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记忆，无论是官方主导的历史记忆，还是民间自发的回忆录、口述史，或者作家、学者的历史写作，都试图将自身对于20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理解和认知框架“一般化、普遍化”，而这种写作和记忆的情感动能往往是基于人道主义的价值立场，或者基于对历史成败的理性反思，前者往往容易被批评悲悯遮蔽了理性，而后者又容易被指责理性化的反思，将淹没在历史结构和行动中付出生命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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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空’里‘胡子’多，抢吃的。一口井他们霸着，怕老百姓给喝光了。庄稼地也霸着，谁也不准进。白天晚上打枪。我有个侄女婿不听邪，也是饿急眼了，晚上想弄点毛豆，去了再没回来。人们撸树叶子吃，成牲口了。树没皮没叶，草剩个杆，有的地方杆也不多了。嘴都吃绿了，人都吃绿了。
一家一堆，挤挤匝匝的。有的偎在破房茬子里，大都在露天里呆着。锅呀，盆呀，车子，被子，活人，死人，到处都是。8月，正是最热的时候，日头那个毒呀。突然下起大雨，活的淋得像塌窝鸡崽子，死的泡得白白胖胖。就那么放着烂着，骨头白花花的。有的还枕个枕头，骨架子一点儿不乱。
人饿了，开头脚没根，浑身直突突，冒虚汗。饿过劲了就不觉饿了，晕晕乎乎，飘飘悠悠，像腾云驾雾似的，不觉得难受了，也不怎么想吃什么了。可一看到能吃的东西，立刻就想吃，就想抢。不少死人身边都光溜溜的，一根草都没有。能说话时，一声又一声听不出个个数，一声声都像是‘饿呀’、‘饿呀’。没声了，眼睛有时还睁着，望天望地，半天不眨一下，什么表情也没有。慢慢地，眼睛再也不睁了，还喘气儿，像睡着了，这就快了。快了也能挺个一天两天的。人命可大了，像灯油不熬干不死。有的瞅着还像笑模悠悠的，更吓人。”这是长春围城的幸存者之一于连润在接受军旅作家张正隆口述访谈时回忆起的场景。饥饿、死亡、尸体等各种惨绝人寰的景观，经过历史书写者的笔触，将20世纪中国中期的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不幸与痛苦，直观而触目地呈现了出来。这是被宏大历史所有意淡化甚至遮蔽的小人物的历史。
作为另一种历史亲历者的国民党宪兵王鼎钧，在其晚年著述的名噪一时的回忆录四部曲的第三部《关山夺路》中如此评鉴其初读张正隆此书的震撼：“长春围得久，东北垮得快，我们身不由己，脚不点地，离东北越来越远，长春围城的消息刺激甚深，围城的详情所知无多。直到一九九一年读到张正隆写的《雪白血红》，他以四十二页的篇幅写长春围城饥饿惨象，前所未见。古人所写不过‘罗雀掘鼠’、‘拾骨为爨、易子而食’，张正隆以现代报道文学的手法，用白话，用白描，用具体形象，为人间留信史、留痛史。人类历史的进展，很可能是上帝和魔鬼相辅相成，视野辽阔，寄托深远。有人问我，写内战的书这么多，到底该看哪一本，我说如果‘只看一本’，就看《雪白血红》。”“信史”是就历史真相而言，“痛史”则是就经历了历史变动的个体的命运和苦难而言，以及后人读史时与前人心灵相通而感同身受的那一份苦痛。前者突破谎言回归真实，后者拆解伪善重建道德，形成不同代际之间的情感和伦理上的连带感。
战争与革命是20世纪中国前半期最重要的主题，而对战争与革命的历史书写和历史记忆，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性的命题，而同时是中国社会如何面对过去的历史、进而很可能刺激记忆领域的纷争与冲突的导火线。任何对历史的表达，都隐含着一种对现实政治和社会文化的理解方式，而那些试图突破历史记忆固有框架的书写，往往会引发公众和政府层面强烈的反响或反弹。《雪白血红》在1980年代的末期出版，几乎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却因为龙应台的作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等重新浮现在世人的眼前。龙应台以一个作家的敏锐和文化名人的号召力，将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东北悲情往事，再度拉回当代华人世界的感觉世界之中。然后，龙应台发出了一连串的疑问：“亲爱的，我百思不解的是，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暴力，为什么长春围城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无数发表的学术报告、广为流传的口述历史、一年一度的媒体报道、大大小小纪念碑的竖立、庞大宏伟的纪念馆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领袖的不断献花、小学生列队的敬礼、镁光灯下的市民默哀或纪念钟声的年年敲响？为什么长春这个城市不像列宁格勒一样，成为国际知名的历史城市，不断地被写成小说、不断地被改编为剧本、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被独立导演拍成纪录片，在各国的公共频道上播映，以至于纽约、莫斯科、墨尔本的小学生都知道长春的地名和历史？三十万人以战争之名被活活饿死，为什么长春在外，不像列宁格勒那么有名，在内，不像南京一样受到重视？”这只是《大江大海》的一个小插曲，而这本轰动一时的作品主要是通过文献梳理、历史遗迹寻访和口述访谈等多种形式，还原或重构了国军将士（包括远征军）在乱世中的命运，尤其此后被历史刻意遗忘的一面。
