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在民初中国知识人的价值世界中的正当性面临着强有力的挑战。一方面是家庭、家族的存在被指控让中国人只有私德而没有公德，过度眷恋和依赖于家族共同体提供的生活和庇护；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家庭形象在清末民初欧风美雨席卷中国知识界之后，更是发生剧烈的变化，家庭甚至连个体的私德都无法确保，而只是一个全面而系统地压制个性和自由的空间。一言以蔽之，家庭成为后五四青年具体而微地感知社会与世界的逻辑起点，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甚至改造世界就必须从改造家庭和改造自我出发，家庭革命就成为通往社会改造的逻辑通道。
后五四时代的中国青年并未如其所愿获得一种彻底的解放与完全的自由，个体的生命与传统的家庭、家族仍旧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即使从家族中出走的青年人，面对如无物之阵的社会也会感到一种无处着手的愤懑与无力感，作为一群最早接触新文化、新思潮与新观念的个体，无法迅速地构建一个理想社会来安身立命。对未来的强烈憧憬与对现状的极度不满，形成了一种复杂而极具张力的感觉结构，这种基于个体生命感受（未必完全符合个体的经验事实和社会真实）的公共表述与感觉结构反过来又会影响后五四青年人对于家庭、社会与世界的认知方式与价值取向。一言以蔽之，家庭成为后五四青年具体而微地感知社会与世界的逻辑起点，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甚至改造世界就必须从改造家庭和改造自我出发，家庭革命就成为通往社会改造的逻辑通道。余英时先生在引述了傅斯年、陈独秀和熊十力强烈批评家庭制度的言说后指出：“一位自由主义者、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位新儒家——这是中国二十世纪三个互相排斥的思想流派——都异口同声地说中国的家族制度是‘万恶之源’，这也许要算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奇迹。但由此也可见‘五四’反传统的声势多么猛烈，中国知识界的价值观念真正经历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本文旨在从后五四时代比较有影响力的几份报刊尤其是这些报刊上的读者信箱出发，试图呈现后五四时代青年群体如何通过与编辑的通信来呈现个体性的家庭、婚恋等苦痛，而编辑又是如何将这些苦痛纳入一个阶级抗争与家庭革命的大叙述之中，进而影响了众多中小知识青年对于共产革命和左翼文化产生认同感的历史过程。
一、“冲进社会”还是“回到家庭”：青年群体的两难困境
中国传统大家族在过渡时代风雨飘摇，问题丛生，而社会更是千疮百孔。面临失序，身处家族与社会之间的青年群体对此感受最为深刻，可以说他们处于一个左右为难、内外交困的境地。这个群体的恋爱、婚姻、求学和择业等都受制于家庭的状况，他们试图摆脱家庭的束缚但又往往无法在社会上实现真正的经济独立。尤有进者，家庭和家族对于这些人外出求学往往是提供了实质上的资助的，但在大家族和小家庭的优劣比较论述的影响下，以及个体在都市生活里的挫折与愤懑等情绪的刺激之下，他们往往对于所出身的家族形成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结构和认知模式。1926年《中国青年》曾刊发一个读者濮铁符致编辑萧楚女与恽代英的书信，其中写道：“然而我的家庭，我的亲友都这样希望我，不愿意给我停学。在这里我的难题就到了。劣绅土豪是我们革命党人应该打倒的。资助我升学的那班人都是C县的现任绅士，内中就有为人们认为是劣绅，土豪的，那末，我接收他们的资助，岂不是有与土豪，劣绅勾结的嫌疑了吗？岂不是于道德上有防碍了吗？”这种感觉结构和认知模式经常会引导他们过度地夸大传统家族对其人生的负面影响，而这些夸张的论说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青年人的认知。
女性问题在有关家庭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公共讨论中尤其引人注目，而对于女性问题的论述就成为报刊和知识人是否代表社会进步力量的判定尺度。《读书生活》曾经围绕女性在这个变革时代的角色与选择做过简短的编读往来，对其加以讨论。编者在答复读者的来信时指出：
在本刊第二卷十二期和第三卷一期里，我们有两篇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一篇是批评陈衡哲女士教女子“不要脱离家庭，而使儿童失去他们的母亲”的意见，我们的答复是要努力冲进社会，不要成为家庭的奴隶。另一篇是一位脱离了家庭而没有办法生活的女士的特殊问题，我们给她的解答是：如果家庭可以暂时凭依，为了吃饭，就暂时到家庭里住一住也不要紧，只要自己能够努力，不要被家庭周围的一切同流合污，只要自己能够利用家庭的地位作为自己向前的出发点。
在两篇文章中，我们的意见本来是一贯的，就是说，一个女子在今日生活的目标，始终应该以“冲进社会”为主，不论是直接冲进去也好，直接冲进去如果不可能，借着家庭做暂时的桥梁也未尝不可，只要她能够坚持着尽她变革社会的一份子的任务。
从上引论述来看，左翼期刊基本上是鼓励和支持女性从家庭空间里脱嵌出来，与社会实现对接，而社会本身又是问题缠结的，刚与家庭决裂的“娜拉”出走以后还得承担“变革社会”也就是改造社会的重任。因此，改造自我、改造家庭与改造社会就成为各种接触新思潮群体的青年三位一体的奋斗目标。《读书生活》编辑曾指出了女性在这个时代的两难困局：
我们应该知道女子回到家庭或是冲进社会，这正是一个矛盾；这一个矛盾，它正是社会上一种现实的反映。因为在目前，一切的家庭都正在那里破坏；比方家庭事务的逐渐社会化，以及家庭生活的不能维持，这一些事实，正是把成千上万的女子赶出家庭去。同时，社会的不景气，失业人数的增加，女子们在社会上很难得到相当的职业；并且这一些事实，又使得现社会的掌握者感到极大的困难，于是又只想把女子完全叫回家庭去。在这一个现实上的矛盾还不曾好好地解决以前，女子们这种“一只脚踏上两条路”的苦痛，是没有法子根本免除的。
