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约，我必须放下手里别的活儿去读杨东平先生主撰的一本书：《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这本书是文汇出版社“文汇原创丛书”之一种，要是换个名儿，也许可叫“中国百年教育史”。一百年前，我们的前辈提出“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而今我们的口号还是“科教兴国”，这令已进入“世界民族之林”的我们多少有几分尴尬。杨东平先生在该书“引言”中说，“我们今天的所做所为，大多是前辈曾经做过的；我们今天的所思所想，也大多为前人所思想——而且我们的思想和作为未必比前人更好。”此言极诚。?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中国如何完成现代教育的转型?我们的前辈有很好的见解，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陶行知、傅斯年、蒋梦麟、梅贻琦、罗家伦等等。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成现代的人，“现代的人”成长起来了，现代教育的转型也自然完成了。可是我们经过一百年，又回到20世纪初的起点。在这些前辈中，蔡元培是最值得研究的一位。?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诞生。1月3日，46岁的蔡元培出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随即制订颁布了《大学令》等，并发表一系列文章及演讲，提出教育“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以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达到造就“公民”之目的，即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基本价值和理念。1922年3月，蔡元培在《新教育》第四卷第三期发表的《教育独立议》中说——?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和各派教会的影响。?

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例如，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入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中国古书说：“一年之计树谷；十年之计树木；百年之计树人。”可见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时能达到的。政党不能常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党派以外。?

教育是进步的：凡有学术，总是后胜于前，因为后人凭着前人的功夫，更加一番努力，自然更进一步。教会是保守的：无论什么样尊重科学，一到《圣经》的成语，便绝对不许批评，便是加了一个限制。……所以各国宪法中，都有“信仰自由”一条。若是把教育权交于教会，便恐不能绝对自由。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会以外……（《大学精神》，杨东平主编，文汇出版社2003年8月一版，90页）

在学术上，蔡元培主张“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主张“圆通广大”，“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蔡氏的这些思想，都成了知识分子这一百年里始终执着追求的理想。?

那时，蔡元培、陶行知、胡适、任鸿隽等知识分子大声疾呼，反对“党化教育”，但知识分子毕竟拗不过现实的政治。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在纪念“五四”八周年的大会上终于提出“党化教育”思想，并要“以党治国”、“以党义治国”。接着，南京政府教育当局制订《学校实施党化教育办法草案》，提出“我们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之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是要建立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上”。(转引自《艰难的日出》68页)1928年虽废止了“党化教育”，但代之以“三民主义教育”。当时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曾因指责党义教材为“党八股”而遭国民党中训部训诫；主张“学术自由”、“教育独立”者如马寅初、潘光旦、马叙伦、许德珩、张申府、任鸿隽等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监视和打击迫害。值得欣慰的是，由于那时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已深入人心，专制思想和行为一直受到知识分子不同方式的抵制和抨击；不像1949年革命后，几经肃整，知识分子都一片哑然、集体缴械了。?

实话说，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20世纪上半页还是基本上存在的；但20世纪下半页，历次运动的受害者，总是知识分子，其群体已荡然无存，真正有点训练的人文知识分子出现了断裂层，直到20世纪80年代或者90年以后，人文知识分子才又重新活跃起来，欲接承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批判传统。近年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先后推出的《大学人文读本》和《大学人文教程》是代表当今学术思想水准的书，也可算是为久违了的人文精神“招魂”，但与20世纪上半页的思想资源相比，与那时的知识分子训练积累相比，显然还是低层次上的起步；或者说，对制度建设等话题，可以说是隔靴搔痒——然而，仅这一点点进步，也是经过近20年的“西学东渐”才有的气象，所以也是极不容易的。?

美国思想家加尔布雷思说，“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于用大而无当的虚化的道德教育去培养“接班人”，结果培养出了成克杰、胡长清、李真这样的数不胜数的货色；我们一直要孩子“诚实”，告诫他们以“诚信为本”，但去年某省高考的满分作文居然是虚构的，明明是活着的母亲，满分作文却说母亲死了；我那读高一的孩子，作文喜欢实话实说，可老师的批注要么是“立意不高”，要么是“观点欠正确”，孩子问我，我们为什么不能说真话呢……这些，难道不应引起教育当局以及全社会的深思吗?邓小平说过大意这样的话：我担心将来出问题，就出在教育上。其实，教育一直是个真问题。

杨东平先生此书写了“教育百年”之后，抓住现代教育转型的种种“艰难”，理性论述，读来颇得启发。大家知道，“教育问题”从来就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我们废科举一百年了，现在的应试教育和科举教育又有何异？

我们的困境是深层次的，有来自制度的、理念的等等。如何完成现代转型？杨东平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五四知识分子开创的现代教育运动，奠定了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和思想资源”。在那一代开创者中，尤其如蔡元培者，无论是在教育理念上，还是在教育实践方面，都是杰出的。所以我觉得，教育要走出困境，回到蔡元培也许是当下紧迫而现实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