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VS政治：启蒙知识分子阵营的内部分化
最近这几年，在大陆兴起的八十年代怀旧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于那个时代的向往：在启蒙的大旗下，知识界创办具有民间性质的刊物、主编译介国外学术的书籍、开办文艺思想沙龙、大规模地举行各种学术研讨会，在大众刊物上呼唤言论和出版自由，重申自由、民主与人权的普世价值等，与由经济改革推动形成的中国民间社会，达成了一定默契，共同创造着介于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公共空间。可以说，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热情地介入了这场新启蒙运动，思想的激情与现实的关怀几乎完美地融合了起来。可惜这场运动被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所阻遏，知识界的启蒙阵营开始瓦解，启蒙的态度的同一性开始分化。知识分子要么下海，要么出国，要么埋头学术不问时事，要么继续坚持启蒙的态度。这个时候判断知识界内在分化与演变的一对关键词语是「学术」与「思想」。学术规范、学术操守、学术建设等，压倒性地成为知识分子人生价值的来源，相对取代了八十年代从社会启蒙与国家复兴获取价值的模式。到了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知识界出现对于这种趋向的反弹，伴随着民间维权运动、NGO组织的出现、互联网的迅速繁荣、各类报刊对评论的重视等，更关键的是改革内在机制的不健全，导致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农村的衰败与萧条、下岗工人的急剧增多、腐败蔓延、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各种社会问题严峻、整个社会的道德败坏与信仰虚空，特权阶层的横暴与赢者通吃等现象，导致改革自身的合法性出现危机，即从八十年代的要不要改革开放的争论，转化成了为谁改革、往什么方向改革的根本性分歧。一部分优秀的知识分子重新介入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他们或引入西方学理资源来分析，或身体力行进行社会实践，或依据本土的改革实践寻找对策，或从传统中国觅求政治灵感。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与社会趋向下，中国出现了一批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其实质，就相当于八十年代的启蒙知识分子。只不过在思想资源、活动空间、生活阅历等各个方面有一定变化而已。可以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在当代中国既是知识分子批判传统的展现，也是社会变革内在的要求；公共知识分子成为与利益群体进行博弈和抗争的理性力量，成为沟通社会与国家的中介力量，成为社会维权运动的思想资源，成为社会新思潮的发起者与传播者。
但是，公共知识分子在成为社会的良心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公共知识分子阵营的内部分化，比如一些同样关切社会问题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新左派（也称批判知识分子）形成壁垒分明的对立，立场决定了言说，往往缺乏理性而深入的沟通与互动；同时也表现在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在讨论社会问题的模式化与“平庸化”，往往依据思维惯性与固有的知识资源，进行简单的对号入座式的言说与分析，理性思考沦为立场表态，无法让公众获得真正的思想启蒙。还有就是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在没有充分的专业知识的情况下，跨越太多的领域发言，似乎成了万金油式的公共知识分子，让公众和同行对其参与动机和言说质量产生疑问。
与此同时，在中国学术界正在蔓延且愈演愈烈的专业主义潮流，学科建制越来越完备，学科分工越来越细致，学术角度越来越深入，导致学术界在讨论学术问题和公共问题时，大部分抱持一个谨慎甚至谦卑的态度，内行与外行之间的界线越来越分明。这又反过来导致学术界的一种“普遍的焦虑”。相对于民国学术界和国际主流学术界，中国学术正处于复苏阶段，很多学术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学术共同体也没有形成标准和规模，学术文化更是呈现粗陋的败相。于是，这些学者主张学者本位意识，主张学术与政治之间必要的距离，主张首先从知识界内部重建理性的知识生产体制与诚信体系。这是在90年代以后的凸显学术的道路上的推进，更是这些学者在面对公共知识分子热潮时，对于坚守书斋埋头学问的价值的自我确认。