对于民国时期的新女性来说，婚姻家庭问题是限制她们求学、独立和进入公共领域最大的阻碍之一。当时《申报》一个读者罗淑清就婚姻问题写信给“读者顾问”栏目的编辑如此倾诉内心的痛苦：“我也冒过几次险和他（指其男友）在公园谈心，彼此更形投契，可恨我虽想否认这纯粹专制的婚约，脱离这不具生产能力、不合性情的未婚夫，但我这样的陈腐家庭，纵然把我私衷向父母说明白，也决不能遂我所愿，我的将来绝望已极，我听说夫家不久将要看期娶我，不啻我死期将近。先生常说自杀是切不可，我一朝出嫁到僻乡荒镇榨取平民血汗的土豪家中，决绝我意情投契的爱友，我觉是生不如死，惟先生雾海南针，请示答复。”一面是情投意合的男性朋友，一面是性情不合的未婚夫，夹在其中而未能摆脱自然是一种巨大的苦恼。编辑回信表示同情，鼓励她摆脱家庭的桎梏，冲入社会寻求一个独立的人生：
然而以如此有志力学，毅然欲有所树立的女子，竟为旧式家庭所束缚，为不自由的婚姻所痛苦，又不禁为之废书三叹，并至以无积极援助女士之力为恨！……不然的话，你们若果真是两情相爱，那就脱离家庭到工厂作工，独立生活，互相帮助，虽然在物质方面苦一点，但在精神上当可以得到一点补偿。婚姻问题，是现代社会问题之一，若果社会问题不根本解决，这种问题是不会得到圆满解决的。
在此，具体的个人性的婚姻问题被成功置换为整体性的社会系统问题，这自然强化了解决具体个人问题的难度，却也可能刺激了读者的心智生命，让他们感觉个体的压抑和痛苦与他人的类似情感是息息相通的，私人情感由此被社会化和类型化，成为一种导向社会抗争的精神动力。
1920年代后期，阶级斗争等观念的进一步普及，导致五四时期兴起的普遍主义的人道主义被认为是一种浅薄的人道主义，而阶级区分和阶级论述成为公共舆论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话语方式。五四时期强调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个人主义话语也迅速被边缘化。取代五四启蒙话语的阶级论述最核心的要旨就是将整个社会划分为富人与穷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劳心者与劳力者等截然对立的两极，而家庭问题等被嵌入这个框架后就转变成了阶级问题的表征，一个家庭共同体的内部矛盾就成为阶级矛盾的表征。当时《中国青年》发表一篇讨论革命青年家庭观的文章时就指出了这一面相：
真正革命的青年，对于家庭，当然有他很好的见地和对付的方法；他们固然不愿“独享天伦之乐”，也不像浪漫青年的主张，不顾家庭的经济生活情形，而完全脱离或仇恨家庭；他们不提倡所谓宗法社会之成训，“为人子止于孝”“父母在不远游”，可是他们也绝不作父母夫妻儿女谋衣食的牛马，升官发财的奴隶；他们不愿不顾实际的唱“独身”的高调，却也不愿作“找爱人”的勾当，迷恋“闺房之乐”。他们看得很清楚：在资本帝国主义现社会中，尤其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不平等条约关税协定的锁链，机器工业发达的国家，将物美价廉的商品侵入了内地，战败了我们农业国手工粗糙的货物销路，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加之军阀们受了帝国主义的指示，接续不断的抢地盘的战争，残忍的蹂躏弱小百姓和无产的工农！这样，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已大批的渐入于崩坏的状态，无产者的家庭，更无存在的可能了！惟有极少数的资本家，可以“家人父子”的团聚着，享不尽的天伦之乐事！因此，革命青年就教训了自己：偷安于家庭，或被其屈服作了奔走衣食的牛马。他不惟是欠缺坚强意志的懦夫，而且是一个贪生怕死，自私自利的社会蠹虫！他们根据自己认清了的“为甚么要革命”的见解，只有脚踏实地的努力于伟大的革命工作，求人类之真正自由平等，家庭问题，仅仅是他们千万个问题之一，只有在社会问题解决了之后才能解决家庭问题。
换言之，家庭问题成为帝国主义支配下的产物，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都未能幸免于难，陷溺在西力东渐的苦痛之中。只有极少数的资本家将个人的家庭幸福建立在对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剥夺之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出路在于走向革命，革命既能简明扼要地解释清楚家庭问题与社会问题的伴生关系，又能给出一个未来世界之“真正自由平等”的承诺。由此可见，这种有关家庭问题的阶级论述既诉诸理性的说服，也诉诸情感的动员，形成一种所谓共通的“社会情绪”。这种情绪在各种有关家庭与个人解放的论说的不断刺激之下就会不断发酵，继而达到一种濒临爆裂的临界点。
家庭问题与社会改造的论述形成一种彼此勾连的因果链条，家庭问题成为社会危机的缩影，而社会改造也就成了解决家庭问题的关键途径。传统中国退隐在家庭和家族生活城堡的个人，就在这种强势而单向度的主流论述中被牵引到政治生活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思想和观念就不再是社会历史演变的机械投影，而成为引领社会历史结构发生变动的“火车头”。若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视野来考察，五四之后1920年代的青年，正好是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之后在新式学校接受新式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个世代青年，他们的知识结构、政治取向和社会生活方式，与传统科举制下的读书人几乎完全迥异。这一代人到了五四及后五四时代，正好是政治参与意识强烈而身体和心智又相对成熟的时期，而那些拥有传统科举功名的精英在这二十年的历史演变中社会影响力逐渐式微，可以说，这个时间节点正好是一个社会精英发生代际更替和权势转移的历史时刻。共产主义等思潮借助民族主义的论述成功地吸纳了这个群体的相当一部分成员，左翼文化运动由此而蔚为大观。《中国青年》特别明确地指出这一点：
