼，生怕触碰到他们的悲痛。为了拉近距离，一些挂职干部有意识地在各个方面与灾区人保持一致，避免产生隔阂。赵克彬到灾区时带了蚊帐，可到了一看，根本没人用，就藏着没有拿出来。“我宁愿被蚊子咬，也不想让人觉得我不一样。”
我的工作是带感情的
震后，前往四川灾区的挂职干部有的来自中央国家机关，有的原来在省级机关工作，还有的则是由对口支援省市选派。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副处长杨程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干部的挂职时间长的一年半，短的几个月，“主要目的就是支援灾区，而不是以往的锻炼”。
作为培养干部的一项常规性工作，挂职在很多人看来，就意味着“到基层锻炼，回来后等待提拔”。杨程富说，这批干部是在非常时期、前往非常地区、接受非常任务的一批挂职干部，并不属于原有的选派计划之列。“他们当中很多人，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因此，与提拔没有必然的联系。
这批干部很多在原单位都身居要职，挂职期间反而“官降三级”。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正厅级）陈茂辉，到灾区后挂任汶川县委副书记。互称“挂友”的挂职干部相互之间，私下也会谈起这个话题。结论往往是，“大家到灾区来，就是干事的，不要想太多。”
说他们一点不关心自己的事，也未免绝对。事实上，他们清楚说什么没有用，“你把事干好了，组织上自然会考虑。”谈到北川的工作，这些挂职干部共同的感受是责任大。“北川现在是全国的焦点，事情做不好，没法交代，不能出错。”
以前在机关工作，“基本上是按章办事，很少接触群众。”赵克彬说，“但现在到基层，直接面对群众，他们的困难各式各样，非常具体，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出乱子。”搞规划的贺旺说，自己以前做技术工作，冷冰冰的，很少对老百姓有感情。“但这回不同，我实实在在体会到做规划是为了谁。”
他说，以前搞规划是政府请他们，做完了拿钱走人，也不知道啥时实施。有时候过两年，换届领导，又把他们叫过去，同样的规划再做一遍。“现在我们做规划、盖房子是让灾民搬进去住的。每一栋房子什么户型、多大面积、什么标准、谁来住，全都一清二楚。”
“看着他们现在还住在帐篷、板房里，你都替他着急。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规划是有感情的。”★
“妈妈之家”：民间的自我疗伤
在这个帮助230名再孕母亲、顺利度过孕产期的心理疏导中心，“我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憧憬未来”
文/谢文轩本刊记者/蔡如鹏
“妈妈之家”一直纠结在绝望与希望之间。
4月23日，在这个地震灾区唯一由志愿者组建、专门为再孕妈妈作心理疏导的地方，两个女人一分钟前还抱头痛哭，转眼又相互安慰。
她们都是在汶川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亲。一位是来自北川的蒋玲，23岁，孩子离开她时才67天。她是这里的志愿者。另一位是“妈妈之家”所在地都江堰城北馨居吉园板房区的居民，她的孩子消失在新建小学脆弱的建筑之中。更令她悲痛的是，不久前，年近40岁、刚刚怀孕3个月的她流产了。
自我拯救
刘大姐的宝宝已经两个月了，她把孩子交到蒋玲怀里，说没有小蒋的关心就不会有今天的孩子。
孩子在蒋玲怀里晃动着小手，四处乱抓。蒋玲再也忍不住悲伤，眼泪扑扑地掉下来，搂着孩子不肯撒手。
