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的秋天，当我坐在哈佛神学院前大草坪的长椅上阅读、发呆或看着孩子在草地上奔跑的时候，我怎么也想不到时隔仅两年，这个世界已经地覆天翻，发生了彻底而深刻的改变。曾经那么频繁的中美（甚至中西）学术、文化和教育交流突然变得遥不可及，到西方学习对于中国的学者和学生而言显得关山千万重，有着千沟万壑需要跨越。
或许正因为此，在2022 年初，当我在整理、修订北美访学随笔的书稿《北美学踪》，重新翻阅当时的一张张珍贵的照片，浏览当时的访学日记，看到当时的日常与非常时，内心里涌动的是一种今夕何夕的感觉，昨日的世界繁华落尽，而明天的世界茫然无归，那本可以改变明天的已为今天所改变，我们突然活在一个两头不到岸的历史夹缝里。我细细回味从2017 年秋到2018 年秋的访学岁月，感觉那已经是个人生命史上难以复制的黄金时代。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人，我在这个中国乃至亚洲研究的学术乌托邦里所体验、观察和感受的一切，都深深扎根在我的学术生命深处。它诠释了何为真正的智性生活、何为多元的学术交流以及何为专业的学术服务精神。
此时此刻，重温这一切，也是为了在新冠疫情将全球拖入一个暗无天日的历史时刻，重新接续从清末开始的中西学术文化交流对于现代中国学术建立之意义的历史脉络，对于中国融入世界主流价值系统而又实现文化传统的自我更新之价值系统。换言之，从容闳、詹天佑到胡适、陈寅恪再到周一良、余英时等一代代中国学人的留美历史，不仅仅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给深厚的中国文明注入“西方活水”的文明融合的过程。
哈佛燕京学社是1928 年设立的促进中美学术和教育交流的学术机构，由一个美国企业家捐资赞助，常年设立在哈佛大学校园，但事实上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哈佛的研究机构，在民国由哈佛大学与包括北平著名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在内的中国多家教会大学共同合作，互派教师、资助研究生跨国访学和田野考察等。20 世纪50 年代初，燕京大学的办学戛然而止，哈佛燕京学社开始设立常规化的访问学人计划，余英时先生就属于较早的那一批受此资助而到美国哈佛从事学术研究的学人。2017 年秋天，裴宜理教授在给我们这一届的访问学人的讲座中指出，从1954 年以来，共有1200 名来自亚洲的访问学者和600 名研究生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来完成其研究和学业。
余英时先生曾在回忆录里如此写道初访哈佛的见闻：
“开车来接我的竟是哈燕社副社长裴尔泽（John Pelzel）。他是人类学教授，以研究日本工业化以后的社会变迁，闻名于时，六〇年代正式接任哈燕社社长。原来哈燕社成员都是研究中国、日本的教授们兼任的，除了一位管收发文件的秘书外，并无其他专业职员。裴教授在车上给我详细指示，怎样在生活上安顿下来？怎样在哈佛选听课程？怎样利用不同的图书馆？但他一再强调：我拥有完全的自由，无论是研究还是听课，全都自作主张，不用取得哈燕社的同意。”[1]
等我2017 年8 月携子抵达剑桥的哈佛大学，在卡佛街16 号入住之后，我就开始了一段学术与生活上的奇幻之旅，当时只道是寻常，如今回首已如梦。
哈佛燕京学社的常规工作人员只有寥寥数人，包括社长哈佛政治学教授裴宜理、副社长李若虹博士，行政人员弗朗西斯卡（Francesca ）、林赛（Lindsay ）、詹姆斯（James ）、苏珊（Susan ）等人，却极为高效地维持了这个学术机构的常规运作，包括面向整个亚洲的访学学者和学生之遴选工作、各种学术暑期班的召集、跨国学术会议的组织、哈佛燕京丛书的出版、哈佛燕京网站的运营、哈佛燕京的常规性学术报告会、访问学人的签证、医保和住宿等各种事宜，访问学人的各种考察、外出开会和观光、休闲活动等。这一切如此千头万绪，却在这些工作人员细密而专业的安排下井然有序。在此访学一年，我最深刻的体悟就是：这是一个真正的为学人的专业研究和学术交流提供高品质服务的机构，同时也是引领学术前沿创造学术新境的共同体。