学生在今日所受的痛苦是求学不安，与职业恐慌，二者都是中国混乱的全部现象的一面。教育经费的缺乏，全由于财政破产，人民的血汗全为军阀掠夺以充军费，为列强所侵吞以偿外债与赔款。军阀盘踞政府不让政治清明与列强霸占中国市场不许工商业发达是使学生不能于学成后寻得职业的唯一原因。学生的家庭既受军阀与列强的搜刮，压迫摧残，学生有求学不安与将来失业的恐慌，这些困苦不是一部分一部分所能单独解决的，不是靠提倡教育独立或职业教育所能解决的，只有靠改造社会将社会改造的障碍清除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列强的学生多半是中产阶级社会的子弟，列强的工业发达，中产阶级在他们的国家握有政治与经济的权力，所以他们能安心求学与学有所用。他们在社会上不成为一种特殊势力，他们无改造社会的志愿。中国的情形适得其反，学生与他们的家庭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同为被压迫者，所以他们必然的倾向于改造社会，从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此是中国特有学生运动，西方所无的根本原因。
在这样一种革命家庭观的指引之下，如何处理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就成为困扰当时社会青年的一个核心问题，而私人生活经验的苦痛往往导致个体对于传统家族乃至一般社会的强烈批判意识。不过，当时的恽代英并不主张对于固有家庭的极端行为，他在回应一个读者汪冀贤的提问时，倡导的是如何从旧式家族的权力缝隙里寻觅到谋求独立生活的契机：
我以为，我们对付家庭是很容易办的。只要我们不希望将来编入正史孝友传上去，我们尽可以酌量的对付我们的家庭。打骂父兄，自然是不应该的，社会上一定要说是不孝不弟。使父兄饥寒而使妻子温饱，这亦是我们不当做的，然而这种事，在那些恨人家骂孔子的人们已经觉得是不足奇异的事了。至于我们能一方对父兄不失礼貌，而且亦不使至于饥寒，而一方保留自身择业用钱的自由权，不受他们的干涉，他们决不至于怪我们，而且亦把我们无可如何。……我们若留了钱办社会有益的事，谁定要管我们呢？
但《中国青年》更多的编辑回信则是在面对读者对于个体情境与苦痛的书写时，倡导一种脱离或改造家庭与婚姻的态度，家庭在这种论述中就成为一种束缚青年改造社会的负担。一个署名燕日章的读者认为家庭和婚姻是导致纯洁青年堕落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为了维持家庭和婚姻，个体就必然向社会妥协和失去独立的人格，所以为了维持个体的人格，只有走上独身主义的道路。他甚至认为通过沉潜中国古代的经典涵养心性和依靠师友督促其拒绝婚姻和家庭，就可以维持相对独立和理想的生命状态。萧楚女在回信中呼应了这个读者关于家庭与人格的自我分析：“青年人容易堕落，并不单只由于家庭的累赘。如虚荣心，生活上之贪恋，友朋的引诱……在现在这种生活压迫最高的时代，我们要想保全我们底纯洁而不致为了饭碗去堕落，总以少负家庭系累为好”。对于这个读者希望从阅读中国古籍尤其是子书来涵养心性，萧楚女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南辕北辙，不可能达到目标，而有意地引导读者到社会科学的书籍中去寻找改造社会和改造自我的真理：
以读书而旷达胸襟，放开眼界，那不是中国古书——什么子书所能获得到的。在你或以为南华中如秋水齐物是可以解放你底思想的吧？其实，那是别一个牢狱，在这个牢狱里，不过不上脚镣手铐罢了！消极的放浪形骸之外的所谓“高明”，会把你埋进那无边海滩底软沙里去——开阔了，旷达了，然而你这个人却从此无用了！你若真要开放你底胸襟与眼界，与其在那些散乱浪漫的中国子书中去埋头，则不若去读进化论与唯物史观的社会学。从科学的领域里，才可知道宇宙之伟大与得到自己所居的地位。然后才能有一个有条理而且是科学的进取的人生观；才不致陷于那乌托邦的迷途。你可把研究社会学与这一要求合在一起，同时去做。凡关于生物进化（如物种原始，一元哲学之类）及马克思学说，都看一下，那便胜于读五车子书。
这倒是与左翼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鲁迅倡导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的旨趣近似，鲁迅也认为读中国书让人沉静，而读西洋书则让人总想有所为，能进取。编辑但一在一封告脱离家庭的青年的公开信中更是倡导“直接行动”去改造社会，而且强调在这个过程中注意联合志同道合者，这样就避免个体的孤军奋战可能带来的无助与孤独，这对于那些散漫地游离在社会边缘的中小知识青年自然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鼓动：
你要完全无委屈虚伪的生活么？那便你应当在你求学或就职业的时候，多努力助成社会的改造。此所谓改造，并不需你定要冒几大危险牺牲。你只须先设法以感情结合学生或农人；一方宣传他们痛苦的救济方法，以徐引其信仰革命，一方亦为之组织各种大的小的团体。这是我们的军队。我们一定是要与社会恶势力作战的。但并非个人的肉搏，是要先有军队，再领导军队去应战。所以这样，成功多而失败少。只有社会完全变更了，人民大家起来打倒一切鱼肉人民的官绅，使国家可以免费供给青年的教育，职业界可以不至于受少数东家或东家的走狗所支配，我们才可以人人都扬眉吐气。
对于相当一部分进入城市的知识青年和职业青年来说，家庭的痛苦或者说生命的痛苦相当一部分源于婚姻的悲剧带来的错位、愤怒与无奈。追逐新观念和新人生的青年的背后，往往存在着一个在阴影之处的传统婚姻下的“妻子”或“未婚妻”。这些女性大都不识字，没文化，生活方式古旧而教条，更没有新文化运动培育下的青年一代的恋爱神圣思想和浪漫主义。他们是如此格格不入的两个世界的人，却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祖训而将两个人的人生捆缚在一起。青年在近代中国被赋予了重要的社会角色，成为改造社会和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的承担者，但从公共空间里作为一个群体的万众瞩目到回归私人生活领域里的无法消解的个人痛苦，明暗之间的强烈对照，更加深化了青年人将家庭当作社会黑暗的缩影来反抗的意识。但逻辑的悖论也就从此展现，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连个人的婚姻和命运都改变不了的个人何以改造社会和国家？！一个名为立木的读者在来信中就袒露了这种内心的困惑：