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自知识界内部的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质疑与反思，才得以理解。刘小枫在八十年代曾参与编辑《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并经常在《读书》等期刊上发表具有公共性的随笔，近些年主要的精力却集中在主持和参与翻译西学上。他主编的「经典与注疏」规模宏大，体例严谨；他与甘阳发起这场重新阅读西方的行动（意谓此前百余年的翻译西学太多的功利色彩，没有在西学和西方社会的自身脉络里理解西方思想。）在知识界尤其是青年学生中获得了广泛共鸣。他这种对于经典的关注与理解，导致他思考的核心不再是社会、政治与文化，而是知识与真理何以可能的问题，也就是人如何可以通过寻求真正知识的努力来安身立命。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学术优先于政治的立场，刘小枫显然对这些年风起云涌的“公共知识分子”有所保留。他用充满反讽意味的笔调写道：“眼下，我们多半是在向有聪明才智的公共知识分子学习，向各类新兴的社会科学专业的发明人士（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学习，并由此成为大学教授。可是，除非我们事先弄清楚，有专业知识等于有教养，公共知识分子便意味着有高贵的质量和政治的美德，我们跟从这类人士学习恐怕没有把握自己会被教育成有教养的人。”1因此，刘小枫对“知识分子”设定了一个更高的标准，那就是知识分子在面对模棱两可的市民时，需要新的见识能力、新的言辞本领——制造晨雾的本领。至少需要特别的回忆能力，记得起人类过去某个历史时刻的血腥和蜘蛛网般的恐怖；还需要特殊的见识能力，看得见迫在眉睫的危险和通向深渊的精神斜坡；不可或缺的当然还有特别的语言能力，懂得把格律和平仄隐约在色情的模糊、好奇和喜悦中，让市民自以为找到了熟悉的欲望——其实一切都是解释不了的日常。
在〈知识分子的“猫步”〉一文中，他提出一个很有挑衅意味的比喻：知识分子的猫步，意思是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与实践中总想到左右脚下之间恰好有条直线，脚步当然不能自自然然迈出去，必须轮番踩在直线上，最后就是左右摇摆的故作姿态，而丧失了知识与道德的诚实。在他看来，“热衷表演的知识分子还为‘猫步’提供了悲壮而崇高的理由：关注现实当下问题——不晓得‘泛泛之词和无谓的激情都是缺乏专业素质的表现’（博尔赫斯语）。”而在接受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主流报纸《南方周末》的采访中，他更是直言不讳地坦露了其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取舍：“一次在北京讲学，有人问：如今社会问题那么多，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整天埋头搞古典，内心安不安？当时我的回答是：孔子生活的时代也不容易吧，比我们当今的处境可能还惨，礼崩乐坏呵……我以前学知识分子，躁动不安得很，如今学孔子整理古书，不学‘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内心反倒安顿下来……”2在这里，知识分子的含义又回到它最初的具有贬义的起源了，即成为致力于“意识形态斗争”而无法获得真正的知识与美德的群体。
如果说刘小枫思考的是「真正的知识与美德何以可能」这种具有根源性问题的话，那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罗志田教授的出发点则是一个专业学者的本位意识。他认为，从1905年将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捆绑在一起的科举制度废除后，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教育体制和各类大学、研究所，专业学者至少已经有了相对独立的空间，可以不问政治。他所思考的是，在今天中国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环境中，学者应该如何淡泊地致力于自身的专业学术研究，真正地提升学术共同体的专业质量，能够出现一些真正的大学者乃至大师，为今后的学术创造奠定基础。