哈佛燕京学社为每一个入选的学人提供了最优厚的研究经费和生活费用，它的选拔过程极为规范、严格，要经过相当多的程序，包括由跟哈佛燕京学社有合作框架的大学或研究机构进行初选提交名单，提交英文的学术简历和研究计划和三份相关领域专家的推荐信、对申请者进行筛选后选拔一部分优秀候选人进行为时半个小时的英文学术面试，往往是由一个哈佛教授和两位哈佛燕京学社校友共同进行，最后由哈佛燕京学社委员会根据上述评估进行讨论和投票决定，这套制度化运作的方式既体现了公平竞争，又促进了学术融合，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公器私用、选人唯亲的弊病。
哈佛燕京学社秉持“严进宽出”的原则，到了哈佛之后，学社对每一个学人唯一的硬性要求是用英文在哈佛做一场跟自我提交的研究计划高度相关的英文学术演讲，除此之外，并无其他要求，也没有规定每天必须到办公室打卡之类。每个访问学人都提供办公室，有公用的打印机、复印机和扫描仪等，也有各种可以加热食物的微波炉、咖啡机和烤箱等。访问学人的报告一般都是安排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一楼右侧的小会议室，哈佛燕京学社一般会安排由学人的合作导师来主持或评议，甚至会在大波士顿地区寻找最适合的评议学者，评议极为严格而并非酷评，是真正深入学人学术报告内部的评论和建议。这种学术聚会也提供各种免费午餐，大多数情况是西餐，偶尔也会有中餐、印度餐和各式点心、饮料，来者不拒，整个大波士顿地区的人都可以报名参加，不设门槛，都可以提问、评议和参与讨论。访美一年，我在这个会议室受益良多，会议室的墙上贴着晚清名家陈宝琛亲笔对联：“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
哈佛燕京学社的学人研究领域是多元的，包括史学、哲学、文学、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史、考古学、传播学、区域研究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在哈佛燕京学社合理安排下，会迅速形成融洽而互助的共同体文化，彼此不同的学科背景并不会形成学术上的鄙视链，反而能够促进学人积极扩充学术心量拓宽学术视野的文化自觉。这种跨越了专业藩篱而又同时紧扣学术本位的学术交流，恰恰能够最有效地实现哈佛燕京学社的设立初衷，真正助力于学人的成长。
在哈佛的那一年，有一次我的合作导师裴宜理教授在聚会中问我对哈佛感觉如何，我很坦率地说道，哈佛燕京学社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机构，真正地服务于中美学术文化交流的初衷，而对于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则略有一点失望，因为这个中心曾经也是我高山仰止的机构，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费正清、史华慈、列文森、孔飞力、麦克法夸尔、柯文、傅高义等人都是这个中心的研究员，但我访学的那一年，这个机构的活动大多是围绕中美关系、世界政治、国际关系等领域展开，真正与中国历史文化尤其思想史有关的讲座极少，可以说对于政治的过度关切已经有点伤害一个学术机构的真精神了。
除了访问学人每人一次极为隆重的学术报告，哈佛燕京学社还经常邀请跟我们的学术研究高度相关的学者和编辑来给我们做专题讲座，比如邀请了东亚系包弼德教授来讲哈佛的数字人文计划，历史系栗山久茂教授来讲学者如何制作PPT 和做学术报告（极为风趣幽默又有可操作性的参考价值），哈佛燕京学社旗下的《哈佛亚洲研究》期刊的编辑来讲如何给英文学术期刊投稿，久负盛名的桑德尔教授和杜赞奇教授、宋怡明教授新书出版时，都安排了新书的学术讨论会。裴宜理教授也给我们全体学员做了一个关于哈佛燕京学社历史的讲座，让我们对这个学术机构的前世今生有了更为切身的了解，尤其是对于司徒雷登、洪业、叶理绥、赖世和、韩南等中心人物筚路蓝缕推动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和发展有了极为强烈的共鸣。
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学术共同体都是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而且每一代主持其事的学者都会深深地认同这个传统，尊重让它得以良性运作的各种约定俗成的规则和框架，并想方设法地夯实其基础拓展其边界，这种共同体往往是自由多元而跨学科的，它不会坚壁清野自设门户，更不会党同伐异拉帮结派，也不会朝令夕改人亡政息。
