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十多年来的文化繁荣和发展是和经济的高速腾飞分不开的，有道是“衣食足，搞（学）艺术”；那么，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文化还能发展吗？最近不少媒体上有所谓“口红经济”的说法，援引国外一些例子，例如经济危机反而让更多的人走进电影院等等，说明当前的金融危机还有可能带来文化市场的繁荣。这些例子倒是事实，因为人家那儿电影票很便宜，在平均月收入的百分之零点三以下，是最经济的消遣；但我们的文化市场还不够健全，且不说高价的舞台演出票，本应是大众艺术的电影票就太贵，正常的月薪族看场电影也要算计算计，还能指望减了薪乃至失了业的人多进电影院？

是不是只能等待经济好转以后文化才有望发展呢？那倒不是。经济困难时期文化照样大有文章可做，甚至更应该有大举措，但这些举措主要不是在市场，而是在政府主导的文化事业领域里。美国政府平时是最相信市场、最不管文化的，但在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也会推出“文化救市”的政策。三十年代大萧条时，工人大量失业，文艺工作者也不例外。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中有个“联邦戏剧项目”，给戏剧家发工资，让他们为社区民众廉价演出各种戏剧，包括活报剧。这个普及艺术的应急措施搞了四年，直到经济危机结束。这在美国属于极为难得的政府行为，因为美国人相信小政府，尽可能把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公益活动交给私人基金会去管，“国家艺术基金会”的总预算还比不上国防部属下的军乐队，因此大萧条时期的“联邦戏剧项目”成了美国文化史上政府主导的一个特例。

这样的项目要在中国倒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在。事实上政府一直也在加强基层文化工作，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公益文化体制，从中央文化部到省市的文化厅，再到下面各层的文化馆、文化站，这是世所罕见的，因此我们城市的社区文化已经有了相当不错的基础。例如上海几乎每个公园里都有歌咏队、清唱组、健身群，不少街道经常组织文艺演出和比赛。然而，为了让广大市民都能享受到社区文化，还需要在两个方面提供更多的服务：设施和专业指导，这就需要更多的投入。上海已经有一百多个公园免费向市民开放，但公园的密度毕竟没有高到遍及所有的社区，而且公园多半只有露天的场地，能不能让每个里弄、小区都有稍微舒适一点的文化活动场所？不知道中央政府的“四万亿”当中有没有考虑到文化设施？四万亿是用来拉动内需的资金，文化内蓄也是内需，而且，对于基本实现了温饱的中国来说，这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至为重要的一种内需。

至于专业指导，应该说现在各级文化机构已经有了不少人，但他们是否都能胜任为老百姓提供高质量文化服务的工作呢？而且，按我们的人均水平来看，人数还很不够，上海不少街道都有十几万人口，最好能为每个街道文化站配备若干专业人员。近年来各类艺术教育不断扩容，艺术专业的毕业生成倍增加，他们中多数人不可能找到全职的文艺团体的工作，这是完全正常的，既不能说明这些学生不行或者选择了错误的专业，也不能说学校的艺术教育失败了。美国戏剧专业的大学生只有不足百分之三会在毕业后在圈内就职，大多数就把学到的戏剧技能用到后来选择的各行各业中去，包括社区文化的指导和组织工作（但一般都没有政府的支持）；过去一二十年里，香港台湾新加坡的情况大致上也是这样。我们这儿很多艺术专业大学生也正在走上这条路。为这些毕业生提供社区文化服务的岗位，以及用他们来替换一部分过去进了文化部门但缺乏专业背景的人员，是政府应该做的又一件事情。可喜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在考虑启动这一举措，这不仅是一个在金融危机期间为大学生找工作的短期工程，更是为社区民众提供文化服务的长期性的基本建设。

更加完备的文化设施以及更多更好的专业指导不但会带来社区文化的发展，还会大大提高全社会文化艺术的专业水准。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上海形成的越剧、沪剧、滑稽戏等剧种就是在文化人的帮助下，从地摊式的小型说唱发展而来的。当今发达国家的业余演艺都很发达，在那些著名的明星院团底下烘云托月的，是不计其数的小型乐团、剧团、舞团。在他们的草根文化风景线上，有全职的，也有大量非全职的文化社团，这种多元体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纽约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开始在完全职业、商业的艺术之外发展起以外百老汇、外外百老汇为代表的非营利性艺术社团的，一般都具有专业水准，但参与者未必都是全职的艺术家。七十年代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在经济上达到全面温饱以后，也开始了类似的文化发展，创建了几个政府全力支持的标志性院团，而大量的是以非全职艺术家为主的小型社团。

我们的艺术院校毕业生除了进专业院团和搞社区文化以外，也有不少人正在计划自主创业，组办剧团、乐队、影视工作室等等，这些社团能不能办起来，草创时期的经济支持是个关键问题。这又是文化内需的一个重要板块，已经引起了政府的关注，也希望得到全社会更多的支持。

《解放日报•专栏》2009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