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林 著 吴万伟 译

公共知识分子能够改变历史进程，即使在他们死后。如果有人说“知识分子”这个词让蔑视者忍不住去掏枪来打死他，那么“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肯定让他们想去找炸弹了。在批评家看来，这个词就意味着武断地发言和不负责任地评论等廉价和轻易的选择，就像反对党享受的特权，那就是什么也不用做，只需动动嘴皮子即可。

另一方面，在那些看重充满活力的公共对话的人看来，拉尔夫?爱默生（Ralph Emerson）的观点最能说明问题：那些熟悉历史和思想史的个人能够从中找到对当今有现实意义的深刻见解，因而也能有效地传播新观点和见解。

如果没有警惕和投入的人参与，没有渴望辩论者和从自己的研究和经验中提供专业知识的人的参与，公众对话将非常贫瘠。这些人提供的恰恰是公众对话所需要的东西：观点、视角、批判和评论。任何提出这些东西的人都应该期待着人们对其观点的严厉审查。不管观点被接受还是被拒绝，人人都可以从讨论中受益。

人人都可以当公共知识分子，除非你无话可说。一般来说，这意味着公共知识分子是自我选择的群体，就像古代雅典集会广场里有选举权的公民一样，他们是一帮自愿进入公共空间发表言论的人。

因特网使这种自我选择成为可能，有些评论家因为在讨论中问题意识和博客上的深刻见解而赢得大名。虽然网上的东西很多是默默无名者的喧嚣和谩骂，网络民主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因为在更大规模上复兴了古希腊集会广场。

有些公共知识分子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其他人则赞同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观点，即公共知识分子的目的就是“推动自由和知识，”尽可能采取中立的立场。

在这两种立场中，后一种立场最难维持，在外人看来也最令人怀疑。面对世界上的不公、愚蠢、错误和掠夺，人们真的能够保持超然、冷静和客观，完全不投入感情，完全无动于衷吗？或许有人反对，积极投入政治的知识分子或许对人有利，但那些宣称对政治不感兴趣（当然不是无利益）的人就招致两方面的批判，要么被指责对多数人看重的东西冷漠无情，要么被视为渴望通过其表面中立的形象掩盖其真实目的骗子。

对那些因为在某些特殊领域---如科学和文学做出重大贡献而在公开场合活跃的人来说，存在一种危险，即往往自认为或被别人认为是对太阳底下任何话题都了解的先知。有一些领域尤其是政治和新闻会让他们成为通才，因为这种任务的本质就是拥有更宽阔的视野，从多个角度考虑问题。

但是任何自己选择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并得到公众认可的人需要警惕仅仅通过自己的视角看问题的风险，因为他的最初主张是建立在其专业领域之上的。而公共知识分子的本质是在兼顾各方利益，经过深思熟虑后对很多事情发表整体性的合情合理的观点。

我们能否给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呢？请考虑下面这个清单：伯特兰?罗素、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埃德蒙德?威尔逊（Edmund Wilson，文学批评家）、莱昂纳尔?特里林（文学批评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古生物学家—译注）、诺曼?米勒、苏珊?桑塔格、诺姆?乔姆斯基、理查德?道金斯，实际上《展望》榜上的每个人都名副其实或被认为名副其实。除了智慧、投入及大胆发言之外，他们很少有什么共同点。因此，这三点或许抓住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本质。

这个异质性群体成员的言论能否给世界带来变化或者能带来多大的变化呢？这是历史检验的问题而不是判断问题，但是，如果在某些情况下没有带来变化将会令人感到吃惊。观点是历史的齿轮，推动变化和前进。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写到，坐在书斋里的哲学家在死后50年还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他心里想的是两个公共知识分子洛克和马克思。确实如此，如果哲学家这个词是广义的（应该如此），它或许是替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合适词汇。

作者简介：

格雷林（AC Grayling）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哲学荣休教授，私立的人文新学院院长。最新著作《上帝论证》(Bloomsbury）。

译自：Do public intellectuals matter? By AC Grayling

http://www.prospectmagazine.co.uk/magazine/public-intellectual-world-thinkers-ac-gray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