代英：我几年来饱尝婚姻的痛苦！几次提及离婚；终没有达到目的。现在我已觉悟在旧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推翻以前，婚姻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惟有牺牲一切，为革命而奋斗，才能解放自己，解放人类。然有人对我说：“你的妻子虽不好，你应当加以改造，若你对于自己的妻子都不能改造，还配说什么改造社会？”这些话听起来很有理由，但我与我的妻子，已完全没有爱情，我不独不喜欢与她见面，就使远远听到她说话的声音，也觉得很讨厌，这样还说什么改造呢？我希望你对于我这件事加以详细的批评和指示！
恽代英的回信简洁有力地提供了一个方案：
立木：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我们要宣传一切的人使赞助革命，以根本打破现在这种违反人性的社会制度，而消弭一切由此种社会制度所产生的罪恶痛苦。我们要对于比较易于接受革命宣传的人去努力宣传，不能专门和那绝对不能接受革命宣传的人厮混，虚耗了我们的精力时间。你的妻子亦不过是我们所应当宣传的人中间一个人而已，而且对她的宣传事业，在革命运动上面还没有对一般学生农工群众的宣传重要，所以你便不能改造她，并不见得你便不应努力改造社会。古人所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这是封建时代以家庭为中心的思想，其实说到非改造寡妻，决不能改造兄弟，非改造兄弟决不能改造家邦，任何人亦说不出一点道理来。
家庭成了违反人性的社会制度的缩影，而对于家庭的抗争就成为解除社会性罪恶痛苦的关键一环，而对于那些顽固的守旧者而言，革命宣传者可以暂时放弃他们，紧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底层民众，古人所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式的推己及人模式，在这里并不适用。
一个署名南方大学的学生王永德在给恽代英的书信中谈及他的一个朋友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而如今除了恋爱对其他公共事务都无所用心，甚至一味消沉。因此他咨询编辑有何方法可以改变其友人的心境与处境。恽代英针对从1920年代后期兴起的恋爱与革命思潮做了斩钉截铁的回应：
永德：你的朋友当真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一定知道在经济制度未完全改造以前，是没有美满的恋爱生活可言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恋爱，他们愿意牺牲一切以谋改造经济制度，使人人得美满的恋爱。但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要改造经济制度有时要牺牲一切（包括恋爱在内），若在工作上所必要牺牲的不能牺牲掉，甚至于因为贪恋任何事物，反牺牲了他的正当工作，这只是愚昧的鄙夫，决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你的朋友能工作很热心，然而只看他为了恋爱便厌倦工作，可知他一定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你们自然应当劝诱他，但他若自甘堕落，谁亦不能为他想甚么救济的法子。不要可惜堕落了一个青年，在这种社会里，因愚昧贪鄙而堕落的不知凡几，只有希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加倍努力，从速改造这种经济制度，才根本可以救拔这些可怜的糊涂虫。我希望你的朋友不要便是一个糊涂虫，倘若他竟然是一个糊涂虫，我只有请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加倍努力去救济他及与他同类的人。
个体私人生活的幸福与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变紧密相连，后者成为前者的前提，尤其是对于脱离了低级趣味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更应该牺牲小我，为大我而贡献自己的力量。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在那个特定的时期不但展现出一种改变社会历史结构的理论力量，而且也体现出一种先人后己、推己及人的道德魅力。这或许是左翼文化运动富有吸引力的又一根源。自然，私人生活的恋爱苦恼与作为宏大叙事的民族国家的图存之间本来沟壑纵横，可是在后五四的这种个人主义的阶级化与国家化的叙事中，界限突然消失。恋爱是为了革命，革命可以暂时搁置恋爱，甚至因为有了一份革命作为底色的浸润，凡俗的恋爱也凸显出其崇高的面相。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理解1920年代后期兴起的革命文学中的恋爱叙事。《申报》一个江苏读者张济时写信说道：“尝推书饮泣终日，这是否恋爱比读书重要，尤其在现时环境下，与‘救国更要读书，读书便是救国’之下。”编辑在公开回信中鼓励他抛开感伤的个人情绪：“现在国破家亡，一班有权有钱的人，方在那儿提倡娱乐，自然别有肺肠；然而你们一班青年果真不甘心（不是口头上而是行动上）做亡国奴，就要无条件地暂且丢开这种没出息的勾当，去做救亡的工作；果真在抗日反帝的工作中，碰到了志同道合的女战士，就此结合起来共同奋斗，敌人在前，则并肩前进，枕藉而死，才是汉子”。
二、个体出路与社会改造：中小知识青年的救赎之路