或许正因为这样一个思想预设，罗志田对于公共知识分子也持疑虑的态度：“我很敬佩部分‘知识分子’关怀社会现实的热忱，……；但是有些人所关怀的范围未免太过宽泛，去年大陆某电视台举办‘超级女声’的选拔赛，风靡全国，连史学界里都有人出来撰写文章，发表议论。当时我就跟学生开玩笑说：‘凡是对‘超级女声'发言的，就是知识分子；不发言的，就是专业学者。’我觉得，现代社会多元发展，像‘超级女声’这样的活动，倒也无伤大雅，实在不必劳动‘知识分子’大动干戈。 ”正是从这样一个视角出发，他忧虑学院出身的公共知识分子会被“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明星效应所迷惑，而越发削弱了专业学者的底色。他直言不讳地批评道：“今日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渐有变成‘公众知识分子’的倾向，凡是媒体有兴趣的都愿‘参与’，而不管自己是否具有特定的知识背景。我想，个人力量总是有限的，现代社会也要求细密的分工，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自己所属的领域中尽心努力，倒也不失为合理的安排。然而，那些‘知识分子’固然不太喜欢专业学者，却又始终要维持‘学者 ’的认同。我倒希望他们能撑起鲜明的旗帜，清晰地划分出知识分子与专业学者之间的区隔，不要让年轻人造成认知上的混淆。”3罗所希望的类似于西谚所云：上帝的归上帝，西泽的归西泽。专业学者与知识分子各司其职，不能滥用学者的身份去面向公共发言；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所强调的是知识与道德上的诚实。他并不反对知识分子关切社会，只是反对那些类似于媒体知识分子角色的专业学者，事事发言，时时表态，结果误导有志于从事专业学术研究的年轻人的价值观。
应星则为公共知识分子与媒体知识分子做了一个社会学的区分，借此来捍卫公共知识分子的尊严。他认为二者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在发言立场上，媒体知识分子表面上采取的是独立的学者立场、批判的姿态，实际上却是意在取悦官方或迎合市场，或者说是对宣传要点或市场口味的知识包装；而公共知识分子是真正地从自己的独立思考出发，敏锐地抓住重大的社会问题来推动社会进步。在发言基础上，媒体知识分子的发言根本没有任何专业基础，并因此敢于在一切时政和社会问题上发言；公共知识分子的发言则是以自己扎实的专业研究和深厚的思想底蕴为基础的。在发言选择的媒体上，媒体知识分子热衷于在受众面最广泛的电视上发言，而公共知识分子大多拒绝电视文化的宰制与操控。在发言旨趣上，媒体知识分子热衷于为社会问题提供简明的答案，对未来作出清晰的预测，告诉人们应该去做什么，而公共知识分子则重在引导人们思考各种行动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力图使理性摆脱冷漠、使热情避免亢奋。4应星所推崇的是像列奥·施特劳斯和福柯那样的知识分子，用睿智的思想和审慎的智慧来深远地影响社会生活与思想世界。如福柯所言：“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使命），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完成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角色）。”5
事实上，来自专业同行的这些质疑的声音，对于学院内的公共知识分子确实造成了一定挑战，也促使他们对其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反思。自然，这类公共知识分子虽然不能忘情于政治，但落脚点是在学院与学术，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彷徨，使他们成为转型中国最具特征的中国式知识分子的代表。一方面，他们立足学院，扮演一个专业学者的角色，从事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于今天的越来越“封建割据化”的知识界现状不满，对于国家力量和意识形态通过课题、项目、重点学科与基地建设、研究生培养机制渗透到学院更是不认可，甚至对于整个学术体制里的“行政吸纳学术”有着浓烈的感受与抵触情绪，更对于学术界粗制滥造和重复生产的“伪学术”心存警惕，这就让这些学者认识到，学术并不能与政治隔离开来；没有政治机制的变革与新的政治文化的创造，在学术体制国家化的现实情境中，学生的创造力与学者的才能，都不可能积极而有效的发挥，因此在学院与社会政治的一体化框架里来创造新的学术空间，也是坚守学术岗位的学者的“另一种启蒙”的历史使命。同时，整个社会的急剧变迁与问题的丛集，也导致这些本来就对于中国前途有着关切的学者，无法将自身局限于象牙塔之内，而是渴望用自身的知识去观察、理解、思考与表达这个社会的种种问题。这种介入虽然可以在社会空间获得一时的效果，但是由于民意、舆论与政策机制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往往最后仅仅沦为一时的话语，导致这些出身并立足学院的公共知识分子产生认同的焦虑。其中一些人甚至后悔从年轻时代就开始介入公共生活，认为如果从一开始就全力投身于学术，也许可以做出更有价值的学术工作。这种从“误入歧途”的否定到“迷途知返”的醒悟，从而宣布“退出江湖”回归书斋的坚决，但偶尔又“不能忘情于政治”的面向公共发言，实质上“欲罢不能”的犹疑，种种情态甚至影响到对学生的培养，在赞赏一些参与公共讨论的学生有社会关怀的同时，又否定其报刊文字的价值，认定是报屁股文字之类的雕虫小技，劝说学生致力于艰辛而更有价值的学术工作。这种认同的困境既可能导致公共知识分子的彷徨两地，无所适从，也可能形成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必要的张力，使“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和有专业深度的公共言论成为可能。