我对于国内很多大学设立高等研究院往往其兴也忽焉、其衰也忽焉的现象深有感触，对比之下更是深深佩服于哈佛燕京学社的传统与生命力。一个良好而理性的制度永远比人更可靠，践踏了行之有效的制度也就毁灭学术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基础，这种制度往往具有自我更新、自我纠错的动力与能力，而不会僵硬地墨守成规。这一年，我是深切地感受到了基于平等和信任的学术文化，以及这种文化之中学者的高密度合作和具有创造性的学术生活。
哈佛燕京学社为学者的学术研究创造了最好的条件，以及最宽松的氛围，在这里没有考核和填表的压力，也没有人际关系的紧张。每个人都是鱼入大海猛虎归山那样自由自在，随时随地都可以碰见可以高谈阔论的学友，大多数人都是非常坦诚交流的，因为很多学人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学人，极为珍惜这一难得的自由空间和时间，都像海绵一样充分地汲取学术滋养。
哈佛燕京学社除了常规的学术资助之外，还资助访问学人到全美任何一个城市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或查档，还统一安排了2018 年3 月到华盛顿首都参加亚洲协会年会的活动。如果访问学人觉得有必要，尤其是在学术语言翻译和学术表达的口语训练方面，哈佛燕京学社可以资助聘请一名哈佛的学生来担任助研。我那一年就聘请了一个哈佛大学的学政治与哲学的本科生维罗尼卡（Veronica ）担任助手，帮助我翻译一篇英文论文，并协助我准备英文演讲。这个同学极为认真负责，学术的训练和基础很好，我在与她的交流中获益匪浅。国内学者最头疼的报销问题在这里也不成其为问题。每次出差只要保留相关收据提供给行政人员就会迅速处理，不需要到处盖章，也不会来核查票据的真伪。一切都基于彼此之间的信任，这样其实为学者的学术工作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同时也给学者营造了宽松的氛围。哈佛燕京学社积极鼓励访问学人与自己的合作导师乃至在哈佛和波士顿地区的领域相关学者积极对话和交流，因此而产生的聚餐、喝咖啡或喝茶费用等也可以由该社承担。由此可见，哈佛燕京学社是想方设法为学者提供最多元有效的学术支持，无论是在学术还是经济层面。
对于人文社科学者的研究和写作而言，图书馆是最为重要的存在之一，哈佛燕京图书馆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曾经访问此馆的学者写道，哈佛燕京图书馆是图书界的一座奇峰。该馆有汉文、日文、韩文、越南文、蒙古文和我国少数民族的藏文、满文，以及西方语文藏书160 多万册，其中，中文图书80 多万册，居全美第二，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其收藏的中文善本和珍稀书刊约有四千本、日文珍稀书刊三千多本、韩文珍稀书刊近两千本，数量超过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其他东亚图书馆。该馆收藏有2800 部地方志，有189 部善本地方志是国内图书馆没有的。
2017 年初秋，我们刚一抵达哈佛安顿下来，哈佛燕京学社就召集图书馆大部分工作人员与我们见面交流，由郑炯文馆长亲自给我们介绍图书馆的历史、藏书和各种服务研究者的功能等，还引领我们参观图书馆各个部分。访学期间，图书馆也多次与访学学人互动，等我们要结束访学之旅的时候，哈佛燕京图书馆又组织了一次正式的聚会，恳请我们对于该馆的服务提供各种建议，尤其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没有收藏而对于学术研究又有重要价值的图书，哈佛燕京图书馆会及时跟进和迅速购买，其行动之迅速、处理之周全让我佩服不已。我刚到哈佛时提议图书馆购买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 ）》（共计428 册，3 亿多字，价格高昂），因为其时正在进行的上海左翼文化研究需要这套资料，没想到他们费尽周折很快就购入上架了，真是急学者之所急，让我感动不已。
一个好的学术共同体除了严肃而充分的学术交流之外，学者私下的接触和互动也极为重要，而这些都需要创造一定的时空来为学者交流提供机会。哈佛燕京学社安排了相当多的各种层次的考察活动，让我们这些初访者了解并熟悉波士顿乃至美国。我记得最开始的一项考察活动是安排我们这些访问学人和家属乘坐水陆两栖车参观波士顿城区，重走自由之路，品尝当地美食。波士顿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历史文化名城，很多重要的事件比如倾茶事件等都发生在此地，所以对于我这样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尤其富有吸引力，可惜我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探究其历史的源流与脉动。