同样是呈现社会的个体苦难，《生活周刊》也通过读者信箱栏目记录了1930年代众多社会小人物的个体生命与日常生活状况，但因为邹韬奋创办的期刊面临来自国民政府巨大的政治压力，因此这份期刊的编者在回应来自普通读者的“诉苦”时并未给以不断激化和总体化的解决思路，而是相对比较温和地劝说读者在一个法治主义的框架内解决其人生的各种问题。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对个体苦难在公共空间有选择地呈现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抗议，苦难未必代表正义，但苦难却可能形成读者之间情感的连带和共振而召唤出对社会正义的渴求。阿伦特在讨论法国大革命的社会问题时曾经指出：“在一批批贫无立锥之地的贫穷无依者汹涌而出时，物质欲望的必然性因素……就具体显现于革命实践的过程当中……解放人生命之经济物质的基本欲望遂成为所有‘治理权’正当性的根据。达成这种解放的一基本条件在于，使用暴力，以及强迫他人承担这群氓流之生命负担。……企图以政治手段把人从贫穷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不但……徒劳无益……而且往往带来危险之结果，这即是经济物质的必然性侵犯了政治领域，而这政治领域乃是使人可以共享真正自由的领域。”
《生活周刊》的读者涵盖面广，提出来的问题五花八门，但基本上不脱教育、婚姻与家庭、就业等议题，这些切身的社会问题让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深切地感知到来自家族、社会和政治的压力。一个做过学徒工的读者给《生活周刊》写信倾诉与其乡下未婚妻的婚姻状态，这个读者少年时代即以传统方式订婚，试图反抗未果就逃往上海求学四年。家里父母要求其回老家完成婚礼，他极不情愿，认为一旦回乡成婚再无可能外出求学，但若不回去家里则会断绝经济上的资助，他在城市也无法立足。彷徨两者之间痛苦不已的他向《生活周刊》编辑求助。简言之，这个青年学生想求学但经济上不能自立，回归家庭则又于心不甘，人生就以如此严峻冷酷的方式折磨着他。而编者的回信则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个体的奋斗，而不是有意识地将个人问题与民族国家的解放联系在一起：
按经济问题，确难解决，故此事之能否坚持到底，全视足下之奋斗精神及能力为断。盖欲享相当之自由，必先有相当之奋斗精神与能力，权利义务，常须并行也。即就家中断绝经济一事而论，足下如能设法借贷，或筹工读办法，或至万无自给可能之时，为最后一步计，或觅得就业机会，暂时辍学，以待续学机会，而促家中觉悟。总之此事如欲抵抗到底，全视自己有无奋斗之能力，其途径须就本人能力及机会，殊无呆板之方法可定也。
有读者感觉人生处处是日暮途穷而生计艰难，写信给《生活周刊》讲述自我在日常生活与知识拓展方面的万般无奈：“现在我对于所处的职业，学识既没有长进的希望，经济方面没出息，生活又没兴趣，幸福更那里谈得到？遇到了有几种事或者可以勉力去做，无奈生来没有好亲朋，缺乏提引的人，那一个偏偏要你这无名小子呢？要想奋斗吧，处在这样环境之下，也好像一个手无寸铁的人，被围困在四面枪炮对垒的敌人之下，怎样能够容许你擅动？”编辑的回信劝说读者努力补习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知识水准，换言之，仍然相信并传递个体奋斗的人生模式和价值观念：
足下好学不倦，至深钦佩，惟吾人求上进，须就可能范围内尽其在我者做去。倘以幼时未入校为憾，则当知求学不限学校，只要有恒心为之，如工暇自修，多阅书报，亦有益也。足下境地不佳，本刊深表同情，惟不宜因此悲伤，当以乐观精神奋斗。一面服务，一面于公余自修，积之甚久，学识自能丰富，经验亦随之充足，此事须持以时日，决难速成，一俟学识丰富经验充足，当可留心较好机会，如有更好机会未尝不可更业也。惟在未得机会前勿轻弃原职，以免进退两难。总之凡事尽其在我而向前奋斗，对于目前之障碍，不但不可因此徒作无益之消极观念，且须视作过渡之磨炼时期，凡事欣然勉力做去，即一时所作之事似甚低微无足重者，然当知同一事也，由知识不同勤惰各异之两人为之，则其知识较高而勤者成绩必较优，经验必易富，取人信用必易致，事在己为耳，殊不必以一时之境地自限也。苟有较优之机会，不妨改就他事，在未有较优机会之前，仍当尽力做去。盖天下事只有留心图之，决难今日一想，明日即在目前。故尽力设法则可，如一时无法可设，则先就现有境地尽量做去，否则立刻急死，于事无济，其愚孰甚乎？尚希足下平心静气思之为幸。
有很多读者就求学问题咨询《生活周刊》编者的建议，他们深感在一个新式教育和学校推行的时代，普通人接受教育的成本反而高于传统中国的私塾教育，因此大感沮丧与挫败。一个读者写信说道：“所以我仍想奋斗的做一个老学生。可是现在的教育，每日高喊平民化，实际非贵族不能进去。以本省大学而言，每年没有二百元就不能维持下来，远不如前清时候三年头上提一篮子入场，就可以得到深一层的功名。你想我的家庭状况，那能拿此一笔大款呢？”编辑的回信极为理性而务实，他提出了缓进与急进两种方案供这个来信读者选择，并不给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答案，这与《中国青年》编辑回应读者人生选择困惑时的截断众流一锤定音大异其趣。就前者而言，编辑建议这个读者可以先行结婚，同时担任教员保住工作，工作之余的时间通过自修来提升自我；就后者而言，编辑提议若这个读者觉得维持现状极其痛苦则可以暂缓结婚甚至解除婚约，先入大学读书，等毕业后重新选择志同道合之伴侣。具体内容如下：
承示之事，兹分答如下：（一）承示有志向上，拟再入大学，力求深造，一面又以令堂年老，无人侍奉，亲友力劝结婚，愚意此两途何取何舍，须视本人之志趣而异，即须本人依自己之志趣，而定解决之方针。盖人之志趣，各有不同，例如一面先行结婚，一面仍为教员，在公暇之余晷，自修求进，倘以如此做去，而心中已觉安慰，而不必以入大学而后始安者，则先行结婚，亦未尝不可，此依缓进之志趋而决，采维持现状之办法也；若一心一意，以须入大学求学而后始觉满意时，常以维持现状而在精神上感觉苦痛者，则为积极进取计，既有经济关系，婚事自不得不暂缓举行，今年足下虽已三十岁，如入大学肄业，则四年毕业，三十五六岁结婚，只须自己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不畏无相当之意中人入选，此依急进之志趣而决，采打破现状之办法也。此二法应采取何种，均须视本人之志趣而定，殊非旁人所能代决也。（二）若以孝母而娶妻，则在目前未尝不可用一可恃之女仆，在足下指导之下，奉侍令堂，如以经济关系而无力雇婢仆，则娶妻亦须膳宿供给，其所费必较大而决不至更省，可以断言，故此事亦在布置得当耳。