二、知行分裂？公共知识分子面临的道德困局
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主要来源于各类大学、学院和研究院所，因此，大学自身的自主性程度与依托于此的公共知识分子发言的公信力之间，存在一个隐秘的关联。若大学的自主性丧失殆尽，沦为特权阶层或意识形态的代理机构，那么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又从何谈起？根据学者谢泳的研究，民国时期中国建立的大学制度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现代架构，也即公立大学、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三足鼎立”的局面，尤其是在1930年代的北平，中国大学的专业化程度达到历史的顶峰，学术建设成就至今为人所乐道。而与此同时，当时以胡适、傅斯年、蒋廷黻等为代表的专业知识分子，创办了《独立评论》这份卓有成就的政论刊物，并与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大公报》展开合作，开设政论专栏“星期论文”，面向公共发言，造成理性而健全的公共舆论。抗战过程中，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昆明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在面对国民党政治文化的外部挤压与内部渗透的情形下，仍坚持独立自主的办学路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学术的辉煌与政论的繁荣。建国以后，尤其从1952年开始的大学调整，人文类大学和院系普遍遭到压缩，大学主要成为国家发展科技力量的技术中心，同时也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全面灌输空间，原先“三足鼎立”的局面蜕变成公立大学的“一枝独秀”，大学的自主性几乎荡然无存。改革开放后，大学的自主性逐渐复苏，大学的公共文化与学术文化开始强调其相对的独立性。但这种发展到了1989年的学潮之后，又被生生阻断，国家力量重新强化对于大学的控制，本已松动的大学空间再度板结、凝固，大学的自主性与批判精神都急剧衰落。而从1992年开始的全面市场化，更是使大学的自主性面临资本的侵蚀和消费主义文化的摧折，情形类似雪上加霜。从这个角度而言，1990年代以后学界所谓的规范、专业主义运动，也可从反面解读为面对国家力量的干涉，学界试图在相对放弃公共关怀后，维系学术自主性这一薪火。刘擎曾指出：“中国知识界的专业主义运动同时受到国家和市场力量的干涉与制约，……。国家权力虽然放弃了对知识场域的全面掌控，但仍然要求知识界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作出论证，这导致知识场域生成了一个常常被称作‘理论界’的次级场域。同时，大众传媒在90年代获得了迅速的商业化发展，而在社会转型中诸多公共关怀的问题通过传媒机制转化为对‘思想’的市场需求，从而使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说与时事评论获得了市场价值。在传媒场域与知识场域的互动中，‘思想界’作为知识生产的另一个次级场域应运而生。”6
前不久，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在广州一个大学论坛上，批评今天的中国大学越来越官场化、衙门化，并公言反对第一流的学者去从事行政工作。而同为北大教授的李零先生，2003年曾在〈大学不是养鸡场》中指出：“目前学校中的‘弊政’，早已是有目共睹，……。上峰是按‘成绩’发钱，这是关键所在。大家不能不靠‘成绩’吃饭。比如说，各大学的申报博士点，申报基地，申报项目，申报优秀博士论文，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奖项，都是所谓‘成绩’。各个学校，所有教员，都是围着这些‘成绩’团团转，整天评这评那，花样多得不得了。谁都知道这是上下欺哄，虚假成风，但谁都乐此不疲，趋之若鹜，……。”7北大哲学系学者韩水法也说，“大学的基本学术单位也主要是大学行政部门的下属部门，……它们所具有的自主性相当薄弱。这主要体现为行政主导的主要管理方式，从教学学术到其它事务，都是行政决定式的，而不是由这些单位的成员通过共同参与的，亦即民主的方式决定的。而在现代社会，任何自治必须借助一定形式的民主方式，否则就是不可能的。”他指出，在中国的大学里面，不要说全体教师，就是教授也没有决定基层学术单位重大事务的平等的权利和权力，更没有保障这种权利和权力的制度和程序。