“程程，程程呢？他也应该是这么大，这么可爱。”1年来，蒋玲都不敢看和她儿子一般大小的孩子，看到就会想起自己的宝宝程程。
在震后1个月时间里，蒋玲都活在似梦非梦之间。她幻想着自己的孩子还活着，或许已经被人解救，在某个地方正期待着母子俩的再次相聚。
在漫长的等待和残酷的现实面前，蒋玲陷入极度的自责，为什么没能救出孩子？那个月，蒋玲每天都通宵哭泣，发疯似地撞墙，扯自己的头发，发高烧，白天昏昏沉沉，整日难以入眠。
见到这样的情况，朋友开始强拉蒋玲去接受心理治疗，但几个疗程下来，蒋玲的情况丝毫没有好转。
没人能走进蒋玲的内心，幸存下来的亲人，爸爸和丈夫在交通局和国家电网工作，当时正是恢复交通和电力的紧张时期，每天工作加班加点，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更何况坐下来和蒋玲谈心。
蒋玲感到绝望，万念俱灰，她甚至做好了死的准备。
这时，她遇到了一位被称为“最后一个‘幸存’的心理咨询师”——河北经贸大学的心理咨询师刘猛。“幸存”成为勾起她和这位心理咨询师接触的冲动源。
蒋玲想找个能听自己说话的人。她试探性地给在都江堰的刘猛拨去电话。对方说话不多，在将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差不多是蒋玲一个人在倾诉，最后刘猛邀请蒋玲去他的驻地看看。
蒋玲从刘猛那里感到了真诚。
2008年11月，蒋玲去了一趟都江堰，一开始只是抱着散散心的想法。那时正赶上有大量的儿童衣物捐献过来，刘猛分配蒋玲和几个志愿者把所有的衣物全部清洗一遍。洗完衣服，还要整理捐献过来的图书。
繁重的工作让蒋玲暂时忘记了失子之痛。白天工作，晚上志愿者在一起谈心交流，蒋玲情绪好了很多，从一开始整夜失眠到能够睡上两三个小时，蒋玲并没有察觉自己的变化，但在刘猛看来，这是不小的进步。
与此同时，来到这个心理干预中心的遇难孩子母亲越来越多。
今年3月初，3个母亲来到心理治疗室找刘猛倾诉，说到动情处，一位母亲忍不住失声痛哭，作为专业人士的刘猛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倒是在一旁的蒋玲很自然地递上纸巾，抱着这位母亲一起哭泣，极大缓解了局面。她们都是失去孩子的母亲，相同的境遇把她们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刘猛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接下来，他和蒋玲做了简单的沟通，两人一拍即合。
筹备的时间不到一天，志愿者们分头行动，买沙发的买沙发，装饰房间的装饰房间，很快，“妈妈之家”成立了。
蒋玲就此留在了都江堰的“妈妈之家”，她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安抚妈妈们。她们彼此用受伤的心相互慰藉。“我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憧憬未来。”
刘猛说，蒋玲虽然没有专业知识，但悟性很高，天生就有很强的情感交流能力，并且她心地善良，愿意帮助人，很多专业人士未必能做到。
悲痛中的快乐
在刘猛看来，失去孩子的母亲是灾区最应关注的一个群体，“因为她们受到的创伤更持久、更难以愈合”。
他说，去年震后刚到灾区，他就注意到这个群体，“天天在哭，尽管不是大哭，但随时在滴泪，情绪很不稳定。”
这位至今仍坚守在灾区的心理咨询师认为，现在她们表面上看都已接受了现实，逐步开始新的生活，但那抹不去的痛永远存在于心底，一旦被重新激起，哀伤难抑。“而她们再孕多是被动选择，往往不是减轻了痛苦，而是加重了悲伤。”