对比来看《申报》“读者顾问”对于普通读者来信所呈现的各式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的回应，则会感觉到1930年代各种左翼期刊的编读通信栏目的多样性。《申报》“读者顾问”常见的有关师范生出路的讨论即可凸显这种差别。师范生大都属于现代中国边缘知识分子群体，属于两头不到岸的社会人群，他们对于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文化之变迁往往是最早有所感触，却又难以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中找到出路。也恰恰因为这种特征，他们成为连接精英与底层、上层与下层、中心与边缘的最佳中介群体。民国时期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和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之所以都成为孕育革命者的重要空间，与此不无关联。《申报》的流通服务部和《读书生活》等报刊对这一群体一直高度关切，注重引导。一个署名殷日炎的读者给《申报》写信寻觅穷师范生的出路：
现在社会奋斗的队伍中，真实的领导者是在哪里？能够真真唤起大众的使命者又是在哪里？我觉得我所接触的所谓觉悟的许多青年，也不过是些抱爱人、穿西装、赚钱求利、追名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者，做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不但不能够去接近大众，领导大众，并且只知自身享乐，这一类人，你能和他们为伍吗？和他们同流合污吗？我是天天要吃饭的，我不能够扎起肚子来负起时代的使命去奋斗！所以，在陷入这混杂矛盾不可自拔的时候，胆敢来请教先生，望先生指示我一条出路。
显然，写信者对当时中国主流的青年群体心怀不满，且用一套阶级话语认定他们已经远离了底层民众，而怀抱高远理想的自己却又找不到安身立命的工作，故陷溺在日暮途穷的困顿之中。编者斩钉截铁地将教育问题和就业问题理解为政治问题，鼓励读者去奋斗：
全国的唯一大都市的上海的小学教师生活尚且如斯，内地更是一言难尽，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教育问题，而是整个的政治问题，整个的社会制度问题。自然我们小学教师应当各为其自身的利益而奋斗，然而要知道要离开整个的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自身问题是不会解决的。肚子固然不能饿着去做“负起时代使命的奋斗”，然而你不做这种奋斗，依然是要饿肚子，大多数的人要饿肚子。不饿肚子或是没有饿肚子的经验或恐惧，或是对于饿肚子的同情的，又谁愿去“负起时代的使命”呢？就上海的情形看来，不但多数师范生没有出路，就是大多数的大学毕业生，甚至欧美留学生，都往往找不着三数十元的职业。
师范生大都毕业后成为小学教师，因此两个群体遭遇的问题面临共通的历史困境，而小学教师在共产革命的动员、宣传与组织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另外一个读者也写信强调师范生应该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成为探寻社会出路的先锋队：
师范生是个劳动者，师范生不可能享受优越的物质生活，实际上也享受不着；并且，师范生决不能靠托社会来供养你，你必须做一个社会生产者，同时替社会找出路，所以师范生的责任是替社会普及生产教育。不过，现在的中国社会，这一条路是荆棘满途，因此师范生必须有创造的决心，辟荒的胆量，和坚忍的意志，刻苦的精神，来战胜一切的阻碍。
编辑的回信也是铿锵有力，引导写信者放下孔乙己式的穿长衫自绝于底层的伪高贵身份和矜持，直接与底层民众打成一片甚至结为同盟：“依我看来，横竖是做劳动者，与其在学校里做咬文嚼字的劳动者，不如率性到工厂或公司里做个体力或半体力的劳动者。在其间反可找到尽你师范生的义务的机会”。
如同1920年代的中小知识青年会在从军与从学中选择人生出路一样，到了1930年代相当一部分知识青年也同样面临这种选择的困惑。从军与从学从大处着眼都是为了解救民族国家的危机，而从小处考量都是为了在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找到个体的安身立命之处。一个来自绍兴的读者周民安就在做工、求学与从军三者之中承受着内心的煎熬：
现在呢？只有仍从校里偷闲的每天阅阅（只有最短期间）贵报外……其余的时间，为了吃饭问题，总是替人家做苦工。但是想求学的心却还没有死。有时在报看了各校招生广告，几乎使我伤心得落泪！又眼瞪瞪的一般纨绔子弟们由小学而入中学！真羡慕极了！我有时虽自己这样想：他们也是人，我也是人，我又和他们在同一的社会上，怎么他们有享受求学的福气呢？唉！
编者有意引导这个读者从阶级对立的视角、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分离的角度去反观当时中国的教育问题，进而引导读者放弃对学校教育的美好而不切实际的幻想，勇敢地投身于现实社会的洪流之中去锤炼自我：
进中学，大学的青年，都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家的子弟，你这样的寒酸青年自然没有份。然而正因为是穷人子弟所获得的知识与教育才有异常丰富的内容。譬如穷人子弟晓得没有钱不能读书的苦就可因而觉悟到：要想使穷人子弟都有书读，那就非对于使穷人之所以穷的社会根源，努力做改造的工作不可。又譬如穷人子弟在乡间看见了，并且身受了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鱼肉剥削，就可因而觉悟到：要使农民免除痛苦，那就非根本改造农村不可。凡此种种，皆是中学大学的学生在教室中或书本中所绝对得不到的知识与教育。而在一个非常时期的人民，文化程度，尤其是革命者的文化程度，是不能拿学校教育做尺度，而是要以他的社会生活之进步的历程，做水准的。说到这儿我要请你鼓起勇气。你是能以求学的，但是这种学问不是在学校中去求而是要在社会生活之日常斗争中去求。
