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威权到民主，在基本完成社会转型的台湾社会里，知识分子扮演着何种角色呢？如今更多扮演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作家杨照，亲历了这二三十年台湾社会和知识界转型，但他对知识分子在当下台湾社会舆论和公共空间中的角色发挥是有点悲观的。在台湾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与政治距离贴近的知识分子在三十多年里，不断为每一次政治热潮所分化，左右、统独、国民党还是民进党……知识分子在作出站队式的政治抉择之后，难免离最初的知识分子理想渐行渐远。这对任何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都是一个警示。在台湾历史和政治的双重演变中，知识分子慢慢退出了社会公共讨论的主流，民主的到来并没有相应扩大整个社会的公共讨论空间，知识分子理性的声音也被娱乐和网络的喧哗所淹没。不过，毕竟还是有人依然坚守着。

从历史和政治的脉络看，台湾“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如何演变过来的？

杨照：我们以前都叫知识分子，后来才出现“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从历史的脉络讲，在1970年代大家都热衷于谈什么是“知识分子”，从古代的到今天的，余英时也写过一本《士与中国文化》。那段时间，余英时带着中国传统去整理“士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余英时后来又把“知识分子”改称“知识人”。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大家热衷于谈“知识分子”，因为那个时候蒋介石刚刚逝世，蒋经国接了班之后，感觉上空间开始大一点，开放给我们谈改革之类的。到了1980年代后期，大家又不太谈“知识分子”，主要是因为学术思想的转变，比如重新认识左派。因为在台湾不能直接谈马克思主义，所以台湾流行“新左”，从哈贝马斯、阿多诺他们这些德国人开始谈“新左”，然后往上谈接到马克斯·韦伯，然后又从他们牵到法国学派。当时完全不理解他们有什么差别，统统拿来用。比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等。解构主义刚好跟台湾的整体气氛相合，要把所有的东西推翻、颠覆掉。但这种流行的思潮对知识分子的伤害很大，因为那个时候流行打倒所有权威，包括知识分子的权威，当时连我都有这样的想法。198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开始成为一个污名：不要把自己当知识分子，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是傲慢。那个时候最红的是葛兰西和“有机知识分子”，所以后来讲公共知识分子，其实就是要把这些概念重新区分开来。直到2003年以后才开始讲公共知识分子，这又回头受到美国的影响，但那个时候谈知识分子已经和1970年代的热闹完全不一样了。

从政治的脉络看，1970年代末开始的知识分子热其实有很强烈的政治性。那个时代有两个大的、掩饰包装过的政治主张，其中一个是乡土文学论战。乡土文学论战表面上是一个文学论战，其实内涵讲的不是文学。反对乡土文学派的反而是有一点文学的，比如他们说工农兵文学不是文学；而主张乡土文学的那一派目的不在文学，是转个弯在讨论，现在农村那么糟糕，农民那么悲惨。但你又不能直接讲这个事情，否则要被抓起来，所以就绕个弯讨论说：文学是什么，文学为谁而写？文学应该为受苦难的人而写，苦难的人在哪里？在农村。所以它是倒过来讲这个事情。另外一个政治主张是知识分子本身，其实也就是改革派的主张。改革派的主张如果不用直接批评政府的方式，怎么表达？只能去讨论知识分子的良心、知识分子的功用和传统。他们说，国家和政府应该尊重知识分子，只有尊重知识分子的国家和政府才是好的，是会强大的。再用这个方式去提知识分子的主张。所以当时对“知识分子”的讨论其实是很政治的。

可是到了后来，知识分子的政治性就很低。从1996年李登辉上台一直到陈水扁，你看到台湾政治完全在走民粹路线，那个选举和民粹几乎成了政治的代名词。等到后来我们重提“公共知识分子”，其实想要让知识分子对政治发挥一点重要性，但是这个行动本身其实已经是很无奈了，因为排山倒海的政治已经没有智识性了。