“角色冲突是影响再孕母亲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刘猛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在很短的时间内，她们被迫几次转变自己的角色：震前是一个孩子的母亲，震后变成了一个灾民，同时成为了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几个月之后又转变成再次怀孕的母亲，很快又即将成为一个再次养育孩子的母亲。
“这一系列的重大角色转换，都是她们无法选择的，只能被动接受，她们在内心深处还没弄清楚当前的角色意味着什么，就被裹挟进下一个角色。充当了再孕妈妈的角色时，失去孩子的母亲这一角色并没有从她们身上消除。而这两种角色在本质上存在着巨大冲突——失去孩子的母亲心情必然哀伤忧郁，而孕期的妈妈则需要一个轻松愉悦的心境。”
刘猛希望通过“妈妈之家”，让母亲们重新构建情感支撑系统，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顺利地度过孕产期。他说，“很多母亲在失去孩子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自己不能笑，不应该笑，也不会笑了。”
他告诉妈妈们，必须面对这样的角色转变，才可以让未来的宝宝健康，“悲痛中的快乐，可以换来宝宝一生幸福。”
为了让妈妈们放松，刘猛把她们置身于一种情境之中，“你不可能告诉她们怎么做，而是让她们自己去感受。”
通过引导，刘猛在“妈妈之家”营造出宁静、富有生命力的气氛。在刘猛看来，妈妈们相互之间的感染是最好的心理疏导，而蒋玲则是“妈妈之家”的妈妈们之间最好的纽带和桥梁。
无法掌控的未来
4月24日，蒋玲准备去看望一位刚刚产后大出血的妈妈，她想带点水果或者一罐奶粉，蒋玲计算着开支，一罐奶粉需要70多元，水果20元左右，再加上交通费一天下来她至少需要开销100元。
从成立之初，“妈妈之家”就不得不掐着指头过日子，在不到30平方米的“妈妈之家”，所有设备都是志愿者自掏腰包购买的，花了近1万元，后期的投入也将近1万元。对于这些没有收入的志愿者来说，这些花销都来自他们早年的积蓄。
刘猛已经在都江堰呆了将近1年，个人投入近20万元，而后期的维持也都来自志愿者，社会零星捐助少得可怜，而基金会又不可能给他们投入。“没有身份，我们得不到支持。”刘猛显得很无奈，但他还是很感谢政府，当地社区免费为他们的“全国心理援助联盟”提供了20间板房，没有这些基础条件，所有项目都无从谈起。
此前，刘猛的“全国心理援助联盟”一直因为“资质”问题，无法接受各方经费援助。2009年3月，他们终于得到政府批复，准许注册，但是无法使用“全国心理援助联盟”这个沿用已久、已经具备了一定社会价值的名称。
更为困难的是注册需要10万元启动资金，如今团队已陷入资金困境，无法拿出10万元现金，而没有注册之前无法接受援助，在不接受援助的情况下又无法完成注册，团队正在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
刘猛所带领的5名志愿者每日三餐总共20元，早上稀饭，中午一荤一素，晚上吃面条或者稀饭。对此，志愿者打趣说，这样的生活方式有利健康。但“妈妈之家”还在继续，每天为妈妈们准备的水果以及饮品依然新鲜。
吉园已经有了7个新生儿，蒋玲每次看到孩子都特别开心。在“妈妈之家”
建档的230位妈妈中，每一个宝宝的诞生都牵动着蒋玲的心。
蒋玲期望能和妈妈们一起迎接新生活，她说，她现在已经开始休养身体，等条件允许，她将再怀一个孩子，“孩子是所有的希望。”★
20对重组新人
吉娜羌寨的集体婚礼
摄影报道/本刊记者甄宏戈
4月26日，北川震后首场集体婚礼在吉娜羌寨举行。