这种观念在左翼文化的思想谱系中其来有自，早在1921年，客居衡阳的青年恽代英就曾经在与几个当地学生讨论关于何处才能找到优质教育的问题后，公开发表一篇文章系统阐释其对改造教育和改造社会关系的看法：
教育家必须把改造教育与改造社会打成一片，用自己所养的人，去做自己所创的事，创自己能做的事，以容自己所养的人，这样才人无不有合当的事，事无不有合当的人；再说显明些，教育家必同时兼营各种社会事业，办学校，只是完成他社会运动的一个手段。换过来亦可以说，社会运动，只是完成他教育事业的一个手段。我看见许多办教育的人，只知辛辛苦苦养出一般学生，学生一卒了业，便交给社会，去任意蹂躏，这种用力是何等不经济。我又看见许多办社会事业的人，只知东扯西拉的弄许多乌合之众在一块做事，这些人既无训练，又不团结，这种用力亦是如何的不合理。所以我们最应当做的，必不可如前所说的两种人，各只做了半截的事业，我们要改造教育，必须同时改造社会。要改造社会，必须同时改造教育。不然，总不能有个理想圆满的成效。
事实上，改造社会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兴起的进步潮流，五四之后创刊的《新社会》的发刊词就开宗明义地提出社会改造的目标：
什么是我们改造的目的呢？我们向哪一方面改造？我们是向着德莫克拉西一方面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
什么是我们改造的手段——态度和方法——呢？我们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思想、习俗改造起来；是渐进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运动；是切实的——一边启发他们的解放心理，一边增加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道德观念。我们的改造的态度，是研究的——根据社会科学的原理，参考世界的改造经验；是彻底的——切实的述写批评旧社会的坏处，不作囫囵的新旧调和论；是慎重的——实地调查一切社会上情况，不凭虚发论，不无的放矢；是诚恳的——以博爱的精神，恳切的言论为感化工具。总括起来说，我们的改造的目的和手段就是：
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
从这段五四青年改造社会的宗旨可见，他们的基本取向是通过和平的渐进的方式，来传播现代的新观念和新文化，依据的是最新的社会科学的原理和知识，而非1920年代后期崛起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改造社会。从改造社会的对象来看，这群五四青年注重的是唤醒和塑造中下层的平民，也就是一种传统中国士大夫“觉民行道”的下层启蒙运动方式，只是这里用来启蒙的知识和启蒙最终要达成的目标与传统中国的士大夫大相径庭而已。
郑振铎反复申明社会改造的对象不在于官僚和上层精英，事实上也就是这一世代的青年已经对精英政治丧失了认同和信心，而试图面向中国社会的底层来进行变革。他紧接着在第3期《新社会》上发表《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反思新思想出版物读者群体的局限性：
现在新思想的出版物，一天比一天多，除了北京上海不算，四川、湖南、广东、杭州等处，都有月刊周刊出现。但是细察他们的内容，都是编给知识阶级里的人看的，至于大多数的平民间——工商界及农民——的新思潮输入问题，他们却完全不曾顾虑及此。
郑振铎认为承担启蒙使命和社会改造理想的知识人应该从那个不切实际地悬浮在中国社会云端的“言论界”走到接地气的民间来，真正地接触广大的劳动阶级，将真正的知识和文化传递给他们。他展示了一条具体的社会改造路径：
大家今后应该各在自己所住的地方的一条街，或一个村镇上（范围以狭为好，总之须能力实能照顾得到者），尽力去做文化运动的事业：办几个义务学堂，去教育不识字的人，做几种通俗的周刊或日报，去灌输新思潮于一般略能识字的人；开几个讲演会，去搬运知识给那没有时间求学的人；再实地的去调查本地方的社会实况，对于一切事业，应兴的兴，应革的革。这样做去，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功效很慢，又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但这就是达到社会改造的目的之唯一方法，舍此以外，再没有别的捷径可寻的了！如果我们都肯下一个决心，把那些“急功近利”的心，淡了一些，拿那些埋首作空论的时间，腾赊出来，专心一志的去做这种切实的根本的工作，不到十年之后，我知道中国的社会，必定比现在大不相同，改造的目的，必能完全达到的了！
五四时代的平民主义成为一股强劲的潮流，自然带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的精英主义面相的深刻反思。郑振铎对此在《新社会》也多有论述：
不仅如此，能看现在的杂志的人，不过限于知识阶级，充其量之所至，亦不过能改造一阶级的人，而不能改造社会的全体。虽然说是觉悟了的知识阶级，必能不自安于知识阶级里，而能想去打破他，然而注重文字的宣传的心理不改，他还是想去把他的思想，用文字传播给知识阶级，而绝不会在农工不识字的人的身上打算的吓！社会的改造，决非一部分的人的改造，所能成功，而必须全社会的人都已觉悟了才行。所以我们想去改造社会，就应该除去现在的聚注意一方面的现象，而分途并进，同时从各面下手，不拘于一隅，不专注意某阶级的改造。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今后应该各视其性之所近，去做社会改造的各种运动，决不可有丝毫的“盲从”，聚于一隅，而从事于与自己不相习的工作。更明白的说一句话就是：我们新青年觉得自己于文字上没有十分专长，尚未有专门的一种研究时，就应该毅然舍弃，去学那俄罗斯的青年男女的“去与农民为伍”的精神，去教育他们，指导他们，把他们的思想更改，迷梦惊醒，同时并把他们的生活改造，而把那文字的宣传事业，付托与那有专长，有做过哲学人生科学的研究的功夫的人去做。