刚到波士顿没多久，社里就组织全体访问学者及其家属一同去瓦尔登湖参观。深秋的瓦尔登湖极为迷人，这是自然主义者的圣地，也是中国很多热爱梭罗其人其作的文艺分子的乌托邦。至今记得在瓦尔登湖与一些由陌生到渐渐熟悉的访问学人随意漫步、闲谈，聊彼此的学术经历和研究计划，也会交换对于哈佛和波士顿的观感，孩子们则有了玩伴，一同在湖边沙地上嬉戏。金秋的光穿过密林透射到湖面上，波光粼粼的湖面之下仿佛游荡者梭罗的幽灵，“每一片树叶都是一部史诗”，这一切如此让人着迷而又恋恋不舍。一个远离人群的哈佛人——梭罗，却又如此扎根到生活与自然的深处，这对于在各自原来的母国浮荡在虚假的学院生活的表层而不自知的我们，自然是一种触及灵魂的碰撞与警醒。对于何谓重要何为次要的取舍，或者说要学会对工作和生活做加法的同时也要学会做减法，这是近两百年前在此隐居的梭罗的人生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之一吧。遗憾的是，哈佛燕京学社2018 年初组织去1944 年签订《布雷顿森林协定》的布雷顿森林滑雪之旅因为家事而未能参加，据参加该项考察活动的学友讲述，这是一次印象极为深刻的深冬滑雪之旅，也是彼此精神交流的心灵之旅。
2018 年的春天，哈佛燕京学社组织我们去久闻大名的女子学院卫斯理学院参观，这是一所由当地精英杜兰特（Durant ）夫妇注册于1870 年的私立大学，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近郊卫斯理镇，只招收女生而不招收男生。从这座学院走出来的宋美龄、冰心、希拉里等都是鼎鼎有名的政治人物或作家。在卫斯理学院，我们在该校老师的引领下，参观了图书馆、人文社科楼等，也到了校园一座极为秀美的慰冰湖（湖名Lake Waban ，冰心据谐音译为“慰冰”）边观摩，远处是一对安详而自在的黑天鹅和几只小天鹅在水中游动，近处的树木婆娑，芳草匝地，往后看是一座座古堡一样的建筑掩映在静谧的古木参差之中。这样的学府跟哈佛那种完全开放游人如织的校园截然异趣，仿佛是远离人间喧嚣的象牙塔，王德威教授的高足宋明炜兄在这里任教，他研究现当代中国的科幻文学卓然成家，与他也接谈了许久。
哈佛燕京学社还组织我们去纽约参观中央公园和大都会艺术馆等，趁着这个机会我拜访了慕名已久的王鼎钧先生，也安排我们参加了亚洲协会年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会议，正是借这个难得的机会，我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杜迈可教授、丘慧芬教授夫妇一同打车去另一个州的郊区雷克顿拜会了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名家张灏先生。那个下午我们畅谈中国历史、文化与现实，给我的华盛顿之行留下了最深刻的记忆片段。这些可以说都是哈佛燕京学社为我们创造的学术机缘。到了各种节庆时刻，哈佛燕京学社都会安排形式多样又很有参与感的活动，这其实也是帮助访问学人及家人更深地理解西方文化，比如万圣节、感恩节和圣诞节等，除了聚餐等活动，还会安排一些文艺活动。在这种时刻，学人之间彼此心态很放松，可以随意聊天，相互的影响都是随风潜入润物无声的那一种。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活动我们往往还可以邀请一到两位朋友参加，所以等于成了跨越共同体的聚会了。
我印象较深的是社里组织在哈佛校园的吃大龙虾野餐活动，在春日的阳光中，三三两两的好友围坐一桌，品尝美味，倾情交谈，议论学术，人生至此复何求哉？！这不由得让我想起《论语》记载的动人场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所以，在哈佛燕京学社这一年，正因为组织了这么多具有内在价值而非国内常见的形式主义活动，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归属感和认同感，也就最大程度地淡化了天涯羁旅的乡愁和孤寂之感。波士顿是新英格兰地区的艺术与文化中心，古典音乐和交响乐团闻名遐迩。