当天，中共北川县委、县政府在擂鼓镇吉娜羌寨，为20对“5.12”地震灾后重组家庭举行集体婚礼。20对重组家庭新人种下20棵“爱心感恩树”，接受亲友的祝福。结婚仪式后，新人各自携亲友来到对应号数的酒桌，开始婚礼“坝坝宴”。
新人中，年纪最长的新郎魏应凡今年61岁。★
震后家庭重组：永失我爱
一年过去了，那些被地震夺去孩子的父母，依旧没有从伤痛中走出来。许多难题还无法解决，有自身的，也有外部的
本刊记者/陈晓舒（发自都江堰、绵阳）
照片很普通，过度的曝光掩住了姐弟俩脸上灿烂的笑。强贵荣递过来时，没人注意到它的特别之处。她翻到照片的背面，又推过来。
隽秀的硬笔字吸引了家长们的目光，“妈妈，您的爱，就像块糖，包在唠叨里，藏在责骂里，让我东找西找，直到我懂事，才找到。祝您母亲节快乐！”
最上方的日期，赫然写着：2008年5月11日早晨6点2分，发给母亲。
徐弘说自己找到了母亲强贵荣的爱。那一天强贵荣满心欢喜地把照片藏在衣兜里。
32小时后，这张照片成了徐弘留给母亲最后的爱，也成了一年来强贵荣最贴身的物件。
一年之后，照片摆在桌上，成为这间空旷屋子的焦点，人们安静下来。
与强贵荣一样同为遇难学生家长的都静和范世忠，也有承载哀思的特殊的纪念物。都静习惯于翻出女儿的各种奖状，向旁人展示孩子的优秀；范世忠每天都穿着一双43码的白色运动鞋，那是儿子遇难时穿的，而且穿了还不到12小时。
一年过去了，那些被地震夺去孩子的父母，依旧没有从伤痛中走出来。许多难题还无法解决，有自身的，也有外部的。
孩子
5月12日，范世忠赶到聚源中学时，儿子范肖还活着。
范世忠干过3年煤矿，在事故高发的井下，他学会一整套救援的办法，此时却手足无措。他扛出儿子同班同学的一具具尸体，却救不出儿子，三根大梁压着范肖的屁股。父亲的抓狂样吓坏了孩子，他劝说：“爸爸，我没事，你不要这样。”
范世忠想找人求救，四周却只有一片慌乱的群众。他蹲在范肖边上哭，儿子劝说：“不要哭，爸爸你要坚强。”14点40分，儿子告诉范世忠：“我呼吸困难。”
范世忠赶忙进行人工呼吸，儿子最后留下了一句：“爸爸我不行了。”
“鞋子挖出来时，还是新的。”过去一年里，范世忠经常和人提起脚上的运动鞋。这是他地震之前花170元给儿子买的。父子两人的鞋码一样大，买鞋的时候总是结伴挑选，偶尔还换穿运动鞋。救援人员赶到之前，范世忠拉拽着儿子，却只能扯出这双鞋子。他举着这双鞋，哭了好一阵。
此后的一年，无论走到哪里，他都穿着这双白色运动鞋。别人问为什么一直穿，他反反复复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都静的女儿高爽是范肖的同班同学，地震的当天，都静在茶楼喝茶，她是聚源镇有名的个体户，羽绒服店生意最好。最初的惊慌中她下楼把铺子关张，急忙赶往学校，见到的却是女儿的尸体。
都静熬不住，地震第三天就跑回西昌老家，昏昏沉沉躺了整整十天十夜。她觉得那天下午的一切只是一场噩梦，一觉醒来还和以前一样，女儿高爽坐在书桌前复习功课，马上就升学考试了，她希望离开聚源，考到都江堰去读书。
十天之后，都静回到聚源镇的家。女儿的作业本还摊开着，一张草稿上写着：“会有奇迹吗？”边上是女儿中考的宣言书：报答含辛茹苦的家长和老师。
都静感到胸闷得厉害，她让丈夫高志勇把房子里的一切清空——包括女儿的床，书架，衣柜，所有关于这个家的回忆——只留下自己卧室的一张床。
空荡荡的主卧里，粉红色的被罩盖着这张席梦思双人床，两个粉嘟嘟的枕头斜靠着，都静捋了捋床边：“有时候我女儿复习到很晚，不想一个人睡，就会撒娇和我挤在一起。”
都静和范世忠、强贵荣成了朋友。“只有在这些家长之间才能找到共同语言。”
地震之后，生活和工作都像停摆的钟表，都静的店铺暂时不开了，丈夫每天闷闷地不吭声，都静则总和死难学生的家长们聚在一起，不厌其烦地聊自己的孩子以及地震当天的情形。