由此出发，郑振铎倡导五四青年培养一种社会服务的精神，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底层和深层，洞彻中国社会的弊病之根源与病症，从根本处努力为中国社会与政治的更新奠定一个基础：“中国社会的需要乃是‘知识’。因此‘社会服务’的工作，就应该注意的世界的，人生的科学的知识的输入，然后于社会根本的改造，才能收最大的效果。在这个办法之中，对症发药已不差了，但是全国的人大多数又是不识字的，因此这个办法最好的是要从教育上着力，不要从文字上做功夫。由此看来，我们可以知道：服务社会的最有效的工作，是一方面要切合他的需要，一方面要拣那满足这些需要的最好办法做去”。当时另外一个青年瞿世英也撰文呼应郑振铎的观点：“须知社会只是人类的结合——多数个人的结合。个体——个人无能力，社会决不能发展的。个人何以无能力？因为无智识，所以对症下药、改良社会的根本解决的方法便是去提倡平民教育——文化运动，假使各个人都有了智识，都知道要求自由发展，知道要求自由、平等、光明的生活，都有了能力，试问旧势力还能存在不能？当然不能了”。
结语
梁漱溟曾指出：“中国之以伦理组织社会，最初是有眼光的人看出人类真切美善的感情，发端在家庭，培养在家庭。他（指中国古时圣人，引者注）一面特为提掇出来，时时点醒给人；——此即‘孝弟’、‘慈爱’、‘友恭’等。一面则取义于家庭之结构，以制作社会之结构；——此即所谓伦理。于此，我们必须指出：人在情感中，恒只见对方而忘了自己；反之，人在欲望中，却只知为我而顾不到对方。”张东荪也曾主张：“中国的社会组织是一个大家庭而套着多层的无数小家庭，可以说是一个家庭的层系。所谓君就是一国之父，臣就是国君之子。在这样的层系组织的社会中，没有‘个人’观念。所有的人不是父，即是子；不是君，就是臣；不是夫，就是妻；不是兄，就是弟。中国的五伦就是中国社会组织，离了五伦别无社会。把个人编入于这样的层系组织中，使其居于一定的地位，然后课以那个地位所应尽的责任。”
但显然，自从清末中国读书人开始睁眼看世界，甚至转向西方寻求真理之后，家庭在中国知识人的价值世界中的正当性就开始面临强有力的挑战。一方面是家庭、家族的存在被指控让中国人只有私德而没有公德，过度眷恋和依赖于家族共同体提供的生活和庇护；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家庭形象在清末民初欧风美雨席卷中国知识界之后，更是发生剧烈的变化，家庭甚至连个体的私德都无法确保，而只是一个全面而系统地压制个性和自由的空间。家庭也成为藏污纳垢的代名词，迅速地被妖魔化和污名化，在西方引述进来的家庭观念的映照之下，中国式家庭存在的价值遭遇到广泛的挑战。
可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在于：毁家为国并不容易。一个年轻的学生可以暂时以求学的方式远离家庭，却很难完全摆脱家庭，尤其是经济上的纽带，也由此派生出教育、就业、婚姻与家庭、经济等一系列与青年人的人生紧密勾连在一起的社会问题。正因为有这些盘根错节的社会问题的聚集，现代中国才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面相。而那些在《中国青年》《生活周刊》《读书生活》《申报》等报刊上频繁出现的与普通读者互动的通信栏目，就成为聚集、吸纳和排解这些青年群体生命痛苦和社会苦恼的良性管道，而这些通信栏目的编辑就天然地成为那个天地玄黄时代的燃灯者。这些编辑大多也同样地对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存在强烈的疏离甚至不满情绪，他们在细致回应读者来信所投诉的社会问题的同时，其实也是在与所处的时代对话，更是在与自身对话，这未尝不可以被认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这些倾向进步追求真理的左翼编辑，通过将读者来信所反映的生活问题知识化、普遍化，进而将具体的个人问题与那些被认为潜在地规约时代的结构性问题缠结到一起。个人问题就自然成了社会问题的表征，个体的出路就自然被引导到应该破除社会结构的系统性压迫机制，当然这并非事实世界的全貌。正如前面所分析指出的那样，也存在像《生活周刊》“读者信箱”那样试图将大部分问题引导到一个法治的轨道来解决的“社会改良”取向。因此可以说，编辑与读者共同合作形成了一种“有组织的精神生活”，这或许是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化为何能够蔚为大观的一个可以探掘的窗口。
若从中国历史演变的纵向大视角来看，家庭的边缘化甚至负面化，尤其是家庭中的核心成员的离散化，无疑是以家庭和家族为核心构建的中国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的巨大翻转。此前让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空间摇摇欲坠岌岌可危，从家庭脱嵌出来的个体尤其是中小知识青年面对匮乏像欧美那样存在教会组织的中国社会，自然就会在短暂的解放狂欢之后又陷溺于更深重的痛苦与迷茫之中，重新组织化或如何重新找到可以安顿身心的组织，就成为很多人的生命追寻。或许只有从这个视角出发，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左翼文化运动尤其是背后的政党组织为何在那个时代对如此巨量的青年产生吸引力的根由。组织既提供安身立命的空间，组织更可以成为个人依托于此而来进行社会改造的中介，换言之，个体的生命安顿、现实问题纾解和对理想的乌托邦世界的追寻就可以融会贯通到一起了。
注释略。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上海史研究中心教授
原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