作为“战败者”的后代（其父龙槐生系国军将士），龙应台试图为被历史叙述遮蔽的这群人争回一个应有的纪念位置：“如果，有人说，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那么，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正是他们，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战争，有‘胜利者’吗？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龙应台试图站在一个人道主义的立场和非战的立场，对一切战争的失败者和受害者提出一个控诉，但“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是什么，它是一个基于现代文明（比如自由、民主、平等诸人权）的普世价值，还是个人因参与追求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而具有尊严的特殊性内涵，龙应台语焉不详；再者，龙应台将内战时刻的国共纷争造成的牺牲与苦难（这种内争很难在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之间划出一道明确界线）与抗日战争过程的南京大屠杀、反法西斯战争的列宁格勒保卫战并置在一起进行讨论，以后者在公共领域和国家层面大规模的历史记忆来映照前者的被“遗忘”，就等于抹杀了不同类型的战争之间的差别性。这种“以失败者为荣”表面上是以对“弱者”和“卑贱者”的人道主义同情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但其实更多的是以家族、血缘、团体的身份认同为核心而构建了承认的谱系，其中隐含了一个未必能够不证自明的预设：失败者天然就代表正义。
历史记忆更深刻地指向为父辈讨还一个历史的公道，形成的是代际之间的记忆传递和一个民族的心智结构。阿伦特曾言：“回想过去和从消散中收聚自我在这里等同于‘忏悔’。引导我回忆、收聚和忏悔的不是对‘幸福生活’的渴望——而是对存在源头的追寻，追寻‘创造我’的太一（the one）。由此，记忆超出了跟动物共有的感觉能力，逐阶上升，趋向‘造我的天主’，最后到达‘记忆的营地和宫殿’。”对20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记忆，国共双方也同样致力于各自记忆宫殿的建造。长春围城，在国共两方的记忆里呈现的是几乎完全不同的面相，对国民党而言是屈辱体验，对中共而言是“兵不血刃”的凯旋。这凯旋中间又夹杂着“晦暗的血污”，因此不太可能去开掘这段历史的真实面相。与记忆相对应的是遗忘，但正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所言，遗忘并非纯粹“消极性”的心灵生活，而“遗忘研究给历史学带来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用新的眼光看历史：原来我们所能了解的历史史实，不过是被种种力量筛选过的、幸存下来的碎片，另外那巨量的史实，都已被屏蔽和排斥在我们的记忆库之外了。我们无法了解的那些，有相当一部分是前人认为不应该或不值得为后人所了解的。我们不知道的过去，固然可以称为失忆（amnesia），或曰历史记录的空白，但这种失忆和空白，一定程度上是遗忘（forgetting）造成的，是前人积极行为的结果，是符合前人预期的。”对长春围城，或者更广泛的20世纪中期中国的内战史，我们都可以从“记忆”与“遗忘”的双重视角去探测。有时候“记忆”与“遗忘”是相克的，一方要强迫遗忘而另一方就要强化记忆，有时候记忆与遗忘是相生的，在遗忘“非正义的战争暴力”的前提下发扬胜利者的记忆，有时候胜败两方都是刻意要从公共生活中抹掉一些历史的痕迹，让民众“积极地遗忘”甚至不去观看某部分历史区域的真相。自然，民众和知识人并非木偶，他们有时候会从这重重历史记忆和遗忘构建的“存在之网”中挣脱出来，去复原对历史的真实感知。