多年前我一个同门好友成庆兄在此地的波士顿学院哲学系访学，几乎将所有经典的曲目都听了一遍。我对于古典音乐素无积累，只是按照哈佛燕京学社的组织去聆听过一次有大提琴家马友友参加的音乐会，大有不得其门而入的遗憾之感。不过，让我和其他访问学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圣诞节前后去观看的一年一次的芭蕾舞演出《胡桃夹子》，那真是极为空灵而轻盈的天鹅之舞。无论是舞台、动作还是人物，都有一种梦幻般的一气呵成的艺术之美，高妙的艺术真是能够凝固稍纵即逝的时间，将刹那的当下接通永恒世界的杰作。
2001 年曾经担任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人的业师许纪霖教授，在一篇讨论学术共同体的文章《回归学术共同体的内在价值尺度》中指出：
“一个常规的人文研究，除了必要的资料、数据收集与学术交流经费之外，其实并不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学者所真正需要的，倒是能够让其安身立命、自由做研究的一些基本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物质性的，也有精神性的。物质性的生活条件乃是让其能够不必因稻粱谋而影响研究，能够凭自己的教职收入，使他以及家人可以过虽不富裕却比较体面的生活。在精神性条件方面，最重要的乃是学术自由，学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或者对学术前沿的判断，自由地选择研究的课题、方向与方式。”[2]
无独有偶，去年逝世的毕业于西南联大的何兆武先生也曾经在口述自传中特别指出学术自由对于学术创造的根本作用：
“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3]
如今追忆在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一年的学术经历、公共交往和日常生活，我更深切地理解了许老师所说的自由的真意。对于人文学术的创新而言，富有活力的学术共同体、内在的价值尺度、多元的公共文化生活、学术自由的保障、学术传统的更新等都很重要，而哈佛燕京学社在这些方面都堪称亚洲人文社科学者共同的精神家园。钱穆在晚年回忆中曾经指出，抗战之前的北京人文学术交流频繁而创获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北京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扮演了极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的角色。他曾如此写道：
“要之，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出现。”[4]
那时候哈佛燕京学社虽系初生，但也在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的合作中展现生机，此后为哈佛乃至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做出重要贡献的洪业教授等都在这所教会大学任教。可以说，在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上，哈佛燕京学社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无论是1949 年之前的两校合作，20 世纪50 年代以后的资助港台学人访学项目，以及改革开放以后与中国大陆学界的重新联结，哈佛燕京学社将一流的学术经验、研究方法和国际视野源源不断地引入到中国的学术界，自然也从与中国学者的接触中增进了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了解。
在一个开放而多元的国际学术交流空间之中，这自然是一个对彼此都有益的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过程，哈佛燕京学社的历史与现实充分地印证了我一直强调的一个基本看法：文化比权力更有尊严，学术比政治更有生命。哈佛燕京学社学脉深厚，静水流深，惠泽士林，作为过客的自己也只能鼹鼠饮河不过满腹而已，可就是这些浮光掠影而又交浅言深的私人记忆和感悟，又何尝不是一种东鸣西应心有戚戚的精神共振和情感共鸣呢？！
2022 年1 月新冠疫情余波未歇之中于上海寓所