都静的情绪依然起伏。她搬出了聚源镇的房子，和丈夫在都江堰租了一个小居所，每天开着奥拓车往返于都江堰市区和聚源镇。
即便是搬出聚源镇，都静还是每天失眠，脸上开始起痘痘，去都江堰看病，医生告诫她要放宽心，多休息。但她做不到。精神的折磨，导致头疼频繁地发作。
家
文华蓉和杨建芬的孩子是北川中学的同班同学，两个母亲在失去孩子之后成了最好的姐妹，她们有时和其他遇难学生家长，一起去安昌县教育局。
在永兴板房，几乎每户板房都有至少一个家人遇难。“遭难最凶的是学校，太多人没孩子了。”和都江堰的板房不同，这里没栽种植物盆景，房间也没有遮阳的布帘，满眼是光秃秃的白色。
板房的墙上贴满“地震无情，人间有情”的征婚启事。妇女们坐在板房门口缝鞋底，聊着东家的媳妇西家的女婿，为的是能不能重组成一个家庭。偶尔有挺着大肚子的妇女走过，大家关切地问候一句，然后私下议论：“年纪不小了，孩子没了，这次不知道能不能成。”
杨建芬在永兴板房的志愿者服务站帮忙，临近一周年，每天都好几拨记者过来找重组家庭，杨建芬会热情地带他们到杨昌斌和周小红住的板房，边走边说：“他们都年轻，才都三十出头，结合后还能要孩子。”
杨昌斌在这次地震中，家里死了6口人，包括老婆和两个孩子，周小红的家里死了五口人，老公和孩子都遇难了。几个月最压抑的日子过去后，亲戚朋友们开始帮忙他们张罗重组，前提都是：“对方没孩子。”
“孩子”在这个遭灾最重的板房区是提及率最高也是最被重视的词汇。杨建芬和文华蓉已年过四十，生不了孩子了。杨建芬很羡慕自己的邻居吴琼，“我帮她介绍的对象，（两人）都是地震没了另一半，但孩子都在，还有盼头。”
板房的隔音很差，杨建芬说这话时，吴琼能够听见。就像每个晚上，杨建芬躺在床上眼泪顺着眼眶流下来，直到心口压抑得难受号啕大哭，吴琼就会敲敲隔板：“杨姐你又在哭，你别伤心了。”
杨建芬说自己想不开，“我女儿这么优秀，成绩这么好，她那天是在收作业本的时候没的。”丈夫方永昌不善发泄感情，独自一人时，他常常眼泪朝脸颊两旁滚，却哭不出声。
孩子没了，方永昌把生意丢下，什么事情都不干，成天埋头喝闷酒。“他不和任何人说话，有时候我叫他都不应。”丈夫的低迷让杨建芬很感伤，去年腊月，方永昌喝多了酒，还打了杨建芬。“两个人心里都堵，他还不准我说。”
杨建芬决定离婚。没有孩子，两口子每天不对话，憋着一肚子心事的日子已经过不下去，杨建芬和方永昌协商好，杨建芬愿意“净身出户”，只带走一张女儿的照片。
板房没有秘密，杨姐家两口子闹离婚传得大家都知道，亲戚邻居们每天都在劝：“这么大的灾都过来了，别人还忙着好呢。”
心理医生也过来帮忙劝：“方大哥是受刺激生病了，得去医院看看。”但别人怎么劝，方永昌都不肯去医院。
“他不看病不改变就离婚。”杨建芬已经绝望。春节前，方永昌总算被拉到了绵阳三院（绵阳精神病院），诊断的结果是：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这是严重的精神创伤，伤害的记忆不仅纠缠于梦境，在清醒状态下也会在脑海“闪回”。方永昌服用医生开的药，状态好了很多，也比较愿意和妻子说话了。
就这样，一段婚姻在药物帮助下维持着。
亲情
文华蓉的婚姻更为糟糕。“表面上看起来很好，其实已经没法过了。”文华蓉说，丈夫一直不能原谅她，因为文华蓉地震发生时在北川县城，没有第一时间赶到北川中学救孩子，而是忙着救自己单位的人。
她说后来看视频，儿子挂在断壁残垣上，要是有人救他，可能就活下来了。
“我老公一直都在骂我。我说我们可以离婚，我不耽误他。”文华蓉做过子宫切除手术，已经无法生育，而她知道，丈夫需要一个孩子。“不说传宗接代，有了孩子之后就离不开孩子了。”
“我说你给我20万，我们就离婚。”邻居们笑文华蓉口是心非，“就是不想离。”文华蓉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在永兴板房，失去孩子的家庭闹离婚已不是新鲜事，孩子就像系住夫妻感情的结一样，结被剪开了，情也就断了。