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大陆两个历史学者那里引发了完全不一样的回应。已故历史学家高华为此书撰写的长篇评论《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纵横捭阖，文采斐然，将台海两岸在1949年前后的大变动，从政经大脉络和历史人物小视角展开分析，结合龙应台的记述将“悲情一九四九”的历史内涵及其后续影响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出来。高华对此书评价极高，认为该书的基本特点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到台湾，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 ‘白色恐怖’对‘外省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 ‘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的大势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高华进而指出，《大江大海》的旨趣是：“以普世价值观，来反思1949年由国民党政府的大失败而引发的国内一部分人群的大迁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龙应台在书中着力描述了被意识形态宏大话语长期遮蔽的一个个历史场景，讨论了一系列与1949年相联系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但是她不直接评判那场内战的是非功过，而是重点叙述那些内战的牺牲者及1949来到台湾的人群，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尊敬。”高华抽绎出龙书的价值核心是“普世价值”，而其历史观是“人文的、人道的史观”，并充分肯定这种聚焦在小人物生命故事的历史叙述是拆解被政治主导的意识形态叙述的有效方式。
在高华看来，龙应台将“内战的是非功过”的价值评判悬置了起来，因而是在一种人道主义心情之下的历史写作，将所有战争的受难者与幸存者都放置在历史记忆的天平上同等地书写。但龙应台自身又特别标举其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那么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是龙应台认同失败者的价值、思想与行为，还是仅仅因为他们是战争中的败者因而容易被赋予同情的视角？如果如龙应台所言，战争无所谓胜负，那么何以她又旗帜鲜明地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一方面，《大江大海》似乎在一种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和聚焦小人物的历史叙事中试图实现历史的大和解，另一方面，《大江大海》又如此强烈地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国之哀与国共两方中选择站队。这岂非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高华对这个症结有精彩的诠释（未知龙应台本人是否同意）：“国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使自己犹如空中楼阁般的脆弱，最终难逃覆亡的命运。1949年初陈诚奉蒋介石命接掌台省主席一职后，痛定思痛，宣称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为治台之理念，从‘三七五减租’着手，将社会基础夯实，开始新的出发。显然，台湾以后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是与其失败相联系的，龙应台不会为国民政府1949的大流亡而骄傲，她是为台湾人从失败后站起来，又开出新价值而自豪。”专治“1949之学”的史家林桶法在一篇讨论国民政府播台影响的文章中说：“经过60年后如何看待1949年？从历史脉络而言，1949年的逃难潮为台湾注入新血，文化及社会都起了变化。新的移民精英，无疑对台湾是一股动力。许倬云在检讨1949年前中华民国结构上的缺失时提到：‘这结构的上层在1949年移植于台湾，他们的人数很少，可是品质不差，我指的是农复会、台大、经济部，这些干才，他们在台湾能够发挥的功能却比大陆上好。’”杨儒宾也指出：“台湾无从选择地接纳了一九四九，接纳了大陆的因素，雨露霜雹，正负皆收。结果短空长多，历史诡谲地激发了台湾产生质的飞跃。但独坐大雄峰，谁听过单掌的声音？中国大陆的文化与人员因素也因进入台湾，才找到最恰当的生机之土壤。在战后的华人地区，台湾可能累积了最客观的再生的力量，其基础教育、户政系统、公务体系的完整都是中国各地少见的。”