在台湾，“公共知识分子”大概指向哪一群人？

杨照：2005年我写了《十年后的台湾》，其中我花最大力气写的那章叫“民主的准备不足”，当民主突然之间到来了，它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从威权到民主的这一条路，不可能用正统知识分子想象的、教科书的民主来解释，民主有自己的机制。教科书上的理解没有问题，民主最难的是从威权转到民主的那段，这段转变绝对不会以民主的方式进行，它中间就有很多机会、斗争，大部分社会都在这个过程中出了问题。一般会出现两种问题，一种是国家实力走下坡，国家从威权走到民主，就会产生资源不足，在开放的过程中有更多人来抢这些资源，这会非常残酷、激烈。还有一种情况和台湾比较像，社会资源比较多，实力往上走，利益的诱惑也很大。最后大家看到的都是利益，它会有高度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和诱惑会伤害到健全的民主。可这些问题很难去应对，台湾就是太明确的例子了。像梁文道就讲，《十年后的台湾》反映的东西对他们香港人来说一直是很矛盾的。台湾不是一个好例子，你看到那么多坏的东西。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对的，一切要慢慢来，就算你得到了民主也不是你想象的民主。我觉得，有些事情，真的不能把它当作历史时代潮流，它必定还需要自主意识，还是有些人脑袋要清楚，他知道什么事情要来。他有最基本的责任感，即使他看不到，他还是要有耐心一直说一直说。这就是我最佩服南方朔的地方。他一直说，你要耐心、耐心，他三十年一直讲、一直讲。从这个脉络，所以也就有了所谓台湾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台湾谈公共知识分子，我们几个人心里其实是明白有一种无奈的好笑，就像一群无用的人，但他们还坚持、有耐心，自己满足自己，自己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如此而已。因为我们有1970年代到1980年代那一段“知识分子”历史，所以还对知识分子这件事情有点热情，还在做这种狗吠火车的事情。虽然时代环境改变了，但“知识分子”那些东西在他生命中也还有遗留。

知识分子与政治挂上钩后，很容易造成分化，台湾知识分子在这些年中又是如何分化的呢？

杨照：台湾知识分子从1970年代开始一路在分化。在1970、1980年代，那个时候知识分子最大的接轨点是“左右统独”都在一起。当时的宗旨是反国民党，但更大的宗旨是反台湾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走向。因为那个状况下，社会发展太不平等。台湾经济的发展很明确，就是牺牲农业扶植工业，所以农村非常凄惨。“左右统独”为什么都可以在这里，因为那种农村的状况对于台湾出生的农村子弟，是不可接受的；对于像陈映真他们，在西化潮流里面只剩下农村保留着中国，他们看到的中国本质在农村和农民。对农民的认同和热情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最大的公约数。

可是到了民主运动起来之后，知识分子就开始分裂，最大的分裂就是“台湾本位”和“中国本位”对立。“中国本位”因为当时中国大陆的现实状况不可能走太远，“中国本位”是相对虚幻的东西，所以相对而言“台湾本位”影响更大一些。

从1996年李登辉当选开始，知识分子又有一拨分裂，分裂的标准是怎么看李登辉。有些人认定李登辉是“台独”派，这就走了一批。1996年在政治上的选择，我最早是帮许信良的，当时我们被打得满头包。1994年，许信良就开始准备党内初选，他当时的口号是“大胆西进”，就是跟大陆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1996年，彭明敏代表民进党参选，名义上我们还是在帮民进党。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第二天要投票了，我一个朋友林凤飞——他当时当“文宣部”主任——拉我到饮水机旁用闽南语说，你不要笨，不要搞错哦，明天你一定要投李登辉。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个想法，投彭明敏没有用，因为他不会当选，你一定要让李登辉的票足够高，给别人看。到了2000年，陈水扁上台又笼络了一群人，又走开一群人，这样就所剩无几了。