4月26日，在吉娜羌寨，参加集体婚礼的杨昌斌笑脸一直没有褪去，他说，他和周小红都是另一半和孩子都没了的，现在就像新婚一样。
日子还得照常过。现实不能弥补的是那些失去孩子也无法再生育的家庭。杨建芬见到外面来的人，聊熟了就问：“哪里能领养小孩呢？”“能不能帮我领养一个年纪小不懂事的？大了的将来没感情。”
范世忠倒是领养了一个孩子。孩子刚满月，每天哭哭啼啼，“要哭就哭，要吃就吃，每月花我上千块钱，我好不容易把儿子养大，现在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范世忠说，现在这个孩子的到来反而加重了他内心的伤痛。★
1——“震生”
2008年5月18日——当死神在灾区肆虐时，他（她）出生了。
这些在灾难中降临世界的孩子，不少被叫做了震生、震摇、车生或者篷生。
因为充当产房的，有帐篷、公交车、板房，还包括四川什邡的千年古刹——罗汉寺，共有108个孩子在寺内出生。
“我为一位产妇接生时下起了雨，大雨和风把帐篷掀了起来。”一位曾在罗汉寺工作的医生回忆，“于是，医生和护士们用手扯起了塑料布为这对母子遮挡，而他们自己被被淋了一夜。”
目前，震中映秀镇已有了5个生育家庭，另外30名母亲已怀孕——她们中的部分人在地震中失去的孩子。另据四川新闻网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09年4月30日，已有1641名灾区妇女孕育了新生命，其中252名婴儿健康出世。
2009年5月13日，108个在罗汉寺降生的孩子在出生地重聚，共度他们的一岁生日。★
1/2体：难以愈合的创伤
根据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副会长励建安教授所率康复医疗团队的调查评估，汶川地震后期需要康复医疗的人数多达7000人左右。这一数字得到了四川省卫生厅官员的承认。
摄影报道/本刊记者甄宏戈
小城什邡。
4月的四川，按气温已算初夏，但罗仁华出门的时候仍然坚持穿长款运动衣裤，为的是不让别人看到自己满身的伤疤——他说自己现在还不习惯把伤疤暴露在他人的目光中。湿热的天气加上长衫的包裹，使得那些硫酸在皮肤上造成的深三度烧伤伤口奇痒无比。34岁的罗仁华是什邡市蓥峰化工厂的工人，“5.12”地震的时候，工厂储酸罐里浓度高达93%的硫酸溢出，从头到脚浇在他的身上。震后这一年来，罗隔天就得到医院做理疗。厂里为了他治病方便，在什邡市区给他和妻子卞刚芬安排了间单身宿舍。对于丈夫的伤势，卞刚芬比较看得开：“还好，只是皮外伤，至少一家人都还在。”卞刚芬曾经被掩埋在建筑废墟中达124个小时，于2008年5月17日18时获救。
安县安昌镇宛建小区。
18岁的郑海洋独自进行康复训练，所用的设施比较简单：他父亲花1000块钱买来两根铁管，铁管两端搭在板房前后的两个窗户上。郑海洋双腿高位截肢，原先1米83的大个儿，现在只剩一米多一点。北川中学通知他5月13日复课，正好是震后一周年。可海洋的父亲心里着急，希望时间能提前到5月1日。
绵阳市郊，永兴板房B 区。
46岁的陈美在自家板房跟前艰难地练习走路。震后的她右腿高位截肢，借助两根拐杖和新装的假肢，大约能持续走20米。陈美在北川原县城开有个麻将馆，生意还挺红火。她丈夫说，地震发生的时候，馆里有20多人正打着麻将，最后被消防武警救出来的就只有她一人。去年9月，从山西治病回来的陈美左眼突发性失明，同时双耳失聪。现在她和家人交流只能靠写字，家里用于交流的本子已经写满十几本了，她需要一个助听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