相对于高华对《大江大海》的极度推崇，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杨念群教授在一篇短文中，很尖锐地抨击龙应台在该书中的历史观为“炮灰史观”：“所有战争，包括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并不是靠单纯的人道主义告诫就能理解的。我相信，龙应台这位年近花甲、见多识广的‘小红帽’在踏入历史丛林之后，肯定遇到不少与她观点相左的狼外婆，但结果是‘小红帽’太强悍了，每一次都能用汹涌的修辞顺利击昏狼外婆。于是，南洋岛山打根集中营里虐杀国民党军战俘的台湾监督员，与血战淮海食不果腹的前线国民党军队，密集冲锋不顾死活的解放军士兵，统统变成了飘散到战争尘埃中的悲情线偶，由历史的偶然所操控，这些跨民族、跨疆界、跨海峡的恢弘叙事，揭开的是一整代人‘隐忍不言的伤口’，让他们血迹斑斑地尽情喷洒，然后任由记忆的血水灌流进当代人麻木的心里。为被践踏、被侮辱伤害的失败人群立传，结论当然是战争根本没有什么胜利者。当交战搏杀的暴力被不论轻重、不分界线地指责，任何战争的意义都会从此彻底消解，‘炮灰论’刹那间炸出人们的眼泪，‘正义论’对胜负的书写当然就会在泪水中变得模糊不清。”换言之，在杨念群看来，这种诉诸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的历史叙述，所构建的其实是在本质上无差别的悲情故事，等于是完全消解了战争的意义，也就是消解了投身或者说献身战争的将士的生命主体性，每场战争的卷入者都成为被忽悠和被利用的“炮灰”，在战场上死过一次的当事人，还得在历史记忆的领域以“复活”的方式在“生命意义和价值”上再死一次。并且，杨念群质疑龙应台在搜寻史料并构建历史叙述的时候，自动剔除掉了那些与其“人道主义的立场”相悖的证据，从而也就失去了真正进入历史的可能性。
这触及的其实就是面对20世纪中国的中期历史的一个核心问题：各执己见的个体经验的书写与记述究竟是会推动历史和解还是其实在阻碍历史的和解？历史的大和解何以可能？战争创伤如何抚平？我们是否能在具体地理解投身战争的个人的心情与境遇的基础上来讨论个人与时代的相遇？同情的理解是否就意味着批判性和反省力度的弱化？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在人际、代际、党际之间的对话与和解中应该和能够扮演怎样的角色？吴乃德在一篇讨论二二八事件的文章曾如此谈及历史记忆的真实性与模糊性之间的关系：“为了和民族当前的想象和渴望产生共鸣，历史记忆必须加以剪裁。‘记忆’和‘历史’因此经常不完全重叠。‘集体记忆是非历史的（ahistorical），甚至是反历史的（anti-historical），对某一个事件作历史性的理解，是了解其复杂性，是从疏离的立场、以不同的角度加以观看，是接受其道德的模糊性。集体记忆则将历史中的模糊加以简单化，甚至加以消除。’可是简化的、甚至错误的历史记忆，不论它负载多么巨大的道德教训和启发，显然违反理性社会对真实的追求，而且也将不断受到历史学者、后代，特别是不同立场者的挑战。同时，模糊的历史记忆或能点燃某些人的热情，却必然失去对其他人的号召。由于不同族群、不同立场的团体具有不同的历史经验，模糊的历史必然无法成功地营造共同的历史记忆。而共同的历史记忆却是民族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或许——只是或许——如某些历史家强调的，‘除非历史记忆以学术标准为基础，否则我们对记忆的责任只是一个空壳。’”
龙应台似乎也意识到了历史写作的局限性，她在书中坦承：“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概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道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吴乃德聚焦的是“模糊的历史记忆”和“道德的模糊性”，前者是指历史被裁剪、压制、刻意引导、遗忘等之后形成的“笼统印象”，而后者是指人在具体的历史变动之中其实很难给其行动一个道德上的裁断，这隐含的一个预设是历史书写者并非“全知全能”，所以他对自身在道德、价值和趣味上可能的偏向，以及这种偏向可能导致的对历史认知和历史阐释的误导，应该存有一份冷静的反省。史华慈曾说，历史研究永恒的困境就是得面对“人的不能全部破解的存在意义上的复杂性。”龙应台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回看历史，并且意识到了自己只能相当个人化地传输“以偏概全的历史印象”，但其为“失败者”写痛史的心志过于强劲，为父辈做传的心情过于激越，以至于她忘记了其回溯历史的初衷而抹掉了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越是充满对复杂性的理解的写作和记忆，就越不可能让读者在情感上迅即卷入，而大多数的读者试图从历史中捕捞的记忆往往是他自我投射的认同与情感，人在历史长河试图打捞的往往是他翻转的身影。这就是历史与记忆之间永恒的张力。
正如吴乃德所言：“简化的、甚至错误的历史记忆，不论它负载多么巨大的道德教训和启发，显然违反理性社会对真实的追求，而且也将不断受到历史学者、后代，特别是不同立场者的挑战。”作为战败者的国军，对于台湾岛的本土居民而言，却又是强势的介入者，在弱者之下更有层层弱者，这就导致正义与伦理的界定变得异常艰难。在前引许倬云等人认同的大陆上层精英引入台湾的积极后果，在另一些本土精英看来，却是强烈地压抑了地方性的政治和经济精英的政治参与。