即便在颇受争论的北大方案里面，教授会议也无非是一个咨询机构，并无实质的权力；并且这个方案事实上的许多漏洞，使得人们可以轻易地对这个可怜的咨询机构敬而远之。8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中文系著名学者钱理群发表了〈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一文，重提蔡元培时代的理想主义精神和批判性格，并沉痛地指出北大自由主义传统的“堕落”。从北京大学这个中国象征民主与自由的最高学府的这些人文学者的言论可以发现，中国大学的“行政吸纳学术”、学术机构的官僚化以及国家和市场力量对于大学的渗透和控制，达到了一个空前的地步，而这一切都是在创建一流大学和科学化管理大学的口号下进行。除了极少数大学教师外，绝大部分都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这个过程。公共知识分子大部分来自学院，如果连这个自由的堡垒都无法守护的话，公众又如何相信他们能够进一步向公众立言的公正性与道德力呢？
一方面，公共知识分子面对社会不义，在报刊、电视或网络等公共论坛上发表言论，陈述观点，引入新知，表达抗议，甚至对于他们所寄身的学院体制和教育文化也不无批评；另一方面，面对学院体制的柔性控制（以国家资源和意识形态为后盾）和“工具理性化”的过程，公共知识分子却无法从实质上抵抗这个过程，眼睁睁地看着大学文化的衰败和凋敝，处身于各个大学具体院系的知识分子个人，就如同被学院这块“海绵”迅速吸收的“细胞”一样，虽时有如上述所引用之批评，却难以扭转这个大趋势。各式各样的检查评估、指标量化，重点学科与基地的申请与评审、从国家级到省市级各种课题的申请、立项与评估等各种行政性事务周而复始，上级部门的日常性检查与各种会议的召开等，把公共知识分子卷入到繁琐的学术行政事务中，自然这种卷入也会得到一定回报。这样，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形象呈现出一种结构性的断裂：面向公共发言的超然，这种超然诉诸知识的专业化与价值立场的独立，以及道义感的感召力；涉及自我利益的软弱、虚伪、势利与逃避等，甚至是不自觉地卷入到大学的利益分赃游戏中去。自然也有采取“自我边缘化”的洁身自好者，可无论采取甚么姿态，如果不能对于发生在身边日常情境里的不合理、不公正的事情发言，那么自然会削弱其公共发言的力度。事实上，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存在一股强劲的对于学院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感，认为其为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与合谋者，认为其精英的身份与上层的地位已经决定了不可能真正为底层代言。从这个角度而言，公共知识分子诚然专业知识至关重要，而道德操守上的纯正与诚实，尤其是从日常现实反抗不合理现象的道德勇气，则更为根本。实践的批判比话语的批判来得更为重要。若仅仅停留于对一些与自己没有直接利益冲突或相关性的事情，进行义正词严的高调批判，而对于身边的不义与不合理处，却默许、纵容，甚至变相参与，那么公共知识分子的这种批判自然会被当作批判性的话语文化，虽然或有意义，但却匮乏触动根底的道德力量。进一步而言，若处身学院的公共知识分子人心已经不振拔，人格已然萎靡，对于己身所处之学院空间的堕落都感觉幻灭的虚无，那么真正的知识如何可能？岂不都成了与己身之生命体验无关的外在的学术符号，用这种本已隔离于生命情境的空洞话语，去批判社会种种的问题与困境，岂不又是一种隔膜之隔膜的隔靴搔痒？！这就对于公共知识分子合法性来源的两个基础，即专业知识的权威与批判立场的道德基础，都构成了双重挤压的内在耗损。
简单地说，当代中国学院里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学院内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行政吸纳学术。”相对于民国一些一流大学的教授委员会治校的学术自由和行政自主，今天的中国大学呈现的是一种倒转现象，从国家体制获取正当性和资源的行政力量成为压迫性的力量。所谓行政吸纳学术，表现在几个层面：大学教授的学而优则仕，从优秀的学者成为学术官员，被官场文化渗透与改变，或者被日常的行政事务耗损其学术资质；大学以外的“仕而优则学”，诸多地方或中央官员或通过各种途径，从各大学轻易获得硕博士学位，或在退休后或在职时成为大学里的学官或兼职院长之类。因他们掌握政府资源与政治权力，大学一般来说无从拒绝，甚至主动迎合其要求，导致学位和学术的神圣性遭到侵蚀；大学从校级到各院系的管理，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科学理性（工具理性）主宰一切的趋势，很多人都觉得不满，可又都服从着这个巨大学术机器的运转，每个人似乎都陷身在一个“无物之阵”之中。