分裂到最后，剩下最小、阵营最薄弱的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为什么叫他们公共知识分子，是因为要把他们和学院知识分子区分开。

台湾知识分子其实一直有公共讨论的传统，但后来知识分子都开始保持沉默，社会的和知识分子自身的原因有哪些？

杨照：社会原因是，整个社会往娱乐化走。选举在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娱乐事业，必须提供娱乐才有选票。这种气氛下，没人爱听很认真很严肃的讨论。另外一方面，知识分子自身也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政治势力不断轮替当中，知识分子跑去站边就麻烦了。2000年，陈水扁在完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当选，这对台湾知识界是最大的打击。因为过去知识界很多基本的立场就是反国民党，可是反国民党和亲民进党在2000年之前是同一件事。2000年，连陈水扁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当选，所有他身边的人也没想到会这样，所有他身边的人也都没有做好当选准备。我记得，陈水扁发表完胜选演说，我回过头说，接下来我们做什么？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他把过去所有支持他的知识人全部拉进去，这些人也没准备。统统拉进去之后，那些骂国民党腐败的人发现，我们想象的国民党还是没有真实的国民党有钱。等到我们发现真相的时候，权力在我们手上，那我们要怎样？我们是放还是干脆留着自己用，这是很大的诱惑。那个时候真的是人不够，能当官的都当官了。这么多位置可以分，所有这些人都分到了，这就完了。这群人，你就不可能用知识人的角度看他们，他们就是官僚，开始做生意，开始有政商关系，我身边朋友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这样。那一拨死伤狼藉，那个伤害对知识分子特别大。马家辉的新书《站错边》说，站错边的人，还勉强留下来当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也可能，这群人是刚好没有位置站队。

以前台湾学院知识分子与社会有比较良性的互动，这些年呢？

杨照：台湾以前一直有一个传统，就是学院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很活跃，地位非常高，政府对他们也足够尊重。在1980、1990年代，学院里的教授与社会最接近，但到了2000年之后情况完全改观。台湾的大学现在是一塌糊涂，最大的问题是所有大学教授都在赶写论文，完全没有公共性，完全没有过去那种知识分子的意义。可是一个教授在大学教书，不叫他们知识分子也挺怪的，所以后来有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称呼。台湾的大学在过去十几年中大规模扩张，谁都可以办大学，大学过剩，就出现资源不足，大家都抢资源。“教育部”分资源的方法是靠点数，制度性要求每个学校逼教授生产点数，只有足够的点数才能够拿到资源。每个教授都被逼着写论文，教书都不算点数，也换不到钱。所以，台湾高等教育败坏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最后学术生产就是从垃圾到垃圾。教授在学院里对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小，整个学院机制完全败坏了。但这个不能改变吗？可以改变的，“教育部”可以鼓励教授好好教书不要生产那些学术垃圾。学生的受教育动机已经不纯了，而教授又不重视教书，你要怎么去影响学生？

随着台湾社会民主程度越来越成熟，公共知识分子阵营会如何？或者说，你们的话会有人听吗？

杨照：两种情况对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太有利，一种是民主非常成熟，民主就是每一天的日常运作，非常无聊；另外一种是出现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比较理想的环境是，知识分子有他自己的场域，但不是直接去影响人民。我相信台湾社会再成熟一点，应该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也是我长年的梦想。

认真想公共知识分子阵营将来会如何，那只有悲观没有乐观。我尽量不去想这个问题，因为纠结于这个问题，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也做不下去。我只觉得，我认识的这几个人，我们共同的态度就是不去想这个事情，才能把手上的事情做好。还有很多东西是不容易预测的，比如公共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管道有哪一些？其实这些年一直在改变，这就牵涉到你要不要做这个事情。在我看来，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就是你对有些事情有坚持。但从现有的条件看，我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未来一定是悲观的，报纸会消失，网络会越来越自由、混乱听不到理性的声音，电视会越来越娱乐化、八卦，这些东西对公共知识分子都是很不利的。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