笔者曾经在讨论中国大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历史和解”问题时提出：“对于社会共同体的自我更新和文化传承来说，让记忆呈现出来是一件既必要又特别艰难的事情。记忆自然不是为了煽动仇恨，而历史写作更非如此。记忆更多的像一个民族的自我疗救，而讲述本身也成为一种不断修复一个社会集体创伤的独特形式。”我想，这个议题对于两岸知识人、政治人物和民众而言，具有相近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所以应该在一个更为宽广和纵深的视野里来开掘其价值、探寻其方法、反思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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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45-1949年之间的战争记忆，或许没有任何一部著作能超过有着国民党宪兵身份后来转为作家的王鼎钧的回忆录《关山夺路》，此前对于这部分历史的绝大部分记忆来自知识人的书写，包括对这段历史的重构，也相当部分是以知识人为对象的，比如钱理群《天地玄黄：1948》、傅国涌《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或者是一些史家的研究性著作，比如蒋永敬、汪朝光、杨奎松等人的专著。《关山夺路》从一个军人的经验和视角出发，将抗战结束到中共建政之间的这段历史描述得极为真实生动，如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奇生教授所言：“作为历史学者，我对文学家写的回忆录素来比较警觉甚至排拒，而《关山夺路》却让我感到意外的惊喜。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王鼎钧先生以回忆录的形式恰如其分地呈现出来。
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平心静气，却触及灵魂。”王鼎钧在《关山夺路》的后记里谈及他写这部回忆录的原则：“我写《关山夺路》使用了我等待了一辈子的自由。这四年（指1945-1949）的经验太痛苦，我不愿意写成控诉、呐喊而已，控诉、呐喊、绝望、痛恨，不能发现人生的精彩。愤怒出诗人，但是诗人未必一定要写出愤怒，他要把愤怒、伤心、悔恨蒸馏了，升华了，人生的精彩才呈现出来，生活原材变成文学素材。”因此，王鼎钧对台湾的“反共文学”、大陆在文革结束后的“伤痕文学”都不认可，认为这些都太胶着于个体的生活经验。就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而言，王鼎钧认为历史写作不应该仅仅是“自传”，而应该是以自我为媒介来为自身“受想行识”的时代立此存照，尤其是为“一代众生的存在”以及20世纪“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留下可靠的记忆。依照王鼎钧先生的自述，《关山夺路》在写作结构上隐含了“对照”、“危机”和“冲突”的线索，全书读下来确实让人酣畅淋漓而处处有别有洞天发人深省。《关山夺路》是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的第三册，整套回忆录在有关20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记忆中位置极为重要，从不同视角和侧面展现了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化的起承转合。高华教授生前曾撰文如此评述：“王鼎钧这套书的前两本写作者的青少年时代，后两本横跨战后的1945-1979年，紧扣冷战岁月国共的热战和武力对峙，以‘人、岁月、生活’为经纬，用简练优美的文字，写尽被时局主宰的普通人的艰辛、苍凉和辛酸，又跳出个人局限，在时局大动荡中展现人与时代交融的复杂状态。而作者在当时或事后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和反省，更是弥足珍贵，使其完全不同于一般的个人自传，具有丰富的思想性，故此书既有历史价值，还有很高的思想价值。”