正是在这样语境下，公众对于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罢招研究生以反抗制度的不合理、清华美术系教授陈丹青辞职以反对招生体制的荒唐、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揭露本系的官僚化与行政化等公共知识分子的选择，致以敬意与支持。但这毕竟是个案，而且正如陈在私下所说，不是每个知识分子都能有社会资本脱离学院体制。面对国家控制了几乎所有的大学资源，公共知识分子大部分也只能在这个体制内讨生活，这也许是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一个大的困局。他们虽然不满意当下的学院体制，却无法从根本上挑战和改变。甚至在面对教育部一些荒唐的举措时，也无从从实质上抗议与拒绝。比如现已被中国政府宣布失败的教育产业化，比如这些年盲目的研究生扩招，比如已经开始的将遴选专业人才的研究生自主考试转换成全国一张考卷的“高考化”趋势，学院出身的公共知识分子大都不以为然，甚至极其愤慨，却似乎找不到一个反抗的突破口，更缺乏联合行动抵制的能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国家力量对大学自主性的伤害。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如果说二十世纪初年的胡适等知识分子是在议政、参政与学术三者之间摇摆的话，那么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则只剩下在论政与治学之间抉择了。前者受限于言论管制与公民社会的不成熟，后者迫于学术体制的官僚化与学术文化的粗鄙化，这就导致学院出身的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论政’与‘治学’的两难。当年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曾公开宣布“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在思想文化层面的革新，应从学术自主和大学教育着手建立社会政治革新的基础，这与今天强调学术本位的学者似有几分相似之处。可胡适没多久就放弃了这一立场，创办《努力周报》、《独立评论》等政论刊物，积极地介入对时事的评论与对政府的批评。胡适的朋友丁文江批评他道：“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9今天的学者出身的公共知识分子，似乎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如果整个政治文化不是朝着良善的方向改进的话，如果国家意识形态力量仍旧主导着大学的基本文化面貌，如果所有的学术资源仍旧必须仰赖于政府，而民间社会无从成长，并为大学“输血”，那么即使个别学者在学院体制内洁身自好，潜心学术，也根本无从改变学院的“现实”，也无从挽救当今高校的“行政化”和“官僚化”趋势，那么其所做的努力，就会迅速被高校这个巨大的吸血鬼消耗殆尽。从这个角度而言，任何学者都无法自外于政治的。消极的守护个别的学术园地虽然重要，而积极地保卫学术环境的自主性基础则更为关键。即此而言，公共知识分子虽然面向社会，其实也是背靠学院的，其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是有助于学主自主性之确立的。从胡适等民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来观察，也可看见学者与公共知识分子两种角色之间并不必然不可调和，关键的是如何互补，以及如何身体力行。
（刊于台北联经《思想》第九期）
作者简介：唐小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06级博士生，学术兴趣集中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及当代知识分子研究。
注释：
1 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增订本），2007年版，华夏出版社。
2 刘小枫：〈天不丧斯文：“经典与解释”主编刘小枫访谈〉，《南方周末》“阅读版”，2007年5月24日。
3 见豆瓣网，罗志田《两岸史学的现况与展望》，《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049437/?from=mb-29418742
4 应星：〈公共知识分子——面对什么样的公众？如何面对？〉，香港：《二十一世纪》，2005年4月号。
5 福柯：《真理与权力》，转引自应星〈公共知识分子——面对什么样的公众？如何面对？〉一文。
6 刘擎：〈“学术”与“思想”的分裂〉，香港：《二十一世纪》，2005年4月号。
7 李零：〈“大学不是养鸡场” 〉，《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2期。
8 韩水法：〈世间已无蔡元培〉，《读书》，2005年第4期。
9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