就其大体而言，《关山夺路》一个最重要的角度就是“历史的反思”，或者说从理性的视角出发来思考国共成败之因果。这可以说是整部回忆录的“主线”，而这种反思和议论又往往建立在作者个人的经历和直观感受基础之上，所以不会显得空洞抽象。例如国共两党行事方式的差异，王鼎钧在讲述了内战时期的很多历史现象后说道：“国民党办事‘执简驭繁’，社会组织已经形成，已经运作，国民党顺应这种运作，依赖由运作产生的枢纽人物，掌握枢纽就掌握了社会。地主是佃农的枢纽，资本家是工人的枢纽，校长是学生的枢纽；一个校长等于全校学生，一个地主等于全村佃户，一个厂长、董事长能抵他旗下一千个工人。国民党注意拉拢这些人，重视这些人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也偏重照顾这些人的利益。共产党不怕麻烦，反方向而行，它搞‘农村包围城市’、‘小鱼吃大鱼’。它结合贫农，不要地主；它结合工人，不要资本家；它结合学生，不要教育部长。一部总机下面有一千具电话，但是它可以使九百具电话机不通。它在全民抗战的号召下，理直气壮地区组织学生和农民，因为上阵打仗要靠多数，不能靠少数。等到民众组织成功，军队训练成熟，政治运动轰轰烈烈，当务之急是一齐动手摧毁那些枢纽，重组社会，痛快淋漓！”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窥见在王鼎钧的认知世界中，国民党是依赖社会中上层的具有保守特质的精英主义政党，而中共确实依靠底层大众的具有激进性质的反精英主义政党，前者依托于社会固有结构来运作，而后者却要制造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这确实把握住了两党在社会层面上的差异。王鼎钧在南京时曾与苏北、鲁南的难民相处过一段时间，他对于中共土改的具体运作过程有了深入的了解：“我和难民一起混了三天，用他们提供的碎片，拼出大略的图形。
中共要彻底改变这个社会，第一步，它先彻底扫除构成这个社会的主要人物，这些人物的优势，第一是财产，第二是世袭的自尊，两者剥夺干净，精英立时变成垃圾。人要维持尊严，第一把某些事情掩盖起来，第二对某些事情作善意的解释，中共反其道而行，叫做‘脱裤子’，脱掉他的裤子，再重新分配他的财产，他从此必须自食其力，或者沿街乞讨。他的子女已经参加革命，亲友也和他划清界限，他只能自生自灭。”
前述是两党对地方精英的态度和方式的差异，而对于青年学生而言，王鼎钧在书中着墨也不少。在他的记忆中，左翼文学的叙事，对于处于苦闷中的青年寻找人生和国家的出路形成了一种极有吸引力的叙述。据其回忆，“我们那一伙文艺青年，得意的时候读老舍，老舍教我们冷讽热嘲、幸灾乐祸；失意的时候读鲁迅，鲁迅替我们骂人；在家读巴金，巴金教我们怎样讨厌家庭；离家读郁达夫，他教我们怎样流亡，怎样在流亡中保持小资产阶级的忧郁，无产阶级的坚忍，资产阶级的诗情画意。”文学如何与政治结合形成一种对青年人的影响力，王鼎钧也有深入的洞察：“左翼文学的主调指出，现实社会完全令人绝望，读书会则指出，共产主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左翼文学设计谜面，读书会揭露谜底，左翼文学公开而不违法，读书会违法而不公开，分工合作，密切配合，文学作家把足球盘到网口，读书会临门一脚。”而左翼文学在青年读者那里召唤出来的集体心态，王鼎钧也始终记忆犹新：“这些大作家以及他们的诠释者、鼓吹者，满口不离‘压迫’、‘剥削’、‘受侮辱和受损害的’，他们咒诅权力财富，制造困局，显示改进无望，引起‘绝望的积极’和毁灭的快感。”王鼎钧认为，正是这些牵引人心的左翼图书和读书会，与中小知识青年在大时代的命运的碰撞，才激发出波澜壮阔的学潮。学潮塑造英雄如书中所云的于子三，但更多的青年学生却在学运中丧失学业、前途甚至身家性命。在王鼎钧看来，青年是内战时期两党争夺的对象，也是两党争相利用的工具，这一段话无比沉痛：“‘大时代’的青年是资本，是工具。我们振翅时，空中多少罗网；我们奔驰时，路标上多少错字；我们睡眠时，棉絮里多少蒺藜；我们受表扬时，玫瑰里多少假花。渴了，自有人向你喉中灌酒，死时，早有人为你准备好墓志铭。天晓得，因为热血，多么狭隘的视界，多么简单的思考，多么僵硬的性情，多么残酷的判断，多么大的反挫，多么苦的果报。如果是现在，我会说，学潮由中共授精，国民党授乳。”在政党与青年之间，王鼎钧选择站在青年一边，而在弄潮儿与沉默者之间，王鼎钧选择站在沉默者一边，在历史事实与人文理想之间，王鼎钧选择站在理想这一边。
作为回忆录的《关山夺路》在历史叙述上展现出了几重张力，而这些张力或者说叙述困境的存在，恰恰丰富了作者的叙述层次，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对读者固有的认知历史框架构成了挑战。从对国共两党成败之因果的探寻来说，王鼎钧对作为失败者的国民党及其军队似乎并没有同情，他费了最多的笔墨试图寻找强弱转化之道。就战败的日本与国民党、苏联军队三方而言，他对于作为胜利者的后者缺乏任何意义上的认同，反而有意选择对战败者的“尊严”做更多的记忆与书写。因此，王鼎钧的历史记忆的价值基点就不再是简单的人道主义逻辑（当然，纵览全书，他始终对弱者、失败者有同情感），也不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霸道逻辑，这就提出了一个饶有意义的挑战：面对20世纪中期的战争记忆，我们的立足点究竟应该归置在何处？这场战争能够用正义与非正义来严格区分敌我双方吗？道德的模糊性与情感的强烈性，居然如此奇特地搅拌在一起，冲击着我们理性的堤坝。比如书中第一部描述的抗战胜利后“日俘日侨”这一节文字，作为战败者的日军勉力维持其体面和尊严，保持着整洁和秩序，没有悲情呐喊，更没有摇尾乞怜，以至于作者说“无论如何，日本军人的品质是优秀的，日本政府浪费了他们。”而与之相对照，王鼎钧对国民党军队持负面的评价：“战地军官，军权至高，当地司令官以通敌和作战不力之类的罪名杀了多少人！结果高级将领以千万士兵做投降的资本，换一个新官位，他的部下经过改编整训，枪口换个方向，不是死在这个战场上，就是死在那个战场上，无论如何我不能承认这样的军人‘优于’那样的军人。”而作为战败者的家属，日本女性通过出售物品、叫卖食物来维持生活，换回回归日本的旅费，顺从中介人的摆布为中国军官提供性服务从而为日本男人维持尊严。
而与之相应的是，作为胜利者一方的表现却让人齿寒。据其叙述，美国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广岛，苏联这才出兵攻入东北，日本天皇已宣布投降，苏军继续推进，占领东北全境七个多月，劫走的工业设备价值美金二十亿元，劫走的金块价值美金三十亿元，劫走伪满时代的纸币军票，回头套购物资。在东北境内发行红军票九十七亿元，敲骨吸髓。王鼎钧写到这里情不能自已：“苏联大兵在火车电车上公开奸淫妇女，中国女子剪发束胸，穿着男装，沈阳的朋友曾经把他太太变装的照片拿给我看。这样的军队，这样的胜利，居然还允许有这样的纪念碑！苏联在东北的行为没有国格，然而中国的国格又何在！我能感受到东北人的屈辱。”这究竟应该算是弱者的悲哀还是强者的悲哀？王鼎钧的历史记忆充分地展现了面对历史时人的情感伦理的复杂性。
从侵略与反侵略战争来说，中国的抗战自然是正义的，但这种正义并不能保证在此之下中国军民的举止行动就是合乎正义或者伦理的，而作为战败者的日军及其家属，在这场战争记忆之中，似乎并不是被同情的弱者，却成就了“弱者的尊严”，仿佛成了应该被战胜者一方来尊重的对象。胜利并不天然象征正义，而失败也并不必然代表屈辱。王鼎钧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对人的理解、态度和情感，可以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吗？我们可以在一种消泯了个人的国家身份的前提之下，认真地对待历史中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吗？对战争的历史记忆能够构造我们与那个时代之间内在的连带感吗？如果超越了控诉史学或者成王败寇史学，那么史学又有怎样的意义？当我们顺应这种对失败者进行充分理解甚至尊重的逻辑之后，反思和批判是否就会成为摇摇欲坠的空中楼阁？换句话说，对战争各方的记忆，其能够抵达的历史目标和道德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
东北战局是决定国共两党胜负之关键，从1929年到1948年的二十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元老齐世英负责东北党务，对抗战后东北政局变迁之内情不乏洞察。他生前在接受沈云龙等人的口述访谈时说，中共过去在东北的组织力量微乎其微，早在张家父子时代就绝不优容，张作霖在北平就曾抄过俄国大使馆、杀李大钊。就是日本进占东北也是反共，而伪满又是执行日本的命令。“我们在那里办党务知道得最清楚，因为过去偶也跟他们闻过，知道他们的力量微不足道。俄国扶持中共固然是促成东北沦陷最主要的原因，而政府用人不当、方法不对，也须承认。
尤其胜利后，东北人民不分男女老幼皆倾向中央，只要中央给点温暖或起用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乐意为国效劳。可惜中央处置不当，事与愿违，终给共产党以机会，利用东北的富源、人力、物力组成第四野战军，一直打到广东。我们今天痛定思痛，是应该自己反省的。”而在齐世英看来，战后最大的用人不当就是让江西籍官员熊式辉做东北行营主任长达两年，对此，齐世英讲述起来也是痛心疾首：“我看熊式辉是小官僚而非政治家，有小聪明，善耍把戏，对东北根本不了解。那时中央调到东北的军队，除孙立人部而外都是骄兵悍将，熊一点办法都没有，而熊又不能与杜聿明、孙立人合作。中央派到东北去的文武官员骄奢淫逸，看到东北太肥，贪赃枉法，上下其手，甚至对东北人还有点对殖民地的味道，弄得怨声载道。熊式辉本人也搞了几手，以后在香港、曼谷糟蹋了不少，就是连现在在美国的某人（姑隐其名）也是出了事用人顶替才跑掉的。而中央在东北最大的致命伤莫过于不能收容伪满军队，迫使他们各奔前程。”这与前引王鼎钧在《关山夺路》中的叙述、观察与分析恰可互证，东北之失，主要不在中共，而在国民党自身的失误和贪腐。一为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一为国民党普通宪兵，但都系这场战争的亲历者，有着沉痛的教训和追问的动力，都弥漫出一种历史反思的理性之光。
但在齐世英的女儿齐邦媛教授那里，对故土东北的记忆，则更多的是弥漫着一种难以遏止的情感。她曾在接受上海《东方早报》的长篇访谈中如此阐释过其历史观：“可惜的是，中国人到现在，因为历史的伤痕和记忆，有太多的人需要不断地解释自己的过去、自己的生命历程、自己的选择，否定自己过往的生活。这是很令人伤感、很浪费的人生。”在脍炙人口的回忆录《巨流河》中，齐邦媛在引述了父亲对东北战局的追忆和反思后，如此表达其从一个女性视角的感慨：“‘温暖’，在东北人心里是个重要的因素，那是个天气严寒、人心火热的地方，也是个为义气肯去抛头颅洒热血的地方。……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东北全部沦陷，我父亲致电地下抗日同志，要他们设法出来，留在中共统治里没法活下去，结果大部分同志还是出不来。原因是，一则出来以后往哪里走？怎么生活？二则，九一八事变以后大家在外逃难十四年，备尝无家之苦，好不容易回家去，不愿再度漂泊，从前东北人一过黄河就觉得离家太远，过长江在观念上好像一辈子都回不来了。三则，偏远地区没有南飞的交通工具，他们即使兴起意愿，亦插翅难飞。这些人留在家乡，遭遇如何？在讯息全断之前，有人写信来，说：‘我们半生出生入死为复国，你当年鼓励我们，有中国就有我们，如今弃我们于不顾，你们心安吗？’”
这段叙述既有理性的反思，但更多的是从情感视角出发对历史的审问，尤其是对于那些东北子弟的出路及其困境的探讨，充满了一种人道主义的情怀。在这些叙述的背后，作者似乎代其父亲背负着一种强烈的伦理亏欠感和负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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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王明珂曾经指出：“历史不只有一种声音；许多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人群，都在争着述说自己的过去，争着将自己的过去一般化、普遍化，以成为当代的社会记忆，以抹煞他人的记忆。在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中，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可以向社会宣扬自己的过去，有些人的过去被社会刻意发掘、重建。这是对过去的诠释权之争，也是认同之争，权力之争。”对于20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记忆，无论是官方主导的历史记忆，还是民间自发的回忆录、口述史，或者作家、学者的历史写作，都试图将自身对于20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理解和认知框架“一般化、普遍化”，而这种写作和记忆的情感动能往往是基于人道主义的价值立场，或者基于对历史成败的理性反思，前者往往容易被批评悲悯遮蔽了理性，而后者又容易被指责理性化的反思，将淹没在历史结构和行动中付出生命的个体。尤有进者，有些学者甚至会认为关于这个时段的更多私人化历史记忆（比如这些年大量出版的回忆录、口述史等）的出现，非但不能推动人际、党际、代际之间的和解，反而会进一步撕裂中国社会，导致历史记忆的价值共识难以构建。
而就对20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苦难的认知与记忆而言，我们自然不能停留在对于政治和战争悲剧的控诉层面，而应该深入历史的肌理，将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背后的潜在的结构性因素挖掘出来，这才是历史记忆和历史写作的更高境界。历史记忆或者历史写作，就如同盲人摸象，摸到的虽然只是一个“片面的局部”，却不乏深刻的具体性，而当每个历史回忆者和写作者意识到自己可能是“盲人”（会有个人的偏见、知识和信息的限制、表达能力和记忆能力的欠缺等），而大象却是一个难以被一次性完全触摸的整体的时候，他就会相对谨慎、谦卑地面对自己的历史写作。对20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记忆，无论是龙应台的历史写作，还是王鼎钧的历史记忆，都不乏在当代中国的公共生活中通过引入历史资源来进行启蒙的动力，这里特别值得深思的一个有价值的主题就是：价值启蒙是否必须以尊重历史真实为前提？揆诸历史与现实，我们会发现启蒙与历史之间存在永恒的张力，而这种张力和困境引发的争执甚至冲突也经常在当代中国的公共生活中掀起惊天巨浪，搅动人心。或许，这才是我们追溯、检讨和写作这一页历史的时候不得不小心对待和处置的深层原因。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近著《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个人的阅读史》、《与民国相遇》，本文曾先后提交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与台湾中研院合办会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举办的学术会议发表，后刊于华东师大历史学系主办的《历史教学问题》2020年第1期。